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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論的四種含義
既然我們對曆史上因果關係的含義已有所了解，我們就可以運用這一方案來分析事件中決定論的本質。“決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一詞來源於拉丁語，意指對事件加以限製。我們所說的決定論就是指一個情境中存在著各種限製因素，使某些抉擇成為不可能，或者必然導致某種後果。自由是決定的對立麵，因為當事件的進程可以向某一預先選擇的（欲求的、選擇的等等）方向改變時它就存在自由。不管什麽時候在我們描寫生活中發生的一個事件，都必然——是的，決定地！——運用一種特定的決定論，而這種決定論則隨我們強調四種因果關係中的哪一種而定。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例子說起吧！
假設我們在當地的超級市場上看到一位帶著一個５歲男孩、處境尷尬的母親。此時，小孩正在發脾氣，母親站在旁邊束手無策。小孩一邊躺在地上亂打亂踢，一邊大哭大叫，因為她沒有答應給他買一些珍貴的糖果。不管她是否將屈服於他的過分而強烈的要求，也不管她怎樣在公共場所處置兒子的不良行為，這些都可以暫時不去探討。但當我們在食品雜貨部麵前經過時，我們都會想：“是什麽東西使孩子表現出那種行為？”盡管我們不能很有把握地回答這個問題，特別是由於我們對母親和孩子本人都不了解，然而，我們卻不能否認眼前的情況已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腦子裏會馬上閃現出某種解釋。
有些人可能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哼，像那種壞小子就需要好好教訓一頓，叫他不能繼續這般胡鬧。”這裏的含義就是指小孩想通過把母親置於一種不利的、困窘的境遇中，從而操縱她的行為。其他一些人可能會這樣想：“這小孩可能是智力遲鈍吧？他的母親看來沒有辦法和他講道理。”盡管這種解釋是以問題的形式提出來的，但它仍然把被看到的情境的特點描繪出來了，而且，從這種意義上講，是對問題的一種初步解釋。如果小孩托兒所裏的阿姨剛好路過，她可能會這樣想：“好了，這種胡鬧我早就預見到了。他在課堂上不能放肆的時候也是這樣。”盡管這更似乎是對其行為的一貫性作出評論，但這一評論對這個小孩最可能表現的行為卻是一種很不含糊的陳述。最後，另外一個過路人可能會簡單地用“他們母子兩個都碰上了大傷腦筋的事！”來解釋事件的發生。“也許這小孩今天正受夠了不順心的事，鬼使神差地把自己的不愉快的感情在這個最糟的場合發泄了出來。”
這些印象（態度、偏見等）中的每一種都體現了以因果意義中的一種作為主要的解釋，而把其他的一種或多種暗含的因果意義作為次要特征。第一個人把小孩視為寵壞了的壞小子，一旦知道自己處境比母親更為有利，就想方設法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這種評論中就暗示了事件為之而發生的“那個”（策略）。我們有許多民間名言都體現了這些自我中心的、在可能的時候改善自己的境遇的目的因努力。例如，“謹守自家事，人生福多多。”或者，用更積極的語言來說，“凡事要盡力而為”。第二個人所說的智力遲鈍問題實際上意味著兒童在體質上質料因方麵的缺陷可能導致了（決定了）兒童的魯莽行為。我們在許多方麵都必然受到自己的物質條件的限製，正如以下這些民間名言所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或“有時終須有，無時莫強求。”
托兒所的教師主要依賴於她對孩子過去行為的抽樣結果來對有關不同情景中預期的概括作出統計式判斷。作為一種規律性的模式，它構成了形式因的決定論，並為每一事件從行為的統計式概括到行為的定型概括提供了基礎。以下的民間名言也抓住了這種確定行為的特征：“嘎嘎叫的是鴨子；咕咕叫的是鴿子。”以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最後，那個把情境歸因於運氣的過路人可能更多傾向於尋找事件中那些個人無法控製的偶然動力因，如遺傳、意向性或者聲譽，以解釋事件發生的原因。民間名言也有這一類，如：“人生總有及時雨。”或“天才不過是運氣加勤奮。”
這四種解釋可能或多或少都是正確的。我們不必限製對任何事件的因果關係的描寫。亞裏士多德認為，我們能找到的原因越多，那麽，對事件的解釋也就越豐富。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知道的，盡管培根的限製在無生物界的描寫中很行得通，但為了把科學家解釋為一個善於推理的人，從形式因和目的因方麵進行思考也是必要的。科學家作出的各種設想，如自然界的合理秩序和合乎規律的可預見性等，顯然都是早期的描述在智慧上的繼承者，也就是說，由一個完美的上帝創造出了一個運行完美並可預測的宇宙。牛頓曾私下相信過許多經院哲學的論點，而且基本上把自然法則視為存在於上帝裏麵。對於自然科學家來說，非正式地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還相當普遍，他們還不敢在自己的正式理論中表達這種觀點（當然這樣做是很恰當的！）。然而，在心理學中，我們卻有責任把作為人的科學家加以解釋，而不管他從專業上想要說些什麽。如果我們因此而發現牛頓這個人一半是目的性的，另一半則是非目的性的，那麽，作為稱職的心理學家，我們能否認與他自己的職業形象必然相矛盾的另外一麵嗎？就我們本身來說，以過時的科學純潔為名來歪曲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似乎不能算是一種職業行為。
當培根對各種原因進行分類時，他決沒有認為，對人類進行研究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自然科學。作為培根的信徒，我們把對自然的描述限製在質料因和動力因方麵，但是，我們也把形式因和目的因用在對形而上學、倫理學和美學的理論描述中——這些都是明顯地具有心理學性質的人類活動！即使如此，由於自然科學在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的學者中間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心理學中對行為進行描述的唯一模式就變成了物質決定論的模式。在此期間，有些在非學術性背景中專門研究情緒錯亂問題的醫療實踐者發現，在對自己的病人的怪癖行為進行分析時，使用精神決定論似乎更為合理。在這後者的解說中，顯然帶著明顯的目的性色彩。在第三章，我們將研究一些主要的曆史人物，他們提出了這兩種恰成鮮明對照的行為決定論。
物質決定論與行為主義者的崛起
每個心理學家都知道，赫爾姆霍茨和馮特都是實驗心理學的主要創始人。這門學科對當前已公認的行為描寫產生了巨大影響。青年時代的赫爾姆霍茨與自己的一些同學合力，發誓要用科學的描述“與生機論作鬥爭”。與培根的傳統相一致，赫爾姆霍茨認為，對物質的描述隻有在它被分解成各種促使事物發生的潛在的單力時才是完整的（詳見本章Ｐ４３我們對常恒原理的評述）。１８７９年，馮特在德國建立了第一個公認的實驗心理學實驗室。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赫爾姆霍茨的影響——當時，在與赫爾姆霍茨一起工作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助教。馮特協助弄清了所謂的行為的來源。他說，作為自然科學家，“我們必須把每一種［在行為中的］變化都追溯到一種唯一可觀察到的同一種東西，即運動。”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指出的（ｐ２４），這種笛卡爾式的設想引出了一種觀點，即我們必須把各種解釋分解成假定的動力因果關係的潛在決定過程。
還是讓我們回到前麵提到過的那個正在發脾氣的男孩身上吧。根據赫爾姆霍茨和馮特的觀點，恰當的科學描述會包括發現小孩亂打亂踢、大哭大叫這些動作賴以形成的模式的條件。說小孩打算要為所欲為或者大發脾氣，從而迫使其母親屈服，這恰恰不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解釋，因為它缺乏全麵的科學分析。即使小孩意識到類似的打算，這種打算本身也不能構成其行為的一種原因。這種打算，即大發脾氣本身不過是較早的動力因的結果。這些動力因使事情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種毫無目的的動作過程！
當這種牛頓式心理學傳到美國時，它很快就在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與德國心理學分道揚鑣，並受到被稱為行為主義的思想流派的擁護。華生是這一學派的創造人。他向人們表明：“行為主義……是……一門自然科學。……其最接近的科學上的夥伴是生理學。”華生的行為主義測量棒（他是這樣稱它的）是隨著時間推移的一係列刺激與反應事件。他建議我們把人視為“一台裝配好了隨時準備運轉的有機機器”。在這些生理和有機的指涉中，我們可以看到質料因的決定性。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華生指出，每一係列的行為都必然包括刺激與反應，從而提高了動力因（及其伴隨的決定作用）的重要性。更確切地說，行為就是反應性，而從動力因的意義上來說，反應本身就是先行“原因”的“結果”。各種質料因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就如當一個人受到饑餓的驅使時會到處尋找食物一樣。但是，在任何場合，決不存在以意向或目的的方式指導行為的“為了那個”這樣的斷言過程。
華生所依賴的主要概念是行為的條件形成作用。它早已由俄國心理學家巴甫洛夫進行過研究。巴甫洛夫把狗放在可以觀察其唾液分泌的實驗設備上（用人工瘺管插入狗的頰部），並在環境中加上所謂的刺激性情境。例如，當燈光或鈴聲在食物放到狗的嘴裏時的稍前或同時出現的時候，經過食物刺激與無關刺激同時多次的作用，狗的自然唾液分泌傾向就與燈光或鈴聲聯係起來了。習慣上，食物被稱為無條件刺激，而給予食物時自然分泌唾液的傾向則被稱為無條件反應。燈光或鈴聲這種選擇性刺激就被稱為條件刺激（ＣＳ），而當它有效地導致唾液分泌時，我們就把這種行為稱為條件反應（ＣＲ）。打那以後，巴甫洛夫這種研究條件作用的方法就被稱為古典條件作用。巴甫洛夫接受了牛頓學派的觀點，相信條件作用是通過大腦中的生理變化完全自動發生的。
行為主義的主要問題在於解釋反應是如何以刺激為條件導致了所謂的刺激-反應（Ｓ-Ｒ）習慣的。華生的解釋完全依賴偶然接近和次數方麵的考慮。隻要特定反應的發生與時間上居前的特定刺激發生聯係，這種反應與刺激的聯係強度就會增加。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接近關係的次數直接作用的結果。所有這些都是相當自動的，在現行事實的持續運動中發生。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華生在低等動物和人類身上都做過許多實驗。也許最著名的就是他在阿爾伯特身上所做的。阿爾伯特是一個１１個月大的男孩。當他正想伸手去捉一隻白鼠時就受到一個很大的聲音（無條件刺激）的條件作用而變得害怕它，而在此之前，白鼠隻是他好奇的目標。通過這種形式的多次配對訓練以後，阿爾伯特不僅對白鼠（現在成了條件刺激）產生畏懼感（條件反應），而且從白鼠身上把這種反應“推廣”到其他有毛的動物體上，包括白兔，甚至對有白毛狀大胡子的聖誕老人也產生了畏懼感。後來，華生主持了一個研究實驗，通過這種類型的條件作用程序，不僅誘發了恐懼感，而且隨後又把恐懼感加以消除。
那些追隨華生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感到他的反射弧模式過於簡單；為了有效地研究行為，需要一個更為全麵的解釋方式。托爾曼給行為主義者的解釋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補充。這就是所謂的中介理論。托爾曼不是把行為有機體視為一台簡單的輸入輸出機器，受到由於時間的接近性而結合在一起的肌肉抽搐和無目的運動的作用而運轉。他聲稱，在這個學習係列中有一個所謂的中間變量在逐漸發生作用。據他說，動物和人類在學習的初期編製了符號完形或“認知圖”，然後運用這些中間因素影響此後的學習。例如，當華生認為行為是由“刺激-反應習慣”（輸入-輸出）構成時，托爾曼則堅持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很快就會變成一種更為複雜的模式，即“刺激-認知圖畫反應”（輸入-中介-輸出）。認知或心理活動因此而變成了穩居其中的“中間項”，成了動力因的添加物。
赫爾是後來出現的另一位主要的行為主義者。他讚成巴甫洛夫的古典條件作用觀點，提出了強化的概念，以解釋條件作用產生的過程。強化指的是加強刺激-反應的規律性，以假定的、有機體得到的某種利益（當這種利益與刺激—反應的規律聯係起來時）為基礎。這種利益總被認為是對某種內驅力狀態的緩解，如滿足了饑餓、口渴或性的欲望。在古典條件作用中，當食物被放進狗的嘴裏時，這就強化了條件刺激?條件反應的聯係，因為狗的饑餓內驅力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減弱（或者至少表明，饑餓狀態將很快得到滿足）。
運用這一內驅力削弱概念，我們就可以解釋那個小孩發脾氣的原因。我們可以認為，在小孩每次發脾氣之後，都有某種強化刺激發生。為了論證，現假定那個小孩內心有求取母親的關注和愛的內驅力。他可能更希望得到母親的親昵表示，但是，隻要有任何一點關注都比沒有好。事實上，在每次發脾氣之後，他都得到母親的大量關注。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下列序來描述那個小孩的條件作用：條件刺激（不順心的情境加上欲求母親關注的高度內驅力）通過以前經驗的中介導致條件反應（發脾氣），被母親的關注加強（內驅力緩解）。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強調這一係列行為，包括過去經驗的中介作用在內，絕不是有目的性的。在中介理論中，我們從未超脫出質料（內驅力）和動力因的範圍。赫爾可能會說，目的論者所謂的小孩想操縱母親的關注的打算，隻不過是一種中介暗示，它本身在較早的時候就被當作環境影響的一種（動力因引起的）“結果”輸入來了。由於暗示也是刺激，所以，這種“儲存”起來的暗示（中介物）就對來自有機體本身所處環境中的現行刺激作了進一步的加工。也許，小孩在家裏會很自發地發脾氣，但由於中介暗示的影響，他把自己的故意反應逐漸從家庭中的暗示延伸到家庭以外的類似家庭的暗示，直到他在公共場合也會作出同樣的反應。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小孩有意讓這種行為發生。人類行為被錯誤地視為自我指導的，這是由於人類具有一種驚人的能力，即我們能把昨天的輸入反應儲存下來作為中介輔助物；這些中介輔助物具有今天的刺激的特征，能相當機械地卻又以多種方式來指導我們的行為。甚至連那些不遵循古典條件作用訓條，而且也鄙棄生物內驅力緩解理論的斯金納學派的行為主義者，也願意把有機體看作不過是插在環境輸入刺激與動力因引起的行為這種輸出反應之間的影響中介物（見第五章，ｐ．８５）。
行為主義者引起人們懷疑的方麵是：其倡導者經常使用目的論的語言，盡管他們改變了有關詞匯的公認意義。例如，托爾曼把自己的研究稱為目的行為主義，但他用此詞與早期的目的理論所指的並不相同。對於托爾曼來說，目的隻是行為總指向環境中的一個目標這種事實，但它本身卻總是受具有動力因本質的先行“變量”推動。他譏笑過麥獨孤，說他努力用傳統的目的論方式解釋行為，把目的因帶入自己的解說中。在他的中介理論中，托爾曼沒有明確規定行為中的目的究竟有什麽含義，而是進一步強調了自己理論中的形式因。認知圖就是這樣一種模式。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為行為的“道路圖”——它被有機體早期輸入，現在又被用作輔助刺激。
但是，正像椅子作為椅子並沒有目的一樣（見第二章，ｐ．１４），道路圖也沒有目的。我們要談論目的，並用目的表示目的論者以前總是用此詞所指的意義，就需要一個本體有目的地把道路的模式組織整理起來作為旅行的輔助工具。托爾曼的中介概念從來未明確揭示這一本體因素，因此，他的“目的行為主義”是錯用了目的論詞語。有趣的是，大約與此同時，弗洛伊德卻朝著與托爾曼相反的方向也在混淆理論術語。也就是說，弗洛伊德不是從機械論術語滑向“聽起來似”目的論的術語，而是從目的論術語滑向“聽起來似”機械論的術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