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政治經濟學

成本政治經濟學
--大宗師

我以前提過一個“社會統計學”的概念，現在鬥膽再提一個新概念叫做“成本政治經濟學（Cost Political Economy）”，這是一個研究、測算一個政治製度、體係內社會活動、運行宏觀和微觀的成本的學問，由此成本，可以衡量一個政治製度、體係的效率、發達程度、文明水平，並可以發現現行製度、體係內可能存在的問題。

顯而易見，一個政治製度、體係內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是由這個體係的製度、規則決定的，受這個政治製度、體係的財富總量和財富分配製約，反應出這個體係的製度、規則的效率、發達程度和文明水平。如果一個政治製度、體係內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高，則這個政治製度、體係的財富總量和成員財富分配也一定也要高才行，否則這個政治製度、體係的財富總量和財富分配就無法支撐這個社會活動、運行的高成本。當這個情況出現時，要麽改變製度、規則以降低這個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要麽改變財富分配使絕大部分成員能夠負擔起這個成本，其前提是財富總量充分。文明發展、社會進步就意味著不斷提高滿足全社會成員各種物質和精神的需要，其需要的範疇和滿足程度是隨著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斷擴大和提高的。奴隸社會時，作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奴隸，能活下來就不錯了，其他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隻有奴隸主才有資格談，其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極低。現代化社會裏，作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中產階級，就遠不是僅僅生存的問題了，還要生活得舒適，越來越舒適，而且還要有尊嚴，越來越有更多的尊嚴。這舒適和尊嚴都不是免費的，都是要付成本的，有的成本還相當高，自然的，現代化社會的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就要遠遠高於奴隸社會的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社會財富大幅度增加了，社會成員自然就會要求改變現有製度、規則，增加社會財富的分享，就會自然的要求過得更舒適，更有尊嚴，這就是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發展，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的提高本身就反應了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但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和這個政治製度、體係的財富總量，和其成員財富分配量的比例一定要合理，要能保證這個社會能夠持續、健康的發展，如果這個比例使得這個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難以為繼，那麽其製度、規則就需要改變以將這個比例調整到合理的範圍內來。

西方發達國家占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享有相當舒適的生活，有相當高的尊嚴，居住在清新、潔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住大房子，開豪華車，吃全世界各地的衛生的食品，喝全世界各地的健康的飲料，有良好的高標準、高規範、高規格的教育、醫療、社保、體育和公共設施；當與任何個人、團體甚至政府機構發生利益糾紛時，都可以打官司，官司一打就是好幾年，贏了就得到百萬記的賠償；即使殘疾人甚至罪犯都一樣活得有尊嚴，到處都有專門為殘疾人設計的設施，監獄如同賓館，沒有死刑，即使有也要十幾年、二十幾年才被實施“安樂死”，死之前都得由國家養著，而且還得活得夠標準，這成本可不低啊！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新生的共和國剛剛從反侵略戰爭和內戰的廢墟中站立起來，百廢待興，可是當時國家沒有錢，但建立工業化體係需要大筆的投資，於是乎當時的製度和規則就是在保障基本生活並且使新社會有足夠吸引力的前提下，盡量壓低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當時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城市居民三代同堂住一小間單位分配的房子，采取低物價、低工資，生活物資十分有限還要憑票供應；提供免費的有限的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義務教育，在廣大農村推廣實惠廉價的赤腳醫生製度；在全社會範圍內實行扁平式的社會管理模式，民事糾紛交由單位處理，刑事案件則從重從快處理，罪犯沒有任何人權。這種製度和規則到改革開放時，國家已經集聚了相當的財富，當時改革開放的目的之一就是改變製度和規則，尤其是財富分配，使一部分國家財富流向個人，以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水平，這自然就提高了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反應了社會的進步。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家財富有了更進一步的積累，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我們就要研究一下這高額的社會活動、運行成本，和現在的財富總量，和社會成員財富分配量的比例是否合理，能否保證我們社會持續、健康的發展。讓我們來看看這高額的社會活動、運行成本的組成：一般社會成員現在既要負擔高昂的房價、醫療、教育、養老保險，尤其是還要負擔高昂的“腐化”成本，比如行賄、送禮等。一個來自國內原先比較保守的省市的朋友告訴我，他昨天給國內原單位的同事打電話，談到原來單位同事們的人事情況，那個同事講現在幹部升遷，處長的職位沒給上麵送二十萬，上麵考慮都不考慮，現在是明碼實價，完全公開，二十萬不算多，一年不到就全都撈回來了。處長是個最小的破官，按國內官本位的說法，地方的縣長和軍隊的團長和國家企事業單位的局長相當，一個局長、縣長手下平均怎麽也有10個處長，一個廳長、市長手下平均怎麽也有10個局長，一個部長、省長手下平均怎麽也有10個廳長。全國有差不多2000個縣，1000個市，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28個部委，再加上幾百萬軍隊、武警內的三三製的軍官係統，保守的估計怎麽也得有30萬個處長，3萬個局長，3千個廳長，省長級就不止3百了，一千都有。處長要二十萬，局長怎麽也要50萬，廳長沒一百萬沒門兒，省長就得幾百萬了吧，這樣的話，要做這些官怎麽也要800億。這些人一旦作了官，這麽大的投資一定要加倍撈回來呀，最終幾千億的成本就要由老百姓來攤了，這僅僅是社會成員負擔的“腐化”成本的一部分。以目前的財富分配結構，不到20%的人群掌握著差不多80%的社會財富，大多數人負擔這些成本非常吃力，他們付出的成本並沒有得到相應的舒適和尊嚴的滿足程度，也就是說這種高成本，沒有體現出社會的進步，沒有反應出社會應該有的效率，而且長此以往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將難以為繼。如此說來這高額的社會活動、運行成本，和現在的財富總量，和社會成員財富分配量的比例就不太合理，那麽現行的製度、規則就需要改變以將這個比例調整到合理的範圍內來。怎麽調整？前麵講過：要麽改變製度、規則以降低這個社會活動、運行的成本，要麽改變財富分配使絕大部分成員能夠負擔起這個成本，當然還有就是雙管齊下，每個方法都使用一些，meet at mid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