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臨摹敦煌壁畫的大師--張大千【圖】

臨摹敦煌壁畫的大師--張大千

張大千，四川內江人。生於1899年，1983年歿於台北。名爰，又名季、季爰，還有個齋號叫"大風堂"。

　　1918年冬天，19歲的他離家出走，投身鬆江城內妙明橋附近的禪定寺，住持逸琳法師為他起了個法名叫"大千"，從此以後張大千這個名字幾乎傳遍了世界。在他出家不久，還未來得及剃度受戒，就被他的二哥張善子強行叫回了家，並讓他去上海投師學畫。他的才華得以顯露，從而成了一名傑出的畫家。

　　1941年，張大千偕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及學生孫宗慰、蕭建初等人跋涉八千裏，到達敦煌。大千先生到達千佛洞那天，天還沒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燈入洞探視。這一看，不得了！比他想象中不知偉大了多少倍，原訂計劃是到那裏觀摩三個月的，第一天大概的看了一些洞，他對太太和子侄說："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

    大千先生觀察千佛洞時發現，千佛洞在坐西麵東的山崖上，早晨有陽光射入，再加上氣候幹燥，毫不潮濕，所以洞內的內藏能長達數百年而不損壞。不過，三百多個洞窟之間，路徑卻崩壞了，大千先生隻好一麵探洞觀畫，一麵要修路開道。"老實說，我到敦煌之初，是抱著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視了千佛洞之後，眼見每洞由頂到底，都是鮮明的壁畫，瞠目驚歎之餘，真是自覺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三百多個洞編號。他編號的目的，固然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一方麵也是方便後人遊覽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編的洞號一共有309洞。

　　這一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個月。大千先生為了補充食物、畫具，暫時回蘭州，待了兩個月。浩浩蕩蕩二進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幾寺，雇用喇嘛。依規定喇嘛是不能離開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關係才以五十銀元一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曉梧、杜結林遠等五人，他們的工作是拚縫畫布："我們縫連，總免不了有針孔線縫，尤其在畫布繃張以後，針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無縫。"

    同時跟他進敦煌的，物品共有七十八輛驢車之多。二度到敦煌，又開始吃苦。大千先生說："很多人不了解，臨摹敦煌壁畫，有相當的困難。"以工具來說，紙絹沒有數丈大的，全靠番僧拚縫。最大幅的壁畫，有12.6丈之巨，拚縫完畢，釘在木框上，塗抹膠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畫布光滑才能下筆。

在臨摹時，大千先生的原則是要完全一絲不苟的描，絕對不能參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畫，他都要題記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畫的時候，還要雇木工造架，站著臨摹，因為千佛洞的空間實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數的光線都不夠，大千先生要一手拿蠟燭，一手拿畫筆，還得因地製宜，有時站在梯上，有時蹲著，還有時躺臥在地上，雖然是冬天，勾畫不久，都要出汗喘氣，頭昏目眩。這樣辛勤的作畫，多數日子是清晨就進洞工作，黃昏才出來，有時候還要開夜工。

　　大千先生解釋："壁畫色多斑爛，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上下功夫，往往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為了不浪費材料起見，臨摹時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後把初稿粘在畫布上，在極強的陽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後，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動手，其餘樓台亭閣不很重要部分，則分別由門人子侄喇嘛分繪，每幅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畫的手續都繁複，極力求真，大幅要兩個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幾天。"就是這樣畫了276幅畫，石青石綠等顏料用了千百斤。

    如此留在敦煌兩年七個月中，大千先生確認："以前常有人說，中國文化多受西方影響，我研究了敦煌壁畫之後，認為此說不足信！敦煌壁畫所畫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製度，補唐宋五代史書之闕文，我認為曆史考證之價值，重於藝術之欣賞。""至於在藝術方麵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做，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的大成，敦煌壁畫代表北魏到元代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換言之，也可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敦煌壁畫早於歐洲文藝複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還相當完整，這也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跡。

　　一九四四年元月，大千先生在四川成都舉行"臨摹敦煌壁畫展"，很是轟動。大千先生的朋友，書家沈尹默曾題詩讚他："三年麵壁信堂堂，萬裏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 

 

　　張大千先生對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十分重視，並做了一定的工作。1941年的秋天，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於右任，奉命西行視察時，專程來到了敦煌，並於中秋節趕到了莫高窟。於右任先生是著名的書法家，對藝術頗有研究，對藝術事業十分重視。於先生和張先生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見麵，實在是感慨萬千，當時的心情難以言表。當晚張大千先生邀請於右任共度中秋節。席間談及了莫高窟的價值以及敦煌文物失散嚴重的情況，於右任感到一種焦慮，並表示要為保護莫高窟多做工作。張大千先生的建議得到了於右任的讚同和支持。在於先生的努力下，終於在1943年3月，正式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

　　從此，敦煌莫高窟有了專門的保護研究機構。這其中也有張大千的一份功勞。

    敦煌有很多名勝古跡。張大千在敦煌的兩年中，曾去過榆林窟、西千佛洞及鳴沙山月牙泉，為此而留下了很多詩詞。他去鳴沙山遊覽恰好是中秋節，故即興作詩一首："陰晴原不綰離遊，地近龍堆客子愁。君看月牙泉上月，月缺月圓過中秋。"詩中非常巧妙地把地上的缺月和天上的圓月結合在一起，喻意深刻而又風趣，是一首難得的佳作。

　　敦煌藝術博大精深，為每一位藝術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藝術營養。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他以後的藝術創作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使它從這座藝術寶庫中走上了"當代第一大畫家"之路。
來源：【飛天文學網】
　

張大千毀壞敦煌之謎

   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率眾**遠赴敦煌，臨摹敦煌壁畫。正在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如果有毀畫之舉，又是為何？

 1941年3月，張大千率領**與家人離開成都，遠赴敦煌，埋首藝術。在此之前，他對老友熊佛西說：“去敦煌，要安營紮寨住下來。搞不出名堂，不看回頭路。”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間，張大千整理文物，為洞窟編號，臨摹壁畫276幅，這一切，均是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敦煌之行，開拓了張大千的眼界，對他的畫藝長進幫助甚大，其繪畫風格的變化，就是從敦煌之行後開始的。
  
    
    張大千離開敦煌後，曾在蘭州舉辦過一次畫展，反響極大。年底回到成都，又於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銀行大樓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被譽為藝術盛事。此間，他還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擴大了敦煌藝術的影響。


    
    許多人是通過張大千的畫作才認識敦煌壁畫的，並為這沙漠中寧靜卻躍動的美而感歎。陳寅恪高度評價張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毀譽參半。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呢？如果有毀畫之舉，那他為何要幹如此這般的蠢事呢？對此，有以下幾種解說：
    
    張大千為覓畫而毀畫

 
    
    張大千率**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一小塊壁畫下麵，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麵還有畫。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有畫，寶中有寶。”
    
    張大千和**們商量後，決定打掉外層，尋找裏麵的藝術珍品。他把外層的五代壁畫臨摹下來，然後剝落外層，下麵果然是一幅色彩豔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張大千陪於右任觀賞壁畫時，隨行人員不慎毀畫
    
    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於右任的隨員、敦煌當地人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憶述道：
    
    我隨於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麵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麵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麵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讚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張大千指使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層壁畫
    
    壁畫毀壞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陪都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立即發電報給敦煌縣長要求查明情況，並“轉告張大千君，對於壁畫，毋稍汙損，免茲誤會”。張大千在結束臨摹途經蘭州時，曾遭到國民黨軍事檢查站的檢查。5年後，張又被甘肅省參議會的郭某等人以盜寶及破壞壁畫為名控告，但沒有查到真憑實據。竇景椿在文章中為張大千辯護道因：
    
    適有外來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
    
    對於敦煌壁畫被毀，張大千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一種看法認為：張大千為一己之私，漠視珍貴的古文物，他的行為從客觀上講，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
    
    另一種看法認為，不論張大千是否破壞壁畫，我們首先要搞清敦煌這兩幅壁畫是否應該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牆壁，是由戈壁灘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畫畫,先要在石牆表麵塗上泥巴、石灰，鋪成牆壁。敦煌壁畫，由北魏到宋，曆代前來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牆壁表層畫滿了，後人在牆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畫，經曆若幹朝代，而今敦煌的牆厚厚的，形成了好幾層壁畫。
    
    1981年《旅遊天府》第2期發表了石湍的《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壁畫》一文，作者自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據他親眼所見，張大千不僅沒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複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作了不容否認的貢獻。


    
    著名的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他說：
    
    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菁華呢？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情況及“墨離軍”((唐代一大軍鎮)等資料判斷“此窟當始於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後，成於十四載(公元755年)前”。謝稚柳在回答記者時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

   
    
    張大千並不避諱此事，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也曾敘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複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鹹通七載(公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鹹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
    
    顯然，張大千認為果斷地“破壁”，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問題有所貢獻。（記者：陸靈豔）

　　從此，敦煌莫高窟有了專門的保護研究機構。這其中也有張大千的一份功勞。

　　張大千先生在敦煌期間，經常與當地群眾來往，他平易近人，助人為樂，尤為善解人意，許多人向他求畫，他都能滿足其要求。因此給敦煌當地群眾贈送了許多繪畫作品，這些作品一直被群眾收藏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清查收交了，並以"破四舊"的形式付之一炬，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大千先生解釋："壁畫色多斑爛，尚須秉燈靜觀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線條，我主要在觀摩揣測上下功夫，往往數十次觀研之後才能下筆。為了不浪費材料起見，臨摹時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後把初稿粘在畫布上，在極強的陽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後，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動手，其餘樓台亭閣不很重要部分，則分別由門人子侄喇嘛分繪，每幅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畫的手續都繁複，極力求真，大幅要兩個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幾天。"就是這樣畫了276幅畫，石青石綠等顏料用了千百斤。如此留在敦煌兩年七個月中，大千先生確認："以前常有人說，中國文化多受西方影響，我研究了敦煌壁畫之後，認為此說不足信！敦煌壁畫所畫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製度，補唐宋五代史書之闕文，我認為曆史考證之價值，重於藝術之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