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1965年，爺爺決定放棄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的大城市戶口，舉家遷到北方我父母那裏。沒人知道為什麽。他和我父親，他唯一的兒子，並不親近。他們在一起時連話都沒有幾句。也許是這個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幾十年來給爺爺留下了太多的傷感吧。幾十年後奶奶一個人時常常自己哀怨沒有故鄉的戶口，連葉落歸根都不可能。
記得臨走那天的氣氛很沉悶。天已經黑下來了。有人送了一種當地特產的糕點，幹巴巴的，說是以後怕是吃不到了。
火車經過南京，要用輪渡過長江。爺爺說火車頭要把車廂一節節地頂到船上，到對岸再把車廂一節節地頂下船。反複幾次。我很好奇，趴在車窗上看。可是由於天黑，什麽也沒看到。可是想象到火車頭既可在前，又可在後，覺得很有意思。但現在猜想當時爺爺奶奶的心情，顯然和我一個四歲孩子的心情截然不同。
到了後半夜，硬座車廂裏人已經是東倒西歪。爺爺奶奶幹脆讓我睡在他們的車座下麵。長短倒合適。隻是地板很硬。但怎麽也比大人舒服些了。

一路上後來發生的事現在我已毫無印象。

當時我父母住在長春市二道河子區的一幢平房裏。對這裏我唯一的記憶就是我爸爸抱著我，一邊朝門外走，一邊唱著“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也不記得他是在教我唱歌還是在逗我。我隻記得我並不懂“工農兵”是什麽意思。但“兵”這個字卻聽起來很特別。這個感覺四十幾年後還有。

很快我們就搬家了。新家在一幢四層的公寓樓裏，“獨門獨戶”，有同樣大小、串在一起的兩間屋，還有浴室、廚房、廁所。冷、熱水，煤氣，暖氣，一應俱全。這在當時條件大概算是不錯了。這幢樓和周圍其它蘇聯人幫助建的公寓樓不一樣。它的牆是用“大米沙”裝飾的，頂是平的。而那些完全由蘇聯人設計建造的公寓樓都是紅磚牆、斜頂，樓簷下還有紅漆雕梁，-- 就是曾被老毛戲稱為“穿西裝、戴瓜皮帽”的那種樓。這些樓據說從天上看組成的是俄文字。究竟是什麽字，就不得而知了。

離我家不遠還有一塊沒蓋樓的鋼筋混凝土地基。這荒蕪的地基，和我家住的那“與眾不同”的公寓樓，大概可以算作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政治、經濟變化的縮影吧。

公寓樓附近的路很多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濘不堪。附近沒什麽商店，買東西不是很方便。陌生冷清的地方，不同的方言，大概讓我爺爺很孤單吧。我還記得他一個人坐在公園石凳上的樣子：一身熨得筆挺的中山裝，兩手放在直立在地上的拐杖上，愣在那裏。當時他每天除了看看他訂的人民日報，實在是無事可做。而看報也對他來說是很費勁的事情。也許是因為白內障吧，他看報時眼睛已經快貼到報紙上了。從一目十行到隻能一字一頓地讀報，他的心情大概有感慨，甚至說不清的痛苦。

由於不習慣加了許多粗糧的食譜，我經常肚子疼，以致被懷疑是闌尾炎，住進了醫院。可進了醫院後我又沒事兒了，在病房裏東遊西串。時不時還給別人念念報紙。人家誇我五歲孩子就什麽都能讀，我又很高興。家裏一看我沒事兒了，就把我接了回去。這一刀我算是躲過了。

在家裏我幾乎從不出門。由於我有不少小人書和玩具，一開始鄰居的孩子常來我家玩。當我想收攤兒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我要把玩具收起來。而我說的“收起來”在他們聽來就是“扛起來”。於是乎他們一個個麵麵相覷，心想這家夥難道是要把玩具箱子扛在肩上不成？

隨著我的小人書一本本被人“借”走，玩具漸漸變得破爛不堪，我的小客人也越來越少了。有一天爸爸媽媽帶我去“二商店”買收音機。大概是想起了那雙天藍色的襪子，我讓他們挑了台天藍色的“小飛樂”。從此我天天聽“小喇叭”節目。有一次我媽帶我出門。走著走著我想起“小喇叭”節目快開始了，就撇下我媽拚命朝家裏跑。

除了聽收音機，日子實在是有些單調。有一次外麵有人來賣蛤蟆。鄰居的孩子都在買了玩。我也讓我爺爺給我買了一個。可我卻不敢摸那濕乎乎的蛤蟆。經過爺爺再三鼓勵，我終於把蛤蟆拿在了手裏。玩了一陣兒蛤蟆就跑了。晚上它在一個箱子後麵“呱、呱”的叫時才把它找到。

1968年秋，我上學了。學校的樓很漂亮。大理石的走廊鑲著精致的玻璃邊。教室裏是紅漆地板。墨綠的毛玻璃黑板隱隱地顯露著暗紅的格子。第一天我除了兜兒裏裝了幾塊錢的學雜費，肩上還背了個新書包，裏麵自然是裝滿了新文具。其中一個小小的、爺爺給我買的再普通不過的褐色卷筆刀，後來卻給我帶來了點兒麻煩。

有一天，我的一個同學到我家和我一起做作業。當他看到我的那個褐色卷筆刀時，硬說那是他的。結果我們兩人就打了起來。我爺爺馬上過來拉住我。那個同學就一溜煙地跑了。我連哭帶鬧地推了我爺爺。他一下子撞在一個立櫃上，把腳腕子撞破了。他並沒有責怪我。他問清事情的緣由之後就去找了我的那個同學。當時那個同學的家已從樓上四樓搬到了後麵很遠的一幢新樓。我爺爺就頂著寒風走到那個同學的家。當時那個同學正一手拿了一個褐色卷筆刀在發愣。
 
1968年寒冬，我爺爺去世了。他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