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人世間(38 - 40)

（38）

後來我才逐漸認識到，我當的這個副社長主要為了讓我去應付開會，回來能夠一二三四把開了什麽會說得清楚。我之所以也願意去當，因為我實在感到吃糠咽菜幹農活，幾個月下來早已吃不消了，內心裏圖個輕鬆。

不過，開會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樣可以輕鬆的事情。

這一年陽春三月，乍暖還寒，尤其在早晚。區裏下了通知，開區、鄉、村（農業社）三級幹部會。我背了鋪蓋卷同社長一起去了，四十多裏走了差不多大半天，擦黑時分才到。放下鋪蓋，貼補一下肚子，連一口氣都來不及喘過來，就去開會。會場裏三盞汽燈，刺得睜不開那用慣了煤油燈的眼睛。

一位穿黑中山裝卻敞開衣扣，卷了褲腿，看來是區裏的領導在台上做報告。我聽了一會兒，才明白開的是動員躍進的會。他一直講到深夜十一點，實際上隻需十來分鍾便能講明白的事，他總懷疑底下聽他講話的人不能聽明白，而用顛來倒去的車軲轆話講了三個多小時，他在最後用高八度的嗓門喊道：“我們要躍進，就應拿出躍進的精神，躍進的勁頭，躍進的實際行動。今天我們立刻把它拿出來，大會以後不休息，馬上進行以鄉為單位的分組討論，由你們大家談各鄉各村的躍進計劃。”

我們即使哈欠連串，還是乖乖地走進分組會場。夜已深，天很寒涼，人們不期然地將頭縮進脖子裏，把兩手插進袖子管裏。我和社長蹲坐在靠牆的磚頭塊上，身子有個倚靠。我輕輕地問社長：“我們怎麽發言？”社長反問我：“你說呢？”我說：“我是外鄉人，說不來。”社長說：“沉住氣，先聽聽別的社咋樣說。”

誰也不肯先發言，會場陷入一片沉默。鄉書記東看看西望望，不知如何是好，卻藏住焦急萬分的心情，裝出和藹的樣子說：“誰帶個頭。”無人響應，過了好一晌，他按捺不住，開口道：“老李，你先說，算我強迫命令。”

老李是鄉政府所在地的農業社社長，同鄉書記來往多，鄉書記用他來打破僵局。

老李一隻手拿著一根短粟杆在地上亂劃著，另一隻手摸了摸鼻子，又幹咳了幾聲：“我說說吧，下個月把豬場建起來，養上百頭豬娃，五頭老母豬，一頭種豬，自產自養，到年底發展成三百頭。還建一個果木園，五百棵核桃，五百棵柿子，就這。”

鄉書記問：“糧食產量你不說啊？”

老李說：“你等著啊！……也來個大躍進，小麥畝產一百六十斤，棉花一百斤。”鄉書記問：“皮棉還是籽棉？”老李說：“當然是籽棉。”鄉書記搖了搖頭說：“這叫什麽躍進？”老李說：“這我還是狠了狠心努了努勁說的，支書沒來，我們還沒有商量，也不知道社員們啥心思，我一個人躍得起來嗎？”鄉書記沒有話，過了一會兒，他說：“反正這數目報上去讓人笑話，像個躍進樣子嗎？這樣子奔得了共產主義嗎？”

又冷場了好長一會兒，突然，不知哪個農業社的人舉起手來，他扯大嗓子說：“我們村堅決響應號召，來個大大的躍進，絕對有信心今年把豬場建造起來，到年底存欄豬達到一千頭，果木園核桃千株，柿子千株，小麥畝產千斤，棉花皮棉百斤，都湊個整數。”鄉書記聽了高興得咧開嘴，說：“這才像個躍進的樣兒，向區裏匯報，也拿得出手。”

又有三個人開腔，都是千斤千株湊齊整數的說。

蹲坐在我身旁的社長悶著頭聽其他農業社的發言，他轉過臉對我說：“我不敢吹這個牛。咱村的地孬，大多為旱地，今天我們兩人一出門就走在山崗上的一段路，都是咱村的麥地，你看到了吧，到現在才長到八九寸高，快抽穗了，畝產也就三四十斤，能收回種子就不錯了，怎麽吹也吹不到千斤，南頭二十來畝倒是水澆地，畝產也就二百來斤，也不敢吹到哪兒去。”

鄉書記點了我社長的名，社長躲不過，隻得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土，平和地說：“咱村有點特殊性，地太孬了，都在崗上，靠天吃飯。我們很想同大夥兒一塊兒躍進，保證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你也不學習，報上早說了，人定勝天，你還靠天吃飯，腦筋太古舊了。剛才區長的動員，你白聽了，沒有一點兒躍進的精神，該幫助幫助。”

社長仍舊悶著頭坐在牆根的磚塊上，沒有吭聲。

其他的農業社幹部都附和鄉書記的意見，我覺得社長太孤立了，太可憐了，但是，他還是不吭聲，其他人把附和的話說完了，再也說不出其他的話了。

此時，我很覺得窗外一股寒氣襲了進來，大家一個個像遭霜打的秧，把頭埋在脖子裏埋得更深，雙手更緊地插在袖筒裏，先是閉上雙目假睡，一會兒便臻於真睡，出現此起彼伏的呼嚕。書記見此情景，同鄉文書一起走了過來，輪著個兒喊：“掃你的暮氣！”“掃你的暮氣！”倒是能把一個個掃醒，嗯嗯了幾聲，待掃下一個去了，便毫不遲疑地又作呼嚕聲，可能他們是在夢裏起勁躍進，回轉不了這疲憊的現實世界來。

當鄉書記宣布討論會暫時開到這裏時，天已經放亮了。

開了區三級幹部會，大概過了半個來月，鄉裏搖來電話，通知縣裏要開四級幹部會（縣、區、鄉、村），支書還是指定我和社長參加。

四級幹部會在縣禮堂開，禮堂外是一操場。我走進操場，不由得記起並不久遠的往事。我們在村裏勞動一個來月了，可能縣裏體察到我們這幫城裏幹部吃得太苦了，召我們來縣裏過春節。年三十下午，我們陸陸續續從四鄉趕到縣城，也都是坐著牛車來的，一個個看上去麵呈鏽色，有的泡泡囊囊顯而易見的浮腫。大家對於縣裏讓我們回城過年深為感激。

縣招待所接待不了這許多人的食宿，雖然隻有三天。我們就打地鋪睡，三頓飯蹲在操場上吃。年三十這頓年夜飯雞鴨魚肉甚是豐盛，操場上八大碗一地一地的擺起來，我們湊八個人圍住八大碗，個個瞪著綠瑩瑩如餓狼般眼睛，恨不得能長出兩張嘴四隻手，連“吃吧”兩個字都顧不得說，八雙筷子一齊指向八碗佳肴，七吞八咽，別說八碗，再來八碗十二碗也會在一瞬間“灰飛煙滅”。此時，我們發現每個人的腰彎不下去了，手中的碗筷如何放置於地上成了困難的動作，隻得直著腰，直著胳膊，慢慢把膝蓋骨彎曲了，才把碗筷平安地置於地麵。

那天晚上，廁所成了鬧市，三十來個蹲坑，沒有一個能夠獲得片刻的閑暇，瀉的瀉，吐的吐。

說你們沒出息，你們該服氣了吧！

四級幹部會有五六百號人，把個禮堂坐得滿滿堂堂的。縣裏的領導在台上講話，雖然擴音器的質量難以讓人恭維，噪音常常掩埋了講話人的話語，還時不時來一聲悠長的尖叫，刺得我耳朵無處躲藏，但隻要我側耳用心去聽，也能聽個三四成，他大概講了什麽叫躍進？躍進就是快馬加鞭奔向人人向往的共產主義。這位領導很有鼓動的才幹，講到這裏，他高聲地問台下：“共產主義好不好？”台下齊聲答喊：“好！”然後他講到這次四級幹部會的重要性和及時性，雖然當前春耕春種繁忙，還是把大家召集來貫徹躍進精神，這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他又一次問台下：“我們要不要政治掛帥？”台下一齊喊“要！”“我們要不要思想領先？”台下又一齊響了一聲：“要！”

我是認真聆聽這位顯得激奮異常的領導的講話，並也隨聲附和地喊：“要！”同時我也看見會場內各種各樣情形，有位仁兄把褲腿擼到大腿根，蹲在椅子上，一麵抽著旱煙，一麵與人談論牛家莊某某和上馬泉某某兩兒女親家鬧意見的事。那邊有人搖著頭議論鄉裏要開一條水渠，正好流過村南頭的幾畝菜地，村民擔心今後吃菜沒有著落。有人進進出出，有人低著頭想自己的心事，也有人拿著幹糧啃。總之，一片嘈雜，但是，對於台上講話人的突然問話，都會喊出符合台上意願的回話：“要！”“中！”

這位縣領導講完後，從戲台右邊“出將”這廂輪著走出一個個發言人，他們講他們的村或他們的鄉打算今年如何鉚足勁來個大躍進，同時從戲台左手“入相”那廂走出幾人，他們端著椅子，拿著二胡、板胡、高胡、三弦及響鼓等樂器，拉開了，唱開了。

這邊廂一人說畝產五千斤，緊跟著另一人翻上一番來個一萬斤，他說存欄豬一萬頭，另一人表上二萬頭不是吹；那邊廂一會兒激昂高腔，唱的是梆子戲《穆桂英掛帥》，一會兒換了角兒，哀婉低吟，唱的是《卷席筒》。

一個戲台唱的是兩台戲。

四級幹部開了三天，我看夠了三天的雙簧戲。

在回村的路上，我探問社長：“回去怎麽辦？”

“有啥怎麽辦，躍進唄！”社長不經思索，回答得幹脆利落。大概聽了兩台戲後，社長自信也能夠演戲了，我這麽猜想。

 (39)

穆以芬得知我下放勞動回來了，要約我一談，地點由我定。

我猜想一準是談與國樂有關的事，可是我並不知道國樂去大興安嶺後這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裏，他們之間繼續聯係下去了還是斷掉了。我當然不好直截了當去問，就等她約談時怎樣的談。

地點我定在天壇公園祈年殿前，離她上班單位和我宿舍都不遠。

晚飯後，我從北門漫步進去，她應該從西門進園。在祈年殿碰頭時，天還亮著。

在祈年殿西邊古柏下的一張長椅坐下來，我不作任何轉彎抹角，直奔我最想了解的主題，“老國在那裏好嗎？”我當他們仍聯係著，這樣問道。

“還行，就是天氣太冷，他走的時候，正是三九天，他後來來信說，都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小穆回答說。

這無異於透露出這樣的信息，他們人分離了心並沒有因此分離。

“這麽寒冷的地方，實在難為了老國。他穿皮衣去嗎？”

“走的時候，我知道那兒緯度屬於寒帶了，幫他買了一件皮大衣。到了那兒，又置備了皮帽，皮褲，皮靴。主要是出門冷，屋裏燒火牆，比這裏的暖氣更熱。”

“他走的時候，正好我也下放，沒有顧上去送他，但心裏頭一直惦著。”我說。

“我也沒有送，他不讓我送，他說他不想連累我，不肯告訴行期和火車鍾點。那幾天，我整天無著無落的，幹什麽都沒有心思。我想一個人關在屋裏哭一場，卻又哭不出來，可常常好不呆樣地流淚，我真成了精神病。我不該不去送，行期和鍾點怎麽也能打聽得到。不管以後會怎樣，送了會讓我心安些，他說是不送，送了對他心情總會好些。”

我側耳聽著，聽她細聲緩緩地說。這是她的心路，因為我是老國的知心朋友，才把我做了她的知己，這樣的話隻能同知己才說得出來。

“索性永遠不知道老國去了哪兒，我興許會隨著時光的逝去漸漸地收住這心，偏偏老國走了個把月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他的情況他的地址，我又回複到一個多月前收不住心了。

“他來信說，除了天氣太寒冷以外，其它都適應。本來他以為，他是戴著右派帽子下去的，對於將會受到歧視是有精神準備的。可是他感覺不到這種歧視，有些場合他都自覺地避開，也省得人家為難，可是仍熱情邀請，他們似乎並不在乎右派不右派。生活上照顧也很周到，林區木料多，一冬燒火牆的煤和木頭都給備足了。

“再隔了個把月來了第二封信，那兒的郵件走得慢著呢！他說他分配在一所林業中學當語文教師，這所中學是林區的最高學府。這是他沒有想到的，右派還能上講台，可是那兒不講究，還有人說，能夠當上右派的說明他是個大知識分子，小了的恐怕難以當得上，所以對老國不僅不歧視，相反，加倍的器重。這是多有意思的事情，右派這頂帽子反給老國提了身份，提了聲譽。”

我聽到這裏不自禁地咯咯大笑起來，笑完後，自覺還有一股酸澀的滋味湧上心頭。

小穆繼續說她要說的，“老國信上寫得多逗，他說，他為了不太給右派丟臉，拚命地備課，每天夜晚，一個人關在房間裏作模擬講課演習，光穿一件襯衣也講出一身汗來，當然，火牆燒得太燙也有關係。

“老國要我在這裏書店選購幾本高中語文教學參考書，還要我寄英語書，我都給寄去了。

“從老國每次來信，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的確相當好，他甚至說到這樣的地步，他終於在大興安嶺為自己找到人生的價值，他要感謝組織上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破例定他為右派。他這個人要麽不說，一開口就這麽‘損’，憑這點，打成右派也活該，不知何時能改掉這臭毛病。”

我隻聽小穆說，沒有插嘴，也插不進嘴。

她接著說：“老國每次來信總要說起他講的課如何的受到同學的歡迎，我都能想像得出他那洋洋得意的‘德性’，我便寫信去敲打敲打，叫他別忘了摸摸頭頂上那頂可以壓死人的帽子，我了解他。”

我插上嘴了：“老國有你，是他的福氣。”

小穆不好意思了，停了一會兒，撇了撇嘴說：“還福氣呢！我正要找你談的，你說我怎麽辦？”

“什麽怎麽辦，是跟去不跟去這事？這主意得自己拿。我聽你的話音，主意已經拿了起碼八九分了。”

她笑了，“說哪兒去了，沒有。我是這麽想的，別看那兒對右派這麽的不在乎，那是個別，到了兒還得照紅頭文件辦，扣上這頂帽子，敵我性質好多權利剝奪了，一輩子翻不了身。我家裏和我的親戚一致反對我跟去，說有什麽值得我去的，人是右派，地處僻遠，拉倒吧。我真不知道怎麽辦，兩難。”

於是，我說：“什麽翻得了身翻不了身，翻得了怎麽樣，翻不了又怎麽樣，這倒反讓你淡泊名利，索性以此為契機把這紅塵徹底看破了，隻顧踏踏實實去做人就是。我看老國是個知趣的老實人，做不出出格的事情，大興安嶺的人和環境聽你的介紹，我覺得很適合他的生存，他在那兒會把人做好的。你決定去的話，這個決定已使你在人格上得到提升，擺脫了世俗對你的羈絆。”

小穆沉默了一會兒後說：“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怎麽看我，這也難怪的。我也不留戀大城市，我是舍不得母親的親情，她養大我們幾個姐妹不容易，我父親死得早，我小妹妹還是遺腹子，她隻希望一家人不要離得太遠，就怕分散在外地。”

“這工作隻能慢慢的做，多同她談些母女間的閑話，多說說老國到那裏後的情況，讓她理解你，生發悲憫之心，我相信她最後會默許你去的。”

農曆正是月頭，上弦月已斜西，公園也快清園了，我起身道：“再見了，寫信代問老國好，過幾日我也會寫信給他。”

“先別提今天約你談話的事。”小穆這樣囑咐我。

（40）

我有星期天逛逛書店的習慣。

這個星期天，我在大街上邂逅同我一樣喝當街那口甜水井長大的江在理。十多年不見了，彼此相貌形體都有了大幅度的改變，如果不是她在糖葫蘆攤前露了她離土不離腔的太平口音，我是絕不敢與她相認的。

江在理拉我同她一起去看望她的嬸嬸林碧如先生。反正我單身一個，無牽無掛，去就去吧！

其實，林碧如先生我早就知道的，我剛來京都在那個起先要我後又不要我的單位時，我父親寫信一定叫我去拜望這位留過洋的前輩，是想讓我在外有個照顧。林先生也來信約我在星期天去她家玩，可是在前一天，即星期六的晚上，我的領導突然找我談話，這是以往很少見的，他以嚴厲的麵孔嚴肅的口氣問我：“明天你打算進城上哪兒去？”我實言以告。上司用必須服從的強硬口吻說：“你暫時不能去，等組織上對這人進行了解後，再告訴你可去不可去。”

那時，京都的電話普及率極低，幾乎沒有家庭裝有電話，除非高官達貴，因此，我無法告訴林先生我明天不去了。大概過了個把月，上司才告訴我可以去。我想，上次人家熱情邀我去，我給人的印象卻是不予理睬，還好意思去嗎？

這差不多六年前的事了。

我和江在理一起坐上去林先生家的無軌電車。

江在理在車上問我：“我見過我嬸嬸嗎？”

我說：“好像小時候見過，那時可能隻有五六歲，你嬸嬸來我家，我躲在門背後，不敢出來。”

江在理說：“那時可能她已經從德國留學回來。聽我父親說，她留學學的藥物化學，回來用不上。當時正值抗戰前夕，國弱民窮，她有工業救國思想，建議我父親辦個酸堿廠，發展民族工業很需要酸堿，而那時全靠進口，錢讓外國人賺去了。於是，我父親賣了田產去投資，由她張羅把酸堿廠辦了起來。她一直當廠長，當廠長那陣子她回過幾回太平，我那時也很小，不怎麽記事。”

“我隻聽你提嬸嬸嬸嬸的，你叔叔也在這兒嗎？”我把我的疑惑提出來。

“她已經同六叔離婚了。”

“離了婚，與你江家沒關係了，怎麽還來往？怎麽還叫嬸嬸？”

“她腦筋開通，心胸開闊，心地善良，同六叔離婚後，與我們江家仍來往，把我們仍看做她的晚輩給予關心，我們也仍舊叫她嬸嬸，我來京都，對我照顧很周到。”

“那她為什麽同你六叔離婚呢？”

“這我就說不來了，當小輩的哪裏知道。不過，我也從大人那兒零零碎碎聽來一點。嬸嬸這人很剛性，很自主，她是個遺腹子，是她母親守寡將她撫養大的，還上了師範學校，當了教師，成了職業婦女，這在那時在我們偏僻的海隅，是鳳毛麟角。她嫁與我六叔後，不肯過少奶奶的優裕生活，還要繼續求學，到省城讀醫科學校，讀完後留校任教，三十四歲獲得紅堡獎學金去德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她自主自立幹事業，日日忙在外，與我六叔思想上越來越疏離，南轅北轍合不上一塊兒，鬧起了離婚，嬸嬸的母親，我們稱呼為外婆太的，老腦筋想不通這事，竭力阻止，鬧了好幾年的風波，最後還是各走各的，分手了。”雖然江在理是零零星星聽來，已經在她的整合下，成了比較完整的人物故事梗概。

王先生住在一棟筒子樓裏，她和她的八十多歲的老母住了套著的內外兩間，廚房廁所都是七八家合用的，

江在理一進門便說：“嬸嬸，我給你帶來一位小老鄉，剛才在街上遇見的。”

林先生正坐在一張小板凳上，戴著寬邊花鏡，在從南窗戶曬進來的陽光下，專心縫補襪子。

我在江在理的引見下，報上我父親的名字。林先生摘下花鏡，抬起頭來，望著我望了一會兒，記起了什麽事似的，說：“你爸爸來過信，說你分配到京都工作，你也沒有來。”

我臉紅了，沒有敢說為什麽那次沒來，真正的原因不好說，卻又不會撒個謊編個理由，所以一時做不出回答，也找不出其他的客氣話，隻坐在那兒白著眼珠子，看沒有任何可看的天花板。

林先生拿出一個用兩塊手帕縫成的布袋，伸手進去抓了兩把白瓜子在桌上，讓我們隨意嗑嗑。我捏了一粒放進嘴裏，由於我唇、舌、齒三者相互配合的靈動性很差，不能利落的嗑出瓜子仁，隻得單單勞駕牙齒，誰知一上牙，便將瓜子咬得粉碎，仁與皮混淆不清，咽也不是，吐也不是，更顯了我在生人麵前的尷尬。

還是江在理找見話題，她問道：“嬸嬸，上次我來放在這裏的那張沙發床怎麽沒有了？”

“給處理掉了。”林先生不經心地說。

“這沙發多有用，平日坐人，拉開來就是一張床，也省地兒，幹嘛處理掉。”

“處理了也就處理了。這樓裏沒有哪一家坐得起沙發的，我不願意給人特殊的感覺。”她說了站起來：“你們別走，就在這兒吃便飯，我去燒兩隻菜。”

江在理問：“陳阿姨呢？”

林先生一麵係圍裙，一麵說：“不做了，她嫌老太太脾氣太大，侍候不了。”

“你每天要上班，還得買菜燒飯，外婆太癱在床上，還應有個阿姨才好。”

林先生說：“隔壁張家有一阿姨，由她帶便照應一下，也算我們兩家共用一個保姆。”

江在理不以為然地說：“這照應恐怕會差多了，外婆太更加脾氣大了。”外婆太躺在裏屋，門敞著，不知聽未聽見這議論。

林先生說：“她已經半糊塗了，可罵起人來一點不糊塗，罵我，不用說了，罵阿姨，罵當今社會，什麽難聽的話都罵得出口，我一聽她開罵，趕緊把門關上，這二樓住著七八家人家，幸好她罵的是太平話，人家聽不懂，以為在嚷著什麽。”

說到這裏，都不說了。

林先生去廚房忙飯菜去了。

這時，我和江在理進裏屋看望外婆太，她眼睛微閉著，顯然不願理我們，似乎她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生莫名的氣，可能是重病在身的老年人一種難以說明白的心態。我和江在理見此也不好再問什麽，輕輕地退回外屋。

在外屋，江在理悄悄地同我說：“你說我嬸嬸是不是有點過分苛求自己，評工資級別時，評她為二級工程師，她說太高了，要求降為四級；她本來住三間，看一鄰居住得擠，讓出一間給人家；她省吃儉用，什麽都舍不得，把省出的工資積存起來，每隔四五年，拿出七八千元救濟農村。現在越發追求平民化，把保姆辭了，把沙發處理了，還自己縫補襪子，你進門看到的。……”她還沒把話說完，突然想起該去廚房幫嬸嬸一把。

過了一會兒，林先生和江在理端來了燒的四隻菜——攤雞蛋、炒豆腐，拌豆芽和榨菜肉絲湯，還有一小鍋米飯，這算是待客的飯食了。

林先生不把圍裙解下，先盛上一小碗米飯，拌上雞蛋、豆腐、豆芽，進裏屋給外婆太喂飯，叫我們先吃。

我見此情景，對江在理說：“你嬸嬸年歲也不輕了，又忙工作，又侍候臥病在床的老母，沒有阿姨確實不行。”

“據我常來這裏的觀察，工作不一定很忙，你想情報所無非翻譯技術資料，沒有時間性，可她挺認真，準時上班，從不告假。”

“不管怎麽說，這喂飯的事，本可以讓阿姨做，她卻給辭了。”

“倒是有阿姨時，她也是自己去喂。”

“這是盡她反哺之孝心。”我這麽想，卻沒有說。

林先生喂好了外婆太，回到外屋吃自己的，見我已把筷子放下，要給我添飯，我忙奪下，並申明：“我隻有一碗飯量，從小如此。”

“是不是顧慮吃多了，怕我糧票不夠。”

“沒有，沒有，真的沒有。我是實事求是，絕不是客氣。”

外婆太在裏屋用太平話嘟嚕著說：“是不是伏先生的小人來了。”

我隨聲進裏屋問候，外婆太癟著嘴巴，一努一努翕動著，可能嘴裏還有飯菜需要咀嚼，她用滯呆的目光盯著我，好一會才說出來：“伏先生好嗎？討聲他，你到京都長久了怎麽不來呢？你早來，我還起得了床。”說了，把眼睛瞅向外屋，叫林先生煮碗桂圓茶給我吃。

我退出裏屋，又坐到外屋去，覺得肚裏有話，可又覺得這話還來不及想清楚，也說不明白。外婆太無奈的神情，我應該對她勸慰幾句，卻不知道用什麽樣的中聽話表達我的勸慰。林先生也好像不應該是我看到的這樣的林先生，應該怎樣的，我又說不出來，起碼不是在太陽下坐在小板凳上補襪子的王先生，這在中國大地上隨處可見。看來林先生要求自己修煉成一個沒有自我的人，這或許是我正在走向的路——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隨時隨處撿討個人主義。沒有自我會是什麽樣的人，這人做下去的意義何在？不想了，不說了，想是想不明白，說更是說不明白。

江在理看我像呆子一樣坐在那兒，說了一聲：“我們該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