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胡馬《詩詞的當代命運》

(by 齊卿 )

今日在網上溜達了一陣，無意間於某壇看到一個轉貼：《胡馬：詩詞的當代命運——詩詞寫作課結束語》（以下簡稱“胡文”）。恰逢無事，進去通讀了一番，頗有感想。胡馬的這篇文章，是最近我看到的網絡詩詞界某種流行趨勢的縮影，這種流行趨勢與當年檀作文博士《“李子體”芻議》一文中所反映的思潮在表麵上看，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但稍作分析，卻發現他們的本質是共同的，骨子裏的東西基本是一致的，文學形式上都是極端主義表現者，思想潛意識都是當代偽知識分子精英的典型代表。

“胡文”開宗名義，一開始下了一個定義：“課講到這裏，應該對詩詞下一個定義了。我的定義是：詩詞就是以文言詞匯為基本詞匯，以平水韻聲韻體係為其基礎語音，以表現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為旨歸的具有嚴格而穩定的韻律的文體。”顯然，這不純是一個簡單的定義而已，這個定義內涵豐富，基本上將“胡文”後麵所要談的主要內容囊括進來了。下麵就是剖析他的這個定義。此定義有四個要點。


一、詩語：是文言詞匯

“胡文”引用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強調“日常口語總是在時時變化的，但文言文卻是相對穩定的。”並通過一詩一詞的舉例，說明口語化的詩是不成功的，教導“同學們在作詩填詞時，萬不可墮入此種惡趣，一旦走上這條路，一輩子也不可能寫出好詩。”

其實，看到“胡文”所舉的例子，我想起了當年盛傳的“李子體”，好象“胡文”是在打倒“李子體”。但這絕不一個誰打倒誰的問題。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到三個概念：一是什麽文言，二是什麽是日常口語，三是文言與日常口語的關係。

孔子所說：“言之無文”的“文”，強調的是文章的“文采”，就是指語言要生動形象，句式靈活多樣，意蘊豐富，意境深遠，善於運用修辭手法等。通常一篇文章雖不能字字珠璣，具體到文章中來說，總要有“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陸機《文賦》）的手段。吾以為，這個和文言文倒是沒有絕對的聯係。文言文作為我國古代的一種書麵語言，其實是主要包括以先秦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麵語。也就是說，文言文源於口語，隻不過是古代的口語。由於文言文並非一時一地的一種語言，因此不同時代或不同地區的文獻中，在語法和詞匯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古時在中國甚至韓國、日本、越南，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都使用文言文。在韓國、日本和越南，這種書麵語分別被稱為漢文（Hanmun）、漢文（Kanbun）和字儒（Chữ nho）。近現代，在中國，文言文的地位被白話文取代，而其他國家則開始采用當地語言的書麵語。文言文的最主要特點是言文分離、行文簡練。這麽以來，文言文的這一特點，似乎與詩詞的需求相呼應，因為詩詞的特點也是行文少而精，精而美。

然而，說采用文言是寫作詩詞重要的手段之一，本人是讚同的，但說文言詞匯為詩詞的基本詞匯，並下到定義中來，則有失偏頗，為什麽這麽說？為什麽要這麽說？這都是極其重要的。首先，文言文源於古代口語，特定的口語之變遷雖然是緩慢的，但卻是真實的，可以說曆朝有之。唐代的韓柳元白曾掀起一場“古文運動”，一般人以為“古文”乃是文言文，和白話文相對立。卻不知唐宋古文家的古文，乃是平文，唐代的古文運動正是平文運動，平文正是白話文，平文運動正是唐代的白話文運動。這樣回顧起來，也就是說，經過時代的變遷，語言的結構和方式會發生變化，這一點應用到詩詞上來講，也會產生其必然的影響。我們反對“李子體”式的、蓄意的“破壞運動”，但並不代表我們不認為詩詞的語言可以多樣化。“胡文”強調文言文，居然將其寫入自己對詩詞的定義中來，其實質是另一種特行獨立。

我們這裏也可以舉兩首大家熟知的古詩詞例子來說明口語在詩詞中絕佳作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二、詩韻：平水韻。

“胡文”詩詞定義的另一個內涵強調詩詞用什麽韻。“詩詞是以平水韻聲韻體係為其基礎語音的文體。”請注意，作者的用詞是“‘基礎’語音”，這個考慮，可以看出兩點，一是所謂“平水韻聲韻體係”是作者自創的一個體係名稱；二是作者對這個定義本身底氣不足，包括前麵提“‘基本’詞匯”。

首先看看平水韻的起源。平水韻源於隋陸氏之《切韻》，《切韻》“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即是辨析語音，糾正方言的書，並非韻書。《唐韻》是為《切韻》增字加注而作，成為官定作詩權威韻書。宋《廣韻》是在《唐韻》的基礎上頒詔修韻，增字加注，並按四聲詩韻劃二百零六韻而成，金代官方對《廣韻》再作修訂，因其初刊於平水（今山西新絳），故稱為《平水韻》。《平水韻》沒有按照當時的口語對《唐韻》和《廣韻》作根本性的修改，隻是將唐以來就規定可以“同用”的韻目，名正言順地加以合並，從而將《廣韻》的二百零六韻並為一百零六韻，可見唐宋以來，口語不斷變化，而自唐以來詩人們所作的近體詩，所押的卻基本上都是平水韻。

這僅僅是《平水韻》作為韻書的起源，而看得更遠一些，則是一個“漢語語音學”或“中國語言學史”的問題。這裏要談一談西漢揚雄所編之《方言》一書。這裏引用胡寶國先生的一段話：“根據《方言》的介紹，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第一，各地方言從戰國到西漢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這是因為，該書大量使用了諸如秦、楚、趙、魏、周、韓、鄭等戰國國名來標明區域界限，方言區有著明顯的戰國痕跡。揚雄編撰此書時，?ゲ樵牡浼?猓??嗟厥竅蚶淳┏塹男⒘?⑽雷淞私飧髯緣厙?姆窖浴Ｐ⒘?⑽雷洳豢贍芡ㄏ?靡咽Т?墓糯?窖浴Ｋ?撬?峁┑鬧荒蓯塹筆閉?謔褂玫姆窖浴５筆筆褂玫姆窖員硐殖穌焦?那?蛺卣鰨?庵荒苡幸恢紙饈停?創誘焦?轎骱海?窖鄖??久揮斜浠?＃ü賾謖庵窒窒螅?梢圓臥牟劑?貧?碌摹隊镅月邸貳＃┑詼??鬥窖浴芬布竊亓艘恍┢脹ㄓ錚?廡┢脹ㄓ鋨粗蘢孚酉壬?囊餳???且鄖亟?鏤?韉摹?Ｉ鮮雋礁齜矯娣從沉說筆鋇氖貝?卣鼇Ｒ環矯媯?骱喝フ焦?輝叮?捎械睦?反?騁廊煌縝看嬖塚?韭砬ㄔ凇妒芳恰肪硪歡?擰痘踔沉寫?分卸猿?亍⑵氳亍⒑穎閉浴⑽旱鵲氐姆縊酌枋鮃材蓯刮頤歉惺艿劍???畹氖貝?刮綽醭穌焦?睦?分?擰？梢運擔??紊轄崾?焦?竊誶卮???遊幕?峽矗?焦?⑽唇崾?４恿硪環矯嬋矗?睾和騁還?葉隕緇嶸?畹撓跋煲慘殉趼抖四摺Ｇ亟?窖遠轡?脹ㄓ錚?庥敫玫氐惱?沃行牡匚皇竅嗍視Φ摹！?

上述兩段文字說明，漢語音的發展與變化存在一個現象：一方麵，以近體詩為主要載體的平水韻延續了相當長的曆史；另一方麵，而在曆朝曆代都存在相當普遍的口語，這種口語不同時期發生著變化，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也是有著相當的差異，這種差異有時拉大，有時會由於語言的交流而融合。這一點明白之後，我們不難提出如下觀點：平水韻起到了規範語音的作用，而口語與平水韻之載體（近體詩）的非固定聯係，致使平水韻不能適應日常語音的變化。

談到這裏，我們將要做到選擇，是選擇《平水韻》，還是其他什麽。我的觀點是，平水韻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規則。既然有規則，就會有對規則的遵守和修訂，問題是如何遵守、如何修訂，“用韻從寬，正音從嚴”，這八字其實可以作為一個指導方針。所以，我反對舉平水韻為尊，絕對排斥“新韻”的做法，同時我也反對完全以所謂“普通話”作為詩韻的做法。我比較讚同《詩韻新編》的思路。《詩韻新編》對韻的改革，是相當謹慎的，它適用了音的變化，但保留了作為仄聲的入聲，走的是一條中庸改良的路子，對舊體詩的繼承和發展有很重要的積極意義。《詩韻新編》以現代漢語普通話字音為基準，參照黎錦熙（1890～1978）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所編《中華新韻》，分為十八韻部，每部分平、仄兩類，平聲分陽平、陰平，仄聲分上聲、去聲及舊部之入聲。十八部中有些韻部可與某他部通押，這樣，與十三轍相近。而關於入聲的通押，有兩種主張，一主張分三組（麻波歌皆、支齊、魚姑），各組通押，另一主張仄聲字一律通押，本人主張前者。

也許有人會說，為什麽不幹脆改革到底，全采用“普通話”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和反思的課題。我明確的說，“普通話”是北方少數民族對漢語的改造的結果。換句話說，是漢語音外行對內行的強製結果。這與曆史的政治現實有關，入聲這一重要的漢語音調，對漢語音實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於詩詞而言如是，在此就不贅述。


三、詩律：嚴格而穩定的韻律。

關於詩律，“胡文”隻在定義中指出“具有嚴格而穩定的韻律”，後麵並沒有過多的闡述，這樣看來，真還不知“胡文”是對什麽樣的“詩詞”下定義了。

詩講求用韻，這是眾所周知的。劉勰《文心雕龍·總術》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所謂文者，涵蓋了詩賦等韻文，詩是韻文。筆者，則是散文之類的了。除了用韻，詩（包括後來產生的詞曲）還會有格律之說。特別是近體詩和詞曲，確實有“嚴格而穩定的”格律。但詩的曆史是悠久的，詩的體例也是多樣的，各體之間，格律並無定數，最初隻有“言”之分，如四言、六言、五言、七言等等。因此，為何“胡文”中會下一個如此不倫不類的定義呢？

回過頭來再看，“胡文”所說“嚴格而穩定的韻律”之“韻律”二字或許並非“用韻和格律”的意思，則其所指“韻律”應當是指具有“音調和節奏的美感”了吧，如果真是這樣，又何來“嚴格而穩定”之說？音調和節奏的組合難道真有一定的規律麽，也許有，但自古以來，並無定說。《二十四詩品》中所言“雄渾、衝淡、纖穠、沉著、高古…”等，講的應是格調與境界了。唐徐寅《雅道機要》“敘句度”中有言：“凡為詩者，須分句度去著，或語，或句，或古景語，或一句一景，或句中語，或破題，或頷聯，或腹中，或斷句，皆有勢向不同。南宗則二句見意，北宗則一句見意。破題：備物象，語帶容易，執須緊險。頷聯：為一篇之眼目，句須寥廓古淡，勢須高舉飛動，意須通貫，字須仔細裁剪。腹中：句執須平律細膩，語似拋擲，意不疏脫。斷句：執須快速，以一意貫兩意，或背斷或正斷，須有不盡之意。堆積於後，脈脈有意。”雖然談到了如何組織詩的結構和節奏，但仍然主要是從體勢與格致來談的。

姑且認為“胡文”是基於唐以後的“近體詩和詞”的格律而言的，亦不足為訓。我隻能說，當一個人把詩詞當作其職業時，才會想到關於詩詞的定義，其思維中有句“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老話丟不掉，才會弄出這麽個詩詞定義的東西出來。於我看來，亦可悲也。很簡單，關於“詩詞”這個概念，如果以陳述句的形式來下定義，是非常愚蠢的。“詩詞”內涵豐富、形式多樣、結構複雜、取材自由，如果要講清楚什麽是“詩詞”，隻能有兩條路，一是簡單舉例說明，即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如果要講得更清楚些，則可以首先從“詩”的一般共性去概括，再從“詩詞”的起源、體例分類、格律發展、內容形式等方麵去分析說明即可。

好了，前麵三個部分主要是從“胡文”關於詩的形式的定義來講的。下一節將著重分析“胡文”的“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之論調，這將是這篇評論的一個核心內容。

四、關於“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

“胡文”關於詩詞的定義明確規定，詩是“以表現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為旨歸的”。我們換句話來講，按“胡文”的理論，藉古以來，所有可以稱得上詩的作品，都是“表現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的，否則就不是詩了。姑且不論這個觀點正確與否，首先我們要進一步問，什麽是“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呢？請“胡文”中的兩個核心觀點：

其一是“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心靈”。“胡文”指出：“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心靈，絕不是表現社會生活。”並進一步說：“即使文學中大量地描寫了社會生活，也還是為表現心靈服務。‘時代氣息’，體現在人的內心，而不是體現在社會生活的變動。”

其二是“先進知識分子思想”。“胡文”指出：“詩詞要發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語句入詩是沒有用的。真正需要變革的並不是詩詞，而是詩人本身。隻有詩人的人格進步了，詩詞才能獲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說，要想寫好詩詞，就得在人格上演進成現代知識分子。那麽，什麽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梁啟超認為，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那麽，什麽是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義的精神。人本主義者認為，社會的進步最終體現為每一個個人的自由與幸福的實現，曆史的主體應該是個人，而不是國家、民族。個人與國家之間隻存在著契約關係，國家並不比個人來得更神聖。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也不是個體與整體的關係，而是房客和公寓的關係，體現為每一個個人在社會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權也各守其分。在人文主義者看來，自由是一切價值當中最有價值的價值，所謂自由的含義，就是隻要我的行為沒有妨礙到他人的利益，那麽誰也無權幹涉我。”……“百年來，個性的獨立與自由，代替了家國的興亡之感，成為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中占第一位的東西。”

看了這兩點，我們基本清楚“胡文”關於詩的定義中“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的來龍去脈了。首先，由於“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心靈”的，所以詩的定義中當然要有一個關於為心靈服務的概念元素，那就是“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其次，這個“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是什麽呢，當然就是“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了。

首先，我們不禁要問，“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心靈，絕不是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心靈”來自何處。離開“社會生活”的“心靈”又是什麽樣的“心靈”？這是問題關鍵。離開社會生活的心靈，是純粹的心靈，純粹的心靈對於不可能離開社會生活的人類來講，它存在麽？答案是顯然的。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文學的任務是表現社會生活，絕不是表現純粹的心靈”，這個主次是絕不能相混淆的，或者說“胡文”關於“文學的任務是表現心靈，絕不是表現社會生活”的觀點完全是混淆視聽。杜甫的“三別”、“三吏”是源於社會生活在心靈上的反映而寫作出來的，李商隱的“錦瑟”、“無題”也是源於社會生活在心靈上的反映而寫作出來的。當然，我們不反對人的心靈的存在，心靈的實質是思想意識，它依賴於物質，依賴於社會生活。詩的創作是思想意識在文學上的表現，但這個表現的根源是物質，是社會生活。至於用什麽樣的寫作手法來表現“社會生活”在“心靈”上的反映，則是另一個問題了，不涉及“詩詞”定義的根本。

其次，“先進知識分子思想”是什麽思想呢？“胡文”說：“詩詞要發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語句入詩是沒有用的。真正需要變革的並不是詩詞，而是詩人本身。隻有詩人的人格進步了，詩詞才能獲得真正的革命。”我們又要問“詩人的人格進步”，它涉及詩詞的變革和詩詞的發展嗎？“人格”於古人、今人之間，存在必然的差異麽？沒有。聯係“胡文”後麵的論述，“胡文”無非是要強調，作詩的人們，你們必須要具有“先進知識分子思想”而已。這實是可笑至極。一方麵，詩人都必須具有“先進知識分子思想”這個觀點本身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麵，“胡文”所指的 “先進知識分子思想”又是什麽呢？分析“胡文”，其“先進知識分子思想”也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也就是梁啟起所指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也就是“人本主義的精神”，也就是“曆史的主體應該是個人，而不是國家、民族”之思想，也就是“個性的獨立與自由”而非“家國的興亡之感”之思想。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家國都沒了、民族都亡了，何來“先進知識分子”？當家國安康、民族興盛之際，“胡文”所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卻高喊，我們不需要“家國、民族”，我們隻要“我們自己”，這是何其可恥的、自私的“先進知識分子”。

現在，我們再回到詩詞本身的話題上來。應當看到，表現“家國的興亡之感”隻是詩詞創作的某一部分題材。顯然，詩詞創作也根本犯不著扯上“先進知識分子”問題，這本是一個政治性的話題。但“胡文”卻不厭其煩地將這兩者聯係起來，這是為什麽呢？以一言以蔽之，“胡文”無非是借“詩詞研究和創作”之名，推其個人 “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之實。而其所謂“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無非是“胡文”在其詩詞定義中“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代名詞。

本篇文章到這裏，算是告一段落，相信讀者已經看清了“胡文”的本來麵目。下麵再談一點題外話。當年本人寫《關於舊體詩詞的革新——〈“李子體”芻議（作者：檀作文）〉觀後隨筆》一文，主要是針對“檀文”及“李子體”偏廢文旨、極構詞形、囂噪奇聲、左領詩道的作法不以為然，加以批駁。今天，“胡文”關於詩詞形式的定義走向了另一個相反的極端，而所謂“高貴的人文精神與高雅的審美情趣”更是掀風作亂，混淆視聽。他們的本質是相同的，故不得不作此文以正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