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好人沒有好報，壞人卻活的自在？怎麽辦？

科學巨匠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這真是至理名言。當然這裏的提出問題，並不是隨隨便便提出一個問題，而是提出一個好 (well-defined) 問題，一堆問題中最有希望 (potentially solvable) 最有價值(potentially valuable）解決的問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需要對現有科學技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筆者不敢和科學巨匠們比肩，隻想也來提出一個問題，和大家聊聊。這個問題包括下麵兩個小問題。
（1）司馬遷在《史記》裏感慨：我越來越不明白了，為什麽曆史上往往好人沒有好報、壞人卻活得瀟灑自在呢？
（2）魯迅先生在小說《故鄉》有一段抒情文字：聽著船底潺潺的水聲，我知道我再走我的路...希望他們不要象我的辛苦漂泊而生活，不要象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要象楊二嫂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第一個小問題可以理解為分析問題原因（為什麽），第二個小問題則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怎麽辦）。這兩個小問題是緊密關聯的。不過，在討論這兩個問題之前，需要先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什麽樣的人是“好人”，什麽樣的人是“壞人”，也就是給問題下一個定義，解決“是什麽”的問題。

好人與壞人，這樣一個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概念，表麵上似乎挺簡單，實際上卻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列舉出很多好人的特征和壞人的特點，而且可以舉出很多好人和壞人的例子。但是要給他們下一個科學的定義，卻很難。一個科學的定義，包括內涵和外延兩個基本方麵。內涵，要解釋被定義的對象區別於其他對象的根本特征；外延，要給出對象所包含的具體範圍。對好人和壞人，要給出其內涵和外延都是很難的事情。

先說內涵。我們可以大體上將好人的內涵用“真”、“善”和“美”來表示，將壞人的內涵用“假”、“惡”和“醜”來表達。或者我們可以從人性的角度將好人的內涵解釋為“善良”、“溫柔”、“體貼”、“勇敢”、“真誠”、“積極進取”、“有利於他人和社會”等等，將壞人的內涵解釋為“凶惡”、“暴躁”、“殘忍”、“墮落”、“危害他人和社會”等等。這樣的解釋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邏輯問題：我們是不是給出了好人和壞人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第一點，這些條件是充分的嗎？也就是說，是不是一個人隻要滿足了這些特征他就一定是好人或壞人？答案是”通常是，但不一定“。第二點，這些特征是必要的嗎？是不是說一個人沒有這些特點就一定不是好人或壞人？答案仍然是”通常情況下是，但不一定“。社會是複雜的，要給出這樣的定義是很難的。遍觀中外曆史，我們可以找出很多例子，這些例子以後再慢慢談。這是第一點，這樣的解釋存在邏輯問題。上麵解釋的第二個問題是實際的操作問題：就算弄清楚了好人和壞人的基本特征，我們在實際中怎樣去用清楚一個人表現出來的是這個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我們怎麽知道這是他的真實特征還是他裝出來的？這也很難。要做到這兩點，不光需要一個人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對問題的深刻理解，而且需要時間，特別是第二點，“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個人覺得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對這些很難的問題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相當深刻的解釋。當然，我個人覺得文化本身並不能從根本上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

再說外延。我們需要知道那些人是好人，那些人是壞人。這當然更是一個難題，首先是由於上麵所說的標準問題和實際的操作問題。第二個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簡單的將一個人歸類為好人或壞人。人是會變的，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會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同一個人，當其行為表現出“真”“善”“美”的時候是好人，當其行為表現出“假”“惡”“醜”的時候是壞人。這樣問題就更複雜了，社會和環境的多變性讓人擔心不已，這在一些環境多變而且利益衝突激烈的領域裏表現的特別突出，象政界和商界。以前社會主義革命中，經濟基礎決定的階級成分被用來區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是很了不起的創舉，它將人分成幾個陣營，一下子將複雜的問題明確了，這在以前的革命歲月裏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不過，這也有將問題簡單化的一麵，用在和平時期的建設中，就顯得不足了。在文革歲月裏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是吃過這方麵的苦頭的。

這有點扯遠了，不過我們至少嚐試了去定義“好人”和“壞人”，解決”是什麽“的問題。嚐試的結果並不樂觀，甚至有些讓人容易產生挫折感。不過，讓人感覺更不舒服的還在後麵，這就是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來源於司馬遷的感慨：為什麽遍觀史書常常感覺“好人沒有好報”，而“壞人卻瀟灑快活”？

[單眼賊]

與世界其它文明(先進的或落後的)相比較,中華民族唯一缺少的隻有:公平的機製與公正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