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
學哲學
摘自《智慧的探險——西方哲學史話》選讀·三、近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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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具有笛卡爾精神。他們從小就知道，笛卡爾是法國人都珍視的偉大的思想大師，是製作一切層次的自然之光的技師，是那個躲在暖和的房間裏與自己的思想談天就發現了大自然一切機製結構的鑰匙的人，也是那位一往無前、探尋道路走出森林的大名鼎鼎的騎士。他們說，笛卡爾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運用一種確實可靠的方法探求真理。
哲學史家也具有笛卡爾情結。黑格爾就曾賦予笛卡爾一個無與倫比的地位：“……新世界的哲學……是從笛卡爾開始的。從笛卡爾起，我們踏進了一種獨立的哲學。這種哲學明白：它自己是獨立地從理性而來的，自我意識是真理的主要環節。（哲學在它自己的土地上與哲理神學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則，把神學撇到完全另外的一邊。）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到了自己的家園，可以象一個在驚濤駭浪中長期漂泊之後的船夫一樣，高呼‘陸地’。笛卡爾是那些將一切從頭做起的人們中間的一個；近代的文化，近代哲學的思維，是從他開始的。”[1]20世紀的大哲學家、現象學的創始人胡塞爾也承認：“笛卡爾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哲學：通過改變哲學的整個風格，哲學做出了一種徹底的轉向，即從樸素的客觀主義轉向了超越的主觀主義”。[2]在這個意義上，笛卡爾是近代哲學之父。
但笛卡爾自己是這樣說的：“正如喜劇演員刻意遮蓋臉上的赧色，便以角色的服裝為遮蓋，同樣，當我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觀眾的身份出現的世界舞台的時候，我戴上麵具行走。”[3]笛卡爾為什麽要“以觀眾的身份出現”？因為“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來生活”。他力求與世隔絕，這對他是一種自衛，用以抵禦他時時刻刻緊張意識到的、逼迫著他的重重障礙：宗教的，世俗的，政治的……。為什麽又“戴上麵具行走”？因為他無法逃避，他要信仰上帝，他要探求真理，他要發掘人心神妙莫測之中最深奧的秘密。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中許多人用限製科學研究對象的方法，力求規避信仰與理性的尖銳衝突，“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因為整個時代的宗教氛圍就是不寬容。但笛卡爾卻采取了相反的態度，要把科學真理與形而上學真理結合起來，要把整個人類知識培育為根深葉茂的大樹。笛卡爾固然是在宗教權威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但同時也是近代科學革命的理性精神的產兒，而且還是這場革命的弄潮兒。因此，他試圖找到一條讓歐洲走出宗教紛爭和折磨的道路，有人通過懷疑主義而推薦寬容精神（如蒙田），笛卡爾卻把懷疑主義推向極致，讓理性這道自然之光指引著方向。
1596年3月31日，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出生於法國都蘭和普瓦提埃之間的海牙小鎮（1801年改稱笛卡爾海牙，1967年之後更簡稱為“笛卡爾”，故居也變成了一個小博物館）。他少年時期好學上進的故事就不說了吧，值得一提的是，那個時候的笛卡爾就對貌似真實、實則根基不勞的學問看不上眼，更不願意考它們博取功名利祿。於是，笛卡爾在40歲的時候回憶到，“一到年齡容許我離開師長的管教，我就完全拋開書本的研究。我下定決心，除了那種可以在自己心裏或在世界這本大書裏找到的學問以外，不再研究別的學問。”[4]其實，那時年方20的笛卡爾在開始他的遊曆和軍旅生涯的時候，批判精神未必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他首先來到巴黎，在那裏他仍然是個大少爺，家裏人從來舍不得讓他缺錢花，還有個人專門伺候他。他玩馬，賭博，還舞刀弄劍。如果說他寫寫東西，寫的也是論擊劍的文章。即使決定投筆從戎的時候，也是下決心絕不到任何地方去充當演員，而是到處去當觀眾，看看塵世大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國家裏登台表演的種種角色。他去當兵隻是為了更加依其本來麵目研究人的各種道德風俗，嚐試使自己經受世事沉浮的一切考驗。盡管三十年戰爭已經在1618年爆發，但他當兵，卻沒仗打；他自嘲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混跡在無知的大兵之間。不過，大概有兩件事影響了笛卡爾。一是與貝克曼的偶遇，二人開始交流研究物理學和數學的心得，使笛卡爾不至於過分的閑散。二是1619年11月的一次狂熱和三個怪夢：他腦子裏盤旋的是給他的“精神之父”許下的諾言、他約言要寫的論證，以及用怎樣的方法深入探究科學領域的最深處。這使他的心靈激烈動蕩，持續不斷地在心靈裏進行自我論爭，因而疲憊不堪，以至於陷入一種狂熱。由於發現了科學的基礎，或者不如說是他方法論的初步原則，笛卡爾興奮地一連做了三個夢，仿佛是上天所賜一樣。大概和中國思想家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一樣，笛卡爾的哲學之路真正開始了。
1621年，笛卡爾偃武修文，重歸故裏。之後，笛卡爾主要旅居巴黎，在學長梅森的學術圈子裏一舉成名。說到學術圈子，17世紀哲學史其實可以通過相當少的社交圈子而加以追溯。這是些嚴格意義上的“學圈”，因為這些群體定期聚會，其成員彼此相知。他們自身就意識到各自的圈子，典型的標誌就是可以指名道姓地談論它們。他們通常還有研究計劃，並發布關於研究成果的聲明。在這一時期，理智生活走出教會和大學，而這些圈子正好提供了獨立的舞台和舞台的背景道具，對思想成果的物質基礎的重新整理，並開始了思想的重新結盟。近代歐洲的核心圈子改造了交流的手段，他們建立了可靠的通信網絡，創造了第一批知識分子期刊，出版工業的每一步新發展都在把自己與著名的知識分子團體聯係起來。
1623年，梅森離開了他在巴黎隱修院的單人房間，與伽桑狄密切合作，建立了一個通信網絡，聯係了開普勒、伽利略、康帕內拉、笛卡爾、霍布斯、托利切裏、費馬以及當時其他數學家和科學研究者。梅森是組織上的領袖，即使在笛卡爾隱居荷蘭的日子裏，仍然能夠通過梅森而與思想家進行不斷的交流；而笛卡爾則是圈子裏思想上的領袖。1627年，笛卡爾開始寫作《指導心靈探求真理的原則》，但最終沒有寫完。這一時期，數學以及數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是笛卡爾關注的中心，他認為，表麵上種類繁多、情形各異的現象，其實能夠用極少的最簡單、最普遍的原則加以解釋。他關於幾何學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這奠定了他作為解析幾何創始人的地位。
1628年，笛卡爾隻身來到荷蘭，隨身隻帶著手稿和《聖經》與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他在那裏隱居，潛心思考和著述。他為什麽要去荷蘭？他到那裏去尋求的不是言論自由，也不是宗教自由，而是一種哲學上的驅使：要想重新看待世界，就首先必須與遠離塵囂，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如果說此前的十年主要是閱讀世界這部大書，那麽今後的歲月則要由外返內，反思那部大書，發掘內心的奧秘了。實際上，笛卡爾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強烈倡導建立在觀察基礎上的世俗科學。他基本上是個形而上學家，並不懷疑上帝，正如他不懷疑人類理智的力量，能夠從自己的思維出發在基督教教義範圍內重建宇宙一樣。[5]
在這裏，笛卡爾完成了《論光，或論世界》、膾炙人口的《方法談》和偉大的《第一哲學沉思集》。《論世界》雖完成於1632年，但在笛卡爾死後才出版，而得到的評價並不高。伏爾泰批評道：“如果想討論笛卡爾的物理學，除了了假說之外，裏麵還能發現什麽？看見他那時代最偉大的幾何學家放棄指導他的幾何學而迷失在想象生涯中，我們能不痛心嗎？”而牛頓常常重複的批語是：錯誤。
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托勒密與哥白尼關於兩大宇宙體係的對話》，旋即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令。次年，年逾古稀的伽利略在酷刑的威脅下，向宗教法庭認罪，並被判處軟禁。笛卡爾是讚同伽利略闡發的日心說的，一得知審判的結果，便“大吃一驚，以至於差不多下了決心燒掉我所寫的一切，至少不讓人看見那些材料”；[6]他隻求休息和心靈的安靜。但他仍然忍不住要發表自己的思想，隻是將其與容易引起麻煩的《論世界》分開，而以《屈光學》、《天象學》和《幾何學》出版（1637），並加上了那篇著名的《方法談》。
“笛卡爾回憶錄”：《方法談》
《方法談》其實像是一部自傳，或者“笛卡爾回憶錄”，娓娓道來，不但是偉大的哲學著作，更是傑出的法語散文。“為了不至於在行動上猶疑不決，為了今後還能十分幸運的活著”，笛卡爾在第三部分中為自己定下了三條準則：
（1）服從我國的法律和習俗，篤守我靠上帝保佑，從小就領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圍最明智的人為榜樣；
（2）在行動上盡可能堅定果斷，一旦選定某種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動搖地堅決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樣；
（3）永遠隻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隻求改變自己的願望，不求改變世間的秩序。
在第5部分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我思故我在”；在第2部分中，他提出了探尋真理方法的4項基本原則：（1）凡是我沒有明確地認識到的東西，我決不把它當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說，要小心避免輕率的判斷和先入之見，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現在我心裏、使我根本無法懷疑的東西以外，不要多放一點別的東西在我的判斷裏。（2）把我所審查的每一個難題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幹部分，以便一一妥為解決。（3）按次序進行我的思考，從最簡單、最容易認識的對象開始，一點一點逐步上升，直到認識最複雜的對象；就連那些本來沒有先後關係的東西，也給它們設定一個次序。（4）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盡量全麵地考察，盡量普遍的複查，做到確信毫無遺漏。強調認識的清楚分明、強調對問題的分析、強調由簡至繁的認識次序、強調認識的全麵性，這四條原則宣布了鬥爭的決心，宣告了一個前進的運動，笛卡爾吹響了餘音不絕的理性的號角聲。
1641年，笛卡爾發表了更為詳盡地闡發其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偉大著作《第一哲學沉思集》。此書不像學術論文，卻像是一套思想訓練；讀者要想從中受益，就必須做好準備隨作者一起去沉思，沿著《方法談》規定的原則去懷疑，去思考——從自身的存在開始，然後是上帝的存在，最終獲得關於自然世界的性質及其與心靈之關係的知識。書中笛卡爾本人的6個沉思篇幅並不大，但出版時附上了當時不少著名學者、哲學家、神學家的質疑和笛卡爾的答複。
1644年，笛卡爾出版了《哲學原理》，此書是專門為大學教科書而設計的，顯然他希望自己的哲學體係能夠在大學裏被接受和思考。這時的笛卡爾已經是名滿歐洲的大學者了，波希米亞公主伊麗莎白也與笛卡爾保持著通訊聯係，求救哲學問題。1645年，伊麗莎白提出了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笛卡爾便著手撰寫《靈魂的激情》“專供公主使用”。而瑞典女王克裏絲汀娜也因為閱讀《哲學原理》而愛好笛卡爾的哲學，邀請她前往斯德哥爾摩。笛卡爾猶豫再三，還是於1649年遠赴瑞典。這時的歐洲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的簽訂，三十年戰爭終於結束了；而克倫威爾在英國宣布廢除王製，建立共和。和平鄰近了，然而我們的哲學家卻忍受不了瑞典的嚴寒和清晨5點覲見女王的痛苦，他長期以來的晚起習慣被打破了，最終他得了致命的肺炎。1650年，笛卡爾去世，享年54歲。13年前笛卡爾下決心為自己也為人類研究延年益壽的醫學，自認為能夠活100多歲的時候，大概沒想到“這下子可得走了”（笛卡爾的最後一句話）。
“我思故我在”
笛卡爾曾把哲學比作一棵大樹，根部是形而上學，主幹是物理學，而由主幹生長出來的支幹則是其他各門科學。根深才能枝繁葉茂，因此形而上學作為基礎必須是堅實可靠的。可是，當時的形而上學不僅是一個殘酷的戰場，而且也是模糊不清的領域。幾何學的初始概念，大家都接受，而形而上學卻缺乏清楚分明的基本概念，以產生豐富的成果。恰恰相反，由於形而上學缺少這樣的阿基米德點，不斷遭到懷疑論的挑戰。笛卡爾敢於迎接挑戰，並且摧毀一切，把普遍懷疑貫徹到底，於是展開了著名的“第一哲學沉思”。
我可以懷疑，既沒有上帝，也沒有蒼天，也沒有物體，也很容易假設我們自己甚至沒有手、沒有腳，最後竟然沒有身體。總之，以往我們所確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虛幻的。當我們通過這種方式懷疑一切的時候，這個懷疑本身卻表明了一條無可置疑的真理，即“我在懷疑”本身是無可置疑的。我可以懷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懷疑“我在懷疑”。因為我對“我在懷疑”的懷疑仍然是“我”在懷疑，因而它恰恰證實了我在懷疑的真實性。懷疑也是一種思想。因此可以說，“我在思想”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顯然，我在懷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個在懷疑在思想的“我”存在。因為說某個東西在思維著，而它在思維時卻又不存在，這是自相矛盾的。換言之，懷疑必然有一個懷疑者在懷疑，思維必然有一個思維者在思維。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乃是一條真實可靠、連懷疑派的任何一種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之動搖的真理，我們可以毫無疑慮地把它當作形而上學的第一條原理。甚至我還可以設想有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麽的非常強大、非常狡猾的騙子，他總是用盡一切伎倆來騙我。因此，如果他騙我，那麽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麽騙我就怎麽騙我，隻要我想到我是一個什麽東西，他就總不會使我成為什麽都不是。“那麽我究竟是什麽呢？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什麽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呢？那就是說，一個在懷疑，在領會，在肯定，在否定，在願意，在不願意，也在想象，在感覺的東西。”[7]
不過，“我思故我在”並不是一個邏輯推論的結果。在笛卡爾看來，思想乃是發生在我們之中，並被我們直接意識到的一切，然後從這一直接意識又上升到了反思的層次。之所以笛卡爾繞了一大圈才回到對我思的直接認識，是因為他要通過普遍懷疑而拋棄懷疑一切的懷疑論；而對我的思想的直接認識就是精神對自身的確認，也就是自我意識和自我反思的活動。盡管對“我思故我在”的各種詮釋三百多年來汗牛充棟，莫衷一是，但它仍然是一個哲學史上的奇跡，這個奇跡就在於，它確立了我思或認識主體的獨立性和優先性，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所以我是——我肯定自身，肯定思想本身。我是通過確立認識主體而確立認識的客體或對象的。同時，這個我思並不是胡思亂想，而是一種理性的思維。因此，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實際上是為反思意識、主體原則和理性精神確立了一個阿基米德點。
但是，“我思”並不僅僅是認識的主體，它同時還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實體。這個實體是一切變化的根源，但它自身確實不變的；是各種性質的承載者或本質，但它自身卻不是某種性質；是表述它的謂詞的主詞，但它自身卻不能用於表述其他東西。笛卡爾從對思維的直接認識上升到了反思的形而上學，從而把“我思”建立為實體，並從這樣一個實體出發，又建立起上帝這個絕對的實體——“一個無限的、永恒的、常住不變的、不依存於別的東西的、至上明智的、無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東西（假如真有東西存在的話）由之而被創造和產生的實體”[8]。為什麽笛卡爾要建立這樣一個上帝觀念，並竭力證明它的存在呢？因為“順著這條道路我們就能從深思真實的上帝（在上帝裏邊包含著科學和智慧的全部寶藏）走向認識宇宙間的其他事物。”[9]上帝是真理的源泉，因此必須是絕對完滿的存在。有了這樣一個上帝，不會騙人的上帝，我們才能相信“凡是我們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設想到的東西，都是真的”——清楚分明為真——比如我們的外部世界。上帝保證了我們的觀念的實在性，保證了物質世界的真實存在，因而也保證了我們關於物質世界的認識的客觀有效性。這樣，笛卡爾就反過來依托上帝這個無限實體而確立了心靈和廣延（物質世界）這兩個有限實體。
然而，正是由於廣延實體在“我思故我在”的思想進路中一開始就是被懷疑和懸置的東西，爾後又是借助上帝才確立起來的，因此廣延與心靈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幹的。[10]廣延的物質世界是一架機器，人的身體也無非是物質世界中的一架架自動機而已；心靈仿佛是一個機器中的幽靈，心靈實體是觀念的世界，每一個心靈都是獨一無二的。身體可能輕而易舉地被毀滅，而心靈則由於其本質而成為不朽的。這樣的觀點被稱為“身心二元論”，它對此後的哲學思想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也成為二十世紀哲學批判的靶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