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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經驗主義的遺產

(2007-01-08 15:12:36) 下一個
江怡:邏輯經驗主義的遺產
 
作者:江怡    分析來源:作者惠寄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05-2-22 【哲學在線編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郵編:100732


  內容提要:

  在當代西方,哲學家們掀起了一場重新評價邏輯經驗主義的熱潮。但這種重新評價主要是基於重新發現了一些曆史資料,並強調了邏輯經驗主義在曆史和社會方麵的重要影響。本文則主要從三個方麵重新整理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思想遺產:第一,對邏輯與經驗關係的重新解釋;第二,科學主義的主張;第三,從科學的統一到科學哲學的興起。作者認為,邏輯經驗主義運動雖然已經成為曆史,但它所代表的理性主義精神和邏輯分析傳統在當代哲學中卻成為寶貴的思想財富,對西方哲學的未來發展將會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20世紀的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麵對科學哲學中的曆史主義的衰落以及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在不同領域中的展開,西方哲學家們開始重新關注維也納學派,特別是反思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對維也納學派以及邏輯經驗主義哲學的評價中的失誤,重新挖掘紐拉特、費格爾、克拉夫特等維也納學派成員的重要思想,力圖恢複維也納學派的曆史真實麵目。在這種複興維也納學派的熱潮中,哲學家們的企圖是十分明顯的,這就是要從維也納學派以及邏輯經驗主義的思想中,尋找能夠幫助解決當前麵臨的哲學問題的重要線索和根據。[①] 但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維也納學派的思想以及整個邏輯經驗主義哲學中,的確存在著值得重新挖掘的無價之寶。

  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遺產不單是由維也納學派留下的,因為維也納學派不是邏輯經驗主義運動中的唯一流派,雖然它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代表。我們知道,除了維也納學派之外,構成後來成為一種國際範圍的哲學運動的邏輯經驗主義的,還有以塔爾斯基等人為代表的華沙學派、以賴欣巴哈等人為代表的柏林學派以及包括艾耶爾、亨普爾、洪謙等人在內的,範圍波及英國、美國、中國等廣大範圍的實證主義思潮。斯塔德爾在他的《維也納學派》中詳盡地介紹了整個邏輯經驗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曆史,為我們認識當時的曆史背景(特別是以奧地利為首的歐洲各國在20世紀上半葉的文化背景)和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特別是統一科學運動在國際上的強烈反應),提供了詳實可靠的寶貴資料。然而,從思想的繼承發展來看,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遺產並不在於這些曆史資料,而是(毫無疑問地和更為重要地)在於它提出的那些造就了後來哲學發展的重要觀念、理論和問題,在於它對後來哲學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思想影響。本文試圖對邏輯經驗主義的這些思想遺產重新做出整理,以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基本走向。

  一,對經驗與邏輯關係的重新解釋

  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遺產,首先就體現在它對經驗與邏輯關係的重新解釋上。“邏輯經驗主義”這個名稱本身,就表明了這種哲學是把邏輯與經驗密切聯係起來的結果。

  維也納學派的哲學最初被稱作“邏輯實證主義”或“新實證主義”,這個名稱表明了這種哲學與孔德、馬赫等人的實證主義之間的血緣關係,卡爾納普等人起草的《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對這種血緣關係做了清楚的闡述。但同時,卡爾納普等人在這篇宣言中也指出了他們的實證主義與傳統的實證主義之間存在著重要分歧,而且正是由於這種分歧才使得他們的哲學具有了特殊的重要的意義:“邏輯分析的方法從根本上把現代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與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學-心理學傾向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區別開來了。”[②] 艾耶爾在《語言、真理與邏輯》(1936)中則把他所宣稱的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區別開來。[③] 他在《邏輯實證主義》(1959)的編者導言中,把“邏輯實證主義”看作是包括了羅素、摩爾、維特根斯坦以及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家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分析哲學運動。[④] 迄今為止,大多數德國哲學家仍然把維也納學派以及相關的哲學稱作“新實證主義”。[⑤]

  當然,即使在維也納學派中,並不是所有的成員都接受了“實證主義”的稱呼。石裏克就明確表示,他不同意把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稱作任何形式的“實證主義”,而更願意被叫做“徹底的經驗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⑥] 實際上,在維也納學派解體之後,更多的學派成員都願意把自己的思想放到“邏輯經驗主義”的名稱之下,而不再堅持稱作“實證主義”。這種情況說明了兩點:第一,實證主義的許多主張,特別是維也納學派的一些早期觀點,已經受到了各種批判,他們對這些觀點和主張都做出了一定的修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不需要堅持自稱“實證主義”了;第二,從維也納學派建立之初,他們就明確地表示了他們對邏輯與經驗關係的重新思考,並且把經驗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⑦] 所以,他們自然就願意接受“邏輯經驗主義”這個名稱,以便更清楚地表明他們與傳統實證主義不同的哲學立場。

  邏輯與經驗的關係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在近代哲學中,休謨把這個問題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對關於觀念關係的知識與關於事實的知識的區分,首次把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放到了認識論的核心地位。這就提出了單憑思想就可以推出的知識與必需由經驗加以判定的知識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邏輯的知識與經驗的知識的關係問題。在休謨那裏,雖然邏輯的知識與經驗的知識在認識論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他更強調的是經驗的知識,因為在他看來,隻有經驗的知識才能擴展我們的認識內容。到了密爾那裏,邏輯的知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因為在他看來,一切經驗的知識隻有符合邏輯的知識,就是說,隻有用邏輯的方法,才能得到它們的真實性和確定性。但他強調的邏輯方法,還隻是亞裏士多德建立的傳統形式邏輯,並且用心理學的內容去解說這種邏輯規則。可以說,在邏輯與經驗的關係上,休謨和密爾的經驗主義基本上是從感覺經驗出發,沒有認識到構成經驗知識的命題形式對經驗本身的作用。

  邏輯經驗主義所發動的“哲學上的革命”(艾耶爾語),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邏輯與經驗的關係做出了全新的解釋。首先,邏輯經驗主義者通過對邏輯性質的理解,把邏輯與經驗密切地結合起來。石裏克就把這場哲學革命的產生歸結為“看清了邏輯自身的本質”,卡爾納普等人則把邏輯分析的方法看作區分他們的哲學與傳統經驗主義的重要標誌。在他們看來,這種對邏輯性質的理解,不僅僅是采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認識到,邏輯的本質就在於它構成了一切知識的表達,因而,澄清這種表達就成為哲學的真正任務。由於一切有意義的命題或陳述隻能是單憑形式就可以為真的分析性陳述和具有經驗內容的綜合陳述,所以,對一切命題的邏輯分析,最終就是要還原為記錄了經驗內容的可以證實的命題或陳述。這樣,邏輯經驗主義者就把邏輯和經驗“完美地”結合起來了。石裏克明確地寫道,一切語言規則“最終統統指向實指定義,通過這些實指定義,可證實性就同……經驗聯係起來了。……邏輯和經驗之間不存在任何對抗。邏輯學家不僅能夠同時是一個經驗主義者;而且,他如果想要理解他自己所做的事的話,他也必須是一個經驗主義者。”[⑧] 這表明,作為一個邏輯學家和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在石裏克看來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就表現在,他是在經驗還原的基礎上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或者說,他對一切命題的意義所做的邏輯分析,目的就是為了能夠使它們在經驗上得到證實。所以,石裏克和卡爾納普等人一再強調,隻要是能夠在邏輯上經得起分析的命題,就是可以在經驗上得到證實的。這就是所謂的“原則上的”或“邏輯上的”可證實性。

  其次,這種邏輯與經驗的一致,排除了對經驗的心理主義的解釋,把經驗本身解釋為一種可以用符合邏輯規則來表達的、超越了個人直接感覺材料的陳述內容。石裏克和卡爾納普等人都強烈反對一切心理主義、唯我論和唯心主義,因為在他們看來,“唯心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實證主義完全避免了自我中心的困境”。[⑨] 自我中心困境是傳統經驗主義遇到的最大麻煩之一。根據經驗主義的觀點,一切認識都以經驗為基礎,而這種經驗又隻能是個人的直接感覺材料所給與的。所以,經驗主義者要擺脫感覺材料的束縛,就必須證明自己的理論所理解的經驗是超越了個人感覺的,可以為所有的人認識的。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這種經驗解釋為“中立的要素”,試圖由此克服經驗主義的困境。但由於他們借助的是物理學和力學的原理,把感覺材料作為具有中立特性的物理要素,這仍然無法解決自我中心的困境。邏輯實證主義者利用現代邏輯手段,通過把感覺經驗問題轉換為表達這種經驗的記錄句子問題,把所謂的外部問題(即關心外部世界的實在性問題)轉換為所謂的內部問題(即關心語言的表達形式問題),由此取消了或“完全避免了”經驗主義麵臨的自我中心困境問題。他們認為,自我中心困境問題的根源在於,用來表達感覺的陳述使用的是第一人稱陳述的方式,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用“我”或“我們”的感覺代替經驗的內容。石裏克寫道:“在我看來,看到原始經驗不是第一人稱的經驗,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采取這個步驟,才能使哲學上的許多最深奧的問題得到澄清。”[⑩] 由於把關於經驗的性質和來源問題轉換為了關於經驗內容的表達問題,這樣,一切涉及到經驗主體的問題都可以解釋為主體使用具有主體間性的陳述來表達命題的問題。

  再次,經驗的表達不是一個內容的問題,而是一種表達形式的問題,即采用什麽樣的經驗表達形式就決定了這個經驗表達的內容。石裏克在分析經驗的中立特性時指出,我們通常使用“我的”一詞,表達的不是經驗主體的自我感覺,而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句子。因為說“我能夠感覺到別人的疼痛”,實際上是說“我能感覺到我的疼痛,如果別人也有疼痛的話,我就可以從他的行為中設想他的疼痛和我的一樣”。但在這裏,“我能感覺到我的疼痛”是一個同義反複的句子,它的意義不是由於內容而是由於其形式決定的;“如果別人也有疼痛的話,我就可以從他的行為中設想出他的疼痛和我的一樣”這句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不能從他人的行為中推斷出心理活動的內容。所以,這裏的關鍵是表達方式,即我們用來表達經驗的句子是否符合邏輯句法的要求,決定了我們對經驗內容的接受和理解;反過來說,隻要我們的表達方式是符合邏輯的,無論其內容是什麽,都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根據這種解釋,石裏克指出,唯心主義和唯我論的主張都是可以接受的,隻要它們符合了表達式的句法規則。問題就在於,它們並沒有符合邏輯句法,而是用一種“奇怪的說話方式”,“一種笨拙的語言”,把“我的”一詞毫無例外地加到每個事物上去了,由此導致了沒有意義的“自我中心困境問題”。

  然而,在邏輯經驗主義內部並不是完全接受了對邏輯與經驗關係的這種重新解釋,而且即使是石裏克和卡爾納普等人,他們在邏輯與經驗的關係上最後也是搖擺不定,對與此相關的許多重要問題都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石裏克和卡爾納普把對邏輯與經驗關係的這種解釋看作是判定一個句子是否有意義的標準,但紐拉特始終就不同意對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句子的劃分,他關注的是物理學意義上的記錄句子的意義。同樣,對邏輯與經驗的這種解釋也遭到了波普爾、內格爾等人的反對。針對來自邏輯經驗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批評意見,石裏克和卡爾納普對他們的觀點也做了修正和調整,如強調了邏輯上的證實可能性等,特別是卡爾納普在移居美國之後把研究的重點放到了概論理論和歸納邏輯的研究,這使他更多地落入經驗主義的陣營。

  二,科學主義的主張

  蒯因在被看作是抽掉了邏輯經驗主義根基的重要文章《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指出,邏輯經驗主義受到兩個教條的製約,即分析真理與綜合真理的區別和還原論的主張。但在這篇文章發表50多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讀蒯因的文章,反省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我們會發現,蒯因所指出的這兩個所謂的“教條”,正是邏輯經驗主義留下的哲學遺產。

  我們知道,對分析陳述和綜合陳述的區分是邏輯經驗主義的重要思想之一。這個思想來自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傳統,但邏輯經驗主義者對這個區分給出了全新的論證和解釋。他們明確地把邏輯和數學陳述看作是分析陳述的主要內容,這些陳述的意義或真主要是由它們的形式確定的,因而它們不涉及到任何經驗的內容;但綜合陳述雖然在內容上屬於經驗科學的範圍,但在表達形式上仍然必須符合邏輯句法的要求;或者說,隻有符合了邏輯句法的綜合陳述才是有意義的,才是真正的科學陳述。在石裏克、卡爾納普等人看來,分析與綜合的區分並不完全是一種認識內容上的區分,更重要的是認識形式或對認識的表達方式的區分:分析陳述由於其形式本身的有效性而具有意義;綜合陳述(或經驗陳述)由於必須對世界有所斷定並符合邏輯句法才具有意義。維也納學派最初為哲學規定的任務是澄清命題的意義,這裏的“命題”不是一切命題,而主要是指“科學的命題”,即經驗陳述的意義。由於分析陳述自身具有意義,所以不需要用邏輯方法去澄清意義。正由於經驗陳述或科學命題往往由於形式上的混亂或違反了邏輯句法,因而需要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對它們的意義做出澄清。這裏所謂的“澄清”,就是使原來的陳述符合邏輯句法的要求,從而呈現出這個陳述原本的意義或使這個陳述的意義變得更加清楚。[11]

  在邏輯經驗主義者看來,分析陳述可以由於形式而具有意義,而要確定綜合陳述的意義,還必須使這些陳述的經驗內容能夠得到證實,這個證實的過程不是對規律性命題或概括命題的經驗驗證(事實上,也無法對這樣的命題做出直接的經驗驗證),而是對具體的記錄句子的經驗證實。由於表達了自然規律或概括內容的經驗陳述必須能夠還原為記錄句子才能獲得意義,所以還原論的主張自然就成為邏輯經驗主義討論意義問題時所要堅持的基本信念之一。可以說,隻有堅持了還原論的主張,邏輯經驗主義者才能把分析陳述與綜合陳述的區分堅持到底。在這種意義上,石裏克和卡爾納普等人提出的意義的可證實性原則就具有了強烈的還原論特征。

  從邏輯經驗主義的這兩個重要特征中可以看到,這種哲學致力於按照科學研究的方法,或者說,以追求科學命題的意義為目的,把哲學研究置於科學的範疇之下。這種被後人稱作“科學主義”的哲學宗旨,集中體現了邏輯經驗主義為當代西方哲學留下的巨大的哲學遺產,由此形成的西方哲學中的“科學主義思潮”,被看作與歐洲大陸哲學中的所謂“人本主義思潮”相抗衡。[12] 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者並沒有明確地把自己的哲學稱作“科學主義”[13],但反省邏輯經驗主義者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的科學主義的主張:

  第一,強調哲學的任務是澄清科學命題的意義,哲學研究的範圍隻是那些可以為科學命題所涉及的領域,這就把哲學與科學緊密地聯係起來了。石裏克在《哲學的轉變》中明確指出,“每一門科學都是一個知識體係,即真的經驗命題的體係;而全部科學,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題在內,都是知識的體係,在這之外,再沒有一個‘哲學的’真理的領域。哲學不是一個命題體係,它不是一門科學。……我們現在認識到哲學不是一種知識的體係,而是一種活動的體係,這一點積極表現了當代的偉大轉變的特征;哲學技術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科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理性,哲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科學的內容、靈魂和精神當然離不開它的命題的真正意義。因此哲學的授義活動是一切科學知識的開端和歸宿。”[14] 石裏克這裏所說的“科學”,是指經驗科學的內容,而不是為獲得這些內容所從事的科學實驗或一切科學活動。在他看來,從事科學實驗,通過實驗去證實科學命題或假設的真偽,這是科學家的工作;哲學家的工作是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去澄清這些科學命題的意義。所謂的“確定或發現”意義或“授義活動”,都是指這些科學命題原本具有意義,但需要通過分析來使這些意義更為清楚。由於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澄清科學命題的意義,哲學是一種澄清命題意義的活動,所以,就不存在專門的哲學命題;一切被看作屬於哲學命題的東西,經過邏輯分析,都可以顯示出它們不過是一些偽裝的分析命題,或者是一些違反了邏輯句法的假命題。這樣,哲學研究的範圍就隻能限於科學命題,哲學由此就成為科學的“仆人”。

  邏輯經驗主義對哲學性質和任務的這種規定,直接導致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產生:維也納學派提倡的“科學的世界觀”,就是西方科學哲學誕生的重要標誌。[15] 當然,這種明顯的科學主義主張,在維也納學派發展的鼎盛期間就遭到了來自學派內外的一些批評。內部的批評者主要是紐拉特,外部的批評者是波普爾。他們主要認為,對哲學性質的這種規定把哲學與科學過於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就極大地限製了哲學的研究空間,客觀上排除了對其他知識領域從事哲學研究的可能性。

  曆史地看,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試圖以科學為模式建立哲學的理想已經被證明是一相情願的“烏托邦”,但它所提倡的一些科學主義的思想,如以科學的或邏輯的方法確立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以澄清命題意義為主要任務來規定哲學的性質等,卻對當代西方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不僅促成了科學哲學的興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即從體係哲學轉向了“問題哲學”——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宗旨的哲學研究走向。

  第二,無論是否可以為經驗所證實,可證實的命題就是可以表明其必然為真的命題,這種對真的追求正是體現了科學的精神。維也納學派的理論中遭到批評最多的是它的“證實原則”,邏輯經驗主義者對自身理論修補最大的也是這個原則:石裏克、卡爾納普、艾耶爾等人,都在維護和修正這個原則上花費了大量精力,對批評者的意見先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辦法。雖然後來的研究表明,這個原則本身存在許多理論上的或邏輯上的漏洞,但它體現出的求真的科學精神卻仍然為後人所繼承。蒯因和戴維森等人就明確地把對真的追求看作哲學工作唯一正確的內容。蒯因在他晚年發表的《真之追求》(1990)中,追隨塔爾斯基[16]的思想,把求真理解為一個追求實在的過程,把關於真的符合論理解為一種去引號的做法。他寫道:“正像塔爾斯基告訴我們的那樣,真之符合論有某種根本的有效性。我們不說‘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是一個事實,而可以把‘是一個事實’作為空洞無意義的東西簡單地去掉,這樣與事實本身聯係起來:‘雪是白的’是真的,當且僅當雪是白的。把真歸於句子即是把白歸於雪;在這個例子中,這就是符合。真的歸屬恰恰取消了引號。真即去引號。因此在把真歸於一個給定的句子時,真這一謂詞是多餘的;你可以僅僅說出這個句子。但是對於沒有給定的句子,真卻是需要的。這樣我們可能想說,某人在某場合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或者,真理論的所有推論都是真的。在做邏輯分析時,這樣的語境表明,真這一謂詞不是用於引號,而是用於代詞或約束變元。”[17] 在這裏,蒯因沒有把真理解為句子與實在的簡單符合,而是理解為句子的一個屬性,即可以得到肯定的不加引號的句子本身。邏輯經驗主義者不說“……是可證實的”,而是說“……”或“……是有意義的”,同樣,蒯因認為,對於被斷定為真的句子,我們不說“……是真的”,而是說“……”或“的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真的句子。這樣,“真”這個詞就可以被取消了,代之以對所要斷定的句子的肯定。可以看出,蒯因對“真”這個詞的處理使用的完全是邏輯的方法,即通過把“真”用於代詞或約束變元而取消“真”在句子中的出現。應當說,這完全符合邏輯經驗主義者對“可證實性”概念的處理方式,即可證實性(1)取決於邏輯上證實的可能性;(2)主要用於判定句子有無意義,而不是用於判定句子的真假。這些都取決於他們使用了邏輯的方法,因為隻有邏輯的方法才能保證作為分析對象的句子可以必然地為真或必然地具有意義。

  在當代分析哲學家中,戴維森最早意識到塔爾斯基關於真的語義學定義對構成語言意義理論的重要作用。但與塔爾斯基不同,戴維森在構造自己的意義理論時,把關於真的理論建立在關於一種語言的意義理論的基礎之上,用意義理論來解釋真的理論。他把真理解為人們在某個特定場合說出的話語的特性,這樣,“真”就成為一種表達句子、說話者和說話時間之間關係的謂詞。他寫道:“語句僅僅相對於一個說話者和一個時間才為真,並且被認為是真的。帶有指示詞的語句產生出一個十分敏感的對於意義理論正確性的檢驗,並構成那種在語言與人類所關切的那些反複出現的宏觀對象之間的最直接的聯係。”[18] 在這裏,戴維森把句子的真限定在了句子的使用中,或者說,把“真”概念理解為句子的一種使用特性。雖然這與他對意義概念的解釋有很大的不同,[19] 但這種做法卻也符合科學主義的精神。因為科學的目的就是要把經過證實的命題(規律)用於具體的實踐活動,並在這種實踐活動中進一步驗證這個命題(規律)的正確性(為真)。而且,邏輯經驗主義強調邏輯與經驗的結合,目的其實就是為了使經驗活動具有邏輯的合法性,並最終確立經驗命題的邏輯必然性。

  第三,提倡這樣一種明確的觀點,即認為一切知識問題都可以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得到解決;由於自然科學具有主體間性,因而可以避免和排除個人的心理因素對認識活動的影響。這裏所說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在邏輯經驗主義者那裏,特別是在卡爾納普那裏,先是數學的方法,然後是物理學的方法,最後是語義學的方法;當然,在所有這些方法背後,起關鍵作用的是邏輯的方法:雖然邏輯並不屬於自然科學,但它卻為一切自然科學的知識體係奠定了理性和必然性的基礎。實際上,邏輯經驗主義者在突出邏輯的關鍵地位時,目的是為了強調這種研究方法具有的主體間性。卡爾納普在說明物理主義語言的優點時,特別指出了這種主體間性的重要意義:它說明,哲學研究,或者說,對命題意義的邏輯分析工作,不是一種依據研究者個人的知覺或經驗去完成的事業,而應當是能夠為所有的研究者共同觀察到的、使用共同的語言來表達的、可以相互交流的研究事業。這樣的事業不可能是依據對個人心理的分析或推測來完成的,而隻能是依靠對共享的研究對象做出客觀的、邏輯的分析來達到的。雖然自然科學的知識體係本身具有這樣的主體間性,但這樣的知識僅僅是對偶然的經驗事實的描述,並不具有邏輯的、必然的性質。根據邏輯經驗主義的主張,“原始經驗是絕對中立的,或者像維特根斯坦偶爾提到的那樣,直接感覺材料是‘沒有所有者的’”。[20]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把經驗中立化即通過使用具有客觀中立性質的邏輯句法和規則,而使表達經驗內容的命題得到主體間性特征。

  實際上,強調經驗的客觀中立性,始終是實證主義以及傳統經驗論的一個重要主張。但以往哲學家大多用心理學的分析方法,借助於個人經驗知識的可靠性,推出客觀普遍有效的命題。與傳統哲學家不同,邏輯經驗主義者認為,隻有使用現代邏輯的方法,才有可能把經驗陳述完全確立為一切知識的可靠基礎;這樣的方法能夠保證一切有意義的陳述在邏輯上是有效的,在經驗上是可以得到證實的。雖說現代邏輯並非僅僅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出現的,但在邏輯經驗主義者看來,現代邏輯即使作為一種方法,在現代哲學的產生中同樣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作用就是,把我們的說話方式從內容方麵轉向了形式方麵,把我們對命題的分析從心理內容的考察轉向了對語言表達形式的分析和規定。這種轉變的最大結果,就是使哲學完全擺脫了傳統的心理因素的束縛,走向了分析具有客觀性和主體間性的語言表達式。這種結果對當代哲學的深遠影響顯而易見。

  三,從科學的統一到科學哲學的興起

  科學的統一是維也納學派的理想,也是邏輯經驗主義具體落實的行動綱領之一。正是通過這個綱領和口號,維也納學派把自己的哲學觀念推廣到了奧地利之外的其他歐洲國家,並推廣到了美洲大陸,從而使邏輯經驗主義最終成為一場國際性的哲學運動。[21]

  1935年在布拉格召開的第一屆國際“統一科學大會”是邏輯經驗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公開亮相的開始,科學統一的口號也是維也納學派最初獲得國際認可的重要標誌。據稱,這個主張最初是由紐拉特提出,他提倡用物理主義的語言分析一切被稱作經驗的陳述即記錄句子,並希望以物理學作為統一各種經驗科學的基礎。這個主張很快被卡爾納普接受,成為維也納學派的主要觀點。維也納學派清楚地認識到,“統一科學的語言必須滿足以下兩個要求:第一,它必須是主體間的,也就是說,從形式的觀點來看,它必須構成一種共同的記號和規則的係統,從語義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給定的記號,對於任何一個使用語言的人來說都必須有相同的意義;第二,它必須是普適的,也就是說,無論何種語言的任何語句都必須是可以翻譯成此種語言的;它必須構成一種可以表達任何事況的概念係統。”[22] 卡爾納普和紐拉特相信,物理學的語言完全滿足統一科學的這兩個條件。所以,維也納學派的這個主張就被稱作“物理主義”。

  雖然物理主義和科學統一的主張自提出後就始終遭到不少反對,但邏輯經驗主義者並沒有放棄實現統一科學的理想,而是以各種方式在努力按照這個主張工作。首先,“國際統一科學大會”從1935年到1941年共舉行了6次,後來由於戰爭才被迫終止。曆屆大會的主題包括了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科學的統一、偽問題與語言、歸納與概率、邏輯與經驗、數學哲學、邏輯、邏輯史和科學哲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科學邏輯的一般問題、統一科學的目的和方法、科學方法與科學的語言、具體科學的方法論、精確邏輯的問題、科學與社會、科學史等等。參加曆屆大會的代表來自世界各地,涉及的領域涵蓋了當代科學和哲學發展的幾乎全部內容。這個傳統至今得到了繼承,開始於1960年的國際“邏輯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而且,創立於1937年的由紐拉特擔任過主席的“國際哲學學會”至今依然活躍在國際哲學舞台。

  其次,1938年,由紐拉特任主編,卡爾納普和莫裏斯任副主編的《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全書》正式出版,該叢書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了波爾、杜威、費格爾、米塞斯、耐格爾、賴欣巴哈、羅素、塔爾斯基等許多重要的哲學家、經濟學家、物理學家、邏輯學家、語言學家等。從這些組成人員所從事的領域就可以看出,該叢書涉及的領域涵蓋了眾多的學科,體現了其建立統一科學的根本宗旨。1938年作為該叢書第一卷第一冊首先出版的《統一科學百科全書》,就是由紐拉特、波爾、杜威、羅素、卡爾納普等人共同完成的,隨後出版的各卷冊內容包括了語言學、數學、物理學、宇宙學、生物學、心理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該叢書一直出版到1968年,共出版了20卷冊,許多對後來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最初都是在這個叢書中發表的,如莫裏斯的《指號理論的基礎》(1938,第1卷第2冊)、布龍菲爾德的《科學的語言學方麵》(1939,第1卷第4冊)、耐格爾的《概率論原理》(1939,第1卷第6冊)、弗蘭克的《物理學基礎》(1946,第1卷第7冊)、紐拉特的《社會科學的基礎》(1944,第2卷第1冊)、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第2卷第2冊)等。[23]

  當然,作為一種哲學理想,實現科學的統一隻能留在曆史文獻之中;但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科學的統一仍然不失為一種積極可取的方向,雖然不一定以物理學為這種統一的基礎。邏輯經驗主義者提倡以物理學為模本統一科學,其目的是為了以一種具有主體間性的語言表達知識,為了使經驗陳述完全擺脫個人心理的影響、達到客觀可觀察的結果。正是出於這種目的,邏輯經驗主義者以現代邏輯為工具,以自然科學研究為模本,力圖把哲學建立在精確科學的基礎之上,由此開辟了科學哲學的研究方向。

  賴欣巴哈在1951年發表的《科學哲學的興起》中公開宣稱,邏輯經驗主義的哲學是一種可以作為科學的哲學,它與傳統的思辨哲學有著根本的區別。作為一門科學的哲學,首先就要求確立自己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具有明確的客觀性,其次要求這門科學使用的語言必須是可以共同交流的。賴欣巴哈在書中討論了思辨哲學的根源以及科學哲學的主要成就,從中可以看到這門科學所涉及的領域包括了幾何學、物理學、進化論、現代邏輯、倫理學等。他在對所謂的“舊哲學”和“新哲學”的比較中,明確地指出了他所理解的“新哲學”的科學哲學的特征:第一,這種哲學不是用類比的方法去說明知識論問題,而是對科學的結果做出邏輯的分析;第二,這種哲學拒絕承認任何關於物理世界的知識是絕對確定的,相信邏輯和數學的原理是可以獲得確定性的唯一領域;第三,這種哲學完全放棄了提出道德規律的奢望,認為道德目的不是認識的產物,而是意願的產物,而且意願不能從認識中推導出來。[24] 同樣是維也納學派成員的弗蘭克在他於1957年發表的影響很廣的著作《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中,則明確地把理解科學及其運作方式看作是科學哲學的主要內容,把科學哲學看作是連接科學和哲學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紐帶。[25] 1966年,卡爾納普出版了他於1958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講課稿《科學哲學導論》,他在書中沒有直接討論科學哲學的性質或任務,而是詳細討論了歸納問題、定量語言、空間的結構、因果性與決定論、理論規律和理論概念以及量子物理學中的非決定論問題等。[26] 但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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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從西方哲學家發表的著作目錄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例如,Werner Diederich, ed., Theorien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Beitrage zur diachronen Wissenschaftstheorie, Frankfort am Main, 1978;  Johann Dvorak, Edgar ilsel und die Einheit der Erkenntnis, Wien, 1981; Hans-Joachim Dahms, Positivismusstreit. 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mit dem logischen Positivismus, dem amerikanischen Pragmatismus und dem kritischen Ration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等等。斯塔德爾在他的《維也納學派》中開列的書目就達50多頁。見該書第910-961頁。

  [②] 卡爾納普等人:《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學派》,載陳啟偉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版,第441頁。

  [③] 艾耶爾:《語言、真理與邏輯》,尹大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頁。

  [④] A.J.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A Free Press, 1959), p. 3.

  [⑤] 克拉夫特的《維也納學派:新實證主義的起源》(1950德文版,1953年英文版)一書在西方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哲學家們了解和研究維也納學派思想的重要曆史資料。哈勒也願意把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稱作“新實證主義”,而把由這種哲學所引起的整個分析哲學運動稱作“邏輯經驗主義”。見哈勒:《新實證主義》(韓林合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5頁。

  [⑥] M. Schlick, “Positivism and Realism”, in A. 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 p. 82;參見洪謙的《論邏輯經驗主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5頁。

  [⑦] 卡爾納普等人在《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學派》中明確指出,這種世界觀的特點就在於它既是經驗主義的又是以邏輯分析方法為標誌的:“我們已經根據兩點規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學世界觀的特點:第一,它是經驗主義的和實證主義的,隻有來自經驗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礎之上的。第二,科學的世界觀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邏輯分析的運用為標誌的。科學工作努力的目標是通過將邏輯分析應用於經驗材料達到統一科學。”載《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讀》,第443頁。

  [⑧] 《邏輯經驗主義》上卷,第52頁。

  [⑨] 同上書,第56-57頁。

  [⑩] 同上書,第57頁。

  [11] 實際上,通過對語言的邏輯分析清除形而上學的錯誤或把形而上學命題判定為“假命題”,這不過是維也納學派或邏輯經驗主義在推行邏輯分析方法和展開科學意義研究中的附帶工作。

  [12] 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者以及早期分析哲學家並沒有明確地把自己的哲學劃定為“科學主義”的陣營,但把他們的哲學稱作“科學主義思潮”和把歐洲大陸哲學中的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等稱作“人本主義思潮”,卻是在邏輯經驗主義達到鼎盛時期的20世紀50年代左右。曆史地看,對這兩大思潮的區分還可以推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哲學。但到了20世紀末,西方哲學家對這兩種思潮的區分已經提出了挑戰。參見羅蒂對這種區分的批評:《自然科學是否具有自然性》,載他的《後哲學文化》(黃勇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4頁;”The Analytic and the Continental, in conversation with Simon Glendinning”, in New British Philosophy, ed., by Julian Baggini & Jeremy Stangroom, Routledge, 2002, p. 201-215.

  [13] 目前在西方,對“科學主義”概念有兩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是認為,它是指“一種認為科學是唯一的知識、科學方法論是獲取知識的唯一正確方法的觀點”(《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第903頁),這是對“科學主義”的積極理解;第二種是認為,它是指“一種明顯的柏拉圖主義和笛卡爾式的信念”(馬格利斯:“先期盤點20世紀的美國哲學”),即認為可以用科學的方式解釋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現象,這是對“科學主義”的消極理解。蒯因、戴維森等人的哲學被看作屬於第一種,而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保羅·丘齊蘭(Paul Churchland)、喬姆斯基、傑裏·福多等人則被看作屬於第二種。我們這裏所說的邏輯經驗主義提出的科學主義主張,當然屬於第一種理解。

  [14] 石裏克:《哲學的轉變》,載《邏輯經驗主義》上卷,第8-9頁。

  [15] 時至今日,西方哲學家在討論西方科學哲學的曆史時,仍然是把維也納學派作為這個曆史的開端。參見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Wien &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1), pp.9-27.

  [16] 我們在這裏把塔爾斯基看作是一個邏輯經驗主義者,雖然他的思想與維也納學派的主張有很多不同。參見《卡爾納普思想自述》(陳曉山、塗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5-103頁。

  [17] 蒯因:《真之追求》,王路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0-71頁。

  [18] 戴維森:《真理、意義、行動與事件》,牟博編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24頁。

  [19] 戴維森對意義概念的處理是用語義學的方法定義這個概念,把它理解為一種可以從形式上加以定義的概念。這似乎更符合塔爾斯基的動機。

  [20] 《邏輯經驗主義》,上卷,第57頁。

  [21] 關於統一科學綱領的曆史文獻,請參見卡爾納普《作為統一科學語言的物理語言》(載《認識》,第2卷);卡爾納普《使用物理語言的心理學》(載《邏輯經驗主義》,下卷);紐拉特《經驗社會學》(1931,“科學的世界觀叢書”,第5卷);紐拉特《統一科學和心理學》(《統一科學》雜誌,第1期,1933);費格爾《物理主義、統一科學與心理學基礎》(《邏輯經驗主義》,下卷);Friedrich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7.2.5.2-7.2.5.8, pp.356-393.

  [22] 克拉夫特:《維也納學派》,李步樓、陳維杭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142頁。

  [23] 關於“國際統一科學大會”和《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全書》的詳細資料,參見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pp. 356-398; pp. 607-609.

  [24] 參見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第234-235頁。

  [25] 參見弗蘭克:《科學的哲學:科學和哲學之間的紐帶》,許良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頁。

  [26] 該書中譯本由張華夏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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