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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18 01:49:37) 下一個

送交者: 阿山舅

托尼!托尼!


認識托尼是在六年前的夏天。那天氣溫高達35°C。這在歐洲算是不多見的酷暑了。我穿著無紡布做的防護衣,帶著防毒麵具,獨自在建築物的另一麵腳手架上幹活,全身被自己的汗醃得生痛。滾燙的陽光和我手中電割刀的巨大噪音把我的神經擰成了一根緊繃著金屬弦,一根細細的,輕輕彈一下就會斷掉的弦。
這時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肩,先是輕輕的,接著顯然是在擂我的背。我生氣地關掉電割刀,轉過身就想給那個擂我背的家夥一下。可當我轉過身卻忍不住笑了。一個看上去很滑稽,戴著金邊眼鏡的藍眼睛,翹胡子小老頭正在把他的手遞過我,“嗨!你好!我叫托尼!”托尼的大手與他的個頭極不相稱,它粗糙而有力。“你是中國人?”托尼問。謝天謝地,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個白人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因為在此之前所有的非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我總是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或韓國人,這讓我每次都全身不舒服。托尼這麽一問,我頓時對他有了些好感。我問他為什麽猜我是中國人,他眼一瞪胡子一抖說:“哪有你這麽高的日本人和韓國人?他們都很矮!”緊接著他好象和誰賭氣似的說“越南人更矮!”
托尼和我分在一個小組,他幹活時總是很認真,從不偷懶。工間休息時我們坐在高高的腳手架上打開各自帶去的吃的和飲料,就著藍天白雲,邊吃邊喝邊聊。我問托尼為何說越南人更矮,他便深深地歎了口氣,說起了他在越南的故事:
“我是個美國人。1968年我響應美國政府的號召參軍到越南和越共作戰,當時我隻是一個普通的空降兵。那時美軍作戰全靠直升飛機作為攻擊和運輸工具。每當我們的機群快要到達目的地時,機上的高音喇叭了放起了瓦格納的“女戰神”,情形就跟電影《現代啟示錄》的場景一模一樣。那時我們年輕而衝動,作戰勇敢,但是通常情況下我們根本見不到我們的敵人。我們跳下直升飛機,朝著被轟炸機炸過的熊熊燃燒的熱帶雨林,拚命射光自己的子彈,然後回基地寫家信或尋歡作樂。我們似乎感覺不到戰爭和它的實質,因為死亡顯得那麽不具體—我們甚至連死屍都沒見到過。。。。。。”。說到這兒托尼的神情忽然暗淡下來,“你見過沒有頭的屍體嗎?”他問我。我趕緊搖頭。“你能想象一千多具沒有頭顱的屍體堆在一起是什麽情形嗎?”這時我感覺我的胃抽了一下。“一天,我們剛吃過晚飯就被緊急集合登上直升飛機,因為從來沒發生過這種情況,我們都有些緊張。我們當時隻知道我們將要去的地方被北越軍隊占領,看來這次是真正的打仗了。十幾架直升飛機在離地麵1米左右時我們跳下來並衝向村子,但是空氣中除了飛機發動機的轟轟聲和竹房在火焰中爆響,周圍似乎過於安靜。看來北越軍隊已經撤走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從四麵向村子的中心靠攏,來到一個小小廣場。當時我們所有的人全傻了,真的傻了,被嚇傻了。”托尼有些語無倫次。“整個小廣場有4,5個藍球場大,上麵密密麻麻堆滿了村民的屍體,他們的頭全沒啦!。。。。。。有個戰友忍不住嘔吐起來,接下來我們所有的人都止不住吐了。”說到這兒托尼深深的歎了口氣,“唉!我到現在都沒搞懂,人類為什麽如此殘忍?”
托尼告訴我自從這件事後他們這個連隊又經過很多次血戰,他的很多戰友非傷即亡,於是厭戰的情緒慢慢蔓延開來。除了全團士兵在廁所卷筒手紙上的反戰集體簽名這件事讓托尼念念不忘外,他說起抽大麻的神情依然是回味無窮的樣子。退伍後托尼的價值觀變得比較模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麽或不該幹什麽。於是他拿著他的退伍金來到歐洲閑逛,不小心愛上一個德國姑娘並結婚成家,在姑娘家鄉開了個小飯館,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托尼本來想安安靜靜的度過晚年,沒想到命運讓他又一次碰到了價值觀念的震撼。那是幾年前托尼的老伴去世後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氣,賣掉餐館後他來到巴西的裏約城,還沒過幾天,托尼就被裏約大街上成群結隊乞討的無家可歸的孤兒弄得不知所措。他幾乎把帶去的所有現金全散盡了,但屁股後邊還是跟著一大群孩子扯著他的衣服要錢,托尼沒法隻好在旅店裏痛苦地呆著。半年後托尼用他和老伴的積蓄在裏約郊區買下一棟廢棄的別墅建成一所孤兒院,一口氣收留了一百多個無家可歸的孤兒,並雇了兩個女傭跟他一起照顧這些孩子。
因為沒有別的資金來源,托尼的孩子們和女傭眼看就要斷糧,他想盡了所有辦法到處募捐,同時又跑到工地打工掙錢。說到這兒托尼的眼睛放著光:“三三,你知道嗎?我在工地幹3個月掙到的錢在巴西可以讓我的孩子們吃飽一年!”我看著托尼,隻是呆呆地看著他,滿腦子都是“巴西,巴西,巴西。”嘴裏卻說不出話來。
再接下來的日子我和托尼彼此都很熟了,我們有時也會談一些世界觀的問題。漸漸的我發現托尼不太和別的同事聊天,心事重重的樣子。我便問他:“托尼!想你的孩子們啦?”他說:“不!我在想你,我在想你是不是喜歡巴西?”我笑著說:“巴西是我的夢!”他的臉馬上笑開了花:“跟我到巴西去吧!我已經觀察你很久了,我想我的孩子們很需要你,因為你很會幹活。”我認真的盯著他的藍眼珠說:“不開玩笑?!”
事兒就這麽定下來了。我們商量好夏天一過就開始為我辦理到巴西的合法簽證。每天我和托尼都會擠出時間來做一些關於破別墅的修膳,自力更生的蔬菜種植計劃和肥豬飼養計劃等等。每天11個小時的活把我們累得夠嗆,很多德國小夥幹了兩三天就逃掉了。但我
和托尼還是硬撐著。我告訴托尼:“你千萬不能倒下啊,你倒下了你的孩子們就完蛋啦!”他此時隻是笑笑,說:“我知道。”
那時托尼差幾天就要過他58歲生日了。繁重的工作壓得我們有點喘不過氣來。每天四點半起床,一直幹到傍晚8點才收工。到最後我們變得像麻木的機器人,連說話都有些嫌累了。看著他日益消瘦了的臉,我真有點擔心他堅持不到夏天結束。
終於夏天快結束時,有一天清早四點半起床沒看到托尼來旅店餐廳吃飯。趕緊向工頭打聽,才知道托尼頭天深夜忽然病倒,昏迷不醒,被救護車拉到醫院去了,而我竟沒聽見絲毫動靜。托尼就這樣和他的一小包行李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這時我才想起他竟忘了給我留下他的地址,而他也沒有我的地址和電話。我們兩人誰都沒想到,事情來得太突然.唉!托尼!托尼!
以後我四處打聽托尼的下落,均無結果。
夏天,德國最美最安逸的季節就這樣匆匆在我的希望和失望的交錯裏悄悄地溜走,而托尼的故事卻在6年後變成中文字符,貼在我故鄉的小黑板上,供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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