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故事--保守主義江畔的燈塔ZT

在談及港府如何回應這場半個世紀未曾見過的危機之前，有必要回顧港府的基本經濟理念。

近百年來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其內部衝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圍繞著平等和自由兩大理念分成了左右陣營。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半個世紀的較量已經悲壯地落幕，而這場理念之爭在各個社會內部仍然在以相對文明的方式在繼續進行。這場爭論不乏智慧、機敏、情緒甚至仇恨。

左方的人對右方的人說：你們要的不過是富人的自由。
右方的人對左方的人說：你們要的不過是奴隸的平等。

很少人比馬克思的《資本論》把市場經濟中的“罪惡”批判得更加體無完膚。很少人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把政府權力擴張帶來的“人禍”談得更加悲憫痛徹。

考慮到這場辯論的全球範圍是西方語境，有必要對一些被濫用的術語進行定義。為免於英語翻譯混亂而造成的歧義，我把左派的liberal / progressive 稱為進步主義者，把右派的conservative稱為保守主義者。這兩者的基本分野是，進步主義者主張通過政府積極幹預；規範各種行業；增加稅收轉移支付來實現平等，其現代的精神領袖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的羅斯福和林登約翰遜。

保守主義認為政府在人類可知的曆史中是個人自由最大的威脅，擴大政府幹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無異於引狼入室。基本主張是放鬆管製；還市場自由；稅收越低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它的思想來源遠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在現代的精神領袖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剛剛過世的裏根。

在世界經濟的版圖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尚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島，因為它的經濟決策人對自由經濟政策和保守主義理念堅定的支持，香港成為了保守主義的一隻小白鼠，自由經濟的實驗場。

近半個世紀以來，港府奉行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對市場近乎零幹預的政策；
--低稅收政策，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15%，最高公司贏利稅為16%；
--對外國資本的流動和投資沒有任何限製；
--外國公司利潤自由回流；
--市場來設置工資和價格；
--沒有對外貿的本地內容的限製；
--嚴格限製政府開支的增長低於經濟增長的速度，政府預算曆來贏餘沒有赤字；
--維護分權與治衡的體製，保障透明公開的法治，激勵競爭；

這一政策為香港贏得了一個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的稱號。半個世紀的保守主義政策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一個彈丸之地創造了驚人的財富。雖然有不少巨富階層的存在，卻並沒有產生自由經濟體製下通常產生的大麵積的貧困。人均收入為24000美元左右，GDP增長保持在5%，失業率長期低於3%。這些是西方任何一個財長和央行行長夢寐以求而不可企及的高度。

這個昔日荒島成了亞洲最耀眼的明珠，一隻小白鼠長成了一隻蛟龍，一個空白的實驗場上建起了保守主義理念的一座燈塔。如果這是一個歐美的城市，它已成了保守主義者的麥加。

1997-1998年的香港麵對著金融危機最嚴峻的考驗。

保守主義的經濟學家們為香港捏了一把汗，出於對市場邏輯和香港基本麵的信心，期望香港用審慎的保守主義原則處理這一危機。

就在東南亞金融市場已經土崩瓦解香港風雨飄搖的時候,朱容基出任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關於香港講了一句話：中央政府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香港！這話在西方社會裏是不太敢講的，有點沒頭沒腦，納稅人的錢憑什麽你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這話在東南亞的小國裏，威權領袖諸如馬哈蒂爾倒是喜歡講，可是講了作用不太大。

這卻是一場在華山頂上的論劍。

高手過招的時候我們作為普通觀眾大多聽不出所以然，聽明白了的是電視機前麵的索羅斯和他的夥伴們，有謠傳說索茶喝到一半的時候杯子掉在地上，他感覺到朱的話裏寒光閃閃的殺氣，但是馬上對手下說：那些錢能做什麽呢？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大約一千四百億美元，如果要是香港股票和貨幣市場象泰國一樣全民大逃亡，這點錢也是夠在市場上支撐兩三周用，所以這個謠傳編的也不是全離譜。

香港的報紙傳統對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有諸多非正麵的看法，但是朱卻是在香港口碑最好的政治人物，有著無人可比的影響和魅力。多年以後我聽到一個港人說：1998年聽到朱的那句話，他周圍的人眼睛中都閃著淚光。因為香港人對他的信任，朱在此時此地是東亞金融市場上唯一一個還有credibility的人。此時的香港，真是象一個哭泣的孩子感覺到母親懷抱的溫暖，慢慢地開始平靜下來。

從1997年8月7日的１６６７３點，到１９９８年的８月１３日，此時的恒生指數已經是６６６０點。單憑朱的不時喊話明顯不夠，曾蔭權和任誌剛終於決定要配合朱的喊話，趁著月黑風高時摸進了股市，就象幾個月前索羅斯們悄悄摸進匯市一樣。在隨後的日子裏，開始大規模收購股票。

應該說很少人想到，肯定是出乎了索羅斯的想象，這個奉行零幹預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港府，在麵對是守匯市還是股市的艱難決定的時候，攜帶98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400億朱承諾不惜一切代價的後盾），決定同時進入兩個市場進行大規模的幹預。

這是一場智力的較量，也是一場民間精神意誌的較量。1998年8月14日港府入市，半個月之內港府與國際炒家較量了十個回合。8月27日一天投入200億港元，承接炒家拋出的期貨，把恒生指數推上88點到7923點。8月28日港府一天動用了280億港元托市，交易量達到創記錄的790億港元，幾乎是前一天229億港元交易量的3倍，同時也是一年前1997年8月29日所創下的460億港元最高記錄，但是在炒家和從眾心理的夾攻下，恒生指數退守93.23點，閉市為7829.74點。這場拉據戰中，才兩個星期，港府入市幹預就投入股票現貨與期貨市場的資金至少達970億港元（約合125億美元），相當於香港外匯儲備的13%。

剩下的故事隻是坊間的傳說，港府大規模入市，據說一度持有整個股市的10%以上的股份，最重大的因素是香港市民的神經和心理也從崩潰的邊緣漸漸回到平和。與此同時，曾蔭權和任誌剛同學發現了一係列的對衝基金的在匯市和股市上的double play並摸出了他們的痕跡，考慮到金融衍生工具的複雜交易量的浩如煙海，至於怎麽發現的，至今還是個奇跡。索羅斯們原來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港府守匯市，則利率狂升，他們可以在狂跌的股市用SHORT SELL的恒生指數合同掙錢。如果港府棄守匯市而保股市，港幣狂跌，他們SHORT SELL的遠期港幣合同則可以穩穩當當地掙錢。因為發現了索羅斯們的SHORT SELL合同的到期時間，在索羅斯同規定的時間，指數沒有降到他規定的點上，坊間傳說索羅斯和夥伴們損失了約十億美金在香港市場上。因為對衝基金沒有向公眾公布財務的義務，除了索羅斯等親自的參與者,無人能確認。我一直希望能看索本人寫出自傳，他是二十世紀金融舞台上的一個重大的角色，看他怎麽看待這場風暴一定是個獨特的角度。

這場萬聖節才放的驚險電影終於漸漸落幕，東亞開始在殘牆斷壁中重新修複。這場較量多年以後要是拍成金融版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讓人擊節讚歎之處一定很多。這個世界曆次金融危機中導致政府破產例子比比皆是，大者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韓國等，近的如馬來西亞等等則除了拒絕還債宣告破產以外，還凍結了私人帳戶。而香港成功地保衛了自己，反觀曆次金融危機，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從理念的角度，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們痛心疾首，香港大規模幹預的方式背離了自由經濟的重大原則，在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的眼中，港府基本上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國有企業，政府炒股炒成了最大的股東。在幾個月之內比英國工黨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幾年間國有化的程度還大。如果股票長期低迷，下一步就變成新加坡，再走下去就變成了全民所有製國有企業。“一國兩製”就成了“一國一製”……這江畔的燈塔，怎麽能夠如此慢慢地熄滅？

後來的故事世人皆知，股市恢複元氣，1999年恒生回到10000點以上，港府的從股市上全部退出，賺了數十億美金。

港府所做是否最佳選擇，至今在經濟學界分歧很大,尚未能有結論。而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爭論，似乎人類還沒有看到可以超越的智慧。但是從量子基金們進場，到港府的全麵退出，作為一個金融案例，卻有前無古人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