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嫋嫋
夢自蟬聲起，詩從歲月凝。
■劉夢芙（詩人，1951年生，著有《嘯雲樓詩稿》、《冷翠軒詞草》。）
■徐晉如（1976年生，著有詩集《胡馬集》、學術專著《二十世紀詩詞史》、《中國京劇衰亡史》等。）
晉如：
近數年有電話，未作長函。酷暑讀書甚倦，乃藉筆談聊為消遣。與君肝膽論交，倏忽七載。君之詩集文章，時時溫習，每讀昔賢論著及時下期刊論政，論學之文，亦以君文觀點為參照，默爾而思之。並結合君之言行，細察君文之思想脈絡，雖駑鈍亦不無所見也。
君之思想性情，“全本西方，遠承希臘”。《胡馬集》之名，殆托義於此，非“遠放燕支山下”吐蕃、回紇之馬，乃歐西之馬也。然又深受儒家影響，《二十世紀詩詞史·緒論》即以孔門詩教為宗。於道家取莊子思想自由，而儒、道主張“天人合一”則否定之。
君以生命為詩，崇尚希臘酒神精神，兼取莊子之浪漫與儒家之剛健宏毅。然君殊厭“天人合一”，由此斥陸機之“緣情綺靡”與山水詩，並王孟詩派、嚴滄浪以禪說詩、王漁洋之“神韻”說皆一禪杖掃空之，近於近代西洋人之二元對立思維。至論詩則不重唐而尚宋，目太白為“輕薄兒”，摩詰固君所非也，於少陵昌黎柳州夢得樊川義山皆存而不論，元輕白俗輩更不入法眼。蓋少陵“每飯不忘君”，香山新樂府反映民間疾苦，君所鄙視，而唐詩重情，自陸機之說出；宋詩重理，下開近代同光體，故祧唐而宗宋。論詞則輕北宋而重南宋，糾王觀堂之謬；於清詞喜鹿潭、芸閣、彊村，上及明末陳子龍，倡風雅興寄、意內言外之旨。君為詩問途定庵，下及同光諸老，不廢楊雲史，於民國喜陳獨秀、陳寅恪、潘光旦諸家，融晚近之菁英於一手。本之以泰西思想，希臘精神，詩境求沉鬱，詞格求沉豔，內容則關乎國家之治亂、文教之興廢，偶有寫兒女情懷者，乃存生命之欲望，非沉溺於中，致成“綺靡”。不為山水花鳥寫景詠物之什，因此類題材不關政事，且托興江山，易循“愛國主義”、“天人合一”之故轍也。
君少年為詩，喜聶紺弩、楊憲益之滑稽辛辣，與餘論詩，頗有不合。言錢仲老之作為“文人詩”，未屑一顧。言錢默存僅“遊於藝”，《綴石軒詩話》有所嘲諷。餘勸君宜通讀二錢著述後，方可知人論世。年來君學力日進，審美觀亦發展變化，與錢仲老詩雖未推崇亦不貶抑，而甚重其學問，夢苕庵之書，搜購殆遍。餘謂錢老詩融貫百家，渾涵萬象，霸才健筆，若非生命力極強盛不能臻此也。君雖未必首肯餘言，而論詩主沉鬱、尚典雅，已與餘同矣。夫“沉鬱”二字，乃老杜詩、稼軒詞之高境，宋以後能至此境者屈指無多。放翁之詩嗣響杜陵，而筆力不能濟，金元惟一遺山耳。清詩中興，易代之間大家如錢牧齋、顧亭林；晚近有丘倉海，同光體中沈乙庵、陳散原，皆能沉鬱，康雍乾嘉間詩，若漁洋歸愚隨園船山輩，卑不足道。詞中若王碧山，白雨齋稱其沉鬱忠厚，而佳處惟在詠物托興，礙於門徑；元明兩代除陳大樽外無一高手；清詞蕃盛，朱竹垞失在餖飣 如《茶煙閣體物集》，陳其年過於霸悍，納蘭公子一味言情，體纖氣弱，餘所不喜。故清詞高峰亦在晚近，水雲樓、雲起軒與彊村，君與餘有同嗜也。蓋沉鬱需境界深廣，潛氣內轉，渾厚複能振拔，詩於“沉”字外當濟以雄健，詞為體格所限，此境尤不易到。君論詞乃特標“沉豔”，色貌如花而神寒骨重，兩字殊精，前人所未道焉。概而言之，君於聲詩之道與餘每有針芥之合，而亦有各持異議者。至於君論學雖不喜錢鍾書，而極推崇乃父錢子泉，更重錢賓四。錢氏四大家，此二錢與彼二錢，君有取有不取，餘則均無所貶也。“五四”以來學人，君不喜馬一浮，以其講宋儒心性之學；喜顧駝庵、吳世昌之說詞 兩家非吾所好 ；而視紅學為偽學，甚快吾心也。
以上妄論君之詩學，多為浮泛之印象，尚乏學理之深層辨析。隨筆寫來，不加整飭，雖有謬誤，君當恕我。
夢芙
2004年7月25日
劉老師：
聞一多說詩人的最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我覺得詩人的最主要的天賦是絕對自戀，所以詩人都有一顆純潔到荒唐的心，如莊子、屈子。中國文學史上大多數被稱為詩人的其實都不具備這樣的心靈，他們和這個世界太諧和了，或者他們太愛自己以外的其他東西了，所以絕大多數的古典詩詞我根本讀不下去。在我看來，一切文學作品，如果不是表現出詩人最痛苦的呻吟與最激烈的呼號，就配不上詩的桂冠。我很慶幸自己一開始就抓住了詩學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人們為什麽要寫詩的問題。我對於詩的一切見解，都是由此出發的。
人們為什麽要寫詩的問題也就是哲學的基本問題———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所有具有詩人氣質的人，都是心靈的貴族，他們對自己的品格和理想有著近乎偏執的愛。然而正像太史公說的，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必然結果就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現實的苦難逼迫著他們去思考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當理性不能征服激情之時，詩就成了他們在世間惟一的慰藉。
您認為錢仲聯先生的詩“融貫百家，渾涵萬象，霸才健筆，若非生命力極強盛不能臻此”。這一論點隱藏著一個反詰：您既然提倡“以生命為詩”，為什麽竟不認為錢先生的詩是20世紀最高明的呢？由您的詰問來看，“以生命為詩”作為一種理論表述還存在歧義。我所指的生命，是與集體、社會相對立的個體生命，那些詩性的生命，從來都與集體的、多數的價值對抗著。他們中有的寫詩，如屈子、定庵，有的不寫詩，如美狄亞、繁漪、傅紅雪。他們是一群把心靈的真實看得高過一切的人，生命價值在他們那裏，要遠遠高過實用價值。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不是思想，而是性格指引他們前進。正因為此，我堅持認為陳獨秀不但是20世紀中國最優秀的詩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可與屈子並肩的詩人之一。
我鄙視那些天人合一的作品，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作品離哲學的基本問題太遠，或者說這樣的“詩人”根本就沒有思考過哲學的基本問題。一個沒有思考過這一問題的人，也就從來沒有過對於自由的追求。正因為此，對於您所推崇的另一位———饒宗頤先生，我也持保留態度。蔡仲德先生指出：“‘天人合一’中的人必須順應自然，那就無自由可言；‘天人合一’中的個體必須服從群體，那也無自由可言。道家要人像‘天’那樣無知無欲無情無為，這是以‘天’為本，以‘天’滅人，其‘與道為一’的境界是虛幻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儒家要人‘克己複禮’，一切服從於禮，這是以禮為本，以禮滅人，其‘曾點之誌’、‘孔顏樂處’以及‘與天地參’、‘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晉人樂廣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朱熹所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帶著鐐銬跳舞，是奴才式的自由，更不是真正的自由。” 《中國音樂美學史》，25頁，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年1月 試觀饒宗頤先生所論人生三境：詩人之境界 他說這是半人的境界、學人之境界、真人之境界，正是道家消極自由的發揮，他正是一位把“與道為一”的虛幻自由當作真自由的典型。必須說明的是，蔡先生和我說的自由，不是近年來已經談得太多的人的社會自由 以前嚴複翻譯作“群己權界”，其義更加顯豁，而是指人的意誌自由。詩性在本質上表現為對意誌自由的執著，因此真正的詩境是對個體、對個體生命意誌的張揚。我的才情、工力都遠不如民國諸大家，但自信對意誌自由的執著程度並世不作第二人想，我也因此對自己詩作在當代文學的地位有很清醒的認識。
對我詩學體係的形成產生最大影響的兩部著作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我對《詩大序》的解釋屬於“六經注我”，使毛公複生，當不以我的闡釋為然。這一點您很清楚。至於說《胡馬集》托義於歐西之馬，則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程硯秋《文姬歸漢》中有段西皮原板，開首一句是“荒原寒日嘶胡馬”，我覺得那種意境很悲涼，非有大孤獨者莫辦，所以就拿作了詩集的名字。
晉如
2004年8月25日
也歡迎來敝舍小坐，切磋詩歌詞賦，閑聊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