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花坊的博客
愛神愛人，有喜樂，有盼望，活得有滋有味，過的是精彩人生。
巫寧坤：燕京末日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令人心向往之。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麽洗法，並不覺得怎麽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係係主任趙蘿蕤博士來前門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歸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係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姻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裏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
她為我雇了一輛馬車，車頂上放著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絛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製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仿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大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隻見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裏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係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裏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仿佛背負著甚麽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裏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發火了：“這是‘1984'來了，這麽快！”
不久之後，住房調整，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住的是係裏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我倆一見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據說我們倆是燕大有史以來最年青的副教授，興華比我還小一歲。他身材瘦長，麵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麵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過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中國流傳的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來燕園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十六，而主編卻在編者按裏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麵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裏有一座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壁爐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都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周末，陸誌韋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加哥大學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麵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複返了。
到校後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程。我從未教過書，隻有兩周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有美國“進步作家”德萊塞和法斯特的小說，還有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隻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我帶回的手提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Darkness at Noon (《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學生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曆，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盡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和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麽想的就怎麽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麽後患。
我對新環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麽好的。八年前我去國時，全國戰禍連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如今，人民顯然安居樂業。外國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煙鬼都改造好了。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我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無數仁人誌士為之前赴後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仿佛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另一方麵，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複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各級黨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麽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風度翩翩的總理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為舊社會服務的，腦子裏充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賬枷搿，F在無產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學習批判錯誤的舊思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總理告誡大家，思想改造是一個艱巨的、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散會出來，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腦袋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說的“洗腦筋”的前景，難道這麽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也許不會吧，我還心存僥幸。怎料到，這位以關心知識分子聞名的總理已經發出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戰的檄文！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他領導人做報告，然後就開始用共產黨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鼎鼎大名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隻有自認落後。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書生氣十足的教授們，大多以為學校是清水衙門，教書匠兩袖清風，這個運動和我們掛不上鉤。哪知道，掌握“辯證法”的共產黨卻認為這三種罪行的根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而舊大學又正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和堡壘，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千把人的學生隊伍中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犯下的罪行。校長辦公室被查抄，全部檔案被搬到圖書館大閱覽室，亂七八糟堆在一張張大閱覽桌上，聽任積極分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忙亂了幾天，一無所獲。終於有一名積極分子發現一位美國教授試用一種新方法進行英語教學的報告，其中提到實驗對象時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獲至寶。美帝國主義分子竟敢拿中國學生當實驗品，還辱罵中國學生是“pigs”（豬）!這被抓住作為文化侵略的鐵證，又拿到全校大會上大張撻伐。我如墜五裏霧中，更感到落後了。蘿蕤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在工作組和本係積極分子的“幫助”下檢討西語係的問題。興華在積極分子帶動下，在運動中活躍起來，“進步很快”。我四顧蒼茫，仿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漂流的一葉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裏聲中，陸誌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的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對這一套逐漸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吳興華也登台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卻使我感到震動。興華是陸校長最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裏的一段佳話。怎麽也沒料到，這位有知遇之恩、溫文爾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麵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的學者麵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隨後也慷慨激昂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曾幾何時，享譽海內外的陸誌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美帝國主義分子”！不過，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陸家有一位多年相處、年近六旬的女傭，工作組也不放過，三番五次動員教育站出來，控訴陸家對她的“殘酷剝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廚房操起一把菜刀來就抹脖子，差點兒鬧出人命來。有人說，這也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威爾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麽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另一位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為美帝效勞，盡管由於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三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當年都冒著風險公開支持過共產黨，曾幾何時又都被打入了另冊，無異於階下囚。
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鍾！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係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曆史係和中文係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指控組織“十人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發牢騷，譏刺時政。他們必須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有中文係學生揭發，其中一位講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從猿到人，從人到？》這個學生憤怒地質問他是何居心？這位講師嚇得麵無人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主持會議的黨員又指責他斯文掃地。曆史係著名的聶教授“態度惡劣，對抗運動”，立即“隔離反省，交代問題”。後來我在校園裏碰見過他的家屬，手裏堤著飯盒去禁閉室給他送飯。“十人團”兩名重要成員、曆史係係主任齊教授和政治係女係主任陳教授當時在南方參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問題。兩位教授風塵仆仆趕回燕園，經工作組“啟發”之後，便在文學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討，聲淚俱下。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的遊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後於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青，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願意學習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我任課的四年級班上三位女生積極分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講過的三言兩語，現在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譬如說，有一天有一位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麽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說 The Wings of the Dove（《鴿翼》）。我回答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幾天，頭版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麵都是慶祝口號，諸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老套，這也能算新聞嗎？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做，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然也被記錄在案！
西語係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大會上當著一百多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批評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繼而批評自己在西語係教學工作中，也是重學術，輕政治，在全係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響、西方教育、資產階級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後表示決心改造思想。俞大姻教授著重檢討自己解放前追隨國民黨大員、胞兄俞大維，而疏遠了自己“追求進步”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聲。胡稼胎教授著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後。興華檢討自己自十六歲考上燕大，踏進燕園以來，一直埋頭做學問，不問政治，自命清高，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幸而通過這場運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積極分子紛紛發言，讚揚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內犯過什麽錯誤，眼看著一個個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也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製，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小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我嚇壞了，伸頭仔細一看，書皮上畫著一隻手，指甲塗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傑拉德的傑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我的檢討自然沒通過，又做了一次才勉強過關。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詳細陳述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曆，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曆史問題和各方麵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在學習會上表態時說我毫無顧慮，平生事無不可以告人言，這次不遠萬裏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曆史，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寫出一份自傳。我自以為寫得既忠實又詳盡，無可挑剔。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京攝政王”的曆史係翦伯讚教授、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約我到他府上談話。他也住在燕東園，別的教授這時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他卻是獨占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我走進他的書房，果然四壁書架上擺滿了線裝書，足見主人學識淵博。翦教授坐在一張紅木大書桌後麵，招呼我在書桌前麵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一開口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托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代了你本人曆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曆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枝香煙，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簡慢地回答：“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人都有一部曆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它。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成人後的重大經曆，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事。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麽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裏講得一清二楚。”
“你是談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沒有什麽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曆史著作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什麽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麽好坦白的。我回國來不是搞什麽“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來，學校終於複課。可是，文科的教學計劃改動了不少。課程有增有減，教師試用馬列觀點自編自寫教材。我教的“英國文學史”停開，因為“無用”。
改開一門“美國進步小說”選修課，教材是我帶回的法斯特和德萊塞小說，選課的學生也寥寥無幾。興華從五月起就被調去“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他教的三年級閱讀課也由我兼任。畢業班學生關心的是為期不遠的畢業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學論文還沒寫就已提前調到外事部門工作，教師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師們一麵忙於思想改造，一麵忙於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研究教學改革。教育部發下一套蘇聯某師範學院的英美文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小冊子，蘿蕤帶領我們學習，沒完沒了地討論如何虛心借鏡。不久，上級宣布全國高等學校向“老大哥”學習，進行“院係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按科係分別並入調整後的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分配。於是，蘿蕤又帶領我們學習院係調整方案，最後人人表態，服從分配。這時已是暑假，上級又決定把五所大學的全體教師都送到青島去休假一周，既可放鬆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又可避免幹擾分配工作。這是我初遊這片避暑勝地，雖然不會遊泳，倒也能把幾個月來擾人的記憶暫付海濤。
從青島回來後不久，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係教師分配情況，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裏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隻能眼睜睜看著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英語教授的陣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著手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誌韋的乾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陳夢家教授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隻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論功行賞，陸校長的愛女榮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吳興華榮任北大西語係英語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剛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歲，現在就要領導數十位英語教師，其中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李賦寧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誌了。翦伯讚教授榮任曆史係係主任，執曆史界的牛耳。另一方麵，陸誌韋則貶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組，趙紫宸貶到市內燕京神學院，張東蓀未分配工作，繼續接受審查，三人統統遷出燕園。
十一月，我也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離開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主人。
故事並沒到此為止。翦伯讚官運亨通，又當上了新北大副校長。興華也一帆風順，兩年後當上了副係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評上高教三級職稱，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曆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繼問世。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同年，我從南開調回北京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第二年“反右運動”中就被劃為“右派”，流放北大荒。沒料到，“進步很快”的興華竟然也沒逃此劫，罪名是“反蘇”，因為他主張在英語教學中不必向蘇聯學習。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動言論”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時，陳夢家在考古所當上了“右派”，蘿蕤因受刺激過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姻平日“追求進步”，幸免於難，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長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卻是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這一來，當年燕京西語係三位男教授和兩位女教授的丈夫統統都打成了“右派”，一個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園內“紅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間，多少位教授們成為“橫掃”對象。當年的燕京大學英語教授中，多年來兢兢業業“追求進步”的俞大姻教授不堪淩辱，率先悲憤自盡。時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倫教授，也含恨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我的同齡人、才華蓋世的吳興華在校園烈日下勞改，口幹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從他手裏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汙水。（在同一個湖邊，我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聽他背誦中國古詩或英文詩，如聽天籟。）汙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紅頭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要打成“現行反革命”。後經破腹驗屍，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雖幸而逃脫了“現行反革命家屬”的厄運，卻照樣掃地出門，隻得到海澱鎮上覓得一間民房棲身。興華的骨灰寄存在八寶山公墓，限期兩年。他的遺孀被長期下放，等她返京時，骨灰早已被“處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改的折磨也離開紅塵。趙蘿蕤教授碩果僅存，可是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淩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他終於得以解脫。
在燕京的領導人中，陸誌韋校長在科學院文字改革小組韜光養晦，仍是當然的“橫掃對象”。後來又以七十高齡發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幹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漸失常，一代宗師流離鄉野，嚴然裏爾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長逝。哲學係係主任張東蓀教授死於獄中，罪名是“為美帝提供政治情報”。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翦伯讚教授，多年來飛黃騰達，卻被“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點名批判，終於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雙雙服毒自盡，“自絕於黨”。蘿蕤的父親、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教授，幸得善終，於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齡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後餘生，從安徽返京，到頤和園附近的學院辦理“錯劃右派改正”，順道重訪燕園。那天正趕上寒流侵襲，冷雨淒淒。我沿著似曾相識的未名湖踽踽獨行，欲哭無淚，腦子裏冒出兩句舊詩：忍看朋輩成新鬼，天陰雨濕聲啾啾！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巫寧坤曾回憶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令人心向 往之。於是， 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 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麽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麽洗法，並不覺得怎麽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 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0多年後的1979年，曆經浩劫磨難的巫寧坤終於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當他從安徽蕪湖奉命前往北京時已改稱 “國際關係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手續時，於意外中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大為激動，便跑到北京飯 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此時已貴為國賓的李政道僅於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巫寧坤說了幾句話。
一個是歸國演講的貴賓，一個是剛剛勞動改造結束的教職員。巫寧坤眼見身前二人地位迥異，不禁回憶起二十多年前二人於 美國分別時情景，追想當年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求學之時與中國同窗縱論天下，懷抱一顆赤子之心毅然歸國，往事曆曆心酸皆湧上心頭。若是當年送李政道歸國任教， 而自己留在美國，今日又是怎樣一番景象？
命運沉浮，造物弄人，數十年來曆經坎坷者又何止巫氏一人？巫寧坤尚能於劫後感慨一番，殊不知多少形身先歿的文人早 已無緣見到撥亂反正後新的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