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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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writer: 符號
說Rene Descartes（笛卡爾）是法國曆史上最大的哲學家大概也不過分。德國存在哲學大家Heidegger（海德格爾）曾說：“自從Leibniz（萊布尼茲）以來，德國思想界所達到的，Descartes的基礎理論的（各種）主要發展（變化），絲毫沒能超越這個基礎理論，而恰恰展開了它形上學的廣度，而為十九世紀創造了前提。”
但是，在篤信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的人們眼裏，Descartes卻有一個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裏，那就是他那句回蕩了幾個世紀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這句被Descartes當作自己的哲學體係的出發點的名言，在過去的東歐和現在的中國學界都被認為是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總代表，而遭到嚴厲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於意識”、“沒有肉體便不能有思想”等為論據，認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們讀書論壇就有一位網友特意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筆名，以示對唯物主義的堅定信念。
絕對的懷疑
Descartes的哲學曆程是一個異常艱難的曆程。他的哲學追求的起點是對人類認知能力最根本、最徹底的懷疑。Descartes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思維曆程的開端：“一切迄今我以為最接近於‘真實’的東西都來自感覺和對感覺的傳達。但是，我發現，這些東西常常欺騙我們。因此，唯一明智的是：再也不完全信賴那些哪怕僅僅欺騙過我們一次的東西。”外部世界對我們的認知的幫助是這樣的不可信賴，那麽，我們的主動感知活動（在辯證唯物主義那裏叫做“實踐”）和思維是怎樣的呢？這些活動也常常出現在夢境之中，使得我們無法確切地區分“夢”與“醒”。因此，我不得不懷疑，整個的世界是否僅僅是一個夢幻（我們記得莊子與蝴蝶的故事）。
從這些簡單、初步的“疑點”出發，Descartes把他的懷疑推到極致：“我願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個同樣狡猾、同樣有法力的惡魔，施盡全身的解數，要將我引上歧途。我願假定，天空、空氣、土地、形狀、色彩、聲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過是那欺人的夢境的呈現，而那個惡魔就是要利用這些來換取我的輕信。我要這樣來觀察自己：好像我既沒有雙手，也沒有雙眼，也沒有肉體，也沒有血液，也沒有一切的器官，而僅僅是糊塗地相信這些的存在。” （《Discours de la Methode》）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Descartes的懷疑不是對某些具體事物、具體原理的懷疑，而是對人類、對世界、對上帝的絕對的懷疑。從這個絕對的懷疑，Descartes要引導出不容置疑的哲學的原則。
由“思”而知“在”
Descartes接著說：“正當我企圖相信這一起都是虛假的同時，我發現：有些東西（對於我的懷疑）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那個正在思維的我’！由於 ‘我思，故我在’這個事實超越了一切懷疑論者的懷疑，我將把它作為我所追求的哲學第一條原理。” 《Discours de la Methode》
通過Descartes對自己哲學曆程的細膩描述，我們可以明白地知道，這句名言的含義不是：由於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是：通過思考而意識到了（我的）存在，由“思”而知“在”。
“我思，故我在”的中文的表述是很含糊、不確切的，我們的同胞的對哲學大師Descartes的誤解基本上是這個中文表述所導致的。不過，在這件事上，我們中國人並不是哲學世界中唯一的迷途羔羊，幾百年來，歐洲哲學界也是這樣看待他的。造成這個誤解的根源是Descartes的法文名著《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拉丁文翻譯。在這本書的拉丁譯文中赫然可見：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假如在翻譯這句話時去掉表示“我”的ergo，而直接譯成cogitans sum大概比較合乎原意）。由於當時的哲學著作絕大部分使用拉丁文，而法文隻是一種地方語言，從此，這句拉丁文不脛而走，成了Descartes哲學的代名詞，而那法文的原文je pense, donc je suis反而淹沒不張了。Descartes的初衷是建立一個不容置疑的學術方法體係，而他哲學原則的出發點首先就遭到了廣泛的誤解，曆史就是這樣的不公平。
從翻譯的困難看中國人學習歐洲哲學的可能性
從這個曆史的誤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教訓：翻譯乃是很不可靠的！原文越是準確、越是有光彩，其譯文與原文的差距就越大，文學作品如此，思想、哲學作品尤其如此。
翻譯有兩個不能逾越的障礙：第一是語言的障礙，第二是文化的障礙。二十世紀以來，語言的障礙常常被中國的學者忽略。他們以為，任何外文著作，特別是非文學著作都是可以翻譯的。他們把語言看作是一個傳達邏輯信息的工具係統，以為世界上一切語言都不過是由詞匯和語法構成的，掌握了這些詞匯和語法，就掌握了這個語言。這種對語言的科學的和機械的認識很具有我們時代精神的特色，也被貫穿在外語教學中。
與文化的障礙相比較起來，語言的障礙的實在僅僅是“小菜一碟”。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引征的經典，聯係到的日常生活，乃至於風俗習慣，特別是千百年來沉積下來的思維模式，都具有著高度的“個性”，使得把一個作品完整地平移到另一語言和文化環境的工程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業。
任何的一個翻譯傳達的首先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譯者的理解、譯者的能力。假如這位譯者是個腳踩兩條船，優遊於幾個文化之間的仙人（這樣的人或者沒有，或者鳳毛麟角），他的翻譯就比較有機會接近原著，前提當然是他能夠按奈住自己的虛榮心，全心全意地忠實原著，而不是象嚴複一流惡人，有意要引讀者上歧途。對於讀者來說，讀譯著永遠是間接的、片麵的、不可靠的！一切嚴肅認真的學者都要努力去讀原著！
因此，我從根本上懷疑中國人接受歐洲思想，甚至把它們作為自己未來文化的主導的可能性。
中學西用的可能性
幾十年來，我們通過日語從歐洲語言借來了一大批哲學詞匯，學來了一套“哲學方法”。這些詞匯和方法從此成了我們研究、討論一切有關思想的題目的基本工具，離開了他們，我們既不會思考，也不會說話，頭腦空空，啞口無言。“西學中用”變成了拿中國的文化片斷去印證西學的理論。西學在於我們早已經不僅是“用”，而變成了我們的“主心骨兒”了。這其實並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必然性，更沒有思想、文化上的必然性。
通過對Descartes的哲學原理的思考，我體會到道，中國漢學的好傳統：從原文入手，從文字入手，以考據為主，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傳注，以求從中獲得真諦，也同樣適用於對歐洲古典哲學的學習與研究。同時，漢學的很多方法與研究成果，比如對上古與近代語音的變遷的揭示，對西方學界也可以很有幫助。“中學西用”完全不是偶然得來的匪夷之思。但是，學界的交流與“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毫無相關，我們要堅決避免一夜之間從洋奴變成沙文主義者！
PS: 這篇小文的主要內容來自我當年的哲學讀書隨筆《Momente des Lebens（生命的瞬間）》，原係德文。時間曆久，對引文的記憶有誤差的地方懇請大家原諒。
你先生對哲學投入這麽深, 又在美國紮根, 在哲學翻譯方麵應該是有很大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