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一）E、真情

E、真情

至此可以總結草地分裂的真相。竊以為，過錯基本在中央一邊。

早在會師前，洋房子先生們便和潤之結成同盟，將國燾當成最大的敵人，製定了對付他的三項方針：（一）封鎖消息，對一位政治局委員隱瞞既往挫敗以及中央內部分歧。（二）先發製人，譴責張的“西北聯邦政府”和四方麵軍的“軍閥習氣”。（三）和張隻談軍事不談政治，以封官籠絡他後迅速北上。

從政治上來說，這完全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陰謀活動。以美學眼光視之，這些計策很笨拙：封鎖消息是不可能的，蓋一方麵軍將領就對中央的領導怨氣滿腹，消息必然要走漏。事實表明，無論是遵義會議還是會理會議的情況都未能瞞過國燾。這策略非但沒有奏效，反而引起他的極度反感；譴責聯邦政府隻證明洋房子先生們不懂馬列，老張可不是隻看古書的潤之，唬住他可沒那麽容易；辱罵四方麵軍是“軍閥”、“土匪”隻能為淵驅魚，激起廣大紅軍戰士的極大憤怒，使得他們緊緊團結在張主席周圍；隻談軍事不談政治是一廂情願，無法禁止對方談。封了官後能否迅速北進就更無把握了。國燾同誌取代恩來作了黨內軍事的總負責，又牢牢控製了前敵指揮部，是北上還是南下，他有最後決定權。這是中央定下的規矩——在是打魯班場還是打鼓新場的爭論過後，中央曾決定軍事決定由新三人團元首拍板，不由政治局表決。老張是軍委總負責，當然是最後下決心者。

這些笨拙的陰謀活動並未奏效，反倒引來老張的有力反擊。中央對四方麵軍的歧視和誣蔑迅速敗壞了會師的蜜月氣氛，招致兩軍對立與摩擦。在此情況下，潤之卻把事情越搞越糟，竟然在蘆花會議上拿喪失鄂豫皖根據地與主動放棄川北根據地說事，激起廣大四方麵軍指戰員的義憤。如徐向前指出的，會師前四方麵軍可是竭誠擁戴中央的，陳昌浩還大吹特吹中央紅軍，將其人數吹到30萬。為了策應中央紅軍，人家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根據地傾巢而出，在川西北聽說中央紅軍向他們靠近便立刻派出主力部隊，由徐向前親自率領前往救應。此後又負責阻擊追擊中央紅軍的敵人，確保中央紅軍能安全撤入四方麵軍防區。人家對中央紅軍一片赤誠，堪稱仁至義盡，最後卻是熱臉貼在了冷屁股上，功勞成了罪行，是人都無法忍受這種冤屈、羞辱與歧視。

即使如此，老張也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據徐向前說，他就任總政委後，從四方麵軍中抽調了3800名士兵去補充一方麵軍，又從一方麵軍抽調了幹部到四方麵軍。前文已經說過了，硬要說誰想控製誰，那也隻能說是派出幹部的一方麵軍想控製派出士兵的四方麵軍。事實上，想控製對方軍隊的不是張國燾而是鄧發，他想派出保衛局特工去監控四方麵軍的指揮員，被老張斷然拒絕。

中央這些蠢動，造成了四方麵軍與中央的尖銳對立，這反過來又嚇壞了中央，加劇了他們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們如臨大敵，生怕張國燾動粗。令人無法理解的是，既知自己實力薄弱，務必避免武力攤牌，卻又蠢到將張的住處安排得遠離中央居所，指望靠中央警衛團的森嚴戒備來抵擋張的大軍！這除了助長張的反感外，還能有什麽效果？

即使如此，老張也沒動武，而是光明正大地進行列寧式黨內鬥爭。與潤之不同，他久居黨內權力中樞，熟知中央人事變遷史，在忍無可忍時便扔出了殺手鐧，直接質疑黨中央的合法性，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迫使中央不得不讓步，接納了四方麵軍高幹進入中央乃至政治局。他取得這一勝利，靠的不是陰謀詭計，也不是武力威脅，而是符合黨章的政治鬥爭，其理由根本就無法駁倒：多數政治局委員來曆不明乃是事實，這本身就違反了黨章。如果不接納張係人馬，則根據同一原則，就該把那些非法混上高位的同誌清洗出去，讓政治局裏隻剩下張國燾與周恩來。為避免這種結局，中央當然隻能讓步，讓陳昌浩、周純全進入政治局。

然而張拋出的重磅炸彈也殺傷了他自己。他和毛在遵義會議前麵臨的情勢相似，目的相似，但毛知道“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因此“忍著巨大的痛苦”，去接近他看不起的王稼祥與張聞天，這才在遵義會議擠進了書記處。張卻不願“忍辱負重”，更重視推行自己認為正確的路線，不講究“分化瓦解，重點爭取”的鬥爭策略，因而逼得洋房子們為保高位和毛抱成團，以致最後跟著毛星夜出奔逃蘇聯。

張反對北上也是拖泥帶水毫無魄力。若毛處在他的位置上，一定會以軍事上最後下決心者的身份否決毛兒蓋會議決議，堅持按原定方針辦。但他卻沒有充分運用自己的權力，反倒被中央催促得進入草地。讀者可從Google地形圖（比衛星地圖更清楚）上查知，從阿壩刷經寺（紅原縣附近）去班佑（若爾蓋附近）可不是右路軍走的從毛兒蓋（鬆潘縣上八寨鄉）去班佑的路，後者基本是在草地的邊緣走，隻有一段穿過草地，而左路軍要去班佑，大部分是走穿過草地那長征史上的地獄之路。

從徐帥披露的張與右路軍的電訊中，不難看出老張的挫折感與憤懣之情：

“（葛曲河）上遊偵察七十裏，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師隻兩天，電台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

“如此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且恐多阻礙。”

“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從不見於革命回憶錄，想來與“四渡赤水”一般，是偉大領袖的“平生得意之筆”之一。但這不會是老張的捏造，因為那是埋怨中央的電報。

徐帥說老張不想渡河，蓋左路軍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隊，“就地取材，營造簡便渡河工具，不成問題”。草地裏上哪兒去“就地取材”？他還說他們準備派人帶糧食去接應，這就連常識都沒有了：就算左路軍幾萬人個個練了辟穀術，能在原地堅持絕食鬥爭，熬個半月一月，直到右路軍送糧來，隔著大河，來人又怎麽把糧食送過去？即使送過去了，又怎麽把大軍接過來？難道陷入絕境還不能回頭，就因為必須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比王明更左（這是李德的觀察）的革命路線？

既然左路軍不能北上，當然右路軍也就失去了奧援，會被敵人輕易消滅，因此隻能讓右路軍回來。即使如此，他還是沒有下令右路軍立即班師，隻是讓他們立即開始南下準備。等到中央去電勸止時，他仍未動用“軍事上最後下決心者”的權力，直接給前指下命令，而是作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開展說理鬥爭。比較雙方所作的利弊分析，不難看出何方更有說服力。

毛澤東等人的去電，主旨無非是一句話：“南下沒有發展前途，沒有戰略退路（也就是無法逃蘇聯）”。確實如此，藏邊地區離蘇聯很遠，人口與資源都稀缺，藏胞不會參軍，部隊隻有損耗沒有補充。這些客觀事實都無從否認。

但老張說的更有理：紅軍極度疲憊，大量減員，北上將遇到指揮統一、裝備精良的中央軍。而且敵人運兵方便，隻要一停留下來，敵人就會源源而至，越打越多，很難立足，勢必重蹈長征時在貴州與雲南的覆轍，老張的質問非常有力：“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

而南下則不過是打四分五裂、勾心鬥角、裝備窳劣的川軍，又是深山密林，利於四方麵軍那些慣走山路的川娃子，不利於敵人快速運兵。雖不利於擴展，卻也不至於滅亡。兵法避實擊虛，理所固然。史家指責張害怕胡宗南，卻又歌頌毛澤東軍事原則，恥笑李德的拚命主義，不知是何道理？

一言以蔽之，在北方沒有根據地的前提下考慮問題，則北上有著被殲滅的實實在在危險，唯一好處是有跑蘇聯的希望，但忽略敵軍封鎖不計，光從地理上看都是夢想。西安與中蒙邊境最南端相差大約十個緯度，直線距離大約是1100公裏，其間有幾百公裏的沙漠，能活著穿越的人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而南下雖無發展前途，隻能緩慢自斃，但畢竟沒有立即全軍覆沒的危險。

老張還有其他理由：北上必須扔掉傷病員，這是一方麵軍而不是四方麵軍的光榮傳統，也不能策應和救援兵力非常單薄（僅五千人）的二、六軍團（即後來的二方麵軍）。拒絕考慮這些問題，還談得上什麽起碼的階級情誼？

這些論證說服了陳、徐，他們是前敵指揮官，原來看到的隻是駐紮在包座的胡宗南部被殲滅，北上通道業已打開，機不可失，因此都是北上派，沒想過老張提出的戰略問題。向前同誌後來為了“政治上正確”，把自己說成是個違心服從者，那當初老張的來電令時他倆為何又不服從，要與毛周張等人聯銜反對涅？難道老張商量的電報比軍令還嚴峻？

陳、徐的態度轉變，對毛澤東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果右路軍南下，中央當然也隻能跟著南下，逃往蘇聯的希望就再也沒有了。毛澤東在與張第一次會麵時就打開窗子說亮話：紅軍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逃往中蒙邊境，請蘇聯出兵打過來，當然是製造革命高潮的捷徑，盛世才不就是這麽當上新疆王的麽？至不濟也能如馮玉祥那樣，取得“技術條件”，要錢有錢，要槍有槍，還怕招不到吃糧人？

因此，外逃不但是打敗蔣介石的唯一希望，也是逆轉張國燾“人多槍多”優勢的唯一希望。如果還跟張混在一起，中央遲早要被他摻沙子摻到飽和。這是明擺著的事：政權和黨都是槍杆子造出來的，誰捏住了槍杆子，誰也就把持了黨幹培養基。一方麵軍就四個主力部隊：一、三、五、九軍團，隻有頭兩個是他的嫡係，五、九軍團都靠不住。如今連他親手提拔的林彪都有跳船跡象，遑論一向受歧視的五、九軍團？洋房子們本來和他就是同床異夢，雖因共同利害暫時抱成團，時間長了，眼見國燾無法阻擋，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紛紛倒戈？

毛澤東相對於張國燾的優勢是沒有書生氣，雖然不懂馬列，但一直在精研劣質舊小說，對社會的陰暗麵了解之深之廣，絕不是那位前北大學生可以望其項背的。與外強中幹、瞻前顧後、患得患失的張某不同，他有一種潑皮膽氣，一股子不顧一切豁出去的賭徒狠勁。他鄙視一切循規蹈矩的謹小慎微之徒，以無法無天自傲。當按規矩賭博明擺著要輸時，他有那魄力掀翻桌子，讓誰都玩不成，寧肯同歸於盡，也決不願為人之後。幾十年後搞文革，他幾次鄭重地對王力等同誌說：這次文革要是失敗了，我和你們一起坐牢殺頭。這種氣魄豈是動不動掉眼淚的國燾能想象的？他在回憶錄中幾次記錄了他耳聞目睹同誌喪生而傷心落淚，徐向前也曾說他因為和部下陳昌浩吵架而淌眼抹淚。就這種主觀氣質，還想去跟他老人家較量？

據德懷同誌說，秘密行動是他最先開始的。為了統一指揮，“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蘆注：毛當時根本不是軍委主席，連副主席都不是）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隻能與前敵總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三軍團準備了電台，另編了密本，也隻能說是要與一軍團聯絡，而未說是為了防止突然事變。派武亭同誌（朝鮮同誌）帶著指北針尋找一軍團走過的行蹤，務必把電台密本送給林、聶。正好送到林彪處，這天，事情就發生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真是洪福齊天哪。當時一軍團是前鋒，向甘南俄界一帶探索前進，三軍團是後衛，住在巴西、阿西一帶。彼此相距甚遠，如果密電本不是及時送到，秘密出逃難免要受到影響。

據敬愛的彭總交代，他還向偉大領袖獻計，用扣留人質的辦法強迫占優勢兵力的四方麵軍部隊放行：

“我……問毛主席，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燾南進方針，一軍團已前走了兩天，四方麵軍如解散三軍團怎麽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事，在這種被迫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主席想了一會兒，答曰：不可。當時我難過：如強製三軍團南進，一軍團不能單獨北進了；中央不能去，一軍團單獨北進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進，張國燾就可能仗著優勢軍力，采用陰謀手段，將中央搞掉。”

張國燾仗著優勢兵力將中央搞掉純屬虛構，彭總和毛主席鄭重策劃綁架人質可是白紙黑字。那人質是誰？當然隻可能是政治局委員兼前敵政委陳昌浩同誌，他小人家其時在黨內的位置恰相當於遵義大捷後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雖然這陰謀未能付諸實行而彭總為此難過，但主席可是“想了一會兒”的哦。之所以答曰不可，當然不是顧忌黨的組織原則，而是知道洋房子們可能會反對，那就無法用假情報嚇得他們跟自己一起倉惶出奔了。君不見博古事後反應過來上了當，還跟李德表示“ 非常疑慮”？

彭總自我感覺不錯，竟然以為偉大領袖的革命警惕性還沒他高：“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燾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這未免太小看毛疑神疑鬼的天賦了。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萬，要不住在包座的葉帥怎麽能與住在巴西的彭總密謀？最後出逃成功的，不是靠彭總的扣押人質，靠的還是那個假情報。

恩來和稼祥是否知道真相？這隻有起死人而問之了。這就是曆史和科研的區別：沒有可重複性，有的事永遠隻能猜。我的猜測是周可能知道“兵變”是假情報，而王則未必。他倆都未和前指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三軍團部。兩人都害了病，周是打擺子，王是負傷後打嗎啡打成了癮君子，三軍團部可能有個醫院。毛肯定通過常去中央駐地的彭，向周、王秘密傳遞過信息。但毛出逃的決定是靈機一動作出的。真正要密商也是毛從包座到了巴西之後，那就是黨史上的所謂“巴西會議”，其實參與的頂多也就是原來的三人團。彭和葉都未必參加，因為兩人各有各的事：彭雖與毛一道去了巴西，但得去調動部隊，葉則負責留在包座偷東西，並通知中央大員們和中央縱隊立即出發。大員們不可能參加“巴西會議”，蓋他們都和前指住在一起。據彭總說，前指所在地距三軍團部相距大約百裏。大員們全體出動，先跑到百裏外的巴西去開會討論表決，決定出奔後，再令人傳令讓中央縱隊從包座秘密開出來，這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出逃成功倒不稀罕，難得的是陳、徐下了死命令：誰打就槍斃誰。事起倉促，大家半夜被人喚醒，稀裏糊塗跟著跑，跑到林副駐紮的俄界才開會，這就是黨史上的“俄界會議”。到了這陣子，我想聞天、博古等人都反應過來那兵變的消息是潤之捏造的。但開弓沒有回頭箭——難道能受正義感支配，跑回去跟前指的同誌們說：對不起，我們受了潤之的騙，冤枉你們了？上了賊船，就再也下不去了。他們不但得跟著潤之跑，而且得一條道跑到黑，日後在延安和潤之一道把國燾往死裏整。

連不懂中國話的鬼佬李德都看出了這一點：

“紅軍分裂的曆史，從毛澤東口中聽起來是如此簡單和無足輕重。實際上，他是唯一從中得到了利益的人。他擺脫了來自張國燾方麵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壓力，贏得了時間去繼續鞏固和擴充他個人的權力地位。現在，他作為數量雖少但對他惟命是從的一方麵軍的獨一無二和無可爭議的領袖，在政治局實際上可以通行無阻地施加決定性影響。政治局盡管縮小了，但畢竟包含著政治局中最強有力的成員，因此，它有權以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說話了。”（《中國紀事》，188頁）

俄界會議上第一次響起了偉大領袖決定性的聲音：

“現在由於情況變化，1、3軍團的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係，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從地形、敵情、居民等各方麵條件看，實現這個新方針，無疑是可能的。”（人民網長征紀念館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9.html）

這是官方對毛在俄界會議上的講話的介紹，楊奎鬆教授的介紹更詳細些：

“目前應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隻有一方麵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係，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以“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隻要能夠“保持（存）數百幹部，若幹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轉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23頁）。

這個豪賭也太豪放了些。誠然，原駐包座的胡宗南部被四軍和三十軍（均為四方麵軍主力）全殲一個師，北上的通道已被打開，前麵沒有多少敵人。但當時一、三軍合起來不過五、六千人，隻能編為六個團。據彭德懷估計，一個團隻能對付中央軍的一個營（《西安事變新探》22、23頁）。更何況中央機關還有許多老弱婦孺，行動緩慢，部隊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他們而不是作戰，毫無主動權可言。要從俄界（甘肅迭部縣附近）打到中蒙邊境，即使按直線前進，也得且戰且走 1000多公裏（按楊奎鬆教授說是2500公裏，可能是實際路程），其中還有將近一半路是沙漠（請參看Google衛星地圖）。

毛當然不會看不到這些。他的對策是將紅軍先改稱“北上先遣隊”，後改名“陝甘支隊”，籍以迷惑國軍，讓他們認為那不過是一支偏師，中央還和主力在一起（這是張國燾比較痛恨的事，說毛澤東以此把國軍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們頭上，四方麵軍成了誘敵的誘餌）。

但就算前途毫無攔阻，沙漠又怎麽辦？偉大領袖高瞻遠矚，早在兩河口會議上就已想到了：“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哪來的汽車？當然是蘇聯人的。後來中央發動寧夏戰役打通國際路線，就曾請蘇方將汽車隊一直開到定遠營（今內蒙阿拉善左旗，在銀川市西北70多公裏處，距中蒙邊境最近處約300公裏，請參考Google衛星地圖）一帶（《西安事變新探》，241頁）。所以，他的指望乃是蘇聯人派車深入中國內地來接。

問題是那陣子中共和莫斯科斷了電訊聯係，怎麽通知大老板派車前來？難怪陳昌浩與徐向前要致電下屬林彪、彭德懷和聶榮臻，譴責中央在毛周張會議包辦之下，企圖用數千名戰士來掩護各個中央委員跑到蒙古蘇聯去找出路，預言不出兩三個月，紅一、三軍團必然會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同上，22頁）。這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時刻。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北上先遣隊離開俄界，經臘子口，過哈達鋪，越岷縣，渡過渭河，直奔蒙古邊境而去。占領通渭縣的榜羅鎮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國民黨《大公報》等報紙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國北方的形勢以及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大公報》上刊載：‘陝北則有廣大之區域，與較久根據地’，還報道，陝北的延安、延長、保安、安塞、靖江5座縣城為紅軍所占領，‘現在陝北的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從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一個大的蘇區根據地，有一支活躍的紅軍，還有遊擊隊和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召開會議。會議討論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和陝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那裏的紅軍會合。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於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以遊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係，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的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正確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會議還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係，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後來因為條件不具備，主觀力量達不到而未能實現。”（人民網長征紀念館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8.html）

陝甘支隊隨即改北上為東進，從甘肅進入陝北，“10月19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進駐陝甘革命根據地吳起鎮。隨後又同十五軍團勝利會師。至此，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了曆時一年，縱橫11個省，行程2.5萬裏的長征。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終於找到了長征立足點”（同上）。

這就是敬愛的高崗副主席教導我們的：“陝北救中央。”偉大領袖的豪賭竟然贏了，是豈非天意哉？是豈非天意哉？

當然必然論者可以說，“偶然是必然的表現”，如果國民黨如我黨一般嚴格管製輿論，嚴禁發表一切叛亂消息，那林彪同誌不是早在30年代就葬身大漠了麽？由此可見，中央及時得知有個救他們的陝北根據地是必然的，而國民黨的垮台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