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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為什麽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下)

(2004-08-01 18:11:18) 下一個
林彪在大連期間見了什麽人,談了一些什麽話,目前還沒有一定的史料給予披露,然而,林彪在毛澤東、劉少奇進行總攤牌之前不僅不在北京,反而遠在大連療養不能不說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講話之後,曾經在內部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林彪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反革命政變,調兵遣將。”(參見《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 》,謝春濤主編,該書1186頁)也就是說,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也做了最壞的一手準備,通過林彪把軍隊嚴密的控製起來,以防萬一。換言之,毛澤東考慮過可能出現像林彪說的那樣的“苦跌打”現象,否則,林彪奢談政變經的理由又是什麽呢?在毛澤東眼裏,劉少奇雖然“隻要動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打倒你”(毛澤東原話,參見《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劉源等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劉少奇畢竟是曆史上形成的接班人,劉少奇係統在中央多年,可以說是盤根錯節,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搞了很多的獨立王國出來,特別是鄧小平和劉少奇的合作,使得毛澤東一度在北京無人聽話。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盡管戰略上藐視劉少奇,可是,戰術上卻不得不重視起見。林彪這張王牌顯然是要派到關鍵的用處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我堅決支持,軍隊的幹部戰士也堅決支持。”(參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間講話記錄稿》15頁,以及《風雨福祿居》,徐彬著,第十章)林彪用極其肯定的口吻告訴這些人軍隊已經在我們手中了,這次林彪回來是吳法憲親自陪同的。稍後,毛澤東決定把林彪的這個講話發到全會上去,立刻在全會引起了不小的波動。 從以上林彪的講話片斷,我們應該可以做這樣一個設想,那就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之所以不急於調動林彪回來,主要是林彪負有另外的使命,療養不過是借口罷了,早在羅瑞卿倒台之前,羅還親自飛往大連向療養的林彪匯報軍委的工作,林彪本人也曾經在療養地多次接見過部隊的領導人,而這次療養極有可能是林彪在外邊聯絡部隊的聲氣,作出一些利於毛澤東反擊的軍事部署,當然,這些部署都是未雨綢繆、防微杜漸性質的,惟其如此,毛澤東才大膽放手在會議上直接對準劉少奇開火,並且寫出了檄文一類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八月八日,林彪終於在會議上露麵,而當天就通過了久議不絕的數易其稿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終於通過了,這裏麵點出了劉鄧的錯誤所在,等於宣告了劉鄧政治生命開始走向終結,而毛澤東在等到林彪回來之後才最終拍板決定把這個後來直接導致十年浩劫的文件整理並且推出來的背景也是顯然和所謂的“軍隊的幹部戰士也堅決支持。”有著極大的關係。 毛澤東一向視軍隊為根本,以後林彪吹捧毛澤東是親手締造人民軍隊,毛澤東還表示過:“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文革起來後,軍隊的態度和風向是十分重要的,毛澤東把林彪安排在外地的深意也在於此。所以說,不能以林彪沒有趕回來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前期會議就確定林彪對反對劉鄧並不熱心,這是十分武斷的。 還有一個論點就是為林彪翻案者的武器,那就是根據官偉勳的《我所知道的葉群》一書中的記載說林彪不想當接班人,毛澤東硬是要林彪做,林彪還把毛澤東的批示撕碎扔進痰盂中,還是葉群揀出來貼好保存的。然而,目前隻有官偉勳一個人的書中作出如此的介紹,其他的披露的資料中並沒有如此的記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觀點,這是孤證,也是不足為取的。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林彪和鄧小平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鄧小平是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大力推薦的領導人之一,毛澤東對他有過高度評價,鄧小平主導書記處不僅是毛澤東信任所致,也是毛澤東利用他分權劉少奇的一個手法。(具體可以參見我的舊作《建國後中共中央書記處之興廢》係列)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賞識即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也還是有所流露的,當然,不過分打擊鄧也有分化劉鄧的意圖所在,不過,鄧小平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那種嚴厲的政治氣氛中居然以全票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成為全會絕無僅有的獲得全票資格的常委。所以,在最初按照得票多少排名時,鄧小平是排在第四位的。而且,在這次全會上,除了謝富治對鄧小平在會議期間做過批判之外,其他人並沒有說鄧的不對和是非,包括毛澤東在內。根據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之一的王力回憶:“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對我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小平出來,至少是常委。”(參見《王力反思錄》和鄧榕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我們知道,七月十六日正是準備召開十一中全會之前的集中批判工作組一事的緊張時刻,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竟然還把當時已經被認為在派遣工作組上犯了錯誤的鄧小平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可謂用心不一般,特別是毛澤東說鄧出來“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見,應該是中央副主席一類的職務,而後,當林彪死後,鄧的二次複出也正是那個著名的“三副一正”。 還有一點是鄧小平自己的回憶,鄧小平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讓我和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參看《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也就是說,毛澤東在十一中全會上也沒有作出打倒鄧小平的決定。甚至都沒有交待狠批。作為副統帥和親密戰友的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的心思。然而,就在十一中全會結束不久,林彪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親自披掛上陣,嚴厲的批判鄧小平,林彪說:“一條是和四野爭功,毛選上有一條是四野的功勞,鄧小平硬說是二野的。第二條是紅七軍臨陣脫逃。”(馮治軍所著《鄧小平與毛澤東》,皇福國際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十二月版,第331頁)據與會者回憶,鄧小平麵對林彪的指責,沒有絲毫的動容,“他看著天花板抽煙”(引言同上)其人對林彪的蔑視於此可見。 關於鄧小平在紅七軍時的所謂臨陣脫逃,實際上毛澤東後來曾經專門讓秘書徐業夫在半夜時找到鄧小平向他了解紅七軍時鄧去上海匯報工作的事情,毛澤東還通過汪東興傳話給鄧,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參見《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而且,根據鄧榕後來列舉的事實證明,鄧小平的臨陣脫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毛澤東眼中是不能和什麽叛變等聯係到一起的,這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被毛澤東說到的“他曆史上沒有變節行為”的意思。可是,林彪並不放過鄧小平,到了1966年十月,鄧小平不得不屈從壓力,寫出了檢查。然則在次年的五月,毛澤東還是再次表態要保一下鄧。那麽,林彪何以這麽賣力氣甚至是逆毛澤東意圖行事呢?道理很簡單,鄧和林是同代人,年齡相仿(隻差了三歲),資曆相仿,又都是毛澤東屬意的接班人人選,二人之間很是一種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劉少奇,林彪反而沒有比之打擊鄧小平更多的賣力氣,甚至還私下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的透”(官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這表明,林彪打擊鄧小平反映出林彪對第二號人物和接班人位置的十分在意。 不過,從林彪極力打擊鄧的側麵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本意或者說他的欲望基本上是界定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的。我們這裏之所以回顧一下林彪和鄧小平的複雜關係也旨在說明一點,林彪惟其對於第二號人物當仁不讓才會有後來的反複要求設立國家主席一事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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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Chiyankun 回複 悄悄話 關於鄧小平從紅七軍脫逃,林彪沒有批評的資格。此事是有的,但是在組織上鄧小平是的到紅七軍的允許到中央去匯報工作。與周恩來等人在南昌起義後兵敗離開部隊差不多。而林彪在上井岡山的陸上也開小差要離開,不過白色恐怖太厲害,他沒有走出去有回來了。他實在沒有資格指責鄧小平離開部隊。
茶葉. 回複 悄悄話 華夏快遞 :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十七)
發布者 thchen 在 05-07-19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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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華 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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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金立人、李華、李小蘇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上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1919──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共河南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懷念危拱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現形》(無出版地點,愛國出版社,1946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1985年)。
  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新聞事業史》(杭州:杭州大學新聞係翻印,1962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蘇井觀傳》編寫組:《蘇井觀傳》(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1年)
  《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
  《毛澤東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尹均生主編:《中外名記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區》(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尹駢:《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
  尹駢:《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力:《現場曆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王必勝:《鄧拓評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
  王仲清主編:《黨校教育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王克之編:《延安內幕》(上海:經緯書店,1946年)
  王良:〈羅烽、白朗蒙冤散記〉,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2期。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印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王培元:《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9年)
  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王首道:《懷念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王秀鑫:〈對1949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信的評述〉,載黃修榮主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新探》(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
  王琳:《狂飆詩人柯仲平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2年)
  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輔一:《項英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王實味等著,沉默編:《野百合花》(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王德芬:〈蕭軍在延安〉,載《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4期。
  王德芬:〈安息吧,蕭軍老伴!〉,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蘇)瓦·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
  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文化靈苗播種人──薑椿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

  五畫
  甘棠壽、王致中、郭維儀主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史鋒:《反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俄)尼·費德林著,周愛琦譯:《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
  (美)尼姆·威爾斯著,陶宜、徐複譯:《續西行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
  (蘇)弗拉基米洛夫著,周新譯:《延安日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
  (美)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證:《探索曆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
  (美)D·包瑞德著,萬高潮、衛大匡等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的年)。
  本書編輯組編:《回憶潘漢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誌夫、周文琪編:《李德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六畫
  《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回憶鄧子恢》編輯委員會編:《回憶鄧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回憶雪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
  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向青:烘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朱玉主編:《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朱仲麗:《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朱鏡明:《李達傳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全本)(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
  司馬璐:《鬥爭十八年》(節本)(香港:自聯出版社,1967年)。
  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陳裕年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江華:《追憶與思考──江華回憶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權:《我的曆程(1908-1949)》(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伊·愛潑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
  (美)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國革命的悲劇》,東亞叢書第11種(香港:和記印刷有限公司,1973年)。
  曲士培:《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匡亞明紀念文集》編委會褊:《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誌,1996年第6期。
  (俄)安·麥·列多夫斯基:(外交官筆記(1942──1952)〉,載俄《近代史和現代史》雜誌,1996年第6期。
  (蘇)托洛茨基著,王家華、張海濱譯:《論列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蘇)米·伊·巴斯馬諾夫著,苗為振、陳永秀、閻誌民譯:《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七畫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抗戰初期的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天民:《林彪評傳》(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李天民著,鄧錦輝等譯:《劉少奇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李誌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誌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李南央:〈六十年恩怨情仇:記我的父親李銳和母親範元甄〉,載《開放》(香港),1997年12月號。
  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
  李輝:《李輝文集·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李銳:《懷念廿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李銳:《李銳往事瑣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李樵:《徐以新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誌平編:《曆史不容歪曲──評〈項英傳〉(南京:無出版單位,1997年)。
  沙汀:《沙河自傳》(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8年)。
  餘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杜重石:《風雨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宋金壽:〈關於王實味問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宋曉夢:〈李銳與延安「輕騎隊」〉,載廣州《嶺南文化時報》,1998年9月10日。
  宋曉夢:《李銳其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言行:〈高長虹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
  言行:〈高長虹晚年的「萎縮」〉,載《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4期。
  何滿子口述,吳仲華整理:《跋涉者──何滿子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沈誌華:《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八畫
  金東平:《延安見聞錄》(重慶:民族書店,1945年)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
  金觀濤、劉青峰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杜,1993年)
  範青:《陳昌浩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林渠傳》編寫組編:《林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年)
  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
  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周森:《馬海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周揚關於現代文學的一次談話〉,載《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
  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
  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年)
  《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8年)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武衡:《無悔──武衡回憶錄》(北京:專利文獻出版社,1997年)

  九畫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圖書):〈關於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胡風:《胡風晚年作品選》(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
  胡風:〈再返重慶〉(之二),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期。
  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姚艮:《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成都:無出版單位,1998年)
  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段建國、賈岷岫著,羅青長審核:《王世英傳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星火燎原》,第6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陝甘寧邊區法製史話》(訴訟獄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
  修來榮:《陳龍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十畫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馬洪武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馬員生:《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
  馬齊彬、陳紹疇:〈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蘇)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著,朱希渝譯:《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師哲:《峰與穀──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
  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
  唐天然:〈有關延安文藝運動的「黨務廣播」稿〉,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唐有章口述,劉普慶整理:《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唐瑜編:《零落成泥香如故──憶念潘漢年、董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秦邦憲與《無錫評論》〉,載《江蘇出版史誌》,1991年第3期。
  徐中遠:《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年)。
  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陝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徐複觀雜文續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孫誌遠:《感謝苦難:彥涵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孫春山:《無悔人生·楊獻珍》(濟南:山東晝報出版社,1997年)。
  孫新元、尚德全編:《延安歲月──延安時期革命美術回憶錄》(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高華:〈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洛之爭〉;載《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
  高華:〈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號。
  高陶:《天涯萍蹤──記蕭三》(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美)莫裏斯·邁斯納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蘇)索波列夫等著,吳道弘等譯:《共產國際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美)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一畫
  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
  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陳永發:〈延安的整風、審幹與肅反〉,載《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
  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陳恭懷:(陳企霞傳略),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陳紹疇:《劉少奇在白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陳紹疇主編:《劉少奇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陳複生(陳湖生):《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
  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許紀霖:《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黃炎培:《八十年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
  黃樾:《延安四怪》(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勁夫:《懷念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華藝出版社,1989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張貽玖:《毛澤東和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
  張毓茂:《蕭軍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年)。
  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張靜如、唐曼珍主編:《中共黨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張積玉、王钜春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張仲實》(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郭化若:《郭化若回憶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
  郭晨:《巾幗列傳──紅一方麵軍三十位長征女紅軍生平事跡》(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6年)
  郭影秋:《往事漫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畢興、賀安華:《閻紅彥傳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
  (美)斯圖爾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陶坊資:〈回憶父親〉;陶瀛孫、陶乃煌:〈〉陶晶孫小傳〉,載《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4期。

  十二畫
  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程中原:《張聞天論稿》(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蘇)奧·鮑裏索夫等:《蘇中關係(1945──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德)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強曉初等:《延安整風回憶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
  強曉初、李力安、姬也力等主編:《馬明方傳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6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揚帆:《揚帆自述》(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年)。
  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
  溫濟澤:《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西班牙)費南德·克勞丁著,方光明、商亞南等譯:《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費雲東、餘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
  費雲東主編:《中共保密工作簡史(1921──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年)。

  十三畫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
  董邊、壇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楊子烈:《張國燾夫人回憶錄》(原名《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
  楊中美:《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年)。
  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物,1997年)。
  楊放之:〈《解放日報》改版與延安整風〉,載《新聞研究資料》,第18輯。
  楊奎鬆:〈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楊複沛、吳一虹主編:《從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機要人員的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
  楊萬青、齊春元:《劉亞褸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
  (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編寫組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蘇)M·C·賈比才等著,張靜譯:《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1920──193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新四軍第五師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雷雲峰等編:《陝甘寧邊區大事記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俄)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

  十四畫
  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日)對馬忠行著,大洪澤:《托洛茨基主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鄭建英:《朱瑞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鄭異凡:《天鵝之歌》(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裴淑英:〈關於《六大以來》一書的若幹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報》文藝欄〉,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載《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4期。
  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1期。

  十五畫
  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劉英:《在曆史的激流中──劉英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
  劉茂林、葉桂生:《呂振羽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
  劉家棟:《陳雲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歐陽植梁、陳芳國主編:《武漢抗戰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德裏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
  蔡孝幹:《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
  《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蔣祖林(丁玲之子):〈胭脂河畔〉,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4期。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載《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誌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鄧言實編:《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主義的鬥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十六畫
  盧弘:《李伯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杜,1989年)。
  蕭克、陳毅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蘇平著:《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年)。
  薛裏:〈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穆欣:《林楓傳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穆欣:《劫後長憶》(香港:新民出版社,1997年)。
  穆欣:〈秦城監獄裏的6813號〉,載《中華兒女》(國內版),1998年第10期。
  《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十七畫
  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增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戴向青、餘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戴向青、羅惠蘭:《A8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
  (英)戴維·麥克萊倫著,餘其銓、趙常林等譯:《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謝燕:《張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1995年)。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謝覺哉傳》編寫組編:《謝覺哉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51年)。
  (蘇)謝·列·齊赫文斯基,程驊之等譯:《我的一生與中國(30-90年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

  十八畫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
  韓厲觀、陳立平:《華克之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
  韓辛茹:《新華日報史1938──1947》,上(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
  沈陽軍區《賴傳珠日記》整理編輯領導小組編:《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十九畫
  《譚震林傳》編纂委員會編:《譚震林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懷念林伯渠同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懷念劉少奇同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嚴慰冰:《魂歸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洵、林英譯:《讓曆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李援朝、黃元等譯:《讓曆史來審判》(續篇)(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彭卓吾等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北京:中國杜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關於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1943年4月22日黨務廣播),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

  二十畫以上
  顧行、成美:《鄧拓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龔明德:〈《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版本變遷〉,載《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四 報紙、期刊

  《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國現代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文獻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共產黨人》,1939-1941年。
  《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
  《炎黃春秋》(北京: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亞互代史研究)編輯部)
  《解放日報》,1941-1945年。
  《解放周刊》,1937-1941年。
  《新華日報》,1938-1945年。
  《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華文摘》(北京:人民出版社)
  《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所)
  《黨的文獻》(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
  《黨史通訊》(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黨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黨史研究資料》(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

  
  五 英文論著

  (作者手稿中此部分為亂碼,故略去)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書60萬字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169。以下稱《周恩來年譜》。

  2〈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6。

  3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82。

  4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

  5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79。

  6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7 〈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48、253、256、250、252。

  8 杜修經:〈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頁20。

  9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 132、136。

  10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171、205-207、348、357。

  11 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餘怕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308。

  12 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頁307。

  13 〈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褊》,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76-77。

  14 〈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15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

  16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46、648-49。

  17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18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110。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9。以下稱《毛澤東年譜》。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

  20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21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100-101

  22〈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23 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 353;但據 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隻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於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24 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98。

  25 〈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

  26 〈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27 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106。

  28 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 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107-108。

  29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30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1。

  31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39 《周恩來年譜》,頁192。

  32 見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

  33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66。

  34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35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36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85。

  37 《周恩來年譜》,頁183。

  38 《周恩來年譜》,頁185。

  39 《周恩來年譜》,頁192。

  40 〈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1月16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 639-42。

  41 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42 轉引自戴向青、餘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43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6。

  44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4。

  45 《周恩來年譜》,頁203-204

  46 《周恩來年譜》,頁205。

  4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141;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05。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9。

  49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6;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08。

  50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6期。

  51〈蘇區中央局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1931年10月11日),轉引自《任弼時傳》,頁212。

  52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53〈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54〈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55〈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56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 年第3期。

  57《周恩來年譜》,頁212。

  58 參見孔永鬆、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8-59。

  59〈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60〈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閩粵贛省委並轉省代表大會的信〉(1932年2月1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6。

  61《周恩來年譜》,頁209。

  62〈中央給閩粵贛特委的信--閩粵贛目前形勢和任務〉(1931年4月4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3。

  63〈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49。

  64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65杭武縣蘇肅反委員會:〈革命法庭〉(1931年6月1 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 194。

  66〈共青團閩西特委對肅清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決議〉(1931年4月6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193。

  67傅伯翠脫離中共後,曾接受國民黨委任的(上)杭、(龍)岩、連(城)邊界保安總隊隊長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後,傅伯翠曾接濟過在贛、粵、閩堅持遊擊戰爭的共產黨遊擊武裝。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餘人歸順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為「同誌」,推翻傅身上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不實之詞。

  68〈中共閩粵贛省委關於杭武第三區事變決議〉(1931年5月2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69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70〈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號〉(裁字第二號)(1931年2月2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8。

  71 〈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號(裁字第四號)〉(1931年3月18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

  72 參見〈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2月27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286。

  73 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74〈鄧發同誌在閩西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2月23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9。

  7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若幹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76〈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77伍豪自中區來信〉(1931年12月 18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6-77。

  78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一1933)第8冊,頁18。

  79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鄧發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但正式組建機關是在周恩來抵達江西瑞金之後,時間約在1932年1至2月間。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製度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建立的。
  80 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為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之後,李韶九被調往贛東北,擔任職務及最後結局不詳。

  81〈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81。

  82《紅色中華》,1932年11月7 日。

  83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59。

  84鄧穎超:〈火力向著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對它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褊:《黨的建設》,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一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頁438-41。

  85〈中央局關於開除郭化玉危拱之羅欣然等黨籍與處分左權張愛萍同誌的決議案〉(1932年12月11 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6期,1932年12 月30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頁442。

  86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64。

  87〈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

  88〈蘇區中央局關於士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8月21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445、448。

  89〈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1931年 8月30),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 361、357。

  90參見蔡孝幹:《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0年),頁103。

  91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載《鬥爭》,第24期,1933年8月29 日。

  92王觀瀾:〈繼續開展查田運動與無情的鎮壓地主富農的反攻〉,載《紅色中華》,1934年3月20日。

  93高自立:〈繼續查田運動的初步檢查〉,載《紅色中華》,1934年5月7 日。

  94 〈人民委員會為萬太群眾逃跑問題給萬太縣蘇主席團的指示信〉,載《紅色中華》,1934年4月10日。

  95 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杜,1993年),頁178-79 。

  96《龔楚將軍回憶錄》,頁 207、357 ;另參見《黃克誠自述》,頁 100-101。

  9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59。

  98《周恩來年譜》,頁 216-17。

  99《彭德懷自述》,頁175-76;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18。

  100《周恩來年譜》,頁223。

  101《周恩來年譜》,頁223-24。

  102 102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216。

  103 103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 290。

  104《周恩來年譜》,頁219。

  105《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9。

  106 《毛澤東年譜》,頁375;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20。

  107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最早收於1932年7月1 日蘇區中央局出版的《為實現一省數省革命首先勝利與反機會主義的動搖而鬥爭》小冊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的《六大以來》也收錄了此文,1991年複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沒有批評毛澤東的文字。據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開出版小冊子,此電文中有關涉及毛澤東的內容已被蘇區中央局所刪節,上述有關批評毛的電文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頁305。該書引用的這段電文沒有標明原始出處。

  108《周恩來年譜》,頁223。

  109《周恩來年譜》,頁228。

  110《周恩來年譜》,頁 230。

  111〈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2《周恩來年譜》,頁231。

  11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4《周恩來年譜》,頁 233-34 ;另參見《任弼時傳》,頁 245。

  115《周恩來年譜》,頁 233 ;另參見《任弼時傳》,頁 244。

  116《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1。

  117 《周恩來年譜》,頁234。

  118 《周恩來年譜》,頁234。

  119《周恩來年譜》,頁245。

  120〈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33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8。

  12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03。

  122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236。

  123《紅色中華》,1934年8月1 日。

  124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64。關於龔楚和他的回憶錄《我與紅軍》一書的史料價值問題,楊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內部談話中曾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遊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甚麽工作。建國後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指陳毅--引者注),他說龔楚的曆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曆史基本上是確實的。」見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此講話稿經楊尚昆修訂,並征得楊本人同意後發表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 《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125龔楚在1978年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中修正了他在《我與紅軍》一書中有關蘇區核心層對福建事變爭論的敘述。龔楚稱他前書有誤,「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毛澤東被改為「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筆者認為,龔楚的更正應予以重視,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中的有關敘述,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故本書傾向於接受前一書的論斷,並認為此一問題的徹底澄清還有賴於新資料的發現。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513、515 。

  126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84、85 ;另參見龔楚:《我與紅軍》,頁364。

  127《周恩來年譜》,頁254。

  128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85。

  129引自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30 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 85-86。

  131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 120-21、133。

  132據當時任中共駐十九路軍聯絡員張雲逸的回憶,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拉點隊伍過來」,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戰。參見張雲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載《福建事變檔案資料》,頁226。

  133 《周恩來年譜》,頁245。

  134 《周恩來年譜》,頁245-46、249-51。

  135 王觀瀾1931年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長期在毛澤束的領導下工作,與毛私交其篤,毛稱其為「真正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136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56-57。

  13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33。

  138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

  139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漓江出版社,1987年),頁319。

  140《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曆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頁4。

  14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0。

  142張聞天:〈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於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143《周恩來年譜》,頁277。

  144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9。

  145《彭德懷自述》,頁198。

  146《彭德懷自述》,頁198。

  147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148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1。

  149《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5。

  150《彭德懷自述》,頁199。

  151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2。

  152《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3。

  153毛澤東固執己見,認定張聞天在會理會議前夕唆使彭德懷、林彪反對自己,1941年後多次在核心層會議上就此事指責張。被毛無端指責的張聞天一直忍辱負重,不予辯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時,張才在呈毛閱讀的《整風筆記》中作了自我辯解。張寫道,「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誌的造謠!(林、彭二同誌關於此事有正式聲明)」。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3。張在此處提到的XXX同誌極大可能是指劉少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劉少奇就與張聞天長期處於對立狀態,有許多資料證明,劉少奇利用一切機會散布對張的不滿。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胡喬木揭發劉少奇在延安時曾在私下談話中影射攻擊毛澤東,劉少奇當即加以澄清,說自己當時隻是針對張聞天,而非毛澤東。

  154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

  155 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機關組成的陝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麵軍番號恢複後,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93、306。

  156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它工作人員均被並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隻留下名義,工作權限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製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麵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157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陝北瓦案堡後,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恢複,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其實當時尚無中央社會部這個機構,此處所講的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實際上就是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管理的機要係統--筆者注),上述三個單位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費雲東、餘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一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6-87、204;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97。

  158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45;另參見師哲:《在曆史巨人身邊一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03。

  15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32。毛澤東對洛甫的輕蔑態度在五十年代後期完全公開,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還不斷數落洛甫。

  160張聞天在1943年整風期間寫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曾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61參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2。

  162參見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曆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載中固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

  163參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5-17。

  164 1937年3月4日,劉少奇致張聞天的信寫於北平,3月18日前劉仍在北平。周恩來在3月13日、3月18日於西安兩次致函劉少奇,並轉河北省委,要劉少奇等負起對留平、津地區的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58-59。

  165 27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60、169、163。以下簡稱《劉少奇年譜》。

  166劉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時握有與陝北聯絡的無線電密碼本。據當時擔任劉少奇譯電員的郭明秋回憶,她經手翻譯的劉少奇給陝北的電報,上款大都是洛甫(聞天)、恩來,「有時也直接接發給毛主席」,署名則是胡服(這是劉少奇在黨內長期使用的化名)。參見郭明秋:《少奇同誌在北方局》,載《懷念劉少奇同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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