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黃興的賣國與愛國之爭

蘆笛


近讀楊天石教授所著《海外訪史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中披露的孫黃圍繞著“二十一條”的賣國與愛國之爭，感喟殊深。

孫黃不和，乃自宋教仁案始。宋教仁被暗殺時，孫文正在日本，聞訊後回國，當晚就在上海召開國民黨高幹會議商議對策。孫中山主張聯合日本，立即起兵推翻袁世凱，黃興則反對借外力解決內爭，主張通過國會否決五國大借款，靠法律解決宋案（《陳其美致黃興書》，朱宗震、楊光輝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下冊，836-8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孫黃為此征詢國民黨人擔任的廣東都督與湖南都督的意見，但他們都認為不可行。國民黨人便在報刊上大肆辱罵誹謗總統袁世凱與總理趙秉鈞，在國會無理取鬧，並在武漢幾次發動暴亂，激得老袁下了總統令，罷免國民黨人擔任的三省都督。三都督也隻好乖乖服從，通電解職。但國民黨又在九江、湖口一帶密謀舉事，導致江西要塞司令陳廷訓致電袁世凱、黎元洪以及參陸兩部，請速派軍隊到九江以資鎮懾，黎元洪遂派李純部進入九江。這反過來又嚇壞了國民黨人，於是業已解職的原江西都督李烈鈞又出爾反爾，在湖口發動武裝暴亂，宣布獨立。

江西“獨立”後，孫文竟然派遣朱卓文攜帶兩萬元巨款，到南京去收買駐紮該地的第八師的營長們，讓他們殺了師長、旅長起兵造反，宣布獨立。此乃孫文發明的速成革命術。後來蔣介石將這套用得出神入化，在後來的軍閥混戰中專靠收買對方的部下在關鍵時刻倒戈，導致對方大敗。世人隻知鄙夷老蔣這種流氓做法，卻不知道他是從孫文那兒學來的。暗殺或收買（當時稱為“運動”）將領從來是國民黨幹革命的方式。

第八師的兩個旅長王孝縝、黃愷元是國民黨人，聽說黨魁竟然要暗殺他們，嚇得急忙趕到上海，密告黃興此事，並說：“事已至此，我們雖準備不及，也隻好出兵討袁，以免黨的分裂。”他們請黃興馬上去南京出任討袁軍總司令，並建議孫中山留在上海，等南京局勢穩定了再前去組織政府，領導革命。黃興聞報大驚，立即驅車去見孫文，說他決定去南京策劃獨立，請孫文督促陳其美策動上海獨立，以為犄角之援。孫文同意後，他當晚便與那兩位孫文要暗殺的旅長一同趕往南京（陶菊隱：《武夫當國》第一冊，163頁，海南出版社，2006年）。

事起倉促，黃興連老婆都顧不上通知。他到了南京後，即召集駐南京的第一、第八兩師軍官開會，決議組織討袁軍，響應江西。南京駐軍中要塞司令吳紹璘、講武堂副長蒲鑒、要塞第二團教練官程鳳章持反對態度，黃當即下令殺害了他們，以江蘇都督程德全名義宣布獨立，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次日即慷慨誓師（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網絡版）。

起事如此匆忙，猶如兒戲，豈有獲勝之理？黃興指揮不動軍隊，軍餉無法維持，勉強幹了兩個星期，覺得實在沒希望，便黯然離職出走。“二次革命”迅速垮台，孫黃等人再度流亡海外。

到了海外後，國民黨內部就大開打。孫文和毛澤東一樣，永遠 “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他不想想自己愚蠢至極的輕舉妄動，給黨徒和人民帶來毫無必要的苦難與犧牲，卻認定二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乃是因為部下不聽他的指揮。他於是決定重建新黨——中華革命黨，將黨員按資曆分為三等，許以不同的政治待遇，在革命政府成立直到憲法頒布這段時間，全部國家權力都歸黨員所有，一切非黨員都沒有公民資格。他還把黑社會那套使出來，要黨員們立下誓約，發誓“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服從命令，盡忠職守”、“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還要在誓約上蓋手印。

這引起了黃興的反感，黃興認為這套做法“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將黨員分為三等更是違背了孫鼓吹的平等自由主義。至於發誓按指印則是培養個人專製，侮辱黨員人格。許多人也持類似看法，孫文於是陷於孤立。

陳其美更是助長了孫文的孤立。陳其美當麵吹捧孫中山之肉麻，決不下於林副統帥。他吹捧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無論在中國在日本，誰都比不上你”，“由你出來領導中國革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與戴季陶一道包圍孫中山，極力挑撥孫黃的關係，促進了國民黨的分裂（《武夫當國》第一冊，177-179頁）。

孫文於是寫信給黃興問罪，他把一切過錯都歸咎於黃興，說當初黃興若是聽了他的話，在宋案發生後立即動手，則“此時之機，吾黨有百勝之道，而兄見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運動第八師營長，欲冒險一發，以求一死所，又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節，則弟所不滿於兄之處也。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服從者，必當純然聽弟之號令。今兄乃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之有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幹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孫中山致黃興書》，《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下冊，832 頁）。

請看看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熱昏到了何等地步：他非但絲毫看不見雙方實力對比，而“二次革命”又是何等不得人心，連蔡鍔等人都通電譴責，卻認定那是因為沒聽他的話所致。就連黃興勸阻他收買第八師的營長去暗殺同誌，竟然都成了失敗原因！最搞笑的還是他居然提出要包辦革命，黃興若能絕對服從他的號令才能參加，否則就不許革命！

比起孫文來，黃興確有政治家氣度，他在回信中承擔了南京失敗的責任，但也適當作了辯解，指出反對起兵的並不光是他一人：

“弟與先生曾分電湘、粵兩都督，要求其同意，當得其複電，皆反複陳其不可。今當事人俱在，可複詢及之也。”

至於暗殺那兩位旅長也沒有必要，他們並不是絕對反對起事，隻是覺得上海難以攻占，怕腹背受敵，謹慎行事罷了。胡亂暗殺師長旅長必然引起內訌，而他提出代孫文去南京指揮更是出於好意：

“即以用兵論，憶最初弟與先生後以激於感情，贛省先發，南京第八師為先生運動營長數人，勢將破壞。先生欲赴南京之夕，來弟處相談，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實第八師兩旅長非絕對不可，不過以上海難得，致受首尾攻擊之故。且先生輕身陷陣，若八師先自相戰鬥，勝負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計。故弟願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實重愛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當時之實在情形也。”

黃興更指出孫文無權包辦革命：“弟竊思以後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個人之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可能包辦者比，以後請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機會，當盡我責任為之，可斷言與先生之進行決無妨礙。”（《黃興複孫中山書》，《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下冊，834-835頁）

然而孫文還是不肯罷休，再度致函黃興，要他“靜養兩年”。陳其美更是寫長信去責備黃，要求黃作孫的孝子忠臣：“如眾星之拱北辰”，“如江漢之宗東海”。黃興懶得理睬，再也沒回信，參加了其他流亡黨人組織的“歐事研究會”，與孫文分道揚鑣。

孫黃關係進一步惡化，則是孫文勾結日本侵華引起的。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自願以中國為日本的印度，說什麽：“（英國）以得印度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而世界列強莫與爭。日本地力發展已盡……支那則地大物博而未有以發展之。今使日本無如英於印度設兵置守之勞與費，而得大市場於支那，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以此引誘日本政府幫助他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

“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黃興看到此信，很不以為然，曾將該函抄示他人，特地注明自己沒有列名。該函內容敗露後，輿論嘩然。1915年初，同盟會元老劉師培發表《告舊中國同盟會諸同誌書》，說：“然據最近傳聞，則諸君之中，其有懷憤激之謀者，不惜為虎作倀，引外力以覆祖國”，“窮究諸君所蓄之隱謀，在舍個人逞憤外，雖複亡國滅種，亦所不惜。”（楊天石：《海外訪史錄》，169頁）

這可不是危言聳聽，當時國脈如絲，再也經不住國賊引狼入室。1914年9月，日本趁一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出兵山東，占領了濰縣、青州、青島等地。革命黨人詹大悲、白逾桓等人決議：“決不利用外患劇烈之時機為革命活動”、“暫時力持鎮靜，使政府得以全力對外”。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全國出現救國熱潮，革命黨人紛紛呼籲放棄內爭，一致對外。何海鳴首先離日返國，宣稱“政府以穩健誡國人，國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鳴以不利，海鳴且以首丘於祖國為安”。

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潛、熊克武、張孝準等11人發表通電，表明自己在此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嚴正立場：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政苟有成，何分於黨？故吾人反對政府，非有惡於其人，而有不足於其政；雖欲大革其政，而決不敢有危於國。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國人。此次外交受侮，舉國驚懼，雖由國之積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發能收，責在當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學待時，無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惡？……政府苟能推誠修政，舉國傾心，即吾人客死異鄉，亦所甚願。”（陶菊隱：《武夫當國》第一冊，184頁）

“先國家而後政治”的主張完全符合西方民族主義精神。西方國家就是這樣，但凡遇到重大外患時，所有的黨派政治、內部糾紛一律掛起，一致團結對外，要吵要鬧等到國難過去再說。李根源等人雖是坑害了國家民族的革命亂黨，在此節骨眼上卻也毫不含糊。

國內和留學界輿論沸騰，孫中山卻始終“默不一言”，引起許多革命黨人懷疑。柏文蔚等人致函中華革命黨本部質問，柏文蔚並麵見孫中山，要他表態。孫表示，各同誌可自行通電反對，他自己“另有對策”。（楊天石：《海外訪史錄》，170頁）

柏文蔚因此與黃興等人商量，2月25日，黃興與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聯名通電，首先坦承了己方在南北議和後的過錯：對政府“誠有所抨彈牽掣 ”，“吾黨叫囂淩厲之氣，亦誠不免”，委婉承認了國民黨在南北關係惡化中該負的責任。他們雖然堅持“二次革命”是國政不修被迫舉行的，但說自己畢竟還是顧全大局了，當時“可戰之卒且複累萬，可據之地何止一省”，隻因“不欲以驟難克敵之師，重生靈塗炭之禍”，“不肯負固以困民生”，所以“一擊不中，即複戢兵 ”，今日“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 ？

接下來他們嚴正申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場，並以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曆史教訓警告效顰者：“竊覽世界諸邦，莫不以民族立國，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殷鑒不遠，即在平西。”

最後他們還表示以後不再輕言革命：“自後如非社會有真切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重以吾國元氣凋喪，盜賊充斥，一發偶動，全局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

此後黃興等人又致電海內外多家報刊，進一步聲稱：“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現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視而手指之。吾人之神聖目的，在使吾最愛之國家莊嚴而燦爛，最愛之同胞鼓舞而歡欣，至何人掌握政權有以致此，吾人不問。”（轉引自《武夫當國》第一冊，184頁；《海外訪史錄》，178-179頁）

這是何等光明磊落、臨大節而不汙的丈夫心胸！人孰無過？過而知悔，善莫大焉。光憑這節骨眼上的表現，我看黃興也足以贖去他參與辛亥醜劇與“二次革命”鬧劇的罪衍了。

那麽，那位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另有”的“對策”是什麽？黃興等人的警告“倚賴他族，國必不保。殷鑒不遠，即在平西”，他是否聽進去了？

2月5日，亦即在黃興通電之前20天，在日本強迫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前三個月，孫中山、陳其美就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簽訂了《中日盟約》，條約規定：“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國家之事業”等。

1915年3月14日，亦即黃興等人通電發表17天後，孫中山更寫信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說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乃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談判之目的者。此點與不肖所倡導之主張相一致，雖欣喜不已，至於貫徹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則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誠所不堪焦慮者也。且如欲求東亞之和平，則舍實行真正之日中提攜以外，決無其他途徑。”

這是說，二十一條與他和滿鐵簽訂的盟約不謀而合，所以他既欣喜又焦慮。為什麽焦慮呢？因為袁世凱缺乏誠意，拒絕考慮“真正提攜”的要害問題：“唯關於交涉事件，對於將真正提攜問題置於度外且缺乏誠意之敝國政府當局”，若“采取始終一貫之強硬交涉”，“將出現可悲之事實，至為明顯此與吾人最終目的之日中提攜之本旨相背離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遺憾。”

因此，日本還是扔掉袁世凱，跟他簽約的好：“欲得鞏固之同盟，嚐起草如左之盟約草案，秘密就教於貴國之有司焉。以今日之形勢，欲實現如此理想，雖屬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勢動亂、歐洲戰局變化極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攜不可一日或緩之際”，日方應“盡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麵”（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941頁，中華書局，1991 年）。

孫文賣國猶恐不成，豈能容忍他人搗亂破壞？自然要把黃興等人恨進骨子裏去。3月10日，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發表第八號通告，汙蔑何海鳴、林虎、黃興等人“投降自首”、“自白”、“認罪告哀”：

“中日交涉事起，國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實由夫己氏賣國而來，乃有與二次革命有關係者，藉此為舉國一致之美名，有迎機投降者，如何海鳴之自首是也。有恐為夫已氏分謗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之通電各報館是也。有恐受借寇複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認革命有罪而不認私逃為罪），急向國人告哀者，如黃興之通電宣言是也。”（《海外訪史錄》，167頁）

孫文黨徒還以化名散發傳單，對黃興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翻曆史舊賬，指責黃興在熊希齡組閣時， “日夜期望保皇妖黨得與袁賊抗衡，而己則居中斡旋，冀博彼黨之歡，而分一杯之羹”，為此指使章士釗辦《甲寅》醜詆國民黨，諂媚熊希齡與梁啟超。連熊、梁在失勢後都悟出了袁賊的凶頑，黃還執迷不悟，雲雲。那傳單竟還倒打一耙，把兵敗的責任一股腦兒賴到黃興頭上，說他既然明知取勝無望，為何還要舉烏合之師？是為不智；甚至捏造事實，說什麽“大難既發，旗鼓方張，師正報捷於淮、徐，將已逋逃於海外，負全黨之囑托，辜國民之期望，是為不忠”。這次致電國內乃是自辱：“自明心跡，誓以不促革命，求諒於國人”， “但求國人之見憐，不計立言之卑屈”。

那傳單最絕的，還是坦承自己假借外力，而國人無權過問：“夫國人果能辨理，吾黨安有失敗之理由？國人苟知向上，袁賊安有存立之餘地？……若夫假借外力與否，國人實無判斷是非之智能。吾黨既以二十餘年之苦心孤詣，取亡之滿室二百六十餘年者歸之國人，亦當然不致複斷送於他族。國人不能拒慣於賣國之官僚，自無煩其諒吾人救國之本意。國人既深願袁賊之執政，又何必訴吾人不滿之襟懷！”（ibid，163、165頁）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說：我們之所以失敗，袁賊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因為國人不能辨理，不知向上。既然如此，那我們假借外力到底是對是錯，國人又還有什麽智能來判斷？我們既然苦心孤詣20多年，將亡了260多年的國家從滿人那兒收回來恩賜給國人，當然就不會斷送給他族。既然國人不能拒絕慣於賣國的官僚，那就不必來費心體諒我們救國的本意。國人既然深願袁賊執政，那又何必來對我們發牢騷？說白了，這意思就是：這天下是我們革命黨人流血犧牲打下來恩賜給國民的。既然國民不識好歹擁護袁賊，縱容他賣國，那麽我們又為何賣不得？

這就是“偉大的革命先進者” 的心聲，“偉大的愛國者”的自供狀。

光是發通告、散傳單辱罵真正的愛國誌士也倒罷了，孫文還勾結日本人造謠誹謗黃興等人投降袁世凱，告訴日本人黃興等人過分誇大了日本的對華要求，破壞“日中提攜”。

3月13日，《大阪每日新聞》以《歸順革命黨的宣言書》為題，摘要發表黃興的通電，同日以《革命黨陸續歸順，僅餘孫逸仙一派》為題發表消息，造謠汙蔑“袁總統收買革命黨，近來著著奏效。……甚至傳說，由於在美國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連黃興、李烈鈞、柏文蔚等革命黨的第一流人物也已發表宣言書，堂堂歸順。主要的歸順者為軍人派。人們稱為革命創始人的孫逸仙、陳其美等領袖仍然不肯歸順，正不斷鼓吹日中提攜論。”

同文發表了孫文對記者的談話：

“此次歸順袁氏的革命黨人主要為軍人派，彼等疏於世界大勢，不能明察將來的必然結果，過分誇大日本對華要求，視為不利於中國，基於此種誤解，遂敢於輕舉，與我等分手。參加二次革命的流亡軍人固然卑怯，以致失敗，真正之軍人，即意誌堅強之無名之士尚充滿國中，吾人於將來達到目的方麵不必有任何擔心。就彼等變節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處，但相信此等薄誌弱行之輩與我等同誌分手，乃他日實現偉大目的之好機會。日中兩國立國於亞細亞，倘不能相互提攜，則難以與列強共存於競爭場裏。中國與日本分離則國亡，日本與中國分離則陷於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勢，當促進日中提攜，以期保障東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離散何足置意！（東京電話）”（ibid，179-180頁）

至此，孫文總算打破沉默，對“二十一條” 作出了公開表態。他認為，黃興等人針對二十一條的強烈反應乃是“過分誇大日本對華要求，視為不利於中國”，這是“疏於世界大勢，不能明察將來的必然結果 ”，看不到中國離開日本就要亡國，日本離開中國就會陷於孤立。所以，中國的唯一希望，當然隻能是靠日本來救亡圖存，而世界的大勢就是要促進日中提攜，確保東洋之永久和平！

所以，早在抗戰爆發前22年，孫文便為主子畫出了“日中提攜，共存共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藍圖，而這宏偉壯麗的構想，乃是他在中國遇到生死攸關的民族危機時，向民族大敵“欣喜而又焦慮”地反複獻上的！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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