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2006年尚好，明年糟糕?

“2006年對中美經貿關係而言是艱難的一年，但是並沒有之前人們預測的那樣糟糕，我個人認為中美經貿關係今年惡化了一些。”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副教授李·布蘭斯提特（Lee Branstetter）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專訪時做了這樣的總結，“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如舒默（Charles Schumer，民主黨紐約州參議員），曾揚言要在貿易和匯率問題上給中國些顏色，通過某些懲罰性法案，但實際上這些在2006年並沒有發生。相較於上一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還沒有達到那麽嚴重的程度。說到底，美國民眾現在最關心的並不是中國人是否搶走了他們的工作，而是怎麽也打不完的伊拉克戰爭。”

延續著2005年的三大經貿摩擦：貿易逆差、人民幣升值和知識產權，中美經貿在2006年一直是踮起腳尖、懸著心地走鋼絲繩。直到華盛頓要迎來一個新的聖誕節，人們才猛然發現，這看似艱難的一年竟然頗為平靜地走下來了。更讓人欣慰的是，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即將於12月14～16日趕赴北京開啟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按美國經貿專家們所說，華盛頓對此行的冀望將暖化兩國經貿矛盾逐漸壘起的堅冰，看來中美經貿關係者可以安然聆聽新年的鍾聲了。

《華盛頓觀察》周刊走訪的美國專家卻認為，2007年的中美經貿關係將危機四伏。美國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國際商業外交教授馬克·布徹（Marc L. Busch）明確指出：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控製美國國會，對中美經貿關係而言不是什麽好消息。

“即將在2007年1月1日上任的眾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一定會率領民主黨議員，拿著放大鏡仔細查找中國在貿易、人民幣匯率等各種問題上的茬兒。在可以想見的一年中，美國很有可能會用更多的懲罰性經貿手段來對付中國，對兩國的經貿合作施加更大的壓力，”布徹對《華盛頓觀察》周刊預測道。

政治依存對經貿是幫也是傷

截至2005年底，中美貿易逆差已經突破了兩千億美元大關，曾一度成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6年春天訪美之旅的難題。為了清障，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先行抵美，送上162億美元的巨額訂單，才暫時平息了美國內部的不滿聲浪。自此之後，中美貿易逆差不但沒有回降，反而一路攀升到2800億美元。同時，從2005年7月人民幣開始浮動到現在，升幅僅為5%，惹得美國政經兩界抱怨連連。

“在這樣的形勢下，2006年中美經貿關係發展比我們在半年前－－2006年6月時的預測來得安靜。到底是什麽因素讓潛伏的經貿摩擦能安靜地滑過2006的聖誕節？有兩個原因：華盛頓仍然冀望財政部長鮑爾森即將赴華進行的經貿戰略對話能取得成果，另外，白宮需要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蓋瑞·豪夫鮑爾 (Gary Hufbauer) 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一直受困於中東事務的布什政府在2006年實在是騰不出手來應對朝鮮。六方會談被擱置之後，朝鮮先後於7月、10月進行了導彈試射和地下核試驗，美國卻隻能在大洋彼岸連聲譴責，實際的製裁選擇十分有限。如此語境下，身處東亞的中國便是布什總統想要依靠的對象。然而，在布蘭斯提特看來，一年下來，白宮對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表現頗有微詞。

布蘭斯提特認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布什政府由於在國際政治議題上對中國的需要，一直努力壓製住國會對中美經貿逆差的怒火。然而，朝鮮非但沒有回到談判桌前，反而進行了核試驗，華盛頓於是埋怨中國沒有盡全力阻止朝鮮。“布什頗有些失望：中國既沒有在貿易問題、也沒有在朝鮮問題上做出令他滿意的妥協。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麽有幫助”。

“我猜布什政府內部正在進行對中國的戰略重估（recaculation）。如果這樣的程序造成未來美國在匯率問題上進一步向中國施壓，我不會感到奇怪，”布蘭斯提特說。

當豪夫鮑爾和布蘭斯提特將“平靜的2006”歸功於中美的政治依存時，布徹則認為政治考慮不會讓美國降低對中國經貿問題的批評音調。

“美國和歐盟在很多重要的政治議題中都是緊密的盟友，但是這並不妨礙二者在貿易不平衡中爭得麵紅耳赤。中美關係也是這樣。美國在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甚至WTO自由貿易等談判中，都對中國有不同層麵的需要和希望，但是當白宮和國會在處理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時，並不會因為這些政治顧慮而手軟，”布徹說。

布徹認為，在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中，政治外交關係的確會與經貿關係相互影響、滲透。對各國的決策者而言，這是一筆複雜的利益計算。你可能會因為某一筆利益而不得不權衡其它方麵的得失。但是從根本上講，政治關係中的相互依存並不會影響兩個國家的經貿關係發展。

美國希望中國成為貿易自由化的領頭羊

“2006年，中美經貿之所以能平安度過，是因為中國不是美國對外經貿爭端的風暴眼，”布徹說到。他認為2006對於中美經貿關係而言，不算是好年景，也不算是災年。應該說，與中國的關係是正在調整發展的美國對外經貿關係的一部分。很多相關的經貿問題都在發展當中。WTO的多哈會談觸礁，但是美國和世界各國還在做最後的努力。同時，美國在忙於討論是否給予越南永久性最惠國待遇（PNTR），處理與哥倫比亞等國的貿易問題，一切都在發展中，中國並不是美國麵對的主要矛盾。

2006年7月，由於世貿組織6個主要成員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未能就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問題達成協議，持續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宣告中止。但是美國仍抱有希望，並提議以APEC自由貿易區為契機，推動個別國家在多哈談判中讓步。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火車頭，自然成了美國看中的自由貿易領跑者。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希望看到中國擔當起更加有建設性的領導作用，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向國際貿易自由化，鼓勵它們在世界經貿圈中發揮更加積極的角色。”布徹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中國應該在自由化貿易中提出更有建設意義的方案；積極參與區域貿易協議。就像在APEC剛剛開過的峰會中，雖然亞太國家對布什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並沒有完全認同，卻表現出願意更加積極出力，挽救多哈會談的願望。另外，中國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更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中。”

如果說，布徹是從中國的國際責任中為中美經貿關係找一條緩和之路，豪夫鮑爾則認為，解藥就在中美關係身上。

“在華盛頓眼裏，中國在匯率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仍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豪夫鮑爾說。他的預期是，如果在2007年2月，人民幣的升幅不能達到至少7.4%的水平，還保持目前的5%，國會一定會大肆鞭撻鮑爾森的對華實踐。北京應可更加積極地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其它涉及國際產權的違規行為，如中國某些地方執法官員接受賄賂等活動。

同時，豪夫鮑爾再次強調，“中美經貿關係涉及的不僅僅是貿易。如果中國能在朝鮮和伊朗問題上和美國緊密合作，白宮就能理直氣壯地駁回國會要在貿易和貨幣問題上懲罰中國的議案。”

2007，民主黨要拿中國開刀？

2006年11月7日，當佩洛西代表民主黨人宣布他們在眾院改選中取勝；當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候選人喬治·艾倫（George Allen）宣布競選失敗，拱手將參院多數席讓給民主黨時，美國的政治版圖重新演變成民主黨自由派的天下。民主黨控製國會以後，華盛頓的政治遊戲徹底翻盤。從國家安全到經貿議題，民主黨人會將他們感覺不舒服的問題一一搬上台麵。民主黨的勝利並不會澤被中美經貿。

“除非中國在人民幣和知識產權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否則新一任國會議員一定會在這些問題上開刀，”豪夫鮑爾提醒說。

展望2007，布蘭斯提特說，“對於中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實在太慢，如果不能一次性升高10%，很難讓美國國會滿意。議員們會再次肯定這樣的想法：中國政府在人為控製匯率，由此，國會會發起一些貿易製裁法案，予以懲戒。”

縱觀美國經濟全局，布蘭斯提特指出，未來的經貿壓力也不單單是衝著中國而來。美國經濟麵臨著世界其它經濟體－－尤其是亞洲國家的嚴峻挑戰。

美國兩大汽車製造廠甚至走到了破產的邊緣。比如說，如果通用汽車（GM）倒閉，華盛頓將麵臨“政治崩潰性”的打擊，從白宮到國會，都會采取緊急補救措施，抵製外來的競爭。而中國正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雖然在汽車業的國家競爭中，日本對美國車的殺傷力遠遠大於中國。但是前者進入美國市場為時已久，美國消費者頗為習慣；而中國作為亞洲的新興經濟大國，外匯帳戶中的財富膨脹迅速，對美貿易逆差一直高居榜首。美國人走入沃爾馬、塔吉特（Tarket）這樣的超市，看到的商品幾乎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因此在感知上對中國的競爭威脅更加惶恐。在比較保守的美國中西部地區，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本來極力主張自由貿易的共和黨偏偏在中期選舉中失去了不少人望，原因除了伊拉克，就是美國中西部的選民對美國經濟的擔憂。由於中國商品的大量湧入，讓美國的製造業失去了顧客。我擔心，從2007年夏季開始啟動的總統競選活動，會讓美國上下加速凝集成一股聲浪：要求中國政府減少對匯率浮動的幹涉，”布蘭斯提特憂慮道。

華盛頓偏左翼的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國際經濟政策副主任喬納森·傑克比（Jonathan Jacoby）認為，一個聰明的貿易政策應該能創造更有商業意義的機會，無論在國內、國外都能推動和諧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性發展。它應該能兼顧與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合作價值，提高勞工權益，推動環保。

“如果這一趨勢果真出現並得以繼續，美國國會一定回進一步開放對中國的貿易，”傑克比說，“如果布什政府能和民主黨人進行真誠的貿易問題交流，我想他們能找到一個正麵的、積極地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政策。這一政策將會是對美國工人、商人、農民和消費者都十分公平的政策，對中國一方和整個世界也是公平的。”

受訪的專家們普遍認為，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美不會真的將這些經貿摩擦提高到針尖對麥芒的對峙形勢，也不會根本性地動搖相互依存的中美關係。但是雙方的磕磕碰碰，氣氛不融洽，恐怕是很難避免的。

“伊拉克糟糕的形勢已經讓美國撤軍變得刻不容緩。按我的估計，美國可能明年就會開始撤離，如果中東形勢在2008年總統大選前穩定下來，選民會把注意力轉向經濟議題。一個健康的美國經濟需要製造業的繁榮與強勢競爭力，這就聯係到亞洲、尤其是中國經濟對美國的衝擊。以此而推，中國將在這一領域麵臨更大的壓力。”布蘭斯提特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極有可能出馬競選2008年總統大位的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希拉裏·克林頓會從2007年夏天開始她的競選旅行，首站中西部，那裏可是不太歡迎對華友好者的地區。”

經貿群英會，鮑爾森“懸官”而上

即將於12月14日～1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美首次經濟戰略對話，囊括了中美雙方的經貿高官。中方將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領銜，成員包括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遠道而來的鮑爾森也請來了美聯儲主席貝南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美國貿易代表蘇珊·舒瓦伯（Susan Schwab）等助陣，是名副其實的經貿“群英會”。重量級的陣容彰顯兩國對此次對話的重視。鮑爾森希望借此行“界定中美經濟關係新概念，找到打交道的新方式”。

勿庸置疑，這一戰略對話對加強兩國的經貿交流十分有用，美國對中國在減少貿易逆差、匯率升值方麵期望頗高。受訪的幾位學者都認同此次對話能推動中美雙方向成為經貿戰略夥伴邁進。就像布蘭斯提特所說：“無論是像鮑爾森這樣高級別的對話，還是低層級的實際交流，如學者互訪、通商、互派留學生、信息交流，都有助於這種關係的健康發展。”

布蘭斯提特承認，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對世界經濟的巨大貢獻。中國政府讓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走上了繁榮之路，人民有了體麵的生活。中國使亞洲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實力發展得到了各國的重視。亞洲正在呼喚中國的領袖能力，美國也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

在國際政治上，美國一直強調，中國應該做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在經貿問題上，中國是否能達成這個目標？布徹說，“關鍵要看中國在世界經濟中被預期的領導責任是否能完成。目前而言，中國部分擔起這個擔子，但是隨著其經濟實力的發展，美國和其它經濟大國對中國的責任預期再不斷增長。因此，中國仍有許多要完成”。

布蘭斯提特具體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解讀說，“在政治上，共和黨和布什政府端看中國是否有能力在朝鮮核危機中壓住平壤的陣腳；而在經貿議題上，標竿則架在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上。同時，中國也有責任讓貿易發展更加健康。”

顯然，鮑爾森一行是本著這個大原則來同中國對話的。他們的具體目標無外乎希望中國政府停止對匯率浮動的幹預，促使人民幣加速升值，同時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和知識產權保護上尋求北京更加積極的合作。

“此次對話是否算是有成果，其實在短期內就能看出來。我不知道中國要在匯率問題上做出怎樣的妥協才能真正令美國滿意。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成百上千萬美元的生意。總體上講，人民幣隻有升值20%～50%，才能真正對減少貿易逆差起到稍微明顯的作用，”布徹說。

布蘭斯提特說，2007年將是關鍵的一年。中國不會因為美國高官的訪問就放棄了自身的利益，而反觀美國一方，民主黨在新一屆國會當中會努力質疑美國的財政、貿易高赤字，連帶著采取對華不太友好的政策。

“我很想在中美經貿問題上持樂觀態度，但又不得不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展開分析，中美的戰略經貿對話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雙方的既定政策，”布蘭斯提特說。

受訪的專家認為，在中美經貿關係麵臨挑戰的時候，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是首當其衝的角色。

“如果鮑爾森此行不能完成使命，他自己在華盛頓的地位也會被嚴重削弱，失望的國會將會迸發出更大的反彈力量，”豪夫鮑爾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布蘭斯提特不失幽默地設想說：“鮑爾森上任之後的表現已經頗受國會質疑。我想，明年當國會傳召他作證時，他會怎麽說呢？也許，萬般無奈之下，他會識趣地暗示：讓我回私企上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