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虎專欄
鍾馗捉鬼
龍應台女士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早年最著名的作品莫過於《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告訴大家麵對弊端與不公，該生氣時要生氣。自從做了台北文化局長後，或許是政務冗繁，或許是官場使然，總之是沒了脾氣。陳水扁連任成功後，麵對半個台灣與大半個華人世界的生氣，她在 “中國大陸、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同步刊出” 一篇大作, 標題叫 《為台灣民主辯護 －－與華人世界對話》。這一次，不僅她自己對大選鬧劇不生氣，而且告訴大家也別生氣：雖然政客“綁架”了她和台灣的民意，但這樣的“綁架“無罪，因為這是民主製度下的“綁架”，綁匪與肉票是“周喻打黃蓋”，願打願挨，為的是共同對付海峽對麵的那個曹操，也就是龍女士嘴裏的“中共極權統治”。在龍女士的眼裏, 不僅台灣民主的 “荒腔走板”應該得到辯護與同情，就是民主台灣“一塌糊塗”的政績, “出爾反爾”的政策, “長期原地踏步”的國家發展, 甚至連領導人“疑雲重重”的誠信也統統是可以原諒的，理由隻有一個：“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身為台灣這個民選政府的一員，龍女士願作黃蓋，去政客那領受 “挨打”或“綁架” 的滋味當然是她的權利，但請不要嚐試著讓華人世界也來接受你的 “綁架”，同你一起去相信什麽台灣民主的根本問題所在，是 “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的鬼話, 更請不要跟著政客們一起, 不分清紅皂白地把“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統統歸結到“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上。因為這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罔顧事實！台灣人民過去遭受苦難與今日承受的痛苦, 沒有一件與大陸的“極權政體”有任何關係, 它們是曾經身為其總頭目的李登輝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在曆史上的專製與暴政所造成的；是民進黨政權自身的無能與腐敗所造成的；是台灣島上一班無良政客們在民主外衣的包裹下爭權奪利、攪亂台灣社會、並且將台灣的民主推入墮落與危機之中造成的；更是這群政客們為了謀取和鞏固政權、不惜以對內對外的族群動員手段、用民粹的“搖頭丸”無限膨脹台灣的主體與主權意識而自取其辱造成的。沒有一件可以算到正在致力改革開放的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的頭上, 倒是那些既忘了民主的真蒂, 也無視民族的大義, 一味地為政客們的顛倒黑白去文過飾非的民主人士所應該負起一部分責任的。
一． 台灣社會發展的倒退與台灣的外部環境
1. 台灣正在經曆一場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裏的全麵倒退
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大概都不會否認，今日台灣正在經曆一場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裏的全麵倒退，正是這種全麵的倒退構成了今日台灣人民所正在遭受的痛苦的根源之一，而這全麵倒退的始作蛹者，正是治國無方，爭權有術的李登輝和陳水扁所代表的一群無良政客。看看今天台灣政治的現狀。兩蔣時代有威權政治沒有黑金政治，民進黨首次以“反黑金”為競選綱領，是在1995年李登輝任內的立委競選時，距離蔣經國去世已是七年之後。2000年大選前, 陳水扁號稱要掃除 “黑金政治”, 但四年之後, 不僅李登輝任內發生的大案要案, 如 “尹清楓命案” 、 “拉法葉軍火弊案” 、“國安密帳”等舊的弊案未能查清, 新的弊案反倒是層出不窮。選前爆出東帝士集團陳由豪政治獻金案、第一夫人炒股案, 都直接牽涉民進黨最高領導。在陳水扁治下，不僅李登輝時期創造的舊的黑金未能掃除, 民進黨新的綠色黑金倒已經蔚然成形。試問龍女士，是 “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 與500顆飛彈造成了今日台灣新舊黑金政治的盤根錯節嗎？
在社會領域裏，陳水扁主政四年間，台灣的族群被進一步分裂、弱勢集團利益不能伸張、國民收入下降、貧富差距拉大、人民生活痛苦指數增高。蔣經國主政的1972年到1988年間，台灣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1210%，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而收入差距僅增長8%，從4.4倍增至 4.85倍 。而到了陳水扁主政的2002年，台灣人均國民收入比他上台前下降了9.24%，最高與最低收入人群間的貧富差距，則增長了32%，變成了6.39倍, 兩者皆創下台灣曆史上的最高記錄。不僅如此，台灣社會的失業率（5.17%）、失業人數(51萬餘人) 、平均失業時間(30.3周)、勞工爭議案件的數量（12393件）、犯罪率（刑事案件50餘萬件）與自殺人數（3053人），也全都在陳水扁的任內創下了台灣曆史上即使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也從未有過的年度最高記錄。（本文使用所有數據，除另外注明的外，皆引自台灣行政院主計處或台灣經濟部公布的統計數據）。試問龍女士，陳水扁任內在國民收入、貧富差距、勞工爭議、失業率、犯罪率、自殺率所創造出的這些空前記錄，也是 “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 與500顆飛彈造成的嗎?
在經濟領域裏, 陳水扁任內同樣也創造出了台灣經濟史上的一係列另類“奇跡”，包括：最低的經濟成長率(-2.18%)、最低的股市指數(三千餘點) 、最大的民間投資額下降幅度（29.2%)、最大的外國投資下降幅度(60%) 、最大的債務額(33%)。（“外國投資下降幅度”與“債務額”數據轉引自2004年大選總統公開辯論）。試問今日台灣經濟的倒退，也是“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 與500枚飛彈造成的嗎？在文化領域裏, 民進黨為推行 “去中國化”, 以政治的意識形態取代文化建設, 以政治強製力幹預文化的自然發展，其結果已經使得一個先天不足的所謂台灣文化，在政治化妝師的梳妝打扮下, 正在變成一個非驢非馬的“四不象”。試問這個由“政治的催產素”打下文化的怪胎，也是 “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 與500枚飛彈造成的嗎?
海峽兩岸自1949年隔離至今，對岸政府無一兵一卒跨海來台。海峽對岸實行的是怎樣的政治形式或發生過怎樣的不人道事件，自是對岸政府與人民在促進民族複興的過程中應該反躬自省並予以改進的，也歡迎龍女士這樣的具良能良知的人士出謀劃策、興利除弊，但它們與陳水扁主政期間所發生的上述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裏的全麵倒退，又有何幹呢？
2. 台灣社會發展的倒退與中共壓力無關
誠如龍女士所言，台海兩岸目前確實存在著軍事對峙，數百枚飛彈對準台灣當然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樣也是事實的是，這種軍事對峙並非始於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 大陸的飛彈也並非從陳水扁上任後才開始出現，它們早在兩蔣時代及陳水扁上任前就早已存在。恰恰是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其間, 兩岸的軍事對抗以及大陸對台軍事壓力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水平，也正是從李登輝任內開始，大陸開啟了兩岸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全麵交流。兩蔣時代兩岸兵來將往，大戰爭沒有，小衝突不斷。大陸對台灣的“8.23金門炮擊” 與“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相信大多數人都還記憶猶新。而到了李登輝與陳水扁的時代, 大陸事實上已經放棄了“解放台灣”的純武力解決的政策，代之以“和平統一”的非武力政策主軸。自開禁以來，兩岸如今每年已有370萬人次的往來交流（台灣陸委會數據），台灣每年向大陸5、6百億美元的出口與3、4百億的盈餘，就是大陸以“交流代替對抗，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最好證明。事實是，沒有大陸對台灣經濟上的單方麵開放，台灣今日的社會經濟的倒退恐怕隻會更加嚴重！
如果在兩岸隔絕且軍事對峙最嚴重的時代, 台灣尚且能夠創造出舉世矚目的 “台灣奇跡”, 何以到了兩岸軍事對峙最輕微且兩岸交流最密切的陳水扁時代, 台灣反倒遭受到了上述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領域中的全麵倒退呢? 如果說500枚飛彈是一種壓力，那麽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集團數萬顆的戰略核導彈相互瞄準至今，何以美國、歐洲仍能欣欣向榮，反倒是前蘇聯政權垮台了呢？兩相對比, 龍女士不對政客無能造成的台灣社會發展的倒退而生氣，反倒要單挑“大陸的極權政體”與“500枚飛彈”來生氣，是否有些有悖客觀與公正了呢？
很顯然，那種將民主台灣 “一塌糊塗” 的政績與 “長期原地踏步”的國家發展, 甚至連領導人 “疑雲重重”的誠信都一概加以原諒，並用海峽對岸那個“十惡不赦”的“奸雄曹操”，來為今日台灣的“阿鬥”們的無能開脫的作法，完全是信口開河與罔顧事實。這種推卸責任的行徑, 完全背離了民主政治必須是責任政治的真蒂，倒是一切專製獨裁者苟延殘喘的護命靈丹。北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不就是將民窮國弱的責任一概推到“美帝國主義的敵對與封鎖”上嗎？如今，阿扁這個民主選舉的領導人在拒絕為自己治國無能負責任的行事邏輯上，倒是與他所不恥的專製獨裁者沒有什麽兩樣。所不同的是，他還得到了許多如龍女士這樣的自由民主人士們的保駕護航，可以躲在“民主”與 “大陸打壓”這個“擋風、擋雨、擋子彈”的掩體後麵，心安理得地繼續傳承他的“曆史火炬”。
二．台灣民主的墮落與台灣日益惡化的內外政治環境
1. 民進黨以 “對內的族群動員” 路線奪取政權
既然龍女士自己不能也不願落實“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的原則，那就讓我這個她要與之對話的華人世界的一分子，來剖析一下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今日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全麵倒退。造成台灣今日的全麵倒退的根源，根本不是什麽“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而是一班正在把“民主”當作手中的玩偶與擋箭牌的無良政客。台灣社會發展的停滯與倒退以及“台灣民主”的蛻化與墮落，正是這群政客們肆意操弄族群、綁架民意、戕害民主的基本原則的必然結果。讓我們來看一看曾經是那樣充滿活力與希望的台灣社會，是如何在這群政客的手中，成為這個正在墮落之中的民主的犧牲品的；看一看今日台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又是如何被這個日益惡化的政治環境所葬送了的。
台灣今日政治發展的種種亂局, 可以歸結到一個共同的起源：族群對立。這種對立就如同上海的“城裏人”與“鄉下人”、韓國政壇中的“漢城幫”與“釜山幫”、美國的“南方佬”與“北方佬”……之間的嗤晤與摩擦一樣，本不應有什麽特別的政治含義，它可以存在於任何社會、任何國家與任何時代。然而, 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 不同地域與人群間的自然的摩擦, 在政客的手裏, 卻成了打擊異己的武器與謀取政權的工具。無論是四年前的政黨輪替, 還是四年後的兩顆子彈, 陳水扁掌握政權的秘密武器, 歸根到底，是他以自我標榜的“本土政權”召喚到他旗幟下的選票。沒有“消滅外來政權” 與 “捍衛本土政權”這兩麵大旗, 單憑李登輝的謀略與兩顆子彈, 是不足以吸引500萬的選票並把陳水扁送上總統寶座的。為了奪取政權, 李登輝與陳水扁刻意勾畫“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別, 肆意製造本不存在的族群差異，反複強化“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形象，不斷塑造陳水扁是真正的“台灣之子”的形象，不斷強調民進黨與國民黨是 “本土政權”與 “外來政權”的對決, 從而為既無經驗、又無政績的民進黨營造出執政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來。也因此，對內和對外的族群動員策略，就成了陳水扁的民進黨謀取和鞏固政權的必備武器，其為此而付出的全部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內爭本省人的主導權”的族群動員路線謀取政權。
在這樣一個“內爭本省人的主導權”指導方針下， 就不難理解，盡管外省人與本省人一樣倒在了專製獨裁者的槍口下, 為什麽台灣2.28沒有被看作是一個“專製獨裁者”對一切反抗其壓迫的人民的鎮壓事件, 而是被進一步放大並被披上一件“大陸外省人壓迫台灣本省人”的外衣？因為以李登輝、陳水扁為代表的這群政客們清楚地知道，不如此，就找不到“外省人”對“本省人“進行鎮壓的曆史“證據”；不如此，就沒有建立“本土”政權的必要；不如此，“捍衛本土政權” 與 “消滅外來政權”也就沒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正是在這一“族群動員”方針指導之下，每年2.28的紀念, 實際上也就成了確認民進黨 “本土血統” 純潔性而必須的儀式。所謂的 “牽手護台灣”的大戲, 不過是民進黨危機時刻, 提醒善良而沉默的民眾陳水扁所具有的 “血緣正統性”的護身咒語。
因此, 哪怕有人呼籲了一萬次的 “族群和諧”, 李登輝的台聯與陳水扁的民進黨也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因為沒有了族群的撕裂, 哪裏來本土政權的合法性? 而沒有了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的區隔， 民進黨那 “一塌糊塗”的政績, “出爾反爾”的政策, “長期原地踏步”的國家發展, 以及領導人 “疑雲重重” 的誠信，又怎麽能夠調動起人民的支持？也因此，無論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關於“族群多元與和諧”的說辭多麽美妙動聽，可以斷言的是，不等到隻有陳水扁才能代表的所謂“民進黨本土政權”的選票達到李登輝期望的75%, 民進黨與台聯要把外來政權 “割喉割到斷”的努力, 是絕不會停止的。因為撕裂族群正是陳水扁這幫政治潑皮們發家發際的看家武器。
稍具一點政治常識與冷靜頭腦的人都不難看出, 這種以“內爭本省人的主導權”為核心的群眾動員路線，是一種典型的以“對內的族群動員”手段實現謀取政權目的政治策略。這種以“鬥爭哲學”為本的群眾動員手段，是古往今來一切專製獨裁者竊取與鞏固政權的獨門暗器，在不同時代與不同的政客們手中，其名稱或許不同，但本質絕無二致，無非就是要製造人民之間的對立和仇恨, 以達成一黨一己劫取與霸占政權的目的。它見之於希特勒以 “維護雅利安血統的純正”為名鬥爭猶太人的把戲，見之於麥卡錫要“揪出共產主義分子”的聲嘶力竭，見之於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陽謀”，如今，更見之於民進黨和台聯以 “撕裂族群”為手段的“消滅外來政權”的瘋狂裏！它們名稱雖有不同，本質隻有一個，那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在挑逗民意、挑撥民意的過程中，最後實現分裂民意以至“綁架”民意的目的。
2. “對內的族群動員” 路線窒息台灣的社會活力與發展所需的正常環境
今天，在大大小小的李登輝與陳水扁們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下，族群與政治上的對立與鬥爭意識已經全麵滲透到了台灣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中，今日之台灣，已經形同一個“政治全麵掛帥”的社會。任何重大的製度、政策、人事的安排，都要以“你是不是台灣人” 、“是不是愛台灣”來優先決定，而“你是不是台灣人”“是不是愛台灣”的標準與定義，卻是由一班政客所決定的。誰要是不同意他們的舉措，誰就會立刻被戴上“賣台” 、“中共同路人” 、或是“反對黨操弄”的帽子。你想用國際普遍使用的漢語拚音而不是台式注音嗎？你是在反對“本土化！你說阿扁把一個隻有在緊急狀態下才能舉辦的公投搞成“和平公投”缺乏法理上的依據嗎？你是在“反改革、反民主”！你說你要去大陸投資作生意嗎？你是“商人無祖國”！你說你是學生你隻要求民進黨別再提名那幾個在國會殿堂裏“操弄族群”“以語言暴力汙辱婦女人格”的議員嗎？你一定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餘渣”！李登輝昨天還可以高舉馬英九的手說他是真正的“新台灣人”，同樣的馬英九明天就成了“香港腳” 、成了“新賣台集團的棋子”。不僅對“非我族類” 要黨同伐異，即使是同室相煎也毫不手軟。民進黨大佬張俊宏選前批評陳水扁“四年執政，缺少政績”，立即被黨內“嗆聲”；另一位大佬沈富雄良知未泯，選前實話承認確曾陪陳由豪造訪過“第一夫人”家，選後呼籲陳水扁勿再以“族群鬥爭”作競選手段，於是立刻招來黨內圍攻，成為黨內“孤鳥”、“過街老鼠”、甚至被聲言要請人“幫他操度”。無怪乎施明德、許信良這些民進黨的前主席們不能不離黨出走了。也無怪乎陳水扁在執政兩年後，台灣集會遊行的總件數會比他上台前一年增長3.7倍，其中政治性的集會與示威事件更是大幅度增長9.6倍，從1999年的504件，一舉增加到2002年的4,864件。（數據引自台灣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數據）
為了讓民主的機製不至對“族群”的操弄產生抗體，當然還得給民主灌下民粹的“搖頭丸”，以“民粹”的狂熱，鎮壓“民主”的冷靜，好讓民主的神經中樞不但放鬆對族群動員惡果的警惕，而且讓人民喪失對自己真正利益的客觀理性的判斷能力。所謂“民粹的搖頭丸”就是處處彰顯、甚至不惜歪曲誇大本土、本家鄉、本地方、以及本地人民的美麗、偉大甚至神秘，無限誇大“人民”的主體與主權意識，極力誇耀“人民”的意誌不可戰勝以及“人民”的力量無堅不摧。就如同毛澤東永遠讚美“人民是曆史的主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的創造者”一樣，阿扁也時時處處不忘強調“人民絕對是最大” 、“天佑台灣”，讓人民自我膨脹，自我麻醉，不僅心甘情願地被綁架，而且心甘情願地自我犧牲。於是，“台灣優先” 、“台灣第一”的呱噪以及“天佑台灣”的自大與盲信，在今日台灣這個彈丸小島上遍地都是，隨處可聞。不僅瘋狂的政客們為了選票敢信口開河，連本應謹慎理智的行政官員也照說不誤。正如毛澤東要“大躍進”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下麵的人就敢“畝產萬斤” 、“放衛星”一樣；陳水扁敢說“台灣絕對是亞洲的中心”，他的堂堂新任教育部長就敢在國會殿堂裏昭告天下：“台灣也是世界的中心”，因為地圖可以“橫過來看”。隻可惜，地圖可以橫過來看，地球卻無法橫過來轉。
正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動員不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一樣，民進黨台聯的“族群動員”同樣不可能帶來台灣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正常發展。它唯一可能帶來的後果，就是強化“本省人”與“外省人”，“新台灣人”與“舊台灣人”間的族群的對立與鬥爭意識，使對立的雙方鬥得頭破血流直至其中一方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其社會的代價就是讓台灣的民主在匪夷所思的瘋狂與歇嘶底裏中，日漸沉淪與墮落下去。龍女士教導大家不要從“鎂光燈”的方格裏看台灣。我要說“鎂光燈”背後所未被嚗光的社會正義與人心的淪陷，比起方格裏的畫麵恐怕隻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3. 民進黨以“對外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鞏固“本土政權”
以民進黨和台聯為代表的政治勢力不僅以“內爭本省人主導權”為目標執行“對內的族群動員”路線，在他們成功地獲得政權之後，為了鞏固擴大“本土政權”的民意基礎，不惜進一步地把對內的族群衝突，轉化為對外的主權衝突，把“內爭本省人主導權” 的分化動員策略，上升到“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的整合動員策略上，以這種對內對外的雙重族群動員策略，實現其先謀取政權，後鞏固政權的目的。兩者之間過渡轉換的最佳證明，體現在陳水扁為爭取連任，不惜放棄“四不一沒有”，以“一邊一國”對抗和衝撞“一個中國”上。陳水扁提出的“海峽兩邊，一邊一國”，正是這種民粹式的“本土優先，台灣第一”的產物，是其“外爭台灣人優先權” 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的具體表現。
“海峽兩邊，一邊一國”的主張，並非是一個心血來潮的競選口號，它是陳水扁的民進黨和李登輝的台聯黨不惜以“本土優先，台灣第一”這類民粹的“搖頭丸”無限膨脹人民的主體與主權意識的產物；它是民進黨在撕裂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並且建立了“本省人的本土政權”之後，再重新把內部分裂的族群整合起來以鞏固政權的又一個政治動員策略。它以“新台灣人”這個族群標簽，彌合內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分裂與對抗；再以“一邊一國”這個口號，將台灣內部被煽動起來的的族群對抗與分裂，導引到針對海峽對岸的中國政府與中國人的對抗與衝突上。其真實的目的，是要以此爭取“外省人”和一切“非本省人”對民進黨本土政權的同情與支持，以鞏固和擴大民進黨政權的民意基礎。“一邊一國”的政治口號所包含的，正是以“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為哲學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無論“中華民國”的憲法是否合乎“民主、自由”的原則，其修憲或製憲的“憲政工程”都是必然要實施的，因為“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已經成了他執行“族群擴張主義”路線的絆腳石，成了它煽動與挑動台灣人民與海峽對岸人民之間實現“和解與和平”的絆腳石，其廢止或架空“中華民國”憲法的行動，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與這部憲法本身是否“合時、合用、合身”毫無關係，與大陸打壓或不打壓，更是毫無關係。
“海峽兩邊，一邊一國”的主張，是台灣內部民進黨的族群動員路線在外交上的延伸，是民進黨將“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提升到“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衝突的產物，是一種赤裸裸的“族群擴張主義”政策。這個口號不顧事實、不切實際、不惜衝撞、踐踏及侵犯它人的主體與主權意識，理所當然地會造成與曆史與國際法現實的矛盾與衝突，不可避免地會招致海峽對岸的打壓和來自國際社會與海外華人世界的抵製。其最終的結果，就是不可避免地惡化台灣的外部政治環境，不僅導致推行族群擴主義的“台獨”人士的極度痛苦，而且導致那些已經被“本土優先，台灣第一”這種自我膨脹的 “民粹的搖頭丸”麻醉得不辯東西、不知南北的台灣人的痛苦。這種痛苦集中地體現在對其加入國際主權組織努力一次又一次失敗經曆的憤憤不平上，體現在對國際社會拒絕與抵製其公投說辭的憤怒與怨恨上，體現在責備“民主搖籃”的法國人“不懂民主”的自大上，體現在對其少得可憐而且還在日益減少的建交小國數量的顧影自憐上，體現在台獨大佬們視美國實行“一個中國”政策為“明目張膽的幹預台灣內政”的憤恨上，體現在為了維持邦交不惜為邦交國使館人員支付工資福利的尷尬與委曲求全上，體現在呂繡蓮登堂卻不能入室、過其境卻被趕出門的所謂“印尼訪問”的屈辱上……。
正如一個極度自戀或自大狂的精神病患者在發現自我評價與外界評價的反差後必然會感到痛苦一樣，這種以“對外的族群擴張主義”為基礎的“一邊一國”政策，必然導致與國際社會奉行的基本準則的衝突，不可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因其不能實現而導致的痛苦，完全是自做自受、自取其辱。它清楚地證明以“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為口號的這種對外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在現實的國際社會的主權體係內的徹底失敗。消除挫折與痛苦的最佳方式，就是求本溯源，以尊重曆史與事實的態度，自我反省族群擴張主義路線，對“一邊一國”與“一個中國”的全部曆史與法律的事實進行重新檢討。
三．“一個中國”對“一邊一國”與海峽兩岸的主權之爭
1. 海峽兩岸的現狀是“一個中國，兩岸分治”
無庸諱言，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因政治上的分離與隔絕所造成的“兩岸分治的事實”確實是一個事實，但台灣在被霸占為日本殖民地之前，兩岸之間就已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族群上形成了血脈相連的密切關係，同樣也是曆史的事實。就算不承認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至少自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裏收回台灣後，台灣就一直處在中國的版圖之中。自康熙年代開始，滿清政府下的中國就已在台灣建府設衙、收糧納稅，由此而形成的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主權上的歸屬關係是無可爭辯的曆史事實。中間50年台灣之被迫割讓給日本，是由於日本侵略中國而造成，並非出於當時中國政府之自願，根本談不上“中國不尊重台灣人民意願”的問題。台灣因滿清中國戰敗而在法律上被迫割讓給日本，在日本戰敗之後在法律上歸還中國本屬天經地義，同樣不存在“中國不尊重台灣人民意願”的問題。這就如同父母的孩子被強盜打劫擄走，強盜落網被逮後，孩子理應歸還父母一樣天經地義，總不能因為強盜在“綁架”“擄走”孩子之後“撫養”了孩子一段時間，或者因為被擄走的孩子不再辯識父母，就因此否認孩子與親生父母間的血緣隸屬關係吧。至於台灣人民在日據時代或國民黨政權遷台後所遭受的苦難與壓迫，是一筆應該與異族統治者與專製獨裁者清算的舊賬，可以通過“自由、民主、人權”的製度的建設而予以清算，又怎能成為否定台灣與“一個中國”之間的主權上的隸屬關係的憑據呢？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這種主權與血緣上的隸屬關係，既不是由國民黨主政時的“中華民國”單方麵決定，也不是由共產黨主政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單方麵決定，它同時也是由國際條約與國際法所明確認定的。日本戰敗後與國民黨主政時的“中華民國”及美英同盟國所簽署之《無條件投降書》、《波茨坦公報》、《開羅宣言》，以及日本與共產黨主政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所簽署的《中日建交公報》，都白紙黑字地寫明了台灣“歸還中國”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對此也作了清楚的定義。中美建交的三個《聯合公報》同樣是白紙黑字寫著“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是美國自行訂立的《對台關係法》以及自尼克鬆以來的包括今日小布什在內的各屆美國總統，雖然可以向台灣大賣武器賺其錢，卻從未否認過“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相反，他們都曾反複強調“不支持台灣獨立”。從這些條約與決議中可以得出的一個明確結論是，台灣“屬於中國”這一點，無論在曆史還是在國際法上都是無可爭議的，就算有爭議，也是“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 還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者間的爭議，是“一個中國”內部的爭議。
“一個中國”既非單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非單指“中華民國”，它指的是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兩者都屬於同一個中國。很明顯，這樣一個“一個中國”的表述完全符合曆史與國際法的事實，它是過去、今天、與未來海峽兩岸的全部現狀。它既非美國所單方麵定義，也非中共政權能夠單方麵維持，更不是陳水扁李登輝們能夠說拋棄就拋棄的。它是兩岸與國際社會中各種政治、經濟、曆史、文化與族群的全部力量平衡之後的產物，包含了海峽兩岸曆史與法律的全部事實與內涵。它是兩岸過去全部曆史的凝固，是兩岸當前現狀的表述，更是兩岸未來發展的必然。也因此。陳水扁所謂的“一個中國是議題，不是前提”的說法，完全顛倒了曆史與法律的事實。從曆史與法律的事實出發，“一個中國”隻能是無可爭辯的前提，而非什麽尚待討論的“議題”。
2. “擱置主權爭議”是和平解決兩岸衝突的前提
兩岸因殖民地曆史與國共內戰造成的現實的分治與分離，致使雙方在主權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當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的政治分歧暫時無法解決的時候，化解衝突的最好辦法，就是拋棄“外爭台灣人優先權”這種族群擴張主義路線，在事實與法律的基礎上，厘清台灣的“人民主權”與“一個中國”下的“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承認曆史，擱置政治，承認現實，麵向未來。將統獨放兩邊，把民生擺中間，將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交給未來去解決，讓祖宗留下的問題留給子孫去解決。就如同兄弟分家，當各自對財產的歸屬有不同的認知時，與其你爭我奪地打個你死我活，還不如放棄紛爭，先從各自承認對方的“一畝三分地”上的產業管理權做起，在“一個中國”這個祖宗的牌位下，讓兄弟們的後代子孫們都能互通有無、互利互助。唯有如此才能化幹戈為玉帛，化暴唳為祥和，又何必讓上一代的仇恨留到下一代人去品嚐呢？更何必要砸了牌位，連祖宗都不認了呢？
兩岸今日的主權之爭，“三通”及“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死結，不正可以用同樣的原則處理嗎？台灣人民固然要“獨立自主”，大陸人民又何嚐不希望“當家作主人”。避免鶴蚌相爭、魚死網破的最佳選擇，就是兩邊政治當局都以社稷蒼生為念，以百姓福祉、民族複興為重，暫時擱置主權之爭，在“一個中國”或者“一個中華”這塊祖宗的牌位下，互通有無、互利互助，共同繁榮、共同發展。
當大陸當局明確宣示，“隻要承認一個中國的共識，三通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包括國旗、國號什麽都可以談”的時候，這已經表明對岸的領導人並未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權”淩駕於“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之上，也沒有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主權，淩駕於“中華民國”的人民主權之上。隻要台灣方麵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目前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就是同一個“國家主權”內部分治的兩個“人民主權”之間的關係。正因為如此， “一個中國”或“一個中華”的原則，實質上就是一個擱置主權爭議的原則，是一個化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治衝突的原則，是一個將政治與經濟分開、避免政治的爭議損及人民福利的原則，是一個“統獨放兩邊，民生擺中間”的原則，更是一個“將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交給未來去解決，讓祖宗留下的問題留給子孫去解決”的理性的原則。
然而，這種“避免衝突，化解紛爭”的原則，卻遭到了陳水扁的一口拒絕，他在大選總統候選人辯論中，嚴厲批判連戰的“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的建議，反複強調“台灣的主權絕對不能擱置”。但“台灣的主權”是什麽呢？無非是（1）台灣人民的“人民主權”；（2）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國家主權”。如果指的是前者，也即台灣的“人民主權”，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異議，“兩製”已經包含了承認並尊重台灣人民自行決定其領導人與其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製度決定權的內涵，承認“一個中國”與承認“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之間毫無衝突，更無矛盾。
如果“台灣的主權”指的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國家主權”，則這種分離於“一個中國”的國家主權之外的“台灣的國家主權”，不但未得到其母國中國的“國家主權”的同意，同樣也尚未獲得台灣全體人民的一致同意。陳水扁自己在就職演說裏也承認，他“深切地了解涉及國家主權、領土與統獨的議題目前在台灣社會尚未形成絕大多數的共識”。換言之，他自己也承認台灣人民尚未形成“獨立的台灣的國家主權”的共識，更未授權他去推動與實施“台灣獨立的國家主權”。在根本就還沒有獲得任何授權的狀況下，陳水扁李登輝之流“決不擱置台灣主權” 以及推動“一邊一國”的言論或行為，就不僅是對整體台灣人民，也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主權的侵犯，隻能被視為對“一個中國”的國家主權的侵犯，也隻能被視為徹頭徹尾的“族群擴張主義”行徑，它與與希特勒的對外侵略有形式上的不同，卻無本質上的差異。其由此而招致的打壓甚至是武力統一，不過是自作自受、自取其咎。也因此，隻要台灣當局試圖以台灣的“人民主權”來否定與侵犯“一個中國”的“國家主權”，海峽兩岸之爭就根本談不上是“極權的大陸”打壓“民主的台灣”的問題，更不是什麽“捍衛台灣民主”的問題，也不存在中國要兼並台灣的問題。所存在的，隻是台灣領導人要以“文明”的手段（“公民投票”與“修憲或製憲”）還是以“武力”的手段（“決戰境外”）強行竊取中國的領土，分裂中國的國家主權的問題。它與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的南方邦聯以“人民當家作主”的名義強行要求脫離美利堅合眾國謀求分裂與獨立的性質毫無二致。
誠如龍女士所言，台灣人民當然有權利選擇他們所喜歡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但“一個中國的共識”，從未說過要將大陸的製度施加於台灣的社會與人民。大陸實行的確實並非西方式的民主政體，其內部的統治與管理，也確實存在種種嚴重的問題，毛澤東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大躍進的浮誇、文化大革命中的瘋狂以及6.4的傷痕，至今也還是烙在人民心頭上的曆曆傷痛。台灣人民批評、排斥大陸的政府與體製，但大陸領導人與大陸人民又何曾說過自己的製度完美無缺呢？台灣人民不喜歡大陸的社會主義，今日大陸的領導人與民眾又何嚐不知道抱殘守缺的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的道理呢？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 四分之一世紀的變遷, 試問今天的中國, 還剩下多少社會主義的實質？市場經濟、股份公司、民辦企業、股票市場……，有哪一樣是社會主義的發明? 今日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又有哪一樣是實行了馬恩列斯毛的社會主義後而取得的？ 古老的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 不是它貫徹實施社會主義的結果, 是它革社會主義命的結果，是它引進了外來種種先進製度和理念的結果，是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以無以倫比的速度與創造能力接納與消化世界文明的精髓的結果！“改革開放、和平崛起”，正是大陸政府與人民在經曆了幾代人的摸索與探求之後，提出的兼顧本民族與國際社會利益的民族複興之路。這一國策，說到底，就是對內以“改革開放”修國政，讓中國走向世界；對外以“和平崛起”結善緣，讓世界接納中國。這與陳水扁李登輝們把台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建立在狹隘的族群基礎上的“本土優先，台灣第一” 、一味地追求“台灣人出頭天”的作法，與他們“內爭本省人主導權，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的發展路線，在胸襟與抱負上有著何等的天壤之別。
陳水扁與李登輝們昧於曆史的事實，一意孤行地要以內戰造成的政治分離為理由、以“台灣人出頭天”為號召，強行斬斷兩岸在數百年來形成的經濟、政治、地理、文化與族群上的血脈相承的自然聯係，既無視曆史、文化、血緣以及法律上“一個中國”的事實，又抵製島內“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的中道主張。從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這群政客們不去全力關心和提升全台灣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卻念念不忘所謂“提升台灣人意識”，全然不顧甚至肆意踐踏海峽對岸的“中國人意識”。既然陳水扁甚至連“海峽兩岸本是同文、同種、同屬一個中國”這樣一個簡單的曆史與法律的事實都不予承認，執意要以“對外的族群擴張主義”的路線，代替“擱置主權爭議”，那麽他又有何資格來抱怨中共打壓他的台獨活動呢？他要求大陸政府尊重“兩岸分治”的現實，誰又來尊重“兩岸同文、同種、本就同屬一個中國”的曆史事實？他要求別人尊重他所謂的“2300萬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 那麽誰又來尊重“十億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既然陳水扁、李登輝們昧著曆史、文化和國際法的事實，非要說台灣人民追求獨立有理，那麽中國人民與海外華人促進統一又有何罪？
不錯，中共確實打壓了民進黨、台聯及其代表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空間，但它從未打壓過台灣人民經濟、社會的民生福利，更未打壓過台灣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正常發展，它所壓縮的，是台獨勢力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空間，卻從未壓縮台灣人民在國際上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空間。龍女士自己也注意到台灣政府在沙斯（SARS）爆發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扌幹格”，但台灣政府推卸責任的伎倆，就是指責中國政府在世界衛生組織中打壓台灣。試問台灣的醫療體係難道是由WHO而非台灣行政院直接管理的？難道加入了世衛組織，WHO就能代替台灣政府快速有效地消除SARS了嗎? 正如“美國在台北商會”所發表的《2004年台灣白皮書》所指出的那樣：重建台灣公共衛生建設與防衛措施所急需的，是“各級政府與部門之間的跨部門協調合作”，而不是什麽以獨立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獨立主權國家的組織。
很明顯，所謂大陸的集權打壓與500枚飛彈，不過是陳水扁政府掩蓋其無力解決台灣的社會、經濟、與衛生等體製上與行政上的弊病沉屙的借口罷了。它迎合了部分台灣人士狹隘的族群對立與鬥爭觀念、凝聚了民進黨政權所必須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新悲情意識”，卻打擊了台灣人自力自強的信心與決心。它“綁架”的不是台灣的社會進步與發展，而是千千萬萬個“龍女士們”公正客觀的社會觀察與批判能力，以及台灣人自我反省、發憤圖強的能力！
四．台灣的進步與發展不能建立在“對內與對外的族群動員”基礎上
1. 族群的動員隻會帶來族群的仇恨與仇殺
誠如龍女士所言，凡從專製統治下解脫出來的人民，需要重新“尋找、建立一套共同的核心價值”，“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但是，“真實的自我”又怎能建立在“分裂的自我”之上？“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不能建立在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族群”的動員、對立、衝突與鬥爭的基礎之上的。美國的南北戰爭，林肯總統所爭的，是在一個國家基礎上的“自由、人權”的理念，何曾是“北方佬出頭天”的族群之爭？李登輝與陳水扁所代表的“本土優先，台灣第一”以及對“台灣人出頭天”及“一邊一國”一再強調的政治路線，事實上就是 “對內爭本省人主導權”， “對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的族群動員路線。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對內、對外的雙重族群動員策略。他們的這一族群動員與擴張主義的路線，不僅公開宣示於競選綱領與就職演說中，甚至不加掩飾地在要把外來政權“割喉割到斷”的血腥殺氣中予以直接表白。
台灣本地閩南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之間存在族群間的矛盾、對立、衝突甚至壓迫與反壓迫的鬥爭，或許是不容爭辯的曆史事實，但治療曆史創傷的最好方法，是用“自由與民主” 、“人權與法治” 、“寬容與團結” 、“改革與進步”的良藥，而非用 “台灣人出頭天”這種狹隘的族群動員路線，去重新撕裂曆史與族群的傷口，讓過去人民的鮮血，為今日統治者的權仗加冕；更不能用對外的族群擴張主義路線，在侵犯和踐踏了“外省人”的族群尊嚴之後，再來侵犯和踐踏中國人的尊嚴與主權。那些以對內或對外的“族群之爭”，掩蓋自由、人權的“理念之爭”的，恰恰是政治流氓們的慣用手法。希特勒之所以能夠上台執政，所憑籍的正是這種對內、對外的雙重族群動員策略。納粹就是先從強化“純種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族群差異開始，再以“猶太人”對德國的剝削壓迫為競選訴求凝聚選票，上台之後立刻兌現競選諾言，展開鎮壓“猶太人”的行動，在清洗了境內的“猶太人”，完成了對內的“族群之爭”後，就展開“對外的族群之爭”，以“德意誌民族受歐洲列強壓迫”為號召，修訂憲法、集中權力、凝聚全民意誌，最後不但要把境內的“猶太人” 清洗幹淨，而且要掃蕩和主宰全歐洲一切非雅利安人的外國人。不僅要建立一個“雅利安人當家作主的德國”，而且要建立一個“德意誌人當家作主的歐洲”。當然，希特勒所作這一切，都是在他用“民粹”麻醉了民意，再以喪失了是非辨別能力的“民意”的名義進行的。剛剛過去不久的科索沃衝突中，前南領導人米洛舍維其也正是以“塞爾維亞人出頭天”為號召，為了建立一個塞爾維亞人當家作主的國家，對境內阿爾巴尼亞族的穆斯林進行掃蕩與清洗。今天，民進黨、台聯的陳水扁與李登輝之流以族群動員的方式謀取與鞏固政權的手法與步驟，與希特勒、米洛舍維其何其相似乃爾。從台灣今日“中國豬滾回去”的叫囂聲中，龍女士難道聽不到納粹德國當年“猶太豬滾回去”的回響嗎？
2. “綁架民意” 將導致 “綁架民主”
卓長仁、張子強們在拿到了第一筆贖金嚐到了甜頭之後就會朝著更大的目標、以更大的野心、冒更大的風險、向更高的贖金一路“綁架”下去。同樣地，政治流氓們在完成了族群的動員，嚐到了用“民粹的搖頭丸”麻醉與綁架民意的甜頭之後，也會朝著更大的目標、以更大的野心、冒更大的風險、向更高回報的目標一路綁架下去。綁完了“民意”，接下來要綁的，就該是“民主製度” 了。希特勒在得到了民意當上了德國總理之後，當然不會以此為滿足。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重修憲法、獨掌大權，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就是再“綁架”一次“民意”，然後以“民意”，來“綁架民主製度”。於是他一手製造了“國會縱火案”。盡管這宗離奇的縱火案在當時就遭到了質疑，但希特勒卻以此為借口，成功地趕走反對黨，獲得了“全麵的授權”，完成了他走向獨裁的關鍵一步。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起“國會縱火案”無論在當時如何地撲朔迷離真相難辨，但重重濃煙中所透露出來的政治意涵卻是清清楚的。那就是：它所燒毀的，絕非是一棟國會建築，而是德國的“民主製度”。
今天，3.19那不偏不倚、不深不淺的兩顆“聰明的子彈”，不也同當年納粹的“國會縱火案”一樣地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嗎？至於真相是什麽，我們還需要知道真相嗎？我們還能夠知道真相嗎？根本不需要再去爭論這次槍擊案到底是由陳水扁李登輝、還是由別的什麽人所策劃的。無論是誰策劃的，這起事件從它發生的時機、進行的方式本身，從它整個過程中透露出來的思考之周密、操作之精確、善後處理之幹淨利落，已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它真正鎖定的目標既不是陳水扁的腦袋，也不是他的肚皮，而是台灣選民手中的選票。它不僅實實在在地綁架了台灣的“民意”，而且切切實實地正在“綁架”台灣的民主製度。這起完美得離奇又出奇的“槍擊案件”本身，以及在驗票過程中已經暴露出來的幾十萬張的不合程序正義的領票，清楚地顯示，民主製度最起碼的一個“核心價值”——“公平競選原則”——在台灣已經遭到破壞。一旦陳水扁嘴裏的“憲政工程”與年底的立委選舉成功，“總統製”加上75%的“民意”，就足以使陳水扁李登輝這群政客們不僅把反對黨“割喉割到斷”，而且把台灣社會中那部分公正、客觀、獨立、理性的民意“割喉割到斷”，把台灣社會的良知與公義“割喉割到斷”，其最後的結果，就是把台灣社會的發展與未來、把2300萬台灣人民的福祉“割喉割到斷”。這正是台灣民主的真正危機所在。這一危機是否能被阻止，現在就端看台灣民主的最後防線司法製度，將如何來挽救“公平競選原則”這個民主的最後一個“守護神”了。
不要以為曆史進程的方向，隻有在血雨腥風的驚濤駭浪之中才會改變。陳水扁李登輝這種對內、對外的“雙重族群動員”的群眾路線若是不能製止，若是他們的“內爭本省人主導權，外爭台灣人優先權”的政治目標不能受到節製，曆史終有一天將證明，台灣的民主正是從3.19這一天的兩顆子彈開始，變成了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偽民主！接下來等待台灣的，將注定是希特勒的德國與米洛舍維其的塞族人共和國的結局！
真應該感謝今天就在我們眼前上映的這一幕幕“民主台灣”的光怪陸離，也讓我們有機會認真思考一下未來中國到民主之路到底應該怎麽去走。生活在這樣的危機裏，龍女士居然還要警誡華人世界要“深思你自己的處境”。倒是龍女士自己應該深思一下自己的處境了！深思一下台灣的民主究竟是一場“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還是一場毀滅理性與文明的災難？尤其是深思一下，台灣的民主還能等得到下一個“十七年”嗎？
五．“民主台灣”的下一步與台灣的未來
正如希特勒在打倒了猶太人之後就要開始打倒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徒、同性戀者以及一切反對其“種族純潔運動”的人士一樣，晚年的毛澤東在嚐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甜頭後就會要求“每七、八年再來一次”。一個為了獲取政權可以不擇手段的政客，在嚐到了挑起族群、人群的仇恨與鬥爭，以保政權穩固的滋味後，是不能指望他會中途罷手的。公義既已被踐踏了一次，那末再踐踏它個千百次又有何妨？沒有了良知與公義，再好的民主製度也是廢紙一張。
因此，無須感到訝異的是，陳水扁與李登輝們在撕裂了台灣島內的“族群和諧” 、“綁架”了台灣島內的民意 、並且完成了“綁架”台灣的民主製度的工作之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利用這個被“綁架”的民意與民主，來撕裂中華民族的族群和諧了。對內的族群鬥爭既已完成，對外的族群鬥爭也就順理成章了。在他們割斷了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的喉嚨之後，接下來必須而且不得不做的，就是來割斷中華民族的喉嚨。當然這一切也必須要有一個美妙的口號作為號召，那就是“2300萬台灣人民當家作主”。在他們的眼裏，所謂台灣的“外來人”與“外來政權”, 在民進黨奪取與鞏固政權之前，當然是國民黨政權以及那些割不斷與海峽對岸的血脈聯係的人, 等到奪取與鞏固政權之後, 就該輪到海峽對岸的共產黨與中華民族了。在“台灣人民出頭天”與“2300萬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招牌底下，陳水扁與李登輝們已經不惜一戰，也要斬斷海峽兩岸人民數百年來形成的曆史、地理、法律、文化與種族上的血脈相連的關係。他們的終極目標，已經由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裏說的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國大卸七塊，讓它們以各自競爭為名，行自相殘殺之實。因為不如此，將不能保障民進黨這個“本土政權”的長治久安。
要把中國推入這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單靠撕裂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族群”和諧當然還不足以奏其功，就算把不承認他的另外500萬台灣人的意誌“綁架”在一起， 這彈丸小島上的2300萬人的意願與海峽對岸十多億人的意誌相比，也還是太不成比例了。因此，要保證他屁股底下的總統寶座能夠永得“天佑”，更重要的，就是要撕裂中華民族與他周邊民族之間的族群和諧，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撕裂中華民族與美利堅民族及大和民族之間的族群和諧，借美國與日本的手，把中華民族再打回到春秋戰國的時代。這就是陳水扁與李登輝這群流氓政客們在綁架了台灣的“民意”與“民主製度”之後，為什麽使出吃奶的勁，也要把台灣這輛戰車再綁架到美日的亞洲與全球戰略的藍圖上去的原因。
不要以為“台灣的民主”隻是一個“幼稚”的“國際笑話”。倘若陳水扁李登輝們的上述計劃得逞，這群政治流氓們又豈隻是區區幾個“麻煩製造者”？一旦這樣的計劃得逞，他們將把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送入生靈塗炭、烽火連天的歲月之中。他們將名副其實地成為中華民族又一次的“浩劫製造者”，將成為亞洲以至世界人類曆史上另一場“戰爭災難的製造者”。
要製止這場浩劫，除了500枚飛彈還能有別的什麽辦法嗎？！
六．結語: 大戰之前的沉思
翻開華夏文明這部厚重的曆史巨著，我們可以在它的幾乎每一個篇章裏都看到這個民族在“統一與分裂”之間烽火連天的生死搏鬥：從春秋戰國的分離，到秦皇漢武的統一，從魏晉南北朝的分離，到宋元明清的統一，從清末民初的分省割據、軍閥混戰，到孫中山中華民國的統一，從國共內戰到直至今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決，“統一與分裂”之間的分分合合與朝朝暮暮，實在是承載了這個民族悠悠五千年曆史上數不清的光榮與夢想、苦難與幸福。這無數王朝與政權之間的衝突與廝殺，這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亂循環，還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今天海峽兩岸另一場金戈鐵馬、流血廝殺的劫數嗎？這“一個中國”對“一邊一國”的死結，真的會是這場劫數的引爆雷管嗎？國台辦5.17的聲明與陳水扁5.20的演說，已經讓我們隱然聽到了它定時鍾聲的滴答作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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