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心所欲
看長雲飛度萬裏時空
正文
馮遠理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迅速占領平津。北平——這座文化古城、中國的文化學術中心也在日寇的鐵蹄下呻吟。不久，北方三所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但隨著日軍的南侵、武漢的失守，長沙臨時大學再次遷往中國大西南的重鎮——昆明。至此，這三所北方著名的高校開始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所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條件十分艱苦、環境極其惡劣的大學，前後堅持竟達八年之久，而且以其培養出眾多世界和中國的一流學者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除李政道和楊震寧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外，西南聯大還培養了世界著名邏輯學家王浩、台灣自由主義的領港人、思想家、台灣大學教授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馬識途，詩人穆旦、曆史學家何炳棣••••••，自然科學方麵的，僅在中國大陸的兩院院士中，就有175人之多，朱光亞、鄧稼先、黃昆、劉東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加上又處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裏，中國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軍費開支上；同時在大後方還有大批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敵戰區學生需要救助，因此分給每個學校的教育經費不會有多少。我們可以想象，那時聯大的教學和物質生活條件該有多麽艱苦。教學儀器和圖書文獻的嚴重匱乏自不必說。教室呢，大都是草房子，低矮昏暗。學生宿舍擁擠不堪，十幾個人睡在一間屋子是正常的現象。老師的住房也是七拚八湊，一家幾代人住在一起也很平常。還有一些院係還在遠離昆明的蒙自等地，其條件更為惡劣。學生們吃的是“八寶飯”。所謂“八寶飯”就是“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黴味是也。其色紅，其味衝，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聞到，對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驗。”最要命的是，大後方也經常遭到敵機的轟炸。一遇到敵機轟炸，教學和研究工作都要停止下來。師生們跑到郊外，躲避起來。在簡易的防空洞裏，陳寅恪教授所作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引得大家拍手稱妙。
聯大的惡劣環境，沒有影響到聯大師生們豐富的精神生活和對真理、學問的追求。由於敵機的轟炸，聯大的校舍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加上昆明多雨，下起雨來，教室裏就四處漏水，遇到這種情況，師生們往往撐起傘上課。到底是什麽力量使得聯大師生在堅苦卓絕環境中創造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呢？陳岱孫教授也許說得對：“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永不動搖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又或許聯大校歌所唱：“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三）
聯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來還是它的自由學風，這是聯大留給後人的最大的精神遺產，也是最令後人向往和無限懷念的精神遺產。在這裏，學生和學生、老師和老師、學生和老師之間可以無拘無束的探討、爭論。在這裏，師生們惟真理是從，權勢是沒有市場的，老師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用自己的地位來壓製學生。用聯大師生的話來說：“那是一個誰也不怕誰的時代”。據著名學者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秋的一天，他正在一間教室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原來是華羅庚教授和他的幾位助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專家學者的徐賢修和鍾開萊。他們在黑板前的幾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他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隻見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他就走上去邊講邊在黑板上寫著。接著，華先生拄著拐杖一瘸一拐的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他們師生越吵越有勁，大約吵了半個鍾頭，隻聽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搞自然科學的是這樣，學習文學和研究人文學科的則更加自由。1938年第一學期開學時，哲學心理學係的學生殷海光選修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曾師從“新康德主義”哲學大師鮑赫、對康德哲學很有造詣的教授，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憑著以前對殷海光的了解，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期終卻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這學期，殷海光還選了他的恩師金嶽霖的邏輯課，金教授又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的課講得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殷海光於是就去聽王教授的課去了。在西南聯大，學生上課不上課完全是自由的，隻要你參加期終考試，照樣可以得高分。如果你選了一門課，在學習過程中你認為這位老師講得不好，中途完全可以退出，老師也不會說你對他不敬。沈有鼎曾開過維特根斯坦的一門課，一開始還有不少學生在聽，到最後隻剩下包括殷海光在內的三個學生。沈教授就索性帶他們離開教室，到學校後邊的花園去上課。美麗、燦爛的花叢下，師生們在這裏興致勃勃、啟發討論，在討論中免不了爭得麵紅耳赤，不知不覺或時已正午或夕陽西下。師生之間如此，同學之間如此，教授們之間也如此。沈有鼎也是金嶽霖的弟子，他們有著深切持久的師生情誼。後來他們同為清華和聯大哲學係教授，變為同事，但這並影響他們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爭論。有一次邏輯研討會上，談到哥德爾的邏輯研究工作，金嶽霖說要買一本他的書看看，這時沈有鼎對老師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一般看來，這也許是學生對老師的不敬，但金嶽霖不以為然，他欣賞學生的率真，以自然平和的語氣說：“那就算了。”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所寫的一段話，也許是對西南聯大的自由學風的最好概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四）
西南聯大從昆明解散到三校返回北方迄今已經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高等教育的規模也遠遠超過了那個時代。但令人的遺憾的是，我們培養的大學生雖然越來越多，教授也越來越多，但大師卻越來越少，以至於大師成為一個稀有的品種。我每每讀到那個時代教授、學者的文章，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卑感。既然沒有證據說明我們的人種出現了退化，那就一定是我們教育製度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的大學不能夠自由的進行學術研究和討論，如果學術不能獨立，如果學術僅僅隻是官場的婢女，那麽我們隻能眼睜睜看著西南聯大離我們而去，西南聯大隻能成為我們的一個記憶、一個遙遠的絕響。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迅速占領平津。北平——這座文化古城、中國的文化學術中心也在日寇的鐵蹄下呻吟。不久，北方三所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但隨著日軍的南侵、武漢的失守，長沙臨時大學再次遷往中國大西南的重鎮——昆明。至此，這三所北方著名的高校開始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所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條件十分艱苦、環境極其惡劣的大學，前後堅持竟達八年之久，而且以其培養出眾多世界和中國的一流學者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除李政道和楊震寧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外，西南聯大還培養了世界著名邏輯學家王浩、台灣自由主義的領港人、思想家、台灣大學教授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馬識途，詩人穆旦、曆史學家何炳棣••••••，自然科學方麵的，僅在中國大陸的兩院院士中，就有175人之多，朱光亞、鄧稼先、黃昆、劉東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加上又處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裏，中國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軍費開支上；同時在大後方還有大批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敵戰區學生需要救助，因此分給每個學校的教育經費不會有多少。我們可以想象，那時聯大的教學和物質生活條件該有多麽艱苦。教學儀器和圖書文獻的嚴重匱乏自不必說。教室呢，大都是草房子，低矮昏暗。學生宿舍擁擠不堪，十幾個人睡在一間屋子是正常的現象。老師的住房也是七拚八湊，一家幾代人住在一起也很平常。還有一些院係還在遠離昆明的蒙自等地，其條件更為惡劣。學生們吃的是“八寶飯”。所謂“八寶飯”就是“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黴味是也。其色紅，其味衝，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聞到，對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驗。”最要命的是，大後方也經常遭到敵機的轟炸。一遇到敵機轟炸，教學和研究工作都要停止下來。師生們跑到郊外，躲避起來。在簡易的防空洞裏，陳寅恪教授所作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引得大家拍手稱妙。
聯大的惡劣環境，沒有影響到聯大師生們豐富的精神生活和對真理、學問的追求。由於敵機的轟炸，聯大的校舍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加上昆明多雨，下起雨來，教室裏就四處漏水，遇到這種情況，師生們往往撐起傘上課。到底是什麽力量使得聯大師生在堅苦卓絕環境中創造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呢？陳岱孫教授也許說得對：“身處逆境而正義必勝的永不動搖的信念、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曾啟發和支撐了抗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又或許聯大校歌所唱：“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三）
聯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來還是它的自由學風，這是聯大留給後人的最大的精神遺產，也是最令後人向往和無限懷念的精神遺產。在這裏，學生和學生、老師和老師、學生和老師之間可以無拘無束的探討、爭論。在這裏，師生們惟真理是從，權勢是沒有市場的，老師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用自己的地位來壓製學生。用聯大師生的話來說：“那是一個誰也不怕誰的時代”。據著名學者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秋的一天，他正在一間教室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原來是華羅庚教授和他的幾位助教、學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著名專家學者的徐賢修和鍾開萊。他們在黑板前的幾把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他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隻見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他就走上去邊講邊在黑板上寫著。接著，華先生拄著拐杖一瘸一拐的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他們師生越吵越有勁，大約吵了半個鍾頭，隻聽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搞自然科學的是這樣，學習文學和研究人文學科的則更加自由。1938年第一學期開學時，哲學心理學係的學生殷海光選修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曾師從“新康德主義”哲學大師鮑赫、對康德哲學很有造詣的教授，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憑著以前對殷海光的了解，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期終卻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這學期，殷海光還選了他的恩師金嶽霖的邏輯課，金教授又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的課講得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殷海光於是就去聽王教授的課去了。在西南聯大，學生上課不上課完全是自由的，隻要你參加期終考試，照樣可以得高分。如果你選了一門課，在學習過程中你認為這位老師講得不好，中途完全可以退出，老師也不會說你對他不敬。沈有鼎曾開過維特根斯坦的一門課，一開始還有不少學生在聽，到最後隻剩下包括殷海光在內的三個學生。沈教授就索性帶他們離開教室，到學校後邊的花園去上課。美麗、燦爛的花叢下，師生們在這裏興致勃勃、啟發討論，在討論中免不了爭得麵紅耳赤，不知不覺或時已正午或夕陽西下。師生之間如此，同學之間如此，教授們之間也如此。沈有鼎也是金嶽霖的弟子，他們有著深切持久的師生情誼。後來他們同為清華和聯大哲學係教授，變為同事，但這並影響他們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爭論。有一次邏輯研討會上，談到哥德爾的邏輯研究工作，金嶽霖說要買一本他的書看看，這時沈有鼎對老師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一般看來，這也許是學生對老師的不敬，但金嶽霖不以為然，他欣賞學生的率真，以自然平和的語氣說：“那就算了。”
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所寫的一段話，也許是對西南聯大的自由學風的最好概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四）
西南聯大從昆明解散到三校返回北方迄今已經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高等教育的規模也遠遠超過了那個時代。但令人的遺憾的是，我們培養的大學生雖然越來越多，教授也越來越多，但大師卻越來越少，以至於大師成為一個稀有的品種。我每每讀到那個時代教授、學者的文章，我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卑感。既然沒有證據說明我們的人種出現了退化，那就一定是我們教育製度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的大學不能夠自由的進行學術研究和討論，如果學術不能獨立，如果學術僅僅隻是官場的婢女，那麽我們隻能眼睜睜看著西南聯大離我們而去，西南聯大隻能成為我們的一個記憶、一個遙遠的絕響。
哈哈，真TMD老！
那篇講鄧麗君的文章怎麽沒了，昨天沒來得及仔細看，今天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