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是對的，錯的是政治改革沒跟上趟

經濟改革是對的，錯的是政治改革沒跟上趟
--大宗師

一個來自國內原先比較保守的省市的朋友告訴我，他昨天給國內原單位的同事打電話，談到原來單位同事們的人事情況，那個同事講現在幹部升遷，處長的職位沒給上麵送二十萬，上麵考慮都不考慮，現在是明碼實價，完全公開，二十萬不算多，一年不到就全都撈回來了。又問那誰升了處長呢？全是不怎麽地的人物，小人、壞人擅長溜須拍馬，敢送錢、送東西、送女孩子，就有機會；有本事的人、好人不喜歡搞這些東西，就連機會都沒有。還有除了送禮這潛規則外，幹部選拔的明規則是隻考慮體製內的人，體製外的優秀人才連送禮的機會都沒有，這使我想起以前大學裏曾和我一起上過課的準備向團中央等機構輸送的專門培養的所謂學生黨員幹部們，再看看今天台上的各級大小官員們，素質、水平果然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啊。連原先保守的地區都明目張膽公開的買官賣官了，太可怕了，這是曆史上各朝代末期才有的現象啊！難怪黨頭們頻頻呼籲再不改變就要亡黨亡國了！有水平能幹大事愛貪點小便宜其實倒也在所難免，“水至清則無魚”嗎，隻是有機會貪的人都是水平低的人，壞人、小人，而且貪的也太過分了！

有人抱怨說這些亂象都是改革開放造成的，應該回到過去，我說“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太”們該向前看看了。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可以商榷，但經濟改革的決定是正確的，毛主席在也要搞經濟改革、對外開放，問題不在於改革本身，而在於改革不配套，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以前或許感覺不那麽明顯，現在卡在瓶頸口，哪兒哪兒都不順了。老鄧當年搞改革開放時，需要老軍頭們和整個官僚階層的支持，當時提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觸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可能什麽也搞不成，於是乎，他就策略性的有意放緩政治改革，讓經濟改革先行。但政治改革是繞不過去的，新的生產力形式必須有新的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否則落後、病態的生產關係就會製約生產力的發展，就如同國內現在這個狀況一樣。改革前，老軍頭們和整個官僚階層有權力，但沒有什麽經濟利益；改革後，老鄧沒有啟動政治改革，老軍頭們和整個官僚階層的權力沒有受到影響，老軍頭的孩子們和官僚們就逐漸將他們掌握的權力轉化成為他們的經濟利益和資本，形成了官僚資本，形成了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能量巨大，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呼風喚雨，對國家各項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任何對其不利的政策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執行，甚至都不可能出台，他們逐漸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使社會發展、現代化的成本大幅度升高。

政治改革是必須要搞的，隻是在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從哪裏入手的問題。老鄧覺得時機不到，江總覺得還沒到火候，胡總也猶豫，我也不知道什麽時候好，但我知道，形勢強於人，人算不如天算，還是要有準備的好，密切注意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和矛盾主次力量對比瞬間的變化。利益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是可以分化利用的；利益集團力量再大，也還是體製內的力量，他們還是受體製內的遊戲規則製約，他們是不可能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的，體製內還是有體製內的手段可以使用。入手之處則是要害的關鍵—官本位和幹部選拔製度，什麽時候官不那麽值錢了，什麽時候官不那麽容易做了，什麽時候什麽人都能做官了，什麽時候不需要那麽多官了，官僚階層就沒那麽大魔力了，利益集團也就沒那麽大能量了。方式則是大量選拔任用體製外人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引入競爭機製、監督體製、責任體製，往現有官僚體製裏大量摻沙子，將之充分稀釋，把水攪渾，讓人們看到各種人才的官員，讓人們選擇什麽樣的人才是他們需要的官員。人們注意到胡溫的說法常常會變，這是因為他們不是專家，他們要聽取他們手下的意見，可這些體製內官僚，近親繁殖，水平、素質越來越差，所以他們的意見經常不對路，時不常就得改，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如果胡溫能從體製外大量任用、選拔人才，那結果可就大不一樣，就會出現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我以前講共黨煉的是大乘武功，底子厚，貪汙搞女人之類的腐化問題雖傷筋動骨，但共黨能挺過去，有足夠的力量和時間將這個問題逐漸消化掉，怎麽也有兩百年天下。但現在看到如此普遍、囂張的買官賣官現象，一個破處長都居然要至少花二十萬來買，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這個官做肯定要加倍撈回來，那社會發展得增加多少成本那，就不知道老天還能否給胡溫足夠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了，恐怕時間、形勢都不等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