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拓展 zt

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拓展 門洪華 　　製定和完善國際戰略、維護並拓展國家戰略利益是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核心因素之一。國際戰略之謀劃，應從基本國情和國家戰略資源出發，明確本國的基本定位，在此基礎上，確立國際戰略的基本目標；以戰略目標為基軸，確定國家戰略利益；以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的結合，製定具體的戰術方案。概言之，中國國際戰略應以中國為中心，完全從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出發，變被動應對為主動謀劃。 　　崛起戰略與國際戰略目標 　　一個國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綜合國力，[1]與其所追求的國際目標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也有直接的關係。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一直處於上升態勢，盡管不時出現“中國風險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分裂論”的悲觀論調和“中國威脅論”的危言聳聽，但大多數戰略分析家所持的預測是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強國隻是時間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領導人在諸多場合宣布中國要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並采取具體措施進一步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作用受到國際社會的更多關注。關於中國世界定位的爭論，主要集中於中國屬於何種程度的大國上，目前主要有地區大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亞太地區大國、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大國、世界大國等幾種判斷。德國曆史學家蘭克指出，一個世界大國“必須能夠抗擊所有其他大國而不敗亡，即使在後者聯合起來的情況下。”[2]時殷弘認為，大國在某區域內或世界範圍內有較廣泛的國外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擁有足夠的綜合國力，平時能夠有效地維護這些利益，戰時則能夠或通常能夠抵禦至少其他兩個區域性或世界性大國的聯合力量，一般來說被別國認為有權利處理本區域或世界範圍內所有重大國際問題和足以影響其他多國安全的國內問題，通常與本區域內和世界上其他大國有起碼的共同利益、共同國際價值觀念、共同規範和共同國際運作機製，從而被視為大國共同體的一員。大國具有參與處理本區域內所有重大國際問題的公認的權利，擁有實力、廣泛參與區域或世界範圍內的國際事務並在這些事務上同其他大國有足夠協調與協作。[3]對照這些參照條件，我們認為，有史以來，中國就是東亞地區乃至亞洲的大國；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上升，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的大國之一，亞太地區的所有重大事務，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則難以獲得滿意的結果；中國具備了成為世界大國的某些基本條件——如戰略資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等，但是，中國尚缺乏足夠的國外利益和被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世界性特權，因此我們將中國定位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亞太大國。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地區性為基點，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20多年來，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幅度為諸大國之最，成為世界大國的潛力充分體現出來，而且也表現出了成為世界大國的積極意願。鑒於此，中國如何成功崛起，成為世界性、世紀性的重大問題。 　　根據曆史經驗，大國崛起往往采取軍事戰略、搭便車戰略、積極參與戰略等幾種模式。其中，15-19世紀的列強爭霸基本上采取了軍事對抗的鐵血戰略，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德國、日本力圖通過軍事戰略獲得霸權地位的實例，該戰略的代價和破壞性有目共睹；二戰結束後日本、德國采取搭便車戰略得以在經濟上重新崛起，但其負麵影響（特別是日本）迄今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並獲得世界霸權，采取了以經濟利益優先的積極參與戰略。當前，軍事戰略早已被廢棄，而就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而言，中國采取挑戰國的姿態也是不可取的。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充當挑戰國的經曆證明，采取隻鬥爭而不合作的戰略得不償失。國際結構的現實、中國的國家實力、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的外交戰略目標都決定了，中國沒有理由成為挑戰國。同樣，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搭便車戰略也是不可行的：中國的現實和未來目標都決定了中國絕對不會選擇單方麵讓渡國家主權的戰略；也沒有國家能夠為中國這樣的大國提供“便車”。對中國來說，選擇消極參與的方式也是困難的。首先，現有國際遊戲規則多反映了西方主導國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種種局限和缺陷，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利益存在嚴重製約，中國可以正視這些機製安排仍將長期存在的事實，但必然有意願和實力要求這些機製安排趨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國際規則的製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會讓中國自動享有機製權益，必然力圖將中國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製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為複關、入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均可佐證之；再次，冷戰結束後，重新進行國際製度安排已是大勢所趨，作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之一，中國第一次贏得了平等參與國際決策的可能，選擇消極參與的戰略豈非錯失良機？最後，中國在20世紀70-80年代的經曆證明，消極參與並不真正符合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需要。[4]實踐證明，中國隻能采取積極參與的綜合戰略，即在軍事方麵，不挑戰但必須穩步加強軍事實力，加速軍事現代化的步伐；經濟方麵，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並參與競爭；政治方麵，堅守立場而策略不失靈活；文化方麵，在弘揚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加強對其他文明精髓的吸收。中國一方麵應充分認識到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增長，承擔負責任大國的曆史使命；另一方麵要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及實力的局限，避免國際孤立和被包圍局麵的出現，以建設性的心態和實際行動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處理，有所作為。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中國的中短期國際戰略目標主要是： 　　1.維護和營造有利於國內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避免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陷入對抗、遏製和冷戰的循環圈；避免周邊結成旨在對付中國的同盟；避免中國周邊的熱點問題如印巴衝突、朝鮮半島等失控。為此，中國應進一步發展與俄羅斯、歐洲、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為避免國際孤立或陷入美國包圍圈而謀劃；加強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促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擴大經濟深化空間；建立正常的中美關係，鞏固和拓展雙邊共同利益的範圍與空間，理智應對美國的“接觸+遏製”（Congagement ）戰略。 　　2.維護和擴展國家戰略利益的範圍和空間。維護和擴展國家的經濟利益，大力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國際份額，獲得技術、管理經驗、資本和資源，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維護和促進國家安全利益；維護國家政治利益；拓展國家文化利益。 　　3.擴大國際影響力。樹立和平、開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積極參與全球性國際機製並適時促進其完善，使之為我所用；積極參與主導或（和）主導創建區域性國際機製，通過亞太地區的主導大國地位影響全球並獲得全球影響力。 　　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與拓展 　　國家戰略利益是主權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需求，是製定和實施國際戰略的依據和根本原則。國家戰略利益兼具客觀存在和主觀認識兩個層麵，即國家戰略利益本身是客觀的，但對國家戰略利益的認識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對外部環境趨向的反應，形式上表現為主觀意識存在。國家戰略利益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也有不同的側重點。對國家戰略利益的判斷不同，必然導致戰略資源配置和對外政策方麵的極大差異。國家戰略利益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要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而做相應的調整。決定國家戰略利益有國內、國際兩種因素之分，有既定變量（如地理位置、自然資源、自然稟賦等）和流動變量（如國民素質、經濟績效、國際影響力等）之別。其中，國內因素起決定性作用，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國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國際因素對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影響大為提高。 　　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構成國家戰略利益的基本核心。其中，國家經濟利益是所有國家戰略利益的物質基礎，政治利益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而安全利益則是政治經濟利益在國家關係中的延伸。三者構成相互聯係、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的矛盾統一體。隨著國際化的發展，國內政治的國際化和國際政治的國內化相互作用，國家戰略利益的內涵和外延在演變、在拓展，[5]社會利益和國際利益在國家戰略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 　　中國的國際環境和中國同其他國家的實力對比關係是影響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客觀因素，它在一定意義上規定了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外在限製範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從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轉向了務實的經濟優先的理性主義，從意識形態的國際主義觀念開始轉向國家戰略利益至上。但勿庸置疑，中國同其他大國在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和地緣戰略等方麵存在著劇烈的競爭，在政治製度和文化價值觀上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限製性因素意味著，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是攻防並舉的。冷戰結束以來，關於國家利益的探討不絕於耳，而美國著名學者和高級政府官員對美國國家戰略利益進行了爭論和探討，就如何促進美國的國家戰略利益提出了一係列政策建議，這些對我們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6]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利益進行分析，探討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與拓展之道益發具有了必要性。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將從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和國際利益等五個方麵，從資源與機遇、威脅與挑戰、政策建議等三個層麵分析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與拓展。 　　經濟利益 　　維護和拓展國家戰略利益，首先要發展自己、增強經濟實力，著眼於以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著持續的高增長速度，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宏觀經濟相對穩定，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的發動機與穩定器。客觀地說，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成績最好的國家之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與國際接軌、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時機更為成熟。在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前景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經濟利益麵臨的挑戰與威脅。首先，加入WTO 使中國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但因起點低、基礎差，中國將首先麵臨新一輪嚴峻挑戰。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同時又以各種方式設置壁壘，保護自己的市場。它們出於防範中國崛起的戰略目的，對中國拓展西方市場、獲得資金和先進技術進行限製。另一方麵，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必然麵臨入世後的科技革命挑戰；目前中國的對外開放是漸進的、試點性的，入世後必然麵臨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的壓力；WTO 規則具有較強的約束力，轉軌必然伴隨著陣痛。其次，低迷、緊縮、市場和總量增幅有限等持續困擾世界經濟，不能排除世界經濟再爆發經濟危機或動蕩的可能，競爭和發展環境依然更多地有利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不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其三，中國的周邊地區依舊陷在經濟低迷的泥潭中，日本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中。東亞其他國家受到美日經濟的影響，仍然無法走出衰退。其四，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加上安然公司、世界通訊公司、安達信公司等的商業醜聞，美國經濟陷入不確定性怪圈，對世界經濟形成負麵衝擊。其五，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加劇，中國的實際金融狀況堪憂，出現金融振蕩的危險隨時存在。其六，中國對海外油氣能源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近30%，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環保壓力的加大，必然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中國麵臨的能源挑戰主要是：大國競爭國際能源的態勢將更為劇烈；西方散布中國油氣威脅論，鼓動對中國進行能源的戰略遏製；由於重要產油地區——中東、中亞、南中國海等——局勢不穩，中國的油氣供應嚴重受製。 　　綜合國力競爭的主戰場是經濟貿易，競爭的核心是科技。21世紀初，我國要繼續發揮成本和人才優勢，大力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重點是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實施“走出去”戰略，大力開拓世界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逐步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實現我國能源和重要原材料進口多元化。把軍事安全戰略與對外經貿戰略緊密結合起來，確保我國戰略性物資進口安全和我國在國外的經濟利益。 　　首先，牢牢樹立經濟安全的思想。以經濟和科技為主的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和區域集團化的發展，使一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容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和衝擊，經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之一。建立實力雄厚的國內經濟是保障經濟安全的基本條件，進一步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是保證經濟安全的外在途徑。其次，改革外貿體製，積極迎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挑戰。放棄不惜代價追求出口的政策趨向，以促進產業升級的產業政策為中心來構建中國對外貿易戰略，使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轉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軌道上。[7]擴大海外市場，提高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是增強中國經濟實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 　　其三，確保並拓展中國獲得國外技術和資金的渠道，隻有在外國的技術和資金順利流入中國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才能進一步健康發展，中國才能實現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其四，確保並拓寬從國際市場獲得能源和各種原材料的途徑和能力。能否從國際市場順利獲得能源和原料，不僅關乎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快速發展，而且事關國家安全利益。 　　其五，加強周邊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建立經濟縱深地帶（不僅成為世界加工中心，還要成為世界製造中心之一）、從而建立本國經濟的戰略緩衝區。應該說，中國積極參與“10+3”（東盟與中日韓）的合作，積極倡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加強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戰略考慮。我們強調，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強周邊地區的經貿交流和資源開發合作，形成自己的經濟戰略帶，為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創造良好的戰略環境。 　　總之，中國的經濟戰略利益不僅需要維護，更關鍵的是需要進一步拓展到全球，中國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重壓力和難得機遇之下，拓展經濟發展與經濟合作渠道，確保全球性的經濟戰略利益獲得，為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為此，中國應繼續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並熟練利用相關國際規則為本國的經濟戰略利益服務。 　　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的首要問題是防止外敵入侵，預防、製止和擊退對本國領土的軍事進攻。冷戰結束後，中國麵臨大規模外敵入侵威脅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卷入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從軍事力量對比看，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進一步增強，其他國家（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對中國不會構成直接軍事威脅，更不會對中國發動大規模軍事入侵。更重要的是，隨著安全概念的多元化，安全的綜合性上升，傳統軍事安全的係數隨之上升，中國的睦鄰安全戰略是基本成功的。冷戰結束後，中國竭力追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將周邊安全作為睦鄰外交的首要目標，以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但長遠觀之，中國安全態勢並不趨於良性，反而增加了諸多變數。 　　首先，國際戰略力量對比失衡。美國加快國防轉型和全球軍事部署，加強用軍事手段維護霸權的正當性。鑒於戰略力量失衡，諸大國沒有公開反對之。俄羅斯對美戰略進行重大調整，俄美關係迅速升溫，對美國單獨宣布退出《反導條約》反應“相當克製”，其戰略調整進一步凸現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態勢。其次，美國從東西兩麵對中國安全構成擠壓之勢，並通過加強南亞和東南亞的“軟存在”（SoftExistence ），構成三麵戰略威懾的態勢。通過擴展戰略空間來尋求霸權一直是美國的戰略理念。美國一手操縱北約新概念，使北約可以拋開聯合國而對外幹預，北約的地理觸角已經伸展到中亞和蒙古，對中國的西部戰略安全構成壓力。“9·11事件”後，美國利用阿富汗戰爭擴大了在南亞的戰略空間。在中國東部，美日聯盟與北約遙相呼應；同時，美國謀求重返東南亞，對中國形成戰略威懾。概言之，美國從東西兩翼對中國安全形成擠壓之勢，給中國的周邊地緣戰略環境增加了新的變數。美國將中國視為亞太地區首要戰略對手的思想不會變更，受地緣政治思維邏輯的支配，美國不可能放棄對華的遏製、防範，這將是未來的常態。其三，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處於建國以來變數最大的時期。中國與15個國家接壤，有18000多公裏的海岸線，這些國家千差萬別，但領土爭奪、宗教衝突、毒品走私、恐怖主義卻頻頻爆發。放眼中國周邊，核武器擁有國比比皆是。特別是，日本借助“9·11事件”實現了對外派兵的突破，軍事態勢由守轉攻；印度軍事力量進一步增強，由於美國的積極接入，南亞戰略力量對比失衡。概括起來，中國周邊安全態勢的基本狀況是：北部相對穩定，東南憂患增多，東北、西南暗藏危機，南部變數加大。其四，台灣問題上的變數加大，台獨勢力益發猖獗。大陸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兩岸力量對比進一步有利於大陸，經濟和社會交往日益深化，台灣難以突破國際上的孤立狀態，目前美國和其他國家不致公開支持“台獨”。但是，台獨勢力的擴展使得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台灣當局在島內推行“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 ）策略，和平走向分裂的危險增大。其五，“藏獨”、“疆獨”同境外敵對勢力勾結，對我邊境地區領土安全構成威脅。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和國外某些敵對勢力相勾結，打著自治的旗號，圖謀國土分離。其六，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近年來，有組織的國際犯罪、恐怖主義、走私、販毒、非法移民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對中國的影響呈現增大之勢。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麵，中國麵臨的局麵複雜、任務繁多，與國際上的合作機製尚處於完善之中。 　　冷戰結束後，中國在亞太地區及全球安全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在亞太地緣戰略中處於中心地位。中國對國家安全、國際安全的認識有所變化，世界對中國安全角色的認識也有所變化。隨著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和走向世界，中國的安全戰略思想也在悄然變更。思想上的新發展和實踐上的新舉措，是進入新世紀中國安全戰略的基本表現形態。中國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基礎的新安全觀，推行以建立信任措施為主要內容的安全新模式，主導創立上海合作組織。應該說，中國在安全利益的思考和安全戰略的謀劃方麵是與時代潮流同步的。 　　中國的安全利益的核心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中國的安全利益，應首先以陸地邊界的和平與穩定（包括與俄羅斯、中亞諸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為戰略依托；其次，在海域疆界上，與主要大國合作，確保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穩定中日關係，加強與東南亞的戰略性合作，以經濟合作入手，積極促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改善中國的戰略環境。 　　其次，軍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國家安全的最後堡壘，為國家安全計，中國必須參與軍事革命的行列，推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堅持質量建軍，準備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8]為此，中國必須建立可靠的核威懾力量——因為核武器是保衛國家安全最堅實的盾牌和反擊利劍，加速常規武裝力量的現代化，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化。 　　其三，反獨促統，維護國土完整。祖國統一問題是天經地義的國家戰略利益。台灣是中國固有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既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最後任務，又是關係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問題。中國應堅持以政治經濟、文化手段促共識，以軍事手段反台獨，力爭以最小的代價完成國家統一。應首先定位為促進兩岸認同交流、維護和促進一個中國的共識，不惜代價地大力培育扶持島內“統派”力量，抑製台獨勢力發展，堵塞台獨的活動空間，為統一創造條件；同時整軍經武，不放棄軍事手段。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擊“疆獨”、“藏獨”，特別是對其暴亂行為應堅決鎮壓，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區任何形式的分裂。目前，中國隻是同少數國家存在邊界爭議，這些邊界問題涉及中國的領土完整，必須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同時，應防止某些大國利用邊界問題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插手中國邊界事務。 　　其四，推動多邊安全合作，拓展中國的安全利益。一個國家的安全利益取決於該國的實力及其與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而國家安全利益的擴展必然是經濟利益擴張的邏輯延伸。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擴大，中國的安全利益必然擴展。為建立更加穩定的亞太安全機製，中國應積極推動多邊安全合作，參與並在一定情勢下主導構建周邊安全機製，參與營造國際安全體係。 　　政治利益 　　中國能否實現自己的戰略發展目標，取決於能否保持國內政治穩定，能否保持穩定又取決於能否維持經濟繁榮、及時應對各種危機事件、承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透與衝擊。 　　中國的政治利益首先是中國的獨立和自主。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曆史的大國，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西方國家全麵主導和支配國際事務、中國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情況下，爭取國家獨立和政治自主就成了中國第一位的政治利益。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治獨立。但西方國家一直沒有放棄幹涉中國內政、左右中國國際戰略的圖謀，維護國家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平等主權始終是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利益之一。 　　冷戰結束以來，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在國際問題中的作用下降，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仍然對中國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耿耿於懷，始終對中國采取“西化”、“分化”戰略，不斷以“人權”、“民主”等西方價值觀為借口，幹涉中國內政。特別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深層次矛盾逐漸顯露，國有企業下崗和失業工人、農民負擔、腐敗、民族和宗教糾紛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國內外、境內外敵對分子、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特別是等邪教組織）相互勾結，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越來越成為威脅我國政治利益的新因素。 　　中國與西方在政治製度、文化價值觀等方麵的競爭具有長期性。軟權力（SoftPower ）即文化利益成為國際關係中的新亮點，我們必須針對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做出反應，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維護和促進中國現代政治文化。 　　社會利益 　　保證社會穩定，避免和製止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是國家戰略利益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全球化、全球治理的發展，社會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過去20多年，中國經曆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但經濟繁榮並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穩定。從中國曆史來看，嚴重的社會危機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期；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長突然因社會危機而停滯、衰退甚至崩潰。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最大的經濟損失之一；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調查表明，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2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並沒有化解這些不穩定因素，反倒愈來愈強化。[9] 　　鑒於社會利益在國家戰略利益中的上升地位，我們應該對此加以充分的重視，並利用社會力量，加強和拓展社會利益。社會分配不公是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製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此外，中國應該著重於提高人民生活的總體質量，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發展意識，使中國趨向良性而穩定的可持續發展。 　　國際利益 　　中國應著眼於提高全球意識和國際影響，進一步開發成為世界強國的潛力。21世紀客觀上要求中國主動參與國際重大事務，特別是國際製度的製定、修改、完善或協調。在全球化時代，隻有主動、積極地參與，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確保自己的國際利益，中國的經濟利益具有全球性，戰略利益向全球擴展是大勢所趨。中國應抓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贏得的在經濟領域成為比較主動、銳意改革和貿易穩定大國，繼續擴大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負責任的領導大國的聲譽，樹立公共利益參與者與維護者的形象，促使中國的國家利益拓展更為順暢，為中國長遠戰略利益的契約化和穩定化開辟國際通道。 　　為此，中國應首先樹立起維護國際道義的世界大國形象。在國際社會大轉折的時代，基本道義原則的價值不是在泯滅，而是在提高。加強國家間合作與協調，維護國際道義，維護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樹立道義大國形象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國家利益擴展到全球的前提條件。中國正在從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區域性大國走向世界大國，並在全球和平、安全、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中國應該進一步塑造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區性公共物品。現在，美國越來越趨向於單邊主義戰略，變成一個跋扈的霸權，甚至拒絕提供某些全球性公共物品。這為中國塑造國際形象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並為中國完善其戰略謀劃、加強與世界諸大國的合作提供了實踐機遇。 　　其次，中國應履行亞太地區大國的國際義務。在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已經樹立起來，贏得了亞洲諸國乃至世界的尊敬。實踐證明，中國付出一定代價承擔國際義務是必要的，也是有長遠回報的。中國應首先承擔起亞太地區的國際義務，積極參與乃至主導建立亞太地區相關區域經濟、安全機製，以此維護和擴展中國的國際利益，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中國在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應該著眼於長遠利益和戰略謀劃，積極提供區域共同安全、經濟自由貿易區建設等地區性公共物品，為經濟戰略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合作基礎。 　　其三，中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參與製定相關國際機製。首先，中國必須認識與國際接軌的完整含義，了解在什麽程度上與國際接軌最符合國家利益、接軌過程中如何平衡發展與安全、主權的關係等，深化對國際規則的認識；其次，要充分利用國際機製中有利於中國的部分，以國際通行規範開展活動；第三，隨著國家實力的提高和更大範圍國際利益的需要，中國應根據客觀需要，積極主動地倡議或主導國際機製的修改、完善和新機製的製定，使中國的國際利益更具有國際合法性。其四，支援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其發展也與發展中國家聯係密切。發展中國家隻有團結起來，相互合作、協調，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中國應繼續遵循“不當頭”戰略，同時采取積極措施加強南南合作，促進南北對話。 　　國家戰略利益是一個整體，其中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國際利益都是根本性的國家戰略利益，它們相輔相成，互相影響，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國內國際背景下有不同的作用。對達成中國的國際戰略目標而言，以上幾個方麵缺一不可，他們之間不僅僅是相加關係，也存在著某種乘積關係。當然，不同戰略利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衝突，在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時，需要統籌考慮國內、國際因素和影響，從全局著眼，從長遠利益出發，靈活處置。國家利益的維護，重在根本戰略利益和長遠戰略利益，不應著眼於一時、一事，對不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國際事態要密切注視，並適時表達自己的看法，但不必做出強烈反應。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應該體現出大國眼光、大國氣魄、大國風度。 　　（作者為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 　　注釋： 　　[1]關於中國綜合國力的評估，可參見胡鞍鋼、門洪華：“中美印日俄有形戰略資源比較——兼論旨在富國強民的中國大戰略”，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2頁。 　　[2]LeopoldvonRanke，“TheGreatPowers”，inGeorgIggersetal （eds.），TheTheoryandPracticeofHistory，Indianapolis，1973，p.86. 　　[3]時殷弘：“關於中國的大國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載《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9-10期，第43-44頁。 　　[4]門洪華：“國際機製與中國的戰略選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2期，第178-187頁。 　　[5]SusanShirk ，“InternationalizationandChina＇sEconomicReforms”，inRobertKoehaneandHelen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andDomesticPolitics ，New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86-206. 　　[6]SamuelHuntington ，“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77，Sept./Oct.，1998；CondoleezzaRice ，“PromotingAmericanNationalInterest ”，ForeignAffairs，Vol.77，Sept./Oct.，1999；JosephNye ，“Redefining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78，June/July1999，pp.22-35；TheCommissionofAmerica＇sNationalInterest，America ＇sNationalInterest ，July，2000；JosephNye ，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 ＇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Chapter5，pp.137-171；etc. 　　[7]左大培：“中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第40-45頁。 　　[8]《解放軍報·社論》，199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