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蘆笛舊作:《如果日本沒有“進入”中國》的餘波

(2007-01-10 21:07:19) 下一個
拙文在《多維觀點》上刊出後,趙無眠先生在《大家論壇》上貼出若幹珍貴的史料。說
珍貴,是因為在共產黨中國長大的人如筆者根本就沒機會看到過這些東西。令筆者驚訝
的是,趙先生披露的日本右派關於侵華戰爭的某些觀點,竟與拙文大致吻合。最近又在
《》上看到趙先生給的一封信。趙先生在信中說:有人竟引用日本右派的
觀點來批判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寫得那麽好,不象是日本人,所以隻好算了(大意)。
如果不是筆者多疑,這兒的“有人”,指的大概就是我了。如果我理解不錯,趙先生的
意思是,他並不同意筆者的“批判”,因為筆者引用了日本右派的觀點,但筆者看來是
同胞,所以隻好忍住不作反批評了。

這裏必須聲明,筆者跟趙先生一樣,是大陸長大的血統純粹的中國人。本人及所有的親
人中,無任何一人到過日本或與日本人有任何牽連。本人不懂日文,看過的曆史書全是
中國人和英美作家寫的。迄今為止,惟一見到的日本人的觀點就是林思雲先生和趙先生
貼出的那些。

雖然如此,趙先生如果不同意筆者的觀點,完全可以駁斥。和趙先生一樣,我對網上那
種“豺狼似的起哄”、充滿霸氣的毒罵非常反感,對趙先生的謙衝的學者風度十分欽佩。
我寫那篇文章,是想就教於趙先生,文中並無時下流行的惡罵式的“批判”。而且,該
文的“文眼”,其實並不在於“批”先生的文章,而在於《重要的啟示》那一節。趙先
生如不以筆者為棄,完全可以以文會友,和我心平氣和地討論,這裏不存在“打內戰”
的問題,不必因筆者是中國人就投鼠忌器。

拙文中所謂引用的日本右派的觀點,按先生在帖子裏的總結,當是:日本並無滅亡中國
的野心和相應的戰略計劃;七七事變是共黨間諜的奸謀;中共上台是日本入侵一手造成
的;太平洋戰爭是日美矛盾的必然結果,等等。這些觀點是筆者長期閱讀國內出版的文
史資料、共幹回憶錄、毛澤東內部講話(如《毛澤東思想萬歲》)、《毛選》、《李宗
仁回憶錄》、《張國燾回憶錄》以及若幹英美作家寫的二次世界大戰史,經過獨立思考
得出來的結論。如果它們與日本右派觀點不謀而合,筆者仍然隻能認為因為那是事實。
按西方治學的傳統,應該是以事實為立論基礎,不應因人廢言。如果先生認為這些觀點
是錯誤的,似應列舉事實批駁,而不能貼一個“日本右派觀點”的標簽了事。

關於日本沒有滅亡中國的野心和戰略計劃一條,拙文已經講過,這是從日軍在華作戰的
混亂無章中推導出來的。而且,日本是戰敗國,所有的戰爭檔案都被盟軍查獲。如日本
確有係統的征服中國的戰略計劃,應該早已曝光。兩次世界大戰中各主要交戰國的戰爭
計劃,如一次大戰德國的“施列芬計劃”,法國的“X 係列計劃”,二次大戰德國的
“巴巴洛莎”計劃,日本入侵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的密謀和偷襲珍珠港的“虎!虎!
虎!”等都早已大白於天下,不再是什麽秘密,為什麽就找不到“七七事變”是日本人
密謀的證據,找不到日本征服中國的全盤計劃呢?

至於中共靠抗戰上台,這連毛澤東都如是說。毛多次在黨的內部會議上承認這一點,並
先後對日本社會黨訪華團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對“大日本皇軍”的感謝,感謝他們
間接幫助中共上台。《毛選》中說:抗戰爆發後我黨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大意)。
蘆溝橋槍聲一響,被關押在華北反省院的高級共幹如薄一波、安子文等被釋放,奔向各
地明火執仗地拉起“抗日”武裝,連北京城外的西山都出現了他們的人馬,更不用說薄
一波在山西拉起的“決死隊”和項英、陳毅在江南靠國府的提供的糧餉軍火組建的“新
四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中共又怎會從□北的死地中一夜之間
擴散全國?毛自己說:“長征兩萬五千裏,剩下兩萬五千人”。可等到抗戰結束,中共
已指揮百萬大軍,數百萬民兵,統治上億人口。如果不是洛川會議上定下的“用七分力
量擴充實力,兩分對付國民黨,一分對付日本人”的戰略方針,以及“七大”上加以確
認的“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的總路線,這樣的奇跡又怎能實現?如果不是蘇
聯紅軍在日本投降後一麵阻止國軍在東北登陸(最後不得不在葫蘆島登陸),一麵放華
北的共軍大舉入關,接收八十萬關東軍的全部裝備和四十萬“滿州國”偽軍的全部人員,
共軍又有什麽實力問鼎中原?

最後想給先生的《二十世紀誰是》提點意見。先生在文中披露的若幹史實,如孫中
山與日本人的勾結,毛澤東在南京失陷後大喜若狂等,令人耳目一新,開了眼界。以先
生掌握的史料,本可以寫成嚴謹的學術著作。遺憾的是先生將嚴肅的論述和幽默的調侃
混在一起,使讀者無法揣摩先生究竟是鄭重其事還是插科打諢,不必要地減低了作品的
價值。例如先生指魯迅為,證據一是引餘英時先生的話,說魯迅什麽人都罵,就是
沒罵過日本人,二是魯迅稱讚日本兒童活潑,三是魯迅與藤野和內山的私交,等等。很
明顯,這些所謂證據,特別是有關藤野“那個黑黑瘦瘦的家夥”的調侃,與文中列舉的
其他人如孫、毛的行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這一段完全是魚目混珠的敗筆,隻
能衝淡其他史料的嚴肅性,讓讀者以為先生是在開玩笑,而不去思考文中揭示的其他曆
史人物的複雜性,悟出在史學研究中使用臉譜式的“兩分法”之荒唐。

關於魯迅,這裏還想說兩句。筆者素來敬佩餘英時先生,但餘先生強烈的反共情緒有時
導致他偏離學者的客觀立場。他說郭沫若抄襲錢穆,最近國內就有人提出反駁(詳見
《文庫·新到資料》)。他說魯迅什麽人都敢罵,就是不敢罵日本人。其實魯迅
也沒有罵過“普羅”、沒有罵過蘇聯、沒有罵過“毛澤東先生”,隻說過這些人的好話。
誠如他說,魯迅算不上什麽思想家(中國其實從來就沒有出過思想家,至少在戰國之後
如此)。但魯迅最大的貢獻,是他對“國民性”鞭劈入裏的解剖促使國人第一次反省自
己的劣根性。魯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開創了“罵人文學”,流風餘韻至今無從消除。
胡適先生說:“罵人罵的巧妙,便成了藝術”,魯迅是將罵人化為藝術的古往今來第一
人。因為罵得巧妙,罵得刻毒,罵得高明,其中的藝術魅力就風魔了一代又一代,製造
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們的青年變成輕狂浮躁,不去踏踏實實做學問,隻知開口
罵人的痞子。我想,這才是魯迅的功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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