(ZT)溫鐵軍：破解“奧巴馬—金正日難題”的常識性討論

回歸三農：

破解“奧巴馬—金正日難題”的常識性討論

作者：溫鐵軍　　

一、製度成本理論：“奧巴馬—金正日難題”
曹錦清20年前從黃河邊上回來寫書的時候曾給了我一個哲學啟發，他思考的問題是：我們身在何處，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向何處去……現在我們討論三農問題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當我們出現重大轉折或變化的時候，求助於洋、求助於城，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求助於野、求助於農，或許是一個國家獲得轉機的重要基礎。
延續他們的思路引發出來我的話題，可以歸納為“奧巴馬—金正日難題”。也就是說，無論是奧巴馬還是金正日，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意識形態怎樣對立，還是無論堅持怎樣的體製，實際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來”困境：很難對已經“搞上去”的經濟結構做出“改變”——因為他們都不可能支付當年“搞上去”的人留下來的巨大代價。
其實從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以後，人們在曹錦清的思考上就應該加一個簡單的科學哲學知識，就是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中所產生的收益不相應地對應著等值的成本。隻在一個由橫軸和縱軸構成的象限中做製度變遷收益，很可能是一條向上的曲線。但如果把橫軸再拉一條出來，形成一個三維空間的時候，一定會有一條向下的曲線，即對應著收益發生的製度成本。這才是一個立體感的真實世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用X軸、Y軸描述的平麵的世界。
如上所述，奧巴馬—金正日難題並非意識形態帶來的問題，亦非政治體製帶來的問題，而是因為任何經濟體隻要追求現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現代化成本”要對外或對下轉嫁。轉嫁出去的時候就是所謂的“誘致性變遷”，轉嫁不出去的時候就是所謂的“強製性變遷”。新製度經濟學雖然強調製度變遷獲取收益的過程，卻沒有認真討論過製度成本；我們提出創新這個理論，那該如何看待這個本來就是收益成本相對應的過程呢？
之所以從奧巴馬—金正日難題說起，是因為他們都不可能做出改變。那麽，他們都不可能改變的，到底什麽呢？
一是，奧巴馬不可能把美國目前這種被主流稱為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實質卻是過度泡沫化的金融資本經濟再改回製造業經濟。
奧巴馬的競選口號是“我們能夠改變we can make change”，但他這一個任期即將結束，沒有改變什麽；仍然延續著憑借軍事強權維護幣緣霸權的老路。同期，任何一個在遭遇危機的時候不得不改變的歐洲國家領導人卻因其“改變”誘發了長期掩蓋的現代化製度成本而紛紛下台。因為西方已經進入的現代金融資本經濟是泡沫化的，一旦脫嵌為一個異化於實體產業的獨立的資本力量，不管是什麽主義，什麽製度，什麽政府，什麽領袖，隻要是金融資本，追求流動性獲利的本質決定著其運作規律就是一樣的：愈追求流動性獲利，就會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動性增加的即時性的可分拆交易，這個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獲利的本質，勢必會改變其在原產業資本階段作為資金要素的獲利方式——在產業資本形態下由傳統的開礦、冶煉、鑄造、設備生產等，以及一係列“下遊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完成產業的獲利需要相當艱苦的努力；資金要素隻能在產業資本複雜構成和長期運作中分享產業收益，並因此促進產業形成平均收益率。此外，比產業資本還缺少流動性的是農業，從春種、夏鋤、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個生產過程，它有流動性嗎？沒有。因此，當資本主義進入到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曆史階段，或者說金融資本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能再改回去做產業階段的一個要素追求平均收益率嗎？不可能。
二是，金正日領導下的北朝鮮雖然遭遇饑荒，卻不可能把已經超前現代化的農業和過度城市化的人口結構改回去。
過去在前蘇聯領導的經互會體係的作用下，北朝鮮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資源低於南朝鮮的山地農業條件下，超前實現了機械化為主的農業現代化，由此曾經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提高，農村人口隨之走向城市、實現了超過70%的高度城市化。於是，北朝鮮先於中國早就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差不多兩代農民不再會使用鋤頭種地了。客觀地看，我們今天無論左右翼的學院派理論家和現代派政治家還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個美好夢想，北朝鮮比我們早二十年就實現了——1989年的時候，北朝鮮人均糧食曾達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比我們現在的人均糧食水平高；比我們80年代末期的收入水平也高得多。然而，超前現代化的一個不期而遇結果是：1991年蘇東解體，一夜之間，沒有人供應石油了，由於北朝鮮不是產油國，於是拖拉機就“趴窩”了。而占比僅30%的農業勞動力，卻早就不使用傳統的農業工具，隻會使用拖拉機！一旦被封鎖，沒有石油和拖拉機零部件就無法耕作，糧食大範圍減產，大規模的饑餓發生，據說有很多人因饑餓而死亡。請問：誰之罪？
這時或許有國人相勸，介紹中國的“大包幹”。但我在北朝鮮實地考察的結果是，不可能。因為中國的大包幹是80%的農民養活20%的城裏人，用杜潤生當年形象的話來說，我們是四個農人抬一個城人的“四抬大轎”，抬得起。而北朝鮮現在是三個農民要養活七個城裏人，而且靠手工勞動，可能嗎？金正日隻能動員城裏人下鄉去重新使用手工從事農作，鐵鍬挖、?頭刨、鐮刀割……於是就有了“逃北者”，實乃“逃農者”；因為城裏人既不會、也不願從事農業。北朝鮮曾經把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調整的改變嗎？不能。於是北朝鮮就在長期農業困境中難以自拔，這是政治體製的問題嗎？也許不是，而是超前農業現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製度成本抱不住，最終砸在自己的腳上。
這兩個案例告訴人們，正如奧巴馬不可能把美國GDP占比85%以上的金融資本現代化經濟改回現在占比僅12%的製造業，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經城市化的人改回去從事手工農作！因此，奧巴馬解決不了美國難題，金正日也解決不了北朝鮮難題。這兩個案例難道在哲學意義上不具有同質性嗎？
這個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識形態的實際問題，如果政治家和學問家都被意識形態控製了，就連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中國人應該多關注實際問題，不要陷入左右之爭。
據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曹錦清20年前在黃河農村考察中就認識到的問題，當我們各地的政府都在推進“三化統一”的時候——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的同時加快農業現代化，千萬別忘記已經有了很多失敗的案例。　　

二、基本常識分析：世紀之交的重大結構變化
我最近關注和討論的、在世紀之交發生變化的結構性問題有二。
首先是要看清楚，世紀之交中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重大變化？如上已反複強調，我們一旦朝著某個沒有U型調頭單行道上去跑，就很難有調整的餘地。
　　第一，是國家戰略目標的重大變化。
　　當農業現代化今天被各地政府作為一個目標、綱領去宣傳的時候，有誰清楚地知道農業現代化是什麽時候提出的？在什麽背景下提出的？提出時的具體政策內容是什麽？
　　如果沒有人搞清楚的話，那再問：有誰清楚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是什麽時候提出的？在什麽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具體內容是什麽？
　　如果還是沒有人能說清楚的話，那我進一步追問的是：1980年，在我們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的時候，不是昭告天下把四個現代化作為20世紀末要實現的偉大目標嗎？20世紀悄然過去十年有餘，四個現代化實現了嗎？
　　如果沒有，那麽，可曾有任何一個市場化的媒體報道或教條化的官方文件詳細討論過四個現代化沒有實現的經驗和教訓嗎？還是沒有。且不說有沒有人總結經驗教訓，我們新世紀之初的目標改變了嗎？我們有新的現實些的目標了嗎？
　　看來不可能得到回答。那我再問大家：今天那麽多的課題、重大項目，都研究了什麽呢？如果背景和內容都沒有認真討論，難道不是有很多研究屬於對偽問題的證明嗎？
　　執政黨十六大在2002年召開的時候，實際上明確了一個很重要的目標調整——全麵小康。新任領導對其做了一個解釋，說今後20年的大目標是全麵小康，我們要爭取到2020年實現全麵小康，這需要大家艱苦奮鬥；實現全麵小康以後，還要二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到本世紀中葉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當然，到那時以後，還要經過一兩代人的艱苦奮鬥，到本世紀末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
　　也就是說，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說中國的現代化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偉大目標，就這樣被推後了100年，推到了21世紀末。於是，坊間就有“我們都看不見了”的流行笑話……
　　如此看來，國家戰略目標已經在2002年就發生了變化——從四個現代化調整為全麵小康！接著，十七大還做出了更大的階段性調整——提出生態文明的曆史階段性判斷（這一說法也參考了　周立　教授對人類文明曆史階段的提煉，他認為人類進入文明以來經曆三個階段：從農業文明發展到工業文明，再發展到生態文明）。從十六大全麵小康到十七大生態文明，是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表現，是仍有生命力、不斷自我調整的表現。
　　回顧十六大的目標調整，就是我要說的所謂世紀之交的重大改變。具體如下：
　　其一，我們現在各地所追求的工業化是個過時的目標。因為早在上個世紀末的1998-1999年，就被經濟學家們明確指出中國已經遭遇到工業化中後期“生產過剩”的製約。當認識到生產過剩的時候，就應該認識到，我們遭遇的隻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般內生性矛盾——這實際上是高中學生都知道的政治課內容。如果我們連基本常識都不討論，繼續強調所謂的高速增長的工業化，難道不是明知故犯地增加過剩嗎？199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就給中央寫報告說，我們現在麵臨生產過剩。1999年，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也指出，我們現在麵臨的是“雙重過剩下的惡性循環”。然而，盡管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已經明確所受的製約是生產過剩，各地今天依然加快工業化，那是在“複製過剩”，或者說“以進一步的過剩來延緩當前的過剩”。帶來的客觀結果是，由於全麵出現生產過剩，客觀上沒有任何一種產品還具有需求大於供給的市場潛力，遂致企業生命周期大幅縮短。在企業平均生命周期低於3年的條件下（第一年投資建廠，第二年投入生產，第三年就遭遇破產），如果想讓企業擁有符合法律規範的信用行為，難度極大。別說我們生產過剩，回頭去看西方的生產過剩時期，有規範行為嗎？有信用社會嗎？在資本主義內生的生產過剩規律下要解決生產過剩矛盾是不可能的，靠什麽解決呢？靠破壞性手段——戰爭。　　

中國學者1998-1999年提出的問題，現在已經2011年了，為什麽各地還沒有改進呢？八個字：利益集團，慣性使然。如同西方最終隻能以戰爭來解決生產過剩一樣，我們在產業資本的慣性下也很難不犯錯誤。今天奢談社會信用環境，卻忽視社會信用環境的載體——企業，由於企業的生命周期在縮短，很難不搞破壞，何談構建信用。
　　第二，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產過剩之後，我們在世紀之交符合規律地完成了金融資本異化與產業資本的銀行市場化改革，從此，讓大型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服務、為三農服務等，說法對路，做起來實在很難。
　　當生產過剩成為一種趨勢，一個理智的金融投資家還會向過剩的領域投資嗎？為什麽銀行要追房地產？追投機炒作？那不過是在追流動性獲利呢！這無非是馬克思、列寧早已指出的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在作祟——金融資本勢必在生產過剩條件下異化於產業資本，覬覦土地的資本化增值收益，從產業經濟中的資金要素變為“異化於實體產業的金融資本”是質變，派生性的運作方式也隨之改為追求流動性獲利。這難道不在今天的中國普遍發生著嗎？
　　這種規律既然發生著作用，那，到底什麽是構建金融資本信用的本源呢？是黃金儲備嗎？是另外一種國際貨幣作為本幣發行的儲備嗎？是商品生產嗎？都不是。再往深處看，金融資本異化於實體經濟則處於寄生狀態，且因寄生而趨向於腐朽和垂死狀態。
　　如果不以貴金屬儲備或商品為其寄生特質之依據，那麽金融資本形成信用的依據到底是什麽？或者，是誰賦予它價值？當然是政治強權。因而，隻要人類主流社會走向金融資本主導競爭，越占有金融資本收益的經濟體就越會加強政治強權並且走向法西斯化——此乃當今世界主流運作之基本規律。
　　據此看，貨幣銀行學得改寫，經濟學教科書也失靈。當金融資本日益追求流動性獲利並且跟高投機、高風險經濟，比如房地產經濟、股市經濟、債務經濟高度結合的時候，其結果一定是越在資本過度集中的地方，風險也就越集中。風險集中則意味著危機爆發，隻不過是早爆發還是晚爆發的問題。金融資本主義危機在金融資本追求流動性獲利條件下積累的風險不僅是一定會爆發的，並且，一定會是集中爆發在以金融業為中心的大城市！這仍然還隻是人類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一般常識。
　　例如，今天大家都覺得美國很厲害，不僅因為美國金融經濟最繁榮，全世界一半的衍生品交易都在美國，而且使得美國隻能注重金融經濟與軍事強權結盟——全世界一半的軍費開支也在美國——這兩個一半看似兩回事，實則高度相關，隻有軍事政治強權，才可以向金融資本賦權形成信用。因此，世界各國都知道美元信用泛濫製造全球通脹，知道美元幣值嚴重的高估，但是誰敢不儲備美元？美元仍是世界貨幣體係中最大硬通貨和最好的避險貨幣。為什麽？並不因為它值錢，而是越過度泡沫化，就必須有最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強權才能支撐得住。這些客觀事實也在告誡某種主流話語，不要把政治強權派生出的泡沫化的貨幣信用再派生出來的意識形態泡沫拿來當寶貝——這是今天中國很多無聊小知的毛病。
　　……加入全球化的我國的經濟，今後發展也勢必要增發貨幣、推進本國資源資本化；同期，則當然也是中央政府得以運用集中加強的政治權利賦權於信用體係的金融擴張。如果比較近20年來M2和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會發現，兩條曲線的差距越來越大。但是，既然加入資本全球化，不按此規律出牌，似乎也沒有好辦法。
　　有誰沒有按此規律出牌呢？蘇東，結果是垮塌了。
　　蘇東長期停留在實體經濟時代，不是自覺，而是利益——因為主導國是蘇聯，可以憑“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換貨貿易體係直接占有產業資本階段以實物經濟為主的“區域一體化”整合的最大收益——比如它可以拿100輛莫斯科人牌的小轎車，換一部分烏克蘭的小麥，再換一部分保加利亞的蔬菜，貨物交換計價標準是國際市場的1/3。其中，因價格剪刀差最大而使得獲益最大的是蘇聯。因此，蘇聯就沒有動力去開啟貨幣化進程，也因此蘇東體係停滯在實體經濟為主的產業資本階段。盡管它的物質產品生產總量世界最大，但是如果按GDP計算就不是世界第一，甚至遠遠小於西方。
　　1980年代，西方向世界大規模轉移產業並隨之進入金融化經濟時代，把原來的GNP和工農業產值測算體係改為GDP測算。GDP對於金融化的經濟體或許是個“好東西”，但它對於停留在實體經濟的經濟體未必是個“好東西”。與西方一比GDP數字，蘇東明顯落後了，於是有了體製落後說，製度落後說，思想落後說，甚至人種落後說，隨之是意識形態被俘虜了。我們注意到蘇東改革叫政治優先，被其根據西方意識形態抽下來的底，正是內在具有寄生性的金融貨幣體係所唯一能夠依存的政治強權。
　　1991年蘇東解體，我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很多美國人都相信“中國崩潰論”，說下一個解體的就是中國。我不信邪，就邁開雙腳自費考察了7個蘇東國家，用了一個多月到處做調查。當時的最直接刺激是拿100美元到蘇東國家兌換當地貨幣，立刻變成“百萬富翁”！
　　我國那時還處在1毛錢打個電話、5分錢買個冰棍的“毛票時代”。而在蘇東國家，原來甚至是“分幣時代”，比如5個戈比打個電話、8個戈比買個麵包。因為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政權解體的同時發生了依存於政權的貨幣體係全麵坍塌，於是用貨幣作為符號來標識的全部國民財富在一夜之間可能歸零。前蘇聯在推行激進政治改革之前，一個盧布能換2.38美元，而在那種改革之後，一個美元換4800盧布。那些激進改革家、經濟家和政治家們也許賺了，但卻並不承擔他們造成的製度變遷成本，而是轉嫁給大多數民眾——老百姓滿腔憤怒，因為他們全家勞動了一輩子也不外乎積累幾萬盧布存款，在激進改革之前意味著有十幾萬美元的財富，一旦劇變發生貨幣坍塌意味著他們的幾萬盧布變成了幾個美元，換言之，原來價值十萬美元的財富符號縮水為幾美元。
　　1992年我回國後寫過關於蘇東解體的調查報告。就在這一年，處於西方製裁下的中國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經濟貨幣化”起步。
　　此前中國也是靠計劃分配、票證供應，屬於“非貨幣經濟”。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過了市場經濟新體製，中國實際上因財政嚴重虧損而徹底放棄票證分配，由此走向了加快貨幣化的新階段，那以後貨幣增發速度陡然向上。這樣，中國就發生了不同於蘇東的性質變化。
　　所以，今天我們講中國也曆史性地發生了金融資本異化於產業資本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當年西方人在蘇東解體之後曾經奔走相告的是中國崩潰論！如果中國滯留在產業經濟階段、沒有演變為貨幣化經濟，以GDP來核算的經濟總量就難以短期大規模擴張，恐怕也很難抵擋西方的意識形態壓力和政治滲透，很難逃脫蘇東金融垮塌的命運。
　　但另一方麵，在中國就從此進入了貨幣化和資本化——就在1992年增發貨幣的同時，政府同步放開了三大高風險市場來吸納增發貨幣：其一股票，其二房地產，其三期貨。這三大市場都屬於高風險、高投機的、促使金融在大城市積聚的資本市場，今天當我們來計算GDP的時候會發現，城鄉差別拉大是由於有相當部分的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其實來自金融資本集中投入的高風險市場。緊接著，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一般矛盾——產業資本階段內生性的生產過剩，而就在同期，中國接續貨幣化啟動的，是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製……
　　正常人都會了解到，城市化的實質是資本的積聚和人口的集中。不過，很少人會進一步認識到，當人為地加快城市化帶動資本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的時候，就意味著風險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而更少人知道，當風險過快集中導致城市危機集中爆發的時候，什麽是能讓危機軟著陸的載體？
　　近年來我的研究指出，危機在中國今天仍有軟著陸的可能，因為中國還有龐大的鄉村社會，還有三農。如果沒有了，我們也像奧巴馬治理下的美國，農場主人口隻剩2%；或者像金正日治理下的北朝鮮，農民人口剩下30%，當危機發生，就連想辦法的餘地都沒有。
　　所以說，不是簡單地加快城市化、加快工業化，同時推進以機械化、化學化為主的農業現代化，我們就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中贏了。如果某日在某大國巧實力運作下中斷了能源供給通道，在我們現代化大城市連供暖、做飯、都完全靠石油、天然氣和電力的背景下，國民如何應對？幾乎沒有危機儲備，也就不可能有危機預案——現在這種國家安全戰略基本缺失的背景下即使那些大城市有預案，也都是在能源和原材料基本保證供應之下的預案；一旦能源中斷了，個別城市的危機預案能起什麽作用？
　　因此，在當前外部環境特別是地緣政治越來越複雜、甚至不斷尖銳摩擦的情況下，我國唯一可做的就是讓步。什麽叫“知恥而後勇”！不知恥何以言勇！今人不要怪曆朝曆代采取讓步政策、綏靖政策，甚至俯首稱臣的故事。即使在漢唐盛世，不也得借和親的機會大筆地贈送綾羅綢緞、美人美酒，而不是靠打仗；偶爾打一次仗，就可能遭致國運衰竭。現在盡管擁有了體量很大的工業，但結構是病弱的、產品是過剩的——按照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以製造更大過剩延續病態運作的工業體係，沒什麽可驕傲。
　　綜上所述，世紀之交中國出現的第一個重大變化是生產過剩——產業擴張遇到了資本主義的一般內生性矛盾；第二個是金融資本異化——順應這種內生性矛盾的、與貨幣化加快隨之而來的規律性結果。而一旦進入金融資本異化於產業經濟的新階段，就一定會遵循金融資本時代的遊戲規則——強化金融資本背後的政治強權。
　　這時候，順遂納入全球化的中國所遭遇的內外矛盾更尷尬：不按當代西方金融資本主義規律出牌不行，如果按此規律出牌、加入金融化及其依存的政治強權競爭，對手可能會在借助意識形態的遊戲過程中摧垮或弱化我們支撐自己貨幣體係的政治強權。而一旦政治強權垮了，蘇東的命運也難以逃脫。蘇東貨幣體係坍塌，累積下來的龐大的實質資產就被西方的貨幣體係來占有貨幣化收益，這也是蘇東解體以後，西方經濟去實體化和金融資本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當代已經完成“自我政治矮化”的各個主流利益集團，如何把握向西方現代化慘痛教訓學習的機會，如何規避加入全球金融化競爭新階段的軟實力衝突，顯然是個重大挑戰。　　

三、社會性質分析：從小資向中資的社會結構演化
　　中國在世紀之交第二個重大變化，是發生了社會結構的、或者說階級結構的變化。
　　通過第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毛澤東說我們建立的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是的，我們其實是恢複了曆朝曆代重新建立統治而必須完成的農民動員——耕者有其田，或者均田免賦。如此，一個朝代如果沒有外患侵襲的話，一般會穩定200年。
　　新中國建立之初是“均田不免賦”；占比88%的新中國農民切斷了和城市現代化資本的關係。一旦恢複小農經濟，民兵鎮住地痞流氓；農民不會“尋釁滋事”。也因此，中國走出了民國長達12年的大通脹危機——私人資本崛起之際遭遇1929~1933年西方大危機、1936年被迫放棄銀本位和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的多重打擊，摧垮了民國經濟，連帶摧垮了政府財政金融，到1948年金圓券試驗失敗政府連軍餉都沒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份報告說，他們垮的速度太快，我們連追都追不上！一邊是老百姓推小車送煎餅，另一邊是政府財政發軍餉，結果是拿現代財政金融來維持現代軍隊輸了，傳統贏了。換言之，建國之初中國徹底地傳統化了，由於恢複了占比88%的農民人口幾千年的傳統小農經濟，與城市現代化沒有關係了，困擾民國十多年的高通脹危機隨之緩解了。
　　以此對比1980年的農村改革，我們到底做了什麽？實際上也不過是恢複了傳統小農經濟。同樣，也是因為城市經濟在70年代初期搞43億美元的設備引進、70年代後期則是引進82億美元的“洋躍進”——短期的資本集中帶來了過高債務集中的風險，遂使危機爆發。然後，讓農民回歸小農經濟，利用小農村社內部化機製，危機就緩解了。
　　曆經多次危機而不倒的中國經驗的核心，就是二元結構體製下的農村，還有內部化處理外部性代價的機製。1950年化解民國遺留的高通脹危機靠的是恢複小農經濟，1980年中國又因連續過多引進外資造成危機的對應解決，靠的還是恢複小農經濟。
　　如果我們願意進一步思考，不妨套用西方的意識形態來看1950年土改之後88%的農民都有一塊土地，那麽他們的階級屬性是什麽？當然應該是“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小農（簡稱“小資”）。1949~1950年，我們公布的工業人口占總人口的不到5%，這指的是在工廠上班的工人連同其家屬，亦即，95%的人口本質上都屬於小資。因此，新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小資或者說小農國家，我們隻不過實現了曆朝曆代農民階級的基本訴求——耕者有其田而已。
　　當前，隻要政府不過於激進到全麵推進土地私有化，不過分地聽任外部資本下鄉剝奪農民土地，就還有可能保持社會穩定。
　　中國政治家得知道，小農村社製就是中國穩定之基。在現在的國情矛盾和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背景下，想靠城市發展工業，或靠政府強化金融資本來維持內外穩定，那起碼是新生代不懂中國經驗或者缺乏常識的表現。
　　本世紀之初社會結構變化的最新情況是，中國已經有3個多億中等收入群體，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國家。作為社會最大基礎的小資們還在，隻是在其上增加了一個中資。
　　我們原來的社會結構體係是小資為主體，這個底盤很大，上麵有一個很小的國家壟斷資本。這些年的改革發展，不外乎是構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金字塔結構。最下麵仍然是小資，占人口的70%左右——農民家裏有塊地就仍是小資，因為跟世界比，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的30%以上。如果農民都有土地，農民就一定是世界上最穩定的社會基礎。這個國家長期以來有那麽嚴重的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剝奪過程，但仍然能夠維持基本穩定，就是因為有一個龐大的底座，即農民小有產者階級。
　　中國今天社會之諸多政治變化，實際上乃是新產生的占3億多人口的中產階級向大的壟斷資本要權，是個要麽分權、要麽奪權的鬥爭過程。為此，我反複跟農民朋友們講，如果你不是中產階級，就別跟著摻和，因為中產階級分權與農民小資的利益關係並不直接。農民小資的經濟利益訴求高度分散，不可能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誌，基本上不會演變成一個自覺階級。這一點，在我們做鄉村建設實踐的時候，前輩學者已經研究得很清楚了，我們在當代實踐中的發現也是如此。鄉建之所以是一種曆史性的改良，不外乎是讓農民小資多一點談判能力而已；並沒有誰打算把農民整合起來開展西方特色的階級鬥爭。
　　那麽，中資可不可以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誌和階級訴求呢？以當代西方中資政治運動的經驗過程來看，同樣沒有！中資也不可能是一個自覺階級，跟小資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在西方，中資利益訴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才有綠色主義內涵的政治多樣化趨勢在歐洲的泛濫。而為什麽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為主導呢？因為美國是大資政治。歐洲卻普遍是中資，歐洲的中產階級人口占比70%以上，卻沒有提出統一的、具有階級自覺的訴求。今天歐洲政治之失效，也在於中產階級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門、過於分散。而差不多算是唯一可以被他們共同提出的訴求就是“少幹活、多休息”，即福利訴求的泛政治化表達，於是就有了經濟去實體化和債務高企，這就是今天歐洲政治的現狀。
　　那麽誰在引領世界呢？就是具有單極霸權地位的美國。
　　美國引領西方的條件是，美國是世界大金融資本最集中的地方，具有大資本作為壟斷集團維護霸權利益的壟斷資本階級自覺——牢牢把握住對單極化霸權的控製，以此來派生對美元信用體係的政治支撐。於是，美元盡管泡沫化泛濫成災，但是仍然是世界第一強勢貨幣。其對中國的挑戰是，美國不允許在其金融霸權之外另外構建一個靠中國人自身的所謂政治強權發行自己貨幣的自我金融化體係存在。因為，一旦中國可以另辟蹊徑並且帶動周邊加入人民幣的幣緣政治，其他國家也會效仿，美國集權化控製全球金融體係的霸權就失效了。
　　我以為，今天真正有實際意義的反霸權，應主要倚重像中國這樣的擁有龐大的實體經濟的超大型大陸國家，並且在不斷利用自身幅員遼闊的條件擴大實體經濟總量。而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是保住小農作為小資群體的地位，或者說保護小農土地不被外部資本搶占。清末以來就有人調侃知識分子的爭權為什麽不去和小農結合？因為那些洋八股實在結合不起來！百年來，隻有在中國特色的鄉村建設上雙方曾經有過比較有效的結合。
　　總之，中國社會今天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乃是一個新的社會金字塔的形成。
　　概而言之，我這些年之不甘於學者生活、不在乎學術地位，卻在第三世界到處下鄉調研，就是怕我們在這個特殊的節骨眼上，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我希望大家做的，也就是深入鄉村，跟小資成分的小農坐下來交流，盡可能幫他們形成足以與外部主體對等談判的農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