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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畫帝
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麽豐富博大的瑰寶。
第一部分
求助張群飛離大陸（1）
張大千勉強地笑了一下算打過招呼，隨即便不由愁眉緊鎖了起來，開門見山地說：“嶽軍兄，我知道你現在公事繁忙，你的副官已把機票給我手上了，但你在機票上寫的‘特準攜帶行李八十公斤’恐怕不夠帶哩。”
張群忙說：“大千，這已經是最大的限度了，實在不行就得另想辦法吧。”
張大千焦急地說：“那怎麽辦？這種時候還是得你嶽軍兄才有辦法。我哪裏有啥子辦法喲！”
張群背過手在屋子裏踱了好幾圈，思忖了半天，才果斷地說：“看來隻好托別人幫你帶走了。你放心吧，這事包在我身上。”
張大千知道張群是個說到做到的人，既已答應，肯定是心裏已有譜了。這才放心地與張群告辭，趕回家裏。
對於張群的慨然相幫，張大千的心裏充滿了深深的感激，並且這種感激已不是語言所能詳盡表達的。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末二張認識至今已近十年，張群已經幫過張大千很多次忙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張群，張大千的命運可能會另有變數，所以有人說他是張大千後半生遇到的貴人，這話毫不為過。
張群也是四川人，比張大千大10歲，是國民黨元老之一，同蔣介石私交甚篤，並深為蔣所器重。曾任湖北省主席、上海市長和四川省主席等要職。他酷愛收藏，尤其喜歡石濤、八大的畫。20年代後期，聽說上海有個能把石濤仿得惟妙惟肖的畫壇高手叫做張大千的，便托朋友向張求購一幅山水扇麵，張大千何等聰明，知道此人的來曆後便以石濤筆意畫了一幅山水，張群甚是喜愛。之後又欲求購一幅花卉的扇麵，張大千亦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索性將精心所繪明代金冬心仿筆相送。從此兩人結下了書畫緣。
幾年後張群調任上海市長，張大千正好蟄居上海，便登門拜訪了這位既為同鄉又是知音的“父母官”。隨著日後交往漸深，張大千便深有感觸地評價張群說：“嶽軍先生從政，我對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為人真了不起！”
而張群對張大千的評價之高則更是出自真情實感。有一次張群在成都宴請張大千和另一位畫家董壽平，另有幾位國民黨軍政大員陪坐。席間，當一位官員恭維張群所得政績可名垂青史時，張群卻直率地說：“你過獎了，從古以來政壇上的人物輔弼領袖，除非有功於生民，如管仲、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幾乎全被遺忘了。可是名畫家和名寫家如張大千、董壽平，如王羲之、趙孟，他們的成就使人百世難忘，我怎能與張董二君相比呢？”
張群因愛慕張大千的過人才華，故以高官身份在權限內盡力幫助張大千。張大千在幾次最為棘手的人生關卡時都是靠張群出麵才解的圍。
張大千的另一舊友，曾跟隨張群多年並在其麾下任要職的蔡孟堅，在回憶二張的文章中也寫道：“嶽公與大千以同鄉同宗關係結識，當然遠在五十年以前，但我隻能自民國三十年在蘭州與大千相識後(1941年張大千去敦煌時，蔡當時是蘭州市市長，並多方關照)，就所知而予述及。當南京武漢棄守，政府遷渝期間，因交通關係，大千無法離開北平，一度被日本憲兵隊押訊，嶽公在政務百忙中，多方籌計，促其脫險來渝。迨大千利用上海謠傳他遇害，友好舉行‘大千遺作展覽’機會，化裝逃出北平……”
1943年5月，張大千攜帶敦煌的臨摹作品從西北返川時，歸途中又是因為有張群與何應欽的電令手諭，才免遭層層關卡檢查，使臨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否則後果真是不能想象。而剛剛建好的成都西郊的“稅牛庵”也是張群委托自己的弟弟代為選定的。兩人友情真同手足般莫逆。
翌日清晨，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張群派車來接張大千去成都郊區的新津機場。
張群把張大千安排在撤退人員專用的軍機上，同時攜帶允許的八十公斤重量的書畫行李。而張大千托張群運走的另幾大包古書畫，則由張群分別托請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曹聖芳和空軍武官夏功權兩人，當做他們自己必帶的公文運走，所搭乘的飛機竟是蔣介石的專機。
這批古書畫都是張大千幾十年來耗盡心機用無數巨資收購得來，盡屬“大風堂”名號下。“大風堂”是他和張善子所起並共用的堂號，由漢高祖劉邦的那句“大風起兮雲飛揚”而得來。另外明朝有個大畫家張大風，是張大千非常欣賞和喜愛的畫家，巧的是他的名字中也有“大風”兩個字。
“富可敵國，貧無立錐”是張大千好友馮若飛描述張大千書畫收藏的兩句話。而張大千自己則在此又加上兩句：“一身是債，滿架皆寶。”來說明“家有藏寶我不貧”的收藏喜好。
張大千的收藏目的與一般藏家不同，他並不是一味地為收藏而收藏，而是“玩物而不溺於物者”。每得一名畫，他都會悉心研究並仔細臨摹，從而在古人墨跡中吸收繪畫精髓，將古人畫跡作為自己“借古開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負古人告後人”的使命。比如張大千創作的仿道君皇帝《鷹犬圖》、《聽琴圖》等，真正達到了收藏是為創作的目的，也因此練就一雙慧眼。更為典型的是《江堤晚景》這幅畫，他至少臨摹過四次，僅這張畫的前景林木部分，就臨摹不下30次，可見其超人的勤奮功夫。
“大風堂”的藏品數量多而且精，“前前後後，總有一千件以上”。所付出的金錢代價更是不計其數，當然藏品也價值連城。這些藏品每一件都有其不平凡的來曆，一向被張大千視為生命，以至“東西南北總相隨”。
1944年，張大千在成都舉辦過一次《大風堂藏古書畫展覽》，展出所收藏的170件唐、宋、元、明、清等曆代名貴書畫，同時還出版了《大風堂書畫錄》，共記載介紹了196件由唐至清的曆代名貴書畫，一時令書畫收藏界嘖嘖驚歎，傳為佳話。
張大千既是一代書畫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大鑒定家，這一點鮮為人知。而就其收藏和鑒定的成就，拿他自己的話說：“世嚐推吾畫為五百年所無。抑知吾之精鑒，足使墨林推誠，清標卻步，儀周斂手，虛齋降心，五百年間，又豈有第二人哉！”
這裏的墨林是明朝的大收藏家，清標是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儀周是朝鮮人，大鹽商兼收藏家，虛齋是清末至民國的上海著名收藏家。這四人乃是中國最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而一向在畫藝上非常自謙的張大千卻認為自己的鑒賞水平能使他們“推誠、卻步、斂手、降心”，真乃大家豪情，當仁不讓，勝在必得呀！
1959年，台灣出版了一本《故宮名畫三百種》，是由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世傑從中央、故宮兩大博物院的藏品中精選出來的。出版之後非常轟動，被各方公認為是故宮從大陸遷到台灣後最精美最權威的一本收藏大書。
這本書在日本印刷，當時張大千也正好路過日本，為了先睹為快，急忙從印廠調出來一本。細細翻閱後，張大千特意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書評，對書中所選作品的準確性給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時也指出有十八件作品在年代和作者情況上“小有問題”。為此，讓王世傑很是不服氣，並寫文對張大千的鑒賞水平做了不客氣的批評。但他在文章中又不得不承認：“……可是盡管如此，大千實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點，故得失亦盡可相賞。”
【連載】行走的畫帝張大千：為毛澤東畫《荷花圖》（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