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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絕對值得嗬嗬---聯合國部隊購買中國民營企業所產裝甲車(圖組)zt

(2007-10-03 05:19:21) 下一個
聯合國部隊購買中國民營企業所產裝甲車(圖組)

2007年10月03日 廣州日報 柯學東


  中國幾千家民企叩開軍購之門,軍工領域的開放標誌著計劃經濟最後的堡壘已打開

  最近,王寶和有點忙。

  8月27日,王寶和向國防科工委提交了材料。現在,他正在焦急地等待著《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的頒發;9月初,他還忙著跟北京奧組委談判,為奧運會的反恐提供“新星”2002型裝甲車;9月2日,尼泊爾首都加德滿發生了導致20多人傷亡的炸彈襲擊,此後尼泊爾政府加快了在他公司采購防暴裝甲車的進程……

  說王寶和特殊,是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生產成套武器裝備的民營企業家。現在,海地、黎巴嫩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用的就是他的公司生產的裝甲車。非洲一些國家的裝甲兵部隊用的也是這些裝備。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題為《中國私企叩響軍購之門》的評論中說:“中國軍隊告別了數十年來依靠遲緩的國有國防承包商的曆史。”而國防科工委政策法規司司長張嘉浩則認為,軍工領域向非公有製企業開放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座堡壘已打開了。


  非洲客戶在王寶和的工廠裏參觀考察



  王寶和的被運往非洲的裝甲車


  日前,本報記者趕赴陝西省寶雞市,實地探訪了王寶和那個略顯神秘的民營軍火生產廠。

  王寶和的武器工廠位於陝西省寶雞市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全稱是“陝西寶雞專用汽車有限公司”。一棟辦公大樓,幾處生產車間,時下中國大陸這家唯一的民營成套武器裝備生產廠並不顯眼。

  軍演中大出風頭的裝甲車

  過去幾年,王寶和就是在這裏研製、設計、生產出裝甲車的。王寶和深知生產武器的敏感性,因此那時他行事一直很低調。

  2006年8月,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在中、哈邊境舉行的一次反恐軍演,讓王寶和與他的公司走進了公眾的視野。

  從當時的錄像資料上看,新疆邊防武警總隊和警方在演習中至少出動了15輛王寶和公司生產的“新星”2002型多用途裝甲車。

  當地媒體在報道那次軍演時,這樣描述:“輕型輪式裝甲車的出色表現,贏得了中外軍事觀察家的讚歎。”

  但鮮為人知的是,早在2004年,應聯合國的請求,中國向海地派出一支已成建製的維和部隊,伴隨125名防暴警察到海地的就是“新星”2002型多用途裝甲車。“作為民企,涉足武器裝備領域在中國是第一次,中國民企為聯合國維和提供武器也是第一次。”王寶和說。

  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初解放軍後勤保障社會化改革以來,“社會化”從最初的生活保障物資的提供,最終輻射到了武器裝備上,而陝西寶雞專用汽車有限公司向武警部隊與維和部隊提供裝甲車,無疑是我國軍隊後勤保障社會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生產裝甲車?開玩笑吧?

  在很多人看來,王寶和之所以能夠涉足軍火市場,肯定在軍方有著廣泛的人脈關係,然而事實證明這一猜測是完全錯的。

  1949年,王寶和出生於寶雞。據王自己介紹,16歲時他就離開學校在寶雞市油氈廠參加了工作。1972年,他學會了開汽車,後來調到寶雞市環保局做汽車駕駛員。

  “我很早就和汽車結下緣分,最初隻是想造汽車”。從1982年到1990年,王寶和既搞過個體運輸,又辦過“叉車附件廠”,後來又轉向生產中巴旅行車,最後甚至生產過加長卡車和半掛車。

  1996年,他開始轉產警用防彈運鈔車,這是王寶和染指裝甲類特種車的開始。

  在此後的5~6年時間內,各地警方上千輛的訂單給王寶和帶來了豐厚利潤。“那個時代,生產運鈔車簡直是印鈔票。”

  直到2001年王停止生產運鈔車時,他仍是運鈔車行業裏的“大佬”,企業每年的利潤仍有2000萬元人民幣。

  可就是那一年,王寶和決定再次轉產。“在一次公司內部會議中,我抱著一輛裝甲車模型到會議室,讓大家討論公司轉產軍用裝甲車的可行性,結果員工炸開了鍋!”王回憶說。

  民營軍火商從“9·11”看到商機

  “那個時候,雖然國內已有少數民營企業涉足軍工生產,但幹的都是電子、雷達等輔助係統,還沒有哪個民營企業敢想、敢生產成套武器裝備的,員工們不理解很正常。”

  首先反對的就是公司的副總——王的妻子,她的理由是:“搞不好,我們就要把整個公司都賠進去。”

  此前,王寶和生產特種車輛已5年有餘,他當然知道生產軍用裝甲車的風險,之所以非“參軍”不可,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9·11發生後,世界進入了反恐時代,世界各地的政府、軍隊對輪式裝甲車需求非常巨大。”這就是王寶和對軍火市場原始、樸素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據陝西省國防科工委一位熟悉王寶和的人士透露,王寶和與國防科工委一位領導交談時,這位領導告訴他,輕型輪式裝甲車在我國還是個空白。這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王寶和。

  就這樣,王寶和一頭撞向了我國壁壘森嚴的武器生產領域。

  根據上麵國防科工委那位領導的提議,王寶和把主攻方向選擇在研發中國第一輛5噸級輕型輪式裝甲車上。

  自己當靶子搞實彈試驗

  “2002年正式設計,50天時間就完成圖紙,15個月造出了樣車。”寶雞專用汽車公司的總工程師張汝偉回憶說,“經常是老王有了新想法,半夜叫我起來,合計一下就改進不少。”

  “在研發方麵民企的思維完全不同於大型國企,我們的優勢在於靈活,對市場反應快。”王寶和說。

  王寶和孤注一擲,停產了其他產品,集中3000多萬元資金投入裝甲車的研製。

  零部件采購也是難題,“有些不知道哪裏有,有些人家不賣給你,比如榴彈炮炮彈,就是出差時同住的一位老工程師幫忙聯係的。”張汝偉說。

  從研製、設計到兩輛樣車完成生產,王寶和隻用了15個月時間。“上世紀80年代,一家國有軍工企業,花了10年時間研製,耗費上億元科研經費,才製造出一輛裝甲車樣車。”說到這裏,王寶和顯得非常自豪。

  在西方,裝甲車搞實彈實驗,車內一般都是放置氣球,而王寶和再次顯示了他的膽大和另類,一次實驗中,車內坐的就是他本人,並透過玻璃鎮定地指揮著機槍手不斷地向他射擊。

  聯合國看中中國民企裝甲車

  在2002年6月於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警用裝備國際博覽會”上,王寶和製造的第一輛裝甲輸送車參展亮相。

  “我們的成本不到國際同等級別裝甲車的一半。”王寶和得意地說。

  2004年6月,王寶和在報紙上得知中國將派出防暴警察部隊赴海地維和,立即帶著他的裝甲車進京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裝備招標。當甲方派代表前往寶雞進行了包括實彈演示在內的考察後,王寶和戰勝了另外4家大型國有軍火廠商而一舉中標。

  之後, 5輛印有“UN”字樣的輕型輪式裝甲車跟著125名中國防暴警察去了海地,這是中國民企第一次為聯合國維和部隊提供裝備。

  “從寶雞到北京1400公裏,車輛經過數十家收費站,當人們聽說這是中國為聯合國維和生產的裝甲車時,路上沒有一家收費站收費。很多人還來到車前拍照留念。” 王寶和一直很自豪。3年過去了,王的裝甲車仍活躍在海地、黎巴嫩的維和部隊中。

  本報記者在寶雞采訪時,黎巴嫩的維和官兵還向王寶和發來了感謝信,說王生產的裝甲車“在黎巴嫩維和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黎以戰爭的救援工作中,一展雄風,為國爭光”。

 部分性能超過美國“悍馬”

  此後,王寶和先後投入五六百萬元為裝甲車搞定型試驗。“定型是每個武器裝備在軍隊采購前必走的一步,非常重要。”

  2004年12月,解放軍陸裝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正式下達定型試驗任務通知和戰術技術指標。王的車輛通過了寒區、高原、熱區等地的試驗,把原要求的故障間隔從1500公裏提高到15000公裏,把海拔指標從4000米提高到5454米,定型試驗的裏程也由2.4萬公裏提升到3.1公裏。

  據王寶和介紹,他的車輛可以與目前國際上先進的美國悍馬、法國VBL、英國陸虎等同類車輛相媲美,在抗彈性和載人數量上還優於上述車型。

  王告訴記者,他公司生產的裝甲車,完全可以抵禦“五六”式、“八二”式機槍的射擊,而他之所以重視抗彈性,是源於對美國“悍馬”成敗得失的分析。據王介紹,在1990年海灣戰爭中,“悍馬”承擔了架設機槍、救護傷員、發射導彈等老式吉普車無法完成的任務,出盡了風頭。但是從2003年
伊拉克戰爭以來,“悍馬”又因防禦性差屢遭伊拉克遊擊隊的襲擊,許多美國士兵因此喪命,遭到軍方的非議。

  “在國際裝甲輸送車展覽會上,我仔細研究過他們的技術資料,那些技術指標我們完全能做到。”王寶和說。

  2005年10月,解放軍陸裝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批準了“新星”2002型、2002A型輕型輪式裝甲車的設計定型,正式命名為ZFB05式輪式裝甲車和ZFB05A式輪式裝甲車。

  中國民營企業生產的首個成套武器係統誕生了!

  民營裝甲車難開軍方之門

  王寶和承認,軍工生產無法預計的風險還是超過了自己當初的估計。“最困難的在於說服軍隊采購。”

  鑒於軍火的敏感性,現在世界各國的武器裝備采購仍沒有完全市場化,在我國也不例外。在解放軍中,裝備的采購由總裝備部負責,一款新式裝備,特別是一款民營企業生產的新式裝備要進入部隊手中,難度可想而知。

  “我的車通過了定型試驗,機動性、可靠性都不錯,軍方不采購我是很難理解的。” 王寶和話裏透出無奈。

  不過,陝西國防科工委一位官員告訴記者,軍方不采購“ZFB05”和“ZFB05A”並不是對民營企業的不信任,而是因為上述型號裝甲車的技術指標達不到實戰要求。比如,從防彈性上看,它隻能防小口徑機槍的射擊,重型機槍和榴彈炮、迫擊炮等都可以輕易穿透它的裝甲。“它實際上隻是防暴車,武警、公安用於反恐、巡邏等任務是可以的,用於打仗嘛,還差了點。”

  意識到了軍方采購的困難,王寶和把目光瞄向了各地公安、武警。

  早在2002年,唐山市公安局就成了王寶和的第一個客戶。此後,一百多輛“ZFB05”和“ZFB05A”裝甲車陸續銷售到全國各地公安和武警手上。王寶和告訴記者,廣東省公安部門也采購了多輛這種裝甲車,隻是平常普通市民看不到而已。

  中國民企軍火商走向海外

  在促進我國軍隊的采購受阻後,王寶和把眼光瞄向了局勢不那麽穩定的亞非國家,乍得、剛果(布)、加蓬、坦桑尼亞和尼泊爾都是王寶和的目標。

  “乍得已經用我的車裝備了一個裝甲兵團。不久前又發來了一個3億人民幣的訂單。”王寶和說。

  據有關專家預計,國際軍火市場有著50%~60%的利潤空間。王沒有跟記者透露“新星”裝甲車的利潤率,但從“新星”國內外售價的巨大差額上看,“新星”的海外市場利潤應該在100%以上。在國內,“新星”的售價一般在60萬元人民幣左右,而出口價有兩種說法,王寶和說是20多萬美元,陝西國防科工委一位官員透露說是人民幣200多萬元!

  王承認車輛的成本在50萬元人民幣以下。但在搭載上一挺12.7毫米重型機槍和一座30毫米榴彈炮後,就達到了200萬元人民幣。其國際市場上的利潤空間可見一斑。

  現在,來自乍得、剛果(布)等國家的訂單讓車間的生產達到飽和。而9月2日加德滿都發生爆炸事件後,王正忙著與尼泊爾政府談判,預計的訂單可能不久又要到來了。

  在記者采訪期間,王寶和還抽空與寶雞市市長見了一麵,他要求得到一塊地,因為他要建一個新廠區,擴大生產規模。

  “民企涉軍”已名正言順

  實際上,在這幾年,像王寶和這樣“闖入”軍工領域的民企並不在少數。據國防科工委政策法規司司長張嘉浩於今年8月份透露,“目前有幾千家企業在參與從事軍工領域的生產,已有100多家民企取得了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

  而在2005年以前,諸多民營軍品生產還處在“隻做不說”或“少說”的氛圍中。

  1999年,成都國騰集團公司、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第三十研究所和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為了應對軍方組織的一次項目招標,以各自的優勢相聯合進行投標,中標後立即合資成立了國星通信有限公司,這被看作是中國首家高科技民品企業進入軍品領域。

  此後,目光敏銳的民企立即洞察到了我國改革以來這塊最後的市場蛋糕。

  在2005年以前,因為缺乏法規政策的明確支持,民企“參軍”的政治風險也可想而知。西安天偉電子係統工程有限公司民企老板賀增林回憶說,在2001年,公司由他拍板啟動第一個軍工項目時,在公司內部會議上一共評估出了64個風險。

  市場的風險顯然擋不住那些勇於嚐試的民企老板們。陝西,與四川一樣,都是我國兩大軍工生產基地之一。陝西國防科工委發展規劃處處長朱劍濤告訴記者,在西安市開發區,有些街道一整條街幾乎都是涉軍的民營企業。

  “如此之多的民營企業無畏地踏入這塊陌生的市場,主要是因為軍品生產在中國一直沒有徹底開放,利潤率非常可觀。”西安一個涉軍的民企老板這樣對記者說。

  不過,2005年以後,民企涉軍不再“名不正言不順”了。這一年的2月24日,《國務院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非公經濟36條)中第6 條專門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這條原則性意見讓“從軍”的民營企業透過玻璃門看到了自己“名正言順”的可能,而4個月後,《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實施辦法》頒布,又把這道門推開了一條縫。根據該《辦法》,民營企業及其他非公有製企業正式獲準進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領域。

  計劃經濟最後堡壘被攻克

  在陝西國防科工委巡視員張振忠看來,雖然民企“參軍”已經名正言順,但民企要想在軍工領域發展壯大還有很多路要走。“我國長期形成的相對封閉的軍工體係,門檻事實上是很高的。民企除了要有必要的技術、資金等條件外,還要通過國防科工委的‘三證’——國軍標質量管理體係認證、國防武器裝備科研生產單位保密資格認證、國家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許可證。”

  據了解,很多想“參軍”的民企正是在這“三證”麵前駐足不前。

  另外,張振忠還認為,軍工領域要求技術很高,科研經費投入龐大,但民企在申請國家科研經費方麵明顯處於劣勢。

  而王寶和從他個人經曆中感覺到,目前民企參軍最大的問題在於:一是軍隊傳統的采購體製讓民企生產的武器裝備供應出現困難;另外一麵是缺乏公開的消息發布平台,民企很難得知軍方確切的需求。

  不過,對王寶和等民營軍火商利好的消息是,國家這兩年明顯加快了軍隊後勤保障社會化改革的進度。2006年2月14日《解放軍報》曾發表了題為《民企轉軍工步伐可以再快些》的評論,認為“‘民技軍用’已成為大勢所趨”。“國家和各地相關部門,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民企投入軍品的研發和生產的步伐。”

  而在今年7月30日,國防科工委又下發了《非公有製經濟參與國防科技工作建設指南的通知》和《非公有製經濟參與國防科技工作建設有關事項辦理程序和說明》。

  對於這兩份文件的出台,國防科工委政策法規司司長張嘉浩在接受《人民政協報》的采訪時評論說:“軍工領域的開放具有重大意義,有人說它標誌著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座堡壘被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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