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昌

陳其昌是個托派一分子是早期共產黨中分出的另一派別 它和蘇聯也不可分割
被日占領區殺害 但至今得不到現在的執政黨的承認與安撫 為尊重曆史 其子
撰文告知眾人 隨然此人在革命的事業中微不足道 但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


關鍵詞  陳其昌 陳獨秀

陳其昌之死（回憶錄片斷）
作者 陳道同

一

在敘說我父親犧牲一事之前，先說說他在世時我家的最後居住之地。那裏不僅是父親被捕遇難之處，母親謝世之所，而且是我一家三代風雨經曆之見證。那裏有著我家的血和淚，至今憶及仍不免唏噓。

我家有二個與平常人家不同的特點：一是父親長期與家人分開居住；二是勤搬家。後來我明白，二者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為了父親從事地下工作的方便與安全。關於第一點，抗戰之前，母親帶領子女長期住在江灣農村，而父親一人卻在租界借住亭他間。那時他曾多次碰上特務的盯梢，每次都靠著單身輕裝之便，與之周旋，最終得以擺脫尾巴。隻有在1939年底至1941年間的一年多時間裏，由於經濟窘迫不得不與家人住在一起外，其它時間內獨居在外。他每周回家一次。所以每逢他回來，全家就有一種喜悅的團聚氣氛。每次回家都在晚上，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叫門聲。

至於勤搬家這個特點就更突出了。不說抗戰前，單說抗戰開始後至1939年底搬到他遇難之地為止，二年內，共計搬家五次，（計天平路、常熟路、常德路上二處，第五次是搬到西康路。）1939年秋，一輛老虎車就把我家全部家雜，包括兩隻裝書刊的木條箱和當年王實味離開上海時送給我家的鐵床架，一張圓桌及一張書桌，從常德路拉到新居。這時我家正處於經濟上最最困難的時期，也正是上麵說的父親例外地與母親及五個子女住在一起的時期。關於困難的真實情況這裏就不說了，我隻說一事，搬來第二天，全家正在吃午飯時，來了一個地痞流氓。他先是在樓下嚷著「恭禧」，索要「喬遷費和保護費」，接著衝上樓來，看了看家中有的，以及我們碗中吃的。最後自動轉身，嘟嘟嚷嚷地下樓走了。我家實在沒有一點油水可供他榨取。先在此說明，兩隻木條箱中書刊，有的是公開出版物；如當年幾乎每期都有他寫社論的《青年界》，和不定期寫稿的《時事編纂》《東方雜誌》等。這些公開出版物當年都寄到江灣中山小學門房間，由我取回家。此外就是「違禁」刊物了，如《鬥爭》、《火花》等牛皮紙作封麵的油印小冊子。1942年發生的案中案悲劇，正是由於這些「違禁」出版物的被發現才暴露出來的。我曾想，假如掌年不把這些非常顯眼的油印小冊子放在家中就好了。父親的真實身份就不會暴露，就有了與敵偽周旋及營救的餘地，悲劇也就不會發生。把這麽多的，表示自己信仰、思想、修養和身份的油印品放在人口眾多的鬥室之中，這顯然不符地下工作者最起碼的安全要求。父親難道不知道嗎？如果從1926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之時算起，他從事地下工作已16年了。是大意麻痹嗎？他在他的同誌中是素以小心慬慎出名的。他不得不與家人合居，這正是他暴露身份的一個重要原因。它從側麵反映了一個實情：他和他的同誌們當時都處於經濟窘迫之中，他們無力營造一個安全的存儲倉室。這種情況與某些責難之詞相去十萬八千裏。所以我覺得悲劇的發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西唐路617弄213號新居是間閣樓，約12平米。屋簷最低處1.4米，屋脊最高處2.2米。屋麵構造是木梁上擱椽子，椽子上就是直鋪的網磚和瓦片。一點不保溫。屋內確實是夏日如火烤，冬日水結冰。還記得那張木桌就是把四條桌腿先鋸掉15公分方始搬進屋裏來的。最糟糕的還是無電無水。電是直到2年後父親有了固定收入，方始申請接通。還同時將211號二小間也租了下來。水是要到80、90米外房東院子裏去提；先是我和兄妹這一代提，我兒子長大後接著提，直到70年代末，我家裝上自來水後，方始結束了兩代人提水的勞作。

可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當年父親選擇此處作住家的原因除了貧窮外，還看中了此處二個優點。一個優點是此地偏僻，人口較少，與周圍鄰居相隔較遠。另一個優點是地處要點，進退方便。

617弄是條四通八達的大弄堂，Ｔ字形，有三個大出口，每個大出口又各有幾個小出口。我家213號正處在Ｔ形的交點上。從閣樓僅有的一個小窗望出去，可以一直望到200公尺開外的小沙渡路。行人進出弄堂，坐在窗口，就可以一覽無餘。於是母親除了家務外，另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一有空就坐在窗口替父親望梢。一旦發現可疑人物，如果此時父親在家，他就可立時躲出去。如果此時不在家，母親就會在窗鐵柵上掛起表示危險信號的物品，父親見了就不進門了。我記不起在西康路時是用什麽物品代表危險信號的，可能是塊抹布；但我記得過去在江灣時是一隻玻璃瓶。抹布也罷，玻璃瓶也罷，其形象確實不如《紅燈記》中那盞紅燈鮮明漂亮，但它們的作用我卻看不出有什麽不同。

　　我家於1939年末搬來此地，1942年父親於此地被日帝逮捕殺害，此後我也在此成家養育後代，風風雨雨地過了半個多世紀。此閣樓於80年代中期，經「落實政策」，產權歸還房東。之後即遭房東逼遷。母親去世後我於1991底搬離。後不多幾年，此地整片改造，617弄已不複存在，現在已是一片高樓群。父親犧牲之地，已無可憑吊了。但每次途經那裏仍不免聯想翩翩。

二

抗戰前，我家全靠父親賣文為生。上海淪陷後，出版事業一片肅條。幾家固定的受稿刊物，如北新書局的《青年界》，《社會日報》，以及不定期投稿的《時事編篡》，《東方雜誌》等，此時已不是停刊就是改變了方向。所以，當薄薄的一、二百元積蓄花完後，我家在1938底或1939年初進入了經濟上的困難時期。父親望著母親及五個子女嗷嗷待哺的嘴，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不僅經濟上的困苦壓迫著他，同時，他政治上也進入了最苦悶時期。現在細想起來，這個苦悶所反映的正是理想和實際的矛盾；具體地說，矛盾的內容是一個革命者如何去認識時代以及如何去響應時代的呼喚。當時每一個革命者在抗日戰爭這個新形勢下，都有一個如何認識抗日，以及如何對待抗日的問題。

此時父親已追隨陳獨秀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了。他是如何認識抗日又如何準備付諸行動的呢？現在我隻能由以下幾段文字作個說明：

陳獨秀在1937年11月曾有一封信，對上海托派中人逐個給予評說。他對父親的評語是：「我對昌俊（即陳其昌）還有點幻想，並不是他們關於最近局勢的見解和我接近，而是因為他倆的工作精神比較積極。如果能在群眾中積極工作的話，終會抓住現實。」（見《給陳其昌等的信》）

父親的同學、好友、同誌王凡西曾這樣說：抗戰開始。在「我們究竟應該怎麽辦，這個問題，他顯然受到陳獨秀的影響，深深覺得我們認為在「孤島」上辦報寫文章，決非抗日與未來革命的好辦法，更不是唯一的辦法。他要求真正置身於戰爭中……他希望我們的領導機關能逐漸遷移到抗日的後方去。」（見《從魯迅的一封信談到陳其昌這個人）。

1985年8月出版的《新文學史料》第三期上有史明寫的《陳其昌其人其事》，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抗日的熱潮中，上海出現了各界抗日救國的民眾組織，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協會」，陳其昌和趙濟都參加了這個協會，進行過抗日特務工作」。又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後到九、十月間，日本強盜侵占了上海大部份地區，『英、法租界』也岌岌可危，許多人紛紛離開上海。陳其昌當時住在滬西，一家數口，無力離開，隻好繼續住下去。」

母親還曾行動訴我一件事：「你爸從四川回來後曾說：『我們也有軍隊了，說不定那一天我要打仗去。」他終於不曾拿起槍走向戰場，並不是隻是說說而已，而是另有原故，下麵還要談到。

根據以上所述，父親是個崇尚實幹的人。他並非輕視理論，一個在北大讀書五年，且是學哲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理論對實踐的重要性。他反對隻說不做，清談無為和陳獨秀所批評的「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的風氣。」1948年間，我發現家中還有一本當年敵特抄家時漏抄了的油印小冊子，忘了刊物名稱，內中父親的一篇文章卻給了我很深印象，其文風至今在目。他批評內部的不良學風，脫離實際，無聊清談。這篇文章明顯反映了他當時渴望投入行動的苦悶心情。此種心情的由來應與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具體經曆有關。

根據北京大學的原始資料，父親於1922年8月進入文預料，1924年轉入哲學係本科，原定1928年暑假畢業。至於入黨日期，《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一書所載，「約為1926年」，據一些回憶文章，則為1925年，並擔任過支部幹事、市東城區委委員等職。《北大日刊》1927年1月13日公告中有他擔任校第四屆學生會特務股副主任的記載。上述情況與母親所說的相一致：「開頭幾年，全靠你祖父每年寄200元維持生活。他知道來之不易，所以讀書很用功。可是到了離畢業隻剩一年的時候，完全變了，書不念了，整天跑東跑西幹革命了。」於是我知道他是在大革命高潮時期，在三．一八運動前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國第一代革命家就他們參加革命過程的差異，也許可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先接受革命理論然後走上革命的實踐，一類是先走上了革命的實踐，然後再補充革命的理論。父親屬於後一類型，他是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出於響往建立一個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樣的願望，溶入革命大軍。母親曾勸他好好念書，他是這樣回答的：「等打倒軍閥，革命成功之後，再念書不遲。」母親問他：「軍閥什麽時候能打倒？」他說：「快了，快了。」大概這是大革命高潮時普遍的心理狀態。後來白色恐怖籠罩南北大地，他不得不拋下學業，攜帶妻子，抱著剛出生的我，躲進北京西部山區，並於1928年南下上海，開始了另一樣的生活。母親曾問他：「革命怎會失敗了呢？」他回答：「路走錯了，得從頭來，現在先要打倒蔣介石。」說這話的時候，他大概已是左派反對派成員了。綜觀他的一生，他之參加革命是忽忽上陣的，沒有經過理論準備的階段；此後，也沒有機會補充理論。所以王凡西文中說他有「一種略偏於經驗主義的思考方法」。這句話切中要害。因而「他最討厭那些徒事空談的革命者。實幹是他的一切。陳獨秀賞識這方麵的陳其昌。」又說，他「當年因無法實際參加抗日行動而苦悶。當時他經常歎息：『我們有目標，但沒有走向目標的道路。』為要尋找道路，他去了香港。他和一位名陳仲禧的朋友住在一起，認真地想走上「奔向目標的路線」。……如果他繼續這個『覓路企圖』，他大有可能與陳仲禧一起犧牲在中山的遊擊戰中，」這就是上麵說到的「我們也有軍隊」和他終究沒有去打仗的真實情況。他來自實幹，卻又無奈地脫離實幹，苦悶由此而產生。

正當他處於苦悶境地的時候，我的伯父，即父親的親哥哥，自天津來到上海。由此改變了父親的一生。

伯大名陳其倫，字伯常，長我父親二、三歲。幼時自學會計成材，終生從事金融業。抗戰前，在天津河北省銀行工作多年。1935或36年，我第一次見到他。那時我家住在江灣鄉間。我記得他隻身來滬，隨身隻帶了一隻藤條箱。

第二次見到他時，已是1940年前後了。他在現襄陽南路（當時名拉都路）一條石庫門弄堂裏租下一間前樓和一間亭子間。不久，伯母帶著三子二女，還有我的五叔，來到上海。此後二年間，他穿著入時，常出沒於交際場所。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掩蓋政治活動的一種方法。他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情況是抗戰勝利後，他告訴我的。大致情況如下：

1935、36年間，敵偽勢力侵入華北，伯父與河北省銀行的幾個同事開始從事抗日活動。被發現，為逃避敵偽追捕，遂來上海，風聲過後，他返回天津，繼續抗日活動。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敵偽強化統治，抗日活動日益難以開展，他們一夥人遂分散。有的去了重慶，他和幾個人來到上海。他們在上海的活動就是收集敵偽經濟情報，交給一個秘密電台，以密電方式拍往重慶。他告訴我，當年此類電台在上海很多，屬商業性質，隻要付錢，不問內容都給收發。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他說的話：「說是情報，實際上是胡亂搞點消息，不分真假，隻是為了換點錢，維持八口之家的生活而已。」他沒有說起當年他在天津從事的抗日活動有否組織係統，也沒有說起在上海搞此類經濟情報是拍往重慶的那一個機關以及它的政治背景。但當時就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是，他說他從未參加國民黨，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黨派。（這裏先把他最後的結局交待明白吧：他於1941年底隻身自上海赴重慶，1942年底任中國農民銀行稽核之職。1946年隨銀行遷來南京。1948年，隨銀行遷福州。福州解放前，拒絕去台灣。解放後，在蕪湖中國人民銀行接受政審，結論是：「政曆複雜,不予錄用。」最後在天津一公私合營單位工作。1957年病逝。解放後，經曆了鎮反、肅反等運動，均未牽涉安全過關。最了解他情況的，無疑當屬蕪湖中國人民銀行。）

1946年，他對我說了當年去重慶的原因：當時此類情報工作越來越危險，不能長久以此糊口，所以到重慶去另謀生路。去前必須解決一個首要問題，即離去後，他的家庭生活問題。他找我父親，要父親暫時代理他的工作。

　　待我成年後，母親告訴我：開始時，父親堅決不同意。兩個人在伯父家的陽台上連著討論了幾個晚上，最後，父親還是同意了，但隻答應代理三個月。後伯父在重慶因沒有找到工作，要求再代理三個月，後又要求延長三月。正是在第二次延長期內，電台被日帝破獲，台長叛變，交代出父親，暴露了父親的真實政治身份，於是輕案牽涉出重案，加之重慶方麵拒絕營救，最後是父親以鮮血薦軒轅，最大限度地完成一位中華兒女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做的一切。

三

　　1942年6月30日，這是一個學期的最後一天。白天拿到成績報告單，名次不錯，等著向父親匯報。晚上十時左右，弟弟們睡著了，我也睡著了。父親按慣例的一聲「道同」叫門聲將我從睡夢中喊醒。我突然產生恐慌，因為門外傳來的不是父親一人的平穩的聲音，而是一群人的嘈雜聲；不是普通人的嘈雜聲，而是一群凶人的嘈雜聲。我懷著不安的心情下樓開了門。一下子擁進來一群敵特，短著打扮，態度凶狠，吵吵嚷嚷，父親被他們推搡著走了進來。這時我看到父親雙手被銬在後麵。敵特中還有一個日本憲兵，穿著軍裝，握著手鎗。在他的指揮下，一部份漢奸押著父親上了213號閣樓，而這個日本憲兵則帶著二個漢奸押著我上了211號閣樓。日本憲兵把鎗往桌上一放，開始了對我的審問。那時我剛滿15周歲。在這夥敵特麵前我已鎮定下來，不在乎他們裝腔作勢的恫嚇了。由此我得到一個終生有益的體驗：人的慌張都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就會鎮定下來。對敵特的提問，除了戶口刪上寫明的以外，我都推說不知道。這大概是出於天生的父子之情和保護的本能吧。少時的體驗是寶貴的。

敵特們見問我不出什麽來，而且室內不過二張小床及一張小桌，一目了然，無可搜查，最後翻了一下我的書包，撇下我，都到213號閣樓去了。我也到我下麵，來到扶梯腳旁，聽著對麵閣樓上的地板，在眾人的踩踏下發出吱吱嚘嚘的聲音以及敵特們的喧嘩聲。上麵正在緊張地搜查。我聽到一個漢奸說：「這麽多書？」顯然已搜查到床下的書箱了。

突然，一聲咆哮聲傳到我耳朵裏：「你是共產黨？」顯然，書箱裏的違禁書刊被他們發現了。接著是父親的平靜的回答聲：「你們自己看吧！」這是父親在整個搜查過程中說的唯一的一句話。樓上的氣氛變得凝重起來。

從一個案子中就這樣發現了另一個案子。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從一個普通的並不致命的案子中發現了另一個重大的必定致命的案子。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如此的明顯，後世的史學家們不會分不清楚；但正如任何事物除正常之外必有例外一樣，在對這個案子的分析判斷上也是如此。這是令人遺憾的。

父親以鎮靜的口吻來回答敵特們的咆哮，這是對他們的蔑視，代表著中華兒女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從這句話中我已知道他已不作生的打算了。這些，較諸《紅燈記》中的李玉和有何遜色呢？

樓上引起一片慌亂。幾個人在毆打父親，父親沉默以對。我聽見那個鬼子嘰嘰喳喳說了些什麽；接著，除了留下二人繼續搜查外，鬼子、漢奸們押著父親走下樓來。他見我站在扶梯腳下，彎下腰，對我說：「以後跟著媽媽好好地過吧。」我一麵「噢」地應著，一麵禁不住哭了起來。這是我一生中很少幾次哭泣中的一次。此時父親無疑已下了犧牲的決心。他是勇敢地向死亡走去，為自己的信念，為民族的苦難，大無畏地向日本帝國主義的屠刀下走去。父親就這樣地與我告別了。他為自己崇尚實幹的一生劃上了句號。

敵偽押著父親離開不久，來了一個新漢奸。此人外表比較斯文，身體顯然不怎麽健康。我後來從另二個漢奸的交談中得知，此人原是個教員，共產黨員，被捕後經不住酷刑而叛變，保住了個人生命而成為「反共專家」。凡是有共產黨的案子都要他參與。此時因發生了案中案，就急召他來搜查書刊、文件。從漢奸們的交談中我還得知此人受刑不輕，胃部受傷。我見他一麵翻閱書刊文件，一麵用手捂住胃部。

搜查到第二天傍晚才結束。特務們帶走了幾麻袋書刊。留下二個人在我家繼續看守監視；又把211號閣樓上的木窗釘死，以防我逃走。我家每個人的行動都受到監視，即使是8歲的弟弟到水站去提水或是倒垃圾，都有特務跟著。這又是《紅燈記》中的一個場景。

大約過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一輛人拉包車來到我家門口，走下一位身穿白大褂，戴墨鏡和草帽的瘦長個子。後麵一個保鏢，是跟著包車一路跑來的，腰眼裏鼓鼓，顯然是手鎗。瘦長個子一進門，留守我家的兩個特務就肅然起立，口喊「毛隊長」，垂手侍立兩旁。他說要找我母親談談。母親下樓，安然地坐在這五個漢奸麵前。「毛隊長」開口了，大意是：

「你男人的案子本來倒不怎麽嚴重，我們都是中國人嘛，中國人應該幫助中國人。可是現在發現你男人原來是共產黨中一個派的領導人。所以這案子就嚴重了。他是個有本事的人，我們很需要他。可是隻有他先說出他的同黨的名字和地址，我們才能救他的性命。他到現在什麽都不肯說，叫我們也沒有法子救他。他不肯說隻要你肯說出來也是一樣的。要不你就跟著我們去當麵勸勸你男人。」

　　對於這位「毛隊長」的威逼、利誘、恐嚇，母親的回答隻有三個字：「不知道」。至於要她「當麵去勸說」更是一口回絕。母親跟隨父親此時已十八年了，見過了風風雨雨的大場麵。看來她已同樣不抱父親生還的希望。「毛隊長」見誘騙不成，一行三人不得不悻悻然離去。過了幾天，留下監視我們的二個特務也撤走了。

母親沒有文化，是裹著小腳跟當時是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生的父親結婚。她生性剛烈、崛強，深受親屬和鄰居們稱道。十八、九年的與父親風雨同舟，經過考驗，所以危急關頭能夠鎮定自如。我深深記得在文革中她教導我的一句話：「一個人隻要把命豁出去就什麽都不怕了。」她忠於丈夫的事業和信仰，不計自己的生命安危，在敵特麵前充分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的優良品德。她認識父親的許多朋友，即使不知地址，但姓名總是知道的，但她沒有透露一人。此後，每逢我看或聽《紅燈記》時，總不免想到：李奶奶的形象正是以我母親為原型塑造出來的。

特務們我家看守監視了將近一個月，看看無人闖進來，估計風聲早泄，再不會有人來，就全部撤走了。根據特務們的交談，我們知道父親被關押在北四川路橋渡下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裏，我跟隨母親曾到那裏送過衣服，但站崗的鬼子不理我們。母親又打聽到這幫漢奸特務的部隊設在南市區順昌路一個石庫門裏。母親和我又把衣服送到那裏。特務收下後隻是往牆角一扔。誰知父親收到沒有？

幾個月過去了，父親音訊全無。伯母一家也去了西安與伯父團聚去了。我們一家又恢複了日常生活。我們兄弟繼續上學，母親更是加倍地賣力為人做衣裳。淒淒楚楚地過著沒有目標，不見光明的日子。順便說說，一年後，當我滿了十六周歲，就不得不棄學從商，到父親原來工作過的錢莊裏去做學徒。此後家中生活才稍稍穩定下來。

一個深秋初的晚上，吃罷晚飯，我和母親正在樓下灶間裏。突然，臨弄堂的門被輕輕推開，進來一個中年人。問清了我們是陳其昌的家屬後，告訴我們：他剛從日本憲兵司令部裏放出來，過去曾與父親關押在一起。父親托他出來後轉告家屬：有一本封麵被老鼠咬壞了的硬簿子要好好保存，千萬不能丟失。還告訴我們：父親已於九月某一天被叫出去後不曾回來，此時他身上的傷口已基本好了。此人還說以後有機會的話會再來看我們。我們曾問他住在裏，做什麽工作。他說他做皮貨生意，跑來跑去沒有固定的地點。數十年後，當我在《智取威虎山》中看到楊子茶也是以皮貨商的身份打入威虎山時，心中不免一震。但願這位「皮貨商」仍活在人間，因為他是我父親生命最後時刻的見證人。

當時我和母親都不曾理解「被叫出去後不曾回來」這句話的含意，所以不曾記住那一天的確切日期。我們全家還企盼著父親能夠生還。直到日寇投降後很久，我們才明白九月「被叫出去後不曾回來」的那一天，就是父親被殺害的日期。

確有一本封麵被老鼠咬去一半的本子不曾被敵特搜去。這是一本會計賬冊，父親拾來作記事本。裏麵記載著他經香港及湖南赴重慶的所見所聞。這本記事本的重要性並不在這些日誌，而在於裏麵記載著親友們在全國各地的地址。父親不僅以自己的生命保護了上海至友們的安全，臨刑之際，還關懷著全國各地親友們的安全。曆史證明：陳其昌一案隻犧牲了陳其昌一個人。後來父親的一位朋友告訴我，陳其昌被捕消息傳來的時候，他們原定的一個會照樣在原定的時間和原定的地點舉行，因為他們確信父親不會叛變。還有，「父親與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先生有相當深的交情，陳出事後，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點準備，以便應付日本憲兵的到來。汪老先生卻處之坦然，說：「我相信大哥一定不會連累別人。決無問題、決無問題。」這就是父親的品德，不用再說其它了。

抗戰勝利後，伯父一家遷到南京，以後我見過他多次。談到父親之死，他說，父親被捕的消息傳到重慶後，他曾急電上海：「不惜代價，全力營救。」上海給他的回電卻是：「案情複雜，無從營救。」這封回電的真實意思很明白，就是拒絕營救。伯父還告訴我，同時被捕的幾個人，除父親外，都營救出來了。

我想，敵偽的檔案猶在，公正的史學家們為何不去調查一番呢？

四

我懷著沉痛的心情寫下了上麵一段家史。我之所以多次提到《紅燈記》，實在是由於直到今天，每當看到感聽到《紅燈記》時，仍不禁會流下淚來。因為它太像我的家史了。當然，類似我家遭遇的家庭在全國一定很多，報刊上偶而也會有這方麵的報道。真是民族恨，家庭仇。每當我參觀烈士陵園或抗日將士紀念館時，我崇拜那些為革命，為民族獻身的英雄們；同時卻又不免想到我父親的所作所為有哪一點較他們遜色？

這個家史片斷早就該寫了。親友們多有催促者。我遲遲不願動筆者，是希望有了山明水清的環境條件再來寫比較好。可是一，我跨進「高齡老人」的行列已有多年，自感餘日不多，不能再等；二是近年聽到一些令人心寒的說法，迫得我說出實情讓公正的史學家們去評說。我相信「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這句名言將來一定會落到實處。

數十年來，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與不同的人談論過，也寫過我父親。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所說所寫或是語焉不詳，或是言不由衷。我願在此聲明：向巴金學習，過去的讓它過去吧，唯今日之言，方可作信。

2000.12.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