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孤燈錄——章乃器在“文革”中

按語：這篇跟章怡和的同主題文字相比，哀而不傷，那人總是按捺不住的想說“老子從前闊著來”，或者你連誰誰誰都不知道，真是怎樣怎樣。白玉微瑕，有傷大雅。或許是因為兩人父輩的背景不同吧，一個是純粹經營政治的，一個是實務出身。總之，我讀這一篇感覺心平氣和一些，而所獲得的教誨卻還要多些。

長夜孤燈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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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陳銘德（1897—1989）四川長壽（今屬重慶）人。1924年畢業於北京法政大學政治經濟係。1929年在南京創辦《新民報》，任社長、總經理。抗日戰爭期間，遷重慶出版。1945年後，在上海、南京、北平、重慶、成都五地出版日報和晚報，擁有“五社八版”。1945年，當選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7年，《新民報》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1948年12月出走香港。建國後，長期任上海《新民晚報》顧問，1957年錯劃右派，1980年後改正。曆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民革中央委員、常委、監委會副主席。1989年逝世於北京。

2)鄧季惺（1907—1995）名友蘭。1923年入南京暨南大學附中女生部。1930年入北平朝陽大學法律係，1933年畢業後，入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後辭職，執律師業。1937年，接受丈夫陳銘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報》，任副經理，掌管經營管理和財務。為報社的財務會計、發行、廣告、印刷等業務建立起嚴格的財務製度和管理體係並監督執行，使報社經營達到收支平衡、自給自足。1937年將報社股份化集資五萬元，成立新民報股份公司，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鄧季惺任經理。為《新民報》走上企業化道路打下基礎。最終使該報發展為五個分社，出版日、晚刊八版，成了中國四大報係之一。1947年通過“自由競選”成功當選立法委員，1948年赴香港。1949年後定居北京，各地《新民報》相繼被政府接管，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1957年與陳銘德一同錯劃右派，1980年後改正。曆任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委員、常委，全國工商聯委員、常委。1995年在北京逝世。

3)仇鼇（1897-1970）湖南汩羅人。原名炳生，字亦山、一山。七十二歲時患肺癌割去右肺，自號“半肺老人”。自幼隨父兄習農事。十六歲入鄉塾，1902年應長沙府學試為生員（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學，首習師範，繼學政法，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日本結識了孫中山等革命誌士。先入“華興會”，1905年轉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爆發後，仇奉命回湖南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1912年被推為國民黨湖南支部副長，並出任湖南省民政內務司司長。1913年參與討袁運動。1917年隨革命軍回到長沙，任湖南交涉外交司司長兼長嶽關稅都督，創辦了船山學社。1921年，毛澤東、何叔衡、李維漢等在船山學社內創辦自修大學，仇籌集資金數千元支持。1923年遊學英、美、法、意等國。1825年經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入湘，主持《湖南民國日報》。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戰地政務委員，後任國民政府銓敘部次長。抗日戰爭爆發後，自南京回湘任省賑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員、省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先後任湘、鄂、贛敵偽產業接收清查團長，湖南省政府委員、省參議員，並主持湖南文獻委員會。1948年協助程潛籌劃湖南和平運動。湖南和平解放後，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11月應毛澤東電約入京。旋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曆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第二屆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協商委員會委員。1970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九十二歲，遺《半肺老人吟草》詩集。

4)吳鑒泉(1870－1942)又名愛紳，吳氏太極拳創始人。滿族。從漢姓吳。北京大興人。太極高手全佑之子。幼秉家學，並在其父之楊氏小架拳式的基礎上逐步修改，形成鬆靜自然、架式緊湊、緩慢連綿、不縱不跳、長於柔化的吳氏太極拳。1914年在北京體育研究社任教，1928年到上海授藝，被上海精武會及國術館聘為教授。張群、褚民誼、王曉籟等前來聆教。1928—1936年上海市各屆武術比賽、國術國考及舊第六屆全運會國術比賽，皆被聘為評判。1930年聘為上海市國術分館董事，1932年任該館太極班教員。同年創鑒泉太極拳社，任社長，此後並在香港、九龍、澳門等處成立分社。其門生遍及海內外。

5)參見章乃器：《我和救國會》，《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33頁。

6)劉鴻生（1888—1956）出生在上海商人家庭，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後進入聖約翰大學讀書，因父親突然病逝輟學，先後在租界當過華語教員、翻譯等，1909年經進入英商上海開平礦務局任推銷員，1911年被提升為買辦。此後聯合煤商從事開灤煤的銷售，並經營碼頭堆棧業。曾先後創辦蘇州鴻生火柴廠、華商上海水泥廠、中華煤球股份有限公司、裕華毛絨紡織廠(後更名為章華)、中華碼頭股份有限公司、大華保險公司、上海華豐搪瓷有限公司、大華煤業公司、生泰恒振記煤業公司、華東煤礦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企業銀行等眾多企業，形成包括輕重工業、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的企業集團，完成了從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抗戰爆發後經香港到達重慶，在西南和西北投資創辦了一批火柴、水泥、毛紡企業。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收複和整頓了原有企業。1949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挾持到廣州，後避入香港。不久回到大陸。1952年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劉氏集團全部公私合營。當年因心髒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歲。

7)《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頁。

8)《張勁夫訪談記錄》（根據電視采訪同期聲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

——章乃器在“文革”中

作者：章立凡


記得家中曾懸掛一張徐悲鴻的奔馬圖，上麵題了兩句詩："直須此世非長夜，漠漠窮荒有盡頭"。"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父親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獨的老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堅持到地平線上出現曙光的時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紅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反修"時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了一場轟動一時的話劇，叫做《以革命的名義》，說的是革命導師列寧的故事，後來還拍成電影。我至今記得其中的兩句台詞：一是“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二是“誰要是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還算是以"法律"的名義實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則是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整座北京城開始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我那時是清華附中的一名初中學生，本校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當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我見形勢緊張，晚上特地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裏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24日晚我發現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毀、蚊帳撕爛，還有一張"狗崽子快滾蛋"的大字報，於是夤夜逃出，沒敢去燈草胡同父親處，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親家中（父母已分手數年）。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已在抄家時被打死，另一鄰居周康玉被打後上吊自殺。次日母親探知，父親已被抄家，人被紅衛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堅信父親不會自殺，那時心中最大的疑團，是他是否還在人世？

母親終於打聽到父親還活著，但已被掃地出門，趕到東郊的呼家樓居住，據說住在地下室。幾經周折，她獲知地點在呼家樓19樓，但具體門號不詳，我馬上前去探詢。

那時北京市的地界還不象現在這麽大，呼家樓是個很荒涼的新小區。到了19樓發現沒有地下室，心一下子涼了半截，隻好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準備逐戶敲門探問。我從3單元一層敲起，居然一擊成功。

這是一套兩居室的住房，父親正躺在臥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臉上還殘留著被打傷的淤血，並長出了列寧式的胡須。見到日夜掛念的親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無淚。

父親於8月31日被掃地出門後，先送往一處國務院機關家屬院入住，但遭到院內住戶強烈抗議，認為若與"大右派"章乃器為鄰，本院將永無寧日。於是國管局隻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樓，但紅衛兵主張“牛鬼蛇神” 該下地獄，隻許住地下室，以示鎮壓之威；不幸本樓沒有地下室，隻好住進底層，對紅衛兵則說已經安排在“樓底下”了。母親打聽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說，不謂無由。

父親在1964年與王者香結褵，不久即發現她患乳腺癌症，此時已到晚期。王嬢嬢過來招呼我，不到四十歲的她，容顏憔悴，頭發已經花白，並被紅衛兵剃得長短不齊。

劫後餘生，談起半個多月來的噩夢，恍如隔世。

當我8月23日在學校給父親打電話時，已有二十五中學、燈市口中學的紅衛兵到家裏去過，並貼了大字報。據父親說，當時他曾考慮了三種應對方案，一是馬上乘火車去上海暫避，二是原地堅持不動，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護。因王嬢嬢當時正在住院，沒有采用第一方案，改為采用第二方案，將第三方案作為備用。於是父親寫了一份《呼冤書》貼出，自述愛國曆史，說明1957年被劃"右派"是一樁冤案，並與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頭頭談話，試圖緩解形勢。這個方法竟一時奏效，頭頭將部眾撤回，還叮囑父親將客廳中陳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毀壞。

然而"革命"本來就是"無法無天"的事，8月24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光臨，不由分說便開始抄家，附近幾所中學的紅衛兵也聞風麇集，一場家難迅即降臨。他們將父親押至東安市場旁的吉祥戲院，參加"打人集會"。被打的都是本區的"重點打擊對象"，一旦進入這個"鬼門關"，便有去無回。

皮帶狂抽、血肉橫飛之下，周圍的受難者都咽了氣。隻有年近七旬的父親，靠著多年習練氣功的功力，在那裏硬挺著，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間。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戲院開始的慘劇，是何時收場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個謎，父親可能是這座人間地獄中唯一的幸存者。

當時各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過本管片的抄家對象名單，後來也曾有大字報揭發：四川省開始抄家時，西南局負責人曾親自圈定成都市三十餘家知名人士的重點抄家名單。本市那麽多"黑五類"死在瘋狂的暴力下，卻沒有一位受衝擊的知名人士被當場打死，本身就說明--存在著有關部門對事態的掌控。但難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嗎？

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懷疑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因為在廣泛的暴力下還有大量自殺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麵說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們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單之外。毆打侮辱到讓人活不下去而自盡,當然比直接殺人高明。


二、殘虐荼毒，人間何世？

父親抬進協和醫院後，先是被拒絕救治，後來又獲得治療，但具體經過如何，我一直不忍細問。多年後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對我說："你父親很了不起！醫院當時不給他治療，他掙紮著給周總理寫了一個字條說，“總理，我被打，已經受傷，醫院不給治療，請你指示'。後來總理指示醫院，‘無論何人，一律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給予治療’。你父親這個條子，救了很多人，連同我們在內。”

父親從醫院被送回家，但苦難並沒有結束，總共在各種酷刑和侮辱中度過了八個晝夜，這段日子裏他一直絕食。紅衛兵還將重病中的王嬢嬢，從醫院的病床上光著腳拖回家裏，鉸了頭發一起批鬥；並將父親的藏書全部堆在院子裏，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體，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毆打……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曾有某紅衛兵向他炫耀“革命”經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冊，內有將父親踩在地上、架起雙臂批鬥的照片，取義於偉大領袖“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教導。

在令人發指的暴行麵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絕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親之所以作出另一種選擇，是他不願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讓後人永遠記住這段血腥的曆史。燈下翻閱父親1967年寫成的《七十自述》，我總會想起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親記述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是對我一次最嚴峻的鍛煉和考驗"；"我對付的態度．就是鎮靜、鎮靜，再一個鎮靜。我之所以能鎮靜，首先是因為我沒有畏懼之心。死沒有什麽可怕，所求的隻是死得其時和死得其所"；"鎮靜，尤其是積極的鎮靜，不僅增強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應變的機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後七天的遭受，是每天總有幾批人來拷打、淩虐我。門是開著的，又沒有人管，拷打和淩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記述的．是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麵。此外，如用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為我家裏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塗抹我的麵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水火鞭槍的肉刑我不忍再說。當年時興墨彩塗麵、戴高帽、掛黑牌侮辱人，真如魯迅詩中“萬家墨麵沒蒿萊”的慘景；所謂 "肮髒的食物"是些什麽東西，我始終不敢問父親。不過後來聽說，某小學的“紅小兵”（小學紅衛兵）毒打他們的女校長，並將窩頭抹上糞便，強迫她吃，校長不肯，便將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嚨裏硬捅，最終將校長捅死。

一位國外心理學家說：“兒童是殘酷的。”魯迅曾沉痛地發出呼籲：“救救孩子！”父親在自述中談到那些共和國同齡人時說：“他們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們的缺點隻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當時他曾充滿憐憫地問施暴的紅衛兵：“你們還是些孩子，將來怎麽做人呢？”

有海外學者舉某某事件為例，說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殺父”又“殺子”，連道德良心也一齊殺。當年那些體驗過虐殺快感的紅衛兵小將，而今已過知命之年，有的恐怕還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捫心，可感到一絲絲愧疚？

曆史是科學，有誰可曾見過“宜粗不宜細”的科學？曆史的每一頁都沉重，不是那種可以隨手掀過的廣告宣傳冊。如今剛紀念過“文革”發動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誕辰，又怎能讓人單獨遺忘那段仍在滴血的曆史？


三、“文革”權貴，巧取豪奪

燈草胡同舊宅，有一段時期被紅衛兵組織“公安隊”占作總部。入冬後小將們為了燒火取暖，便撬開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後偶遇一名當時參與抄家的紅衛兵，他一見我就嘖嘖惋歎：“那時我太革命了！你家那麽多值錢的好東西，我一件都沒敢拿，現在後悔死了！”

父親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後還殘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點下，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後來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紅衛兵造反戰果展覽”，我在展廳裏見到了父親及張效彬、孫照、關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這些文物“革命小將”們沒敢“沾包”，“革命老將”們卻一點不手軟，“文革”結束後，北京市文物局交給我一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內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銅印章 2方 陳伯達

4-410 銅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銅 滴 1件 康 生

A-425 銅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銅 印 1方 林 彪

A-1135 鬆石、玉圖章 2方 陳伯達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 黃凍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硯 1方 陳伯達

A-1172 仿哥水丞 1件 曹軼歐

A-1176 康熙郎窯紅水丞 1件 邱會作

1-983 黃山穀字卷 1件 曹軼歐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筆筒 1件 劉賢權

素有文物鑒賞家之名的康生最內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軼歐名義掠走的黃山穀字卷,即宋黃庭堅的稀世墨寶《梅花三詠》，隻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錢。至於其餘所列，均非父親重視的文物。許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單之內。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字，紅衛兵抄家上繳的章乃器文物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發還時僅為1134件。

掠人財物，還要注明"×××提供"，可謂強盜邏輯。更令人吃驚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員對我說：“這麽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護，豈不全都毀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奪的文物，遠不止舍下一家。沒有“文化大革命”，哪來這集中下手的好機會？如果真想做“好事”，莫過於不製造這場動亂。

不過父親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間的。例如當今有位新收藏家著書說，他在八十年代買回一套硬木鑲鈞窯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館參觀，一眼認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聲。父親的古舊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國政協，落實政策時被一位政協委員冒領。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過三代的。


四、如棋世事，舊雨寒溫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親變成了孤老頭。好在那時學校停課，我有不少時間可以陪他。父親想與老朋友們恢複聯係，但通訊錄抄家時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於是我成為“信使”，去東四十條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兒羅儀鳳幫助下，查到了不少父親老友的地址。

接下來我去拜望陳銘德¹、鄧季惺²夫婦，這一對創辦中國著名民營報紙《新民報》的老報人，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多年來與父親往還最多。我家經濟拮據時，兩老每月都有所接濟。他們被抄家後，趕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樓（這座樓房，在當時政協委員的住宅中是最講究的一座），搬到建國門外靈通觀的一座公寓大樓內，樓內還有抄家後新遷入的龍雲夫人、李覺（何鍵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樓西端的二層，見到了陳、鄧二老。過去的印象是陳銘德儒雅，鄧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覺隻剩下小心翼翼。他們詳細詢問了父親被抄家的經過和目前的經濟狀況，卻沒有多談自己經曆的劫難。陳銘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念了第174頁的一段話：

人類的曆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曆史。這個曆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在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他小聲對我說：“我不寫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這段話，給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時人們經常利用偉大領袖的語錄作為工具，暗中傳達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辭。

回家向父親稟報，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紙筆，口述了一段話，叫我過幾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內容，我至今還記得：“我是民族資產階級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急先鋒’，很早就已經把財產捐獻給國家。古人雲‘天道好還’，1957年黃炎培說我是‘求仁得仁’。現在回想起來，我確實過早地給自己刮了‘"共產風"，有意給自己安排了一個‘身後蕭條’的下場。不過，我現在如果過著比別人更好的生活，我將無法麵對那些一起走過來的朋友們。”

陳銘德看了父親的回複，沒有再說什麽。過了幾天，他又把我叫去，問：“父親現在每月給你多少錢日用？”我答：“十元。”他說：“以後不要從你父親那裏拿了，這筆錢每月從我這裏給你吧。”他還說：“你父親年紀大了，你在思想上劃清界限，生活上還是要照顧好他。”這筆每月十元的接濟，持續了將近一年。

父親還派我去拜望過兩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鼇，一位是章士釗。

仇鼇³又號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動湖南和平起義。仇老那時已經九十歲，住在北新橋草廠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裏。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與一位弟子交談，見我來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問起父親的情況，我述說了父親九死一生的經曆，老人歎了一口氣說：“別說是令尊了，連我這個九十歲的人，都被紅衛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澤東的師長，但反對“痞子運動”，羅章龍說他曾策動“馬日事變”（有些記載則說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齡遭此劫難，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轉達了父親想來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說：“令尊就不必親自來了，還是我去看望他吧，請轉告他好生保重。”看來，風燭殘年的老人，已經不起世事風波了。我回家向父親稟報後，就沒有再去打擾。

章士釗（行嚴）先生與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為炎帝之後，薑太公的後代。薑姓後代封地在鄣（今山東章丘縣），戰國時被齊所滅，子孫以國名去邑為姓。

章士釗在“反右”以後，曾以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話勉勵父親。他給章行老的信，寫得就比較長些，還提到了行老當年對他說那段話。也許是“苦”、“餓”、“勞”、“空”都已遍嚐過了吧，父親著重談了對生活的樂觀態度，以及自己親自做飯洗衣、料理家務的情況。

我敲開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門，先見到的是他的養子袁紹良，小袁把我讓到西廂房的客廳，拿著信去正房稟報，過了好一陣，洪鈞彥（章含之的前夫）出來見我，轉達了老先生的意思，說是信老先生認真地讀了，待到能夠回信的時候便會回信。我知道這次不會有回複，便起身告退。

父親還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欽定為"右派頭子"的章伯鈞先生，這可是個高度危險的任務。出使之前已編好一套假話，遇有“小腳偵緝隊”盤問，就謊稱是找錯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響了地安門東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門，見出來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鬆了一口氣。

我發現章伯鈞一家擠住在原來的門房裏，偌大的庭院到處貼著封條，一副破敗的樣子。門房潮濕陰暗，裏麵放著一張紫檀木的躺椅，還有兩個樟木大櫃，刻著“經部”、“史部”的字樣，看來這曾是他家藏書的櫃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經沒有了，這點家具似乎是宅中僅有的劫餘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張舊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湊過來，一起談“紅八月”以來的經曆。臨走的時候，兩老打開一個鐵盒，裏麵是他們的親家（小柴的父母）從蘇州捎來的兩塊月餅，伯老包上一塊對我說：“我不寫回信了，你把這塊月餅帶給父親。”

回家向父親稟報後，父子一同分食這塊代表著思念和團聚的月餅。這是我平生吃月餅的經驗中記憶最深的一次，老一輩中的患難情誼，已盡在其中了。


五、劫後情懷，以詩會友

“最難風雨故人來”，有些老朋友是打聽到我們的新住址，自己上門來看望的。

趙錫麟先生早年在清華與羅隆基同學，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國民政府時期做過四川造幣廠的廠長，因為不肯朋比貪墨，擋了別人的財路，被排擠去職。1949年以後被中國人民銀行聘為專門委員。他有一個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詩，不時在家裏舉辦雅集，與一班朋友詩酒酬唱，父親過去常應邀參加。“紅八月”裏他自然在劫難逃，其夫人是協和醫院的理療科主任，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掃地出門，每月從街道領取十二元生活費，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獨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過去趙老生活優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卻連吃飯都困難。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個月下來也不過三十家。不過老先生從來不白吃人家的飯，每次來我家不是拎上一個冬瓜，就是帶上一斤切麵。

有天我回家，看見桌上有一張紙片，寫著：“謹訂於某月某日（重陽節）上午十時，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詩代柬。”下麵是一首七絕：

天時人事兩茫茫，碧草黃時鬢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陽。

紙片最後的是趙老先生的署名。當時正值“文革”高潮，社會上一日數驚，老先生竟有如此雅興，真令人不可思議。我問父親：“你打算去嗎？”他說：“趙老親自送來，還說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還真有些為他們擔心。後來父親果然去赴會，回來後說：“無非是幾個老人聚聚，發了一番牢騷而已。還吃了一頓便餐，大家都沒有錢，采取AA製分帳。”牢騷有沒有成詩，父親卻未提起。

後來搞“清理階級隊伍”，趙老被關進了學習班（地點在東四八條111號朱啟鈐家的前宅），他曾經在抗戰期間擔任過國民黨的中央訓練團教官，有上校軍銜，被認定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學習班裏鬥爭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訓練團時的罪惡曆史，趙老先生不服，爭辯說：“我被請去給學員講課，講的都是抗日救國的內容！”於是他被“升級”關進公安分局，最後以“曆史加現行”的“反革命罪”判刑入獄，到1975年特赦全部縣團級以上國民黨人員時釋放，於1979年淒然辭世。

還有一位邱衛材老先生，是菲律賓歸國華僑，過去在鄰居趙老的詩會中與父親相識，也來家中探望。他對父親說：“我從有關部門聽說，章乃器這個人，跟各方麵都沒有鉤。”邱老沒有說是從哪個部門聽來的，所謂沒有“鉤”無非是沒有“勾結”。父親為人做事向來是獨往獨來，不喜歡到處拉關係，因此盡管“文革”搞得轟轟烈烈，把黨外黨內翻了個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關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沒有受牢獄之災，原因恐怕就在於此。

邱老沒有被抄家，經濟上還算寬裕，也曾經接濟過我們一個時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幫他料理些雜事，按照國外生活的觀念，天下本來就沒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裏也確實缺少男丁。邱老住在東單的新開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麵貼著漂亮的淺黃色的瓷磚，像一座洋房，裏麵卻是中式建築。他家裏有位五十多歲的續弦夫人及一兒一女。兒子還沒有上小學，十幾歲的女兒邱珍寶，長得楚楚動人，不幸染上過小兒麻痹症，雙腿落下殘疾，令人憐惜。

邱老已經八十多歲，早年闖南洋做小工，靠個人奮鬥掙出一份家業，歸國後把錢投在華僑投資公司，因此在新僑飯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變，不再分紅，改為逐年還本，還完為止，因此老先生對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歡做詩，還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歸僑吟》，曾送給我一冊。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給康老一冊，並表達了識荊之意。但這請托我沒有完成，因為羅儀鳳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論，他的詩無法引起康老的激賞，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六 善鄰義友，投桃報李

呼家樓19樓的住戶來曆各自不同，據說其中也有被抄家後遷入的，但全是普通老百姓，象父親這樣的人物是很特殊的。父親很注重搞好鄰裏關係，很快與左鄰右舍混得很熟。

那時的北京居民，雖然已開始住進樓房，多少還承襲著大雜院裏淳樸的民風，不象如今這樣"老死不相往來"。即便外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範圍內，四鄰還保持著一團和氣，至少本樓是如此。況且大家對於社會上你鬥我、我鬥你的所謂"階級鬥爭"，早已感到厭煩，不想把這種壞心情帶回家。在周圍的人看來，父親隻是個和藹可親的花白胡子老頭，大人們稱他“老章”，孩子們叫他“章爺爺”，很少有人想到，他是個曾經做過“大事”的人物。

鄰居們有串門走動的習俗，父親每次都熱忱歡迎。一位退休的老礦工，不時來找他殺幾盤象棋，老礦工不識字，某日要辦理轉退休關係的手續，便請識文斷字的父親代書，絲毫沒有把他當作“階級敵人”的意識。

對於鄰居的來訪，父親也不時回訪。鄰居中有一位郭老師，夫婦都是小學教師，家境清寒，上有老母，下有正在哺乳的嬰兒。有次父親到住在四層的郭老師家，發現他一家三代四口，打地鋪擠住一間14平方米的小房間裏，便主動提出與他換房。

用一套獨用的大兩居室住房，去換半套兩家合用的小單元，在住房緊張的北京市，至今仍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父親說辦就辦，很快就把房子換到了四層。他擔心郭老師的老母和孩子睡地鋪受涼，又命我將一塊抄家劫餘的地毯送了下去。

多年後郭老師來看我，還感激地說：“我是個普通老百姓，當時哪有能力分到這麽大的房子。這一輩子都會記住，我的房是章先生給的。”

四層是兩家合用的格局，各有一間居室和獨用廚房，廁所公用。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設計如今是見不到了。西邊較大的一間，住著一位吳奶奶及其六歲的小外孫女。老太太是個幹淨利索的四川人，待人和氣有禮，小姑娘眉目清秀，是個小美人，因父母離異，隨外祖母生活。兩家之間除照麵會聊上幾句之外，從不打聽對方的事情，更沒有傳舌的壞習慣，這在“階級鬥爭”之弦緊繃的年月，是極為難得的善鄰。父親就在這種窄逼而平靜的鄰裏環境中，一直生活到逝世。

前麵說到的那位退休老礦工，也有個小孫子。有天他來找“章爺爺”玩，聽說父親床上鋪著的雲豹皮（我們習慣稱為“虎皮”）是毛主席送的，就十分虔誠地提出一個請求：想從上麵拔一根胡須，回家供到偉大領袖的畫像前。父親滿足了小朋友的請求，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拔走一根，舉在手裏歡天喜地地回家了。當父親說起這件趣事時，我腦海中第一反應就是——“救救孩子！”

在四層住定之後，父親逐漸恢複了正常的生活。他買了一張月票，每天黎明即起，到附近的日壇公園練功。練功完畢天已大亮，便到一家小飯鋪吃早點，然後前往朝外菜市場買菜，有時也會順便看一看路邊貼的大字報。回家後的時間，除了做飯吃飯外，全都用來讀書看報和寫作。他完全過著普通市民的生活，並且活得很充實。用父親自己的話來說，是"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對生活既不樂觀也不悲觀，而是達觀。

某天父親在公園練功完畢，有兩位老人上前問訊說：您可是章部長？這兩位都是退休老司機，一位曾在糧食部工作，另一位則在國務院開過車。攀談了幾次之後，兩位老者與父親成了好朋友，還不時到家中來看望。

糧食部司機陳秀珊師傅是位古道熱腸之人，除經常同父親切磋拳藝外，還不時給送來一些自家蒸的包子饅頭，並把衣物帶回去讓老伴洗滌縫補。這種友誼一直保持到父親辭世。他還熱心地給父親找來《吳氏太極拳譜》和《驗方新編》，這兩本書大有用處。

吳氏太極宗師吳鑒泉4先生曾於1928年應上海市政府、精武體育會、中法大學等團體聘請南下傳藝，受業者甚眾。當時滬上政要名流焦易堂、王甲寶、熊式輝、彭養光、袁良、吳思預、穀正倫、褚輔成、陳布雷、章乃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王曉籟等，皆同列門牆；後來成為武術名家的唐豪、顧留馨、吳圖南等，均為父親的師兄弟。父親根據練拳心得，寫成武學名著《科學的內功拳》一書，是近代用科學方法解釋氣功的嚆矢（當時隻有“內功拳”這個名詞，“氣功”一詞是五十年代劉貴珍所創）。

這次重溫恩師的拳譜，父親十分高興，不但作了詳細的心得筆記，還興致勃勃地給我看他所畫的推手圖。父親的拳法我和其他人一樣心悅誠服，但對他的畫卻不敢恭維，因為我畫得比他好。

至於《驗方新編》，對於早已失去公費醫療關係的七十歲老人當然重要，父親偶有傷風感冒之類的小恙，便照書開上一紙藥方，吩咐我到藥店抓藥，自療自愈。

父親在晚年仍時時以國家民族的前途為念，並在與普通百姓的日常接觸中，了解了更多的民情。他曾對我母親說：“如果有一天允許我講話，我要提兩件事。一是請國家提高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他們是靈魂工程師，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他們工作最辛苦，工資最低，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糧店出售主食麵包，麵粉營養價值很高，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又低於大米，主食麵包如能進行工業化生產，一定價廉物美，既節省時間，又能提高中國人的體質。”


七、撰文述往，青史存真

那時社會上到處"抓叛徒"，外調人員滿天飛，興師動眾地調查個人曆史。父親黨內外朋友很多，各種外調應接不暇，他便乘機寫起了回憶錄。由於外調的內容屬於不同的曆史階段，他就分為幾個曆史主題寫，複寫多份。來人問哪一時期的事情，就給他們那個時期的材料，好似中醫的配方成藥，這樣雙方都省事。遇有特殊要求的，則另附補充材料。

以前我在家讀《文史資料選輯》時，曾問父親："爹爹，那麽多朋友都寫回憶錄，為什麽你沒寫？"他回答說："我是要寫的，但是現在不寫。"當時他認為自己的冤案沒有得直，還不到寫回憶錄的時候；而此時國家動亂，自己年已遲暮，到了不能不寫的時候了。他說：“潑在我身上的髒水太多，自己不寫誰寫？”他定稿之後總有一份交我保存，其餘則分送至親好友，意在傳世。

我是回憶錄的第一讀者，父子間經常談論其中的掌故，他不再避諱一些敏感的人事，我由是得知其中的一些秘辛。例如1936年“七君子”之獄，史良初次被捕後保釋，法院再發傳票時沒有到案。“西安事變”爆發，陳果夫在國民黨高層會議上主張槍斃已被捕的六人，父親等已準備好從容就義。史良到事變結束後投案，當時曾有人點撥了一句：千古成名，正在此時。

“文革”中批判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以魯迅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學”為正方。有篇文章是《周揚射向魯迅的一支暗箭》，父親讀後有疑問，他認真查對《毛選》後對我說：“國防文學”是毛主席當時的主張。父親在回憶錄中說，馮雪峰曾安排他與魯迅見麵。我問起經過，他隻說：“事先沒有安排好，談的效果不理想。” 但父親與魯迅發生了什麽分歧，他說記不清了。“文革”結束後，我遍查《魯迅日記》，卻沒有這次見麵的記載。於是詢問研究雪峰、魯迅的包子衍兄，他告訴我，為了保密，有一些重要事情魯迅是不寫進日記的。

如今分析，父親當時傾向於推動國民黨抗日，魯迅的觀點可能比他激進。魯迅下葬時，蕭軍和胡風曾反對父親等救國會領導人扶柩，理由就是：這些人僅僅是民族主義者，不配為國際主義者魯迅扶柩。但由於許廣平的堅持，蕭、胡的意見未被采納。

談起1957年的“反右”，父親說，如果魯迅活著的話，以他的性格，這一關肯定是過不去的。父親對魯迅十分崇敬，他挽魯迅的挽聯是：“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鬥爭”，其實他自己也是這種性格。

父親還談起儲安平，說他發表“黨天下”的言論是書生氣，原先黨內黨外之間，多少還存在著些情麵，他捅破了這一層紙，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至於“章羅聯盟”和“六教授會議”，父親直指：“是胡愈之造的謠。過去大家一直認為民盟中羅隆基是比較右的，章伯鈞是比較左的，根本扯不到一塊。愈之事先安排‘六教授’開會，臨時把伯老請去講話，然後由史良、閔剛侯出來揭發，分明是設好圈套羅織入罪。愈之不夠朋友。”章夫人李鍵生晚年也對我談起：“當時胡愈之給伯老打電話說，我給你請來了六位教授，一起談談高校的情況。”

“文革”結束後我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在辦公室聊起過這段“反右”掌故，不料同事中有一位是胡愈之的親戚，曾為此與我大吵一場。胡愈老是父親三十年代的老友，秉性溫和，雖身為秘密黨員，似乎不是那種喜歡害人者。他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充當“陽謀”的馴服工具而已。體製也能使羊咬人。

毛澤東在“反右”時批的是“章羅同盟”，與“民主同盟”隻差兩個字，但到了胡愈之口中，總是講“章羅聯盟”，回避“同盟”二字。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在“反右”中受創最重。1980年“右派”改正時，民盟的負責人（我不清楚其中是否有胡愈之）曾提出給章伯鈞、羅隆基改正；但中共中央60號文件最終還是保留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不予改正。胡愈老曾說過一句話：“怎麽這五位不改正的，都是我們民盟的呀？”

父親用外調材料的形式寫回憶錄，堅持兩條原則——忠於曆史和保護好人。

某天從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來了位年輕漂亮的女演員，大約是個“造反派”，前來外調父親在電影界的一位老友。父親抗戰勝利後與陽翰笙、蔡楚生、鄭君裏等合作，拍攝了《八千裏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兩部巨片，因此在電影界朋友甚多。

美女往往驕橫，特別是“革命造反美女”。女演員對父親寫的材料不滿意，強要按照她的意思寫，被拒絕後大發雌威，開始用“革命群眾”那一套語言訓斥父親。父親回答說：“毛主席教導要‘實事求是’，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你要就拿走，不要就請自便。我沒功夫聽你這些！”女演員無奈，拿上材料悻悻然離去。

張勁夫在中國科學院被當作“走資派”打倒，但有人一定要將他打成“叛徒”，見材料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外調者便拍桌跺腳地大聲威脅。父親當著來人的麵，把材料一條條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說：“偽造曆史的材料我不會寫！”大概是沒法交差，過了幾天那人又來，請父親照原樣給了一份帶走了。

他在為陳國棟、黃玠然、盧緒章、錢俊瑞等黨內朋友等寫證明材料時，都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即便有些人曾經傷害過自己。錢俊瑞是中共在救國會的秘密黨團書記，曾在曆史上與父親有“過節”（因發動群眾抗戰的方式問題，兩人發生過爭執）。但當有人要父親寫材料證明錢是“特務”，同樣被他拒絕。他對我母親說：“我同錢俊瑞是有過不同意見，但也不能無中生有地誣陷人家。”

抗戰初期國民黨桂係曾在安徽與中共合作，為此“文革”中有一大批幹部受到審查，父親就在回憶材料中用事實說明，安徽當時確實存在著一個統一戰線政權。他曾給周恩來寫信說，幹部是革命的寶貴財富，請保護好這些幹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報上有“林彪同誌指揮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內容，還在給周恩來的信上，對這種隨意杜撰曆史事實的做法提出異議。


八、人的世界，何處相尋？

談起老朋友們的景況和社會的種種亂象，父親不時會流露出孤憤之情，常常歎一口長氣說：“這不是人的世界！……”

父親1948年元旦開始了他的新中國之夢，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乾綱重振》一文說：“‘世亂奴欺主，運衰鬼弄人’，這是多少年來中國政局的寫照。可是於今為烈。老百姓豢養的公仆，變成特權階級，進一步'我為刀俎，民為魚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開始就是主人‘乾綱重振’，自己來管事，把這一班惡奴掃除得一幹二淨。同時，人抬起頭來，把鬼打到地獄裏去。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就為追求這“人的世界”，他1948年底舍棄了香港的產業，秘密前往東北解放區。在那裏又給留在香港的母親寫信說：解放區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將來建立的新中國人人平等，社會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你快回來吧。

母親信了他的話，回到大陸想為新中國效力，卻發生種種變故，最終學非所用，窮愁潦倒。父親晚年時母親又去照顧他，談起這段往事，她埋怨地說：你那時一再寫信叫我回來，回來了又怎樣呢？父親歎一口氣說：我那時相信中國真的要有民主了。

父親平時出門，始終衣冠整潔，不象當時的“專政對象”那樣故意穿得破舊，自稱“這是人的樣子”。自1957年以來，他人被打倒，但架子一直不倒，堅持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見麵時問他，怎麽穿得還是一副首長樣子？他回答說，這是人的樣子。

有天父親見我的衣服已經破舊，從箱底裏翻出一套淺米色的生毛料中山服說：“人要象個人的樣子。這套衣服是當年劉鴻生送我的，把它穿上吧。”對於民族工業家中的“火柴大王”劉鴻生，我是久仰大名。父親說：“劉先生興辦的實業很多，當年他曾發出宏願，要讓中國人都穿上毛料衣服。這套衣服就是他創辦的毛紡廠試產時，送給大家試穿的。他家大業大，但自奉甚儉，生活是很平民化的。我們有一次上海街頭巧遇，他拉著我到餛飩攤上吃早點，邊吃邊談，一點沒有‘大老板’的架子。”

多年來我在學校一直被教育說，資本家如何如何驕奢淫逸，聽父親介紹“實業救國”前輩兼濟天下的抱負，才知道教育原來也是一種宣傳。

父親也一向節儉。他自1949年參加政府工作以後，基本上沒有做什麽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裝，大部分是用舊西服改製的。我至今保留著兩件這樣的中山裝，一對上衣兜的麵料，是從西服下兜上挖取的（這兩個洞用其他布料襯補）；兩個下衣兜則是用西服背心改製後，蓋在挖過的地方。無論從哪一頭都很難想象，這是一位新政權部長的“行頭”，而此人曾做過上海銀行家和香港地產商。

麵對艱難時世，父親始終是一位樂觀主義者。他作了一副對聯自勉：“腸肥必然腦滿，理得而後心安。” 經過1966年“紅八月”之難，父親就不再刮胡子，此時已蓄起一大把長髯。他還捋著胡子風趣地說：“我年輕時胡須少，在蘇州監獄坐牢時，李公樸常常嘲笑我沒有胡子（李那時已滿臉胡須），現在我的胡子比他還長了。”

父親曾對我說：“現在我們全靠一個‘挺’字。曾國藩寫過一部書叫《挺經》，老先生一輩子曆經憂患，是很辛苦的，他靠的就是一個‘挺’字。”過去我隻知道課本上講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聽到對他的正麵評價，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後來讀書才知道，毛澤東年輕時最佩服的人，也是曾文正公。

但是靠每月50元的生活費‘挺’日子，我難免會有所怨艾，但他總是說：“現在的生活，比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失業時好多了。”父親是山民的後代，具有草根性，好日子能過，苦日子也能過。他常同我談起家鄉青田的明秀山川，並誦讀《五柳先生傳》，幻想有一天能夠“衣布還鄉”，帶我一起去過隱居生活，但我對他的想法不感興趣。我習慣了大城市，況且青田那樣的小地方，政策水平隻會比北京更差，亂世中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父親原來煙癮很大，此時改為每天隻抽一支香煙。他解釋說之所以還抽上一支，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義者。至於飯食，除了日常的米麵蔬菜之外，他不時到菜市場買些下水、豬肺之類價格便宜的東西，興致勃勃地下廚做成溜肥腸、醬豬肚、豬肺湯等菜肴，以補充動物蛋白。平心而論，他的廚藝很不錯。我跟父親學會了醃製臘肉，做“醃篤鮮”湯以及一種青田家鄉的特色風味——山粉餃。他將芋艿蒸熟後剝皮揉爛，與澱粉摻和揉成麵團，以菜肉為餡，包成餃子蒸熟，口感糯滑有彈性。

抄家劫餘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於年代已久，開始散架。父親找出兩條幹魚鰾，熬成鰾膠，帶著我一起動手拚合粘黏，再用繩索綁緊，第二天解開繩子，整套家具修複如初。從父親身上，我學會了許多生活經驗，特別是動手的能力，至今有些器具損壞時，都能親自動手修複。

我每月6號拿著父親的象牙圖章，到西安門大街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財務科，替他領取50元生活費。當時李宗仁、程思遠等“文革”之前不久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人物，生活費也在這裏發，金額是我所領取的很多倍。對於父親晚年的境遇，我內心總是感到不公平。

有一次，我憑著年輕人的銳氣，向財務科的科長提出交涉，要求增加生活費，但科長說：“章乃器已經沒有任何名義了，他領的是生活費不是工資，革命群眾認為該發多少，我們就發多少。”於是我問道：“李宗仁不是也沒有任何名義嗎？你們也想發多少就發多少嗎？”“他怎麽能跟李宗仁比？”“那李宗仁又怎麽能跟他比？！”我開始比較起兩人對共和國的貢獻來，科長見說不過我，就推脫說：“這件事是革命群眾定的，有意見你找軍代表去。”

我果真去找了軍代表，結果等於是重複了一遍剛才爭論的內容，不過他們的態度更加蠻橫，指責我為“右派”老子翻案，最後當然是不歡而散。

回到家向父親敘述經過，他說：“人家可以不講理，我們還是要講道理的。”雖然我出師不利，但對於兒子有這樣的口才和勇氣為他伸張，他仍然感到滿意和欣慰。


九、求醫問藥，遭遇盤查

1968年下半年，羅儀鳳告訴我，章伯鈞得了癌症，可能是胃癌。我回家向父親說起這個消息，他的臉一下子變得陰沉了。父親打開抽屜，取出一隻裝著黃褐色的結晶體的小瓶交給我。“這是一點麝香，中醫認為有治癌功能，王嬢嬢也用過，效果是不錯的。伯老這個病是鬱悶所致，你拿去送給他，對癌症是有療效的。”

父親這麽一說，我想起這年春季在地安門大街路遇的情景。那天走在街上，遠遠望見一人獨立，頭戴便帽，一身淺色舊毛料中山服，氣度與常人迥異。走近一看是章伯鈞，他麵色憂鬱，若有所思，我叫了一聲“章伯伯”，他才從沉思中換過神來。我陪著伯老穿過馬路，一路上他問起父親近況，又寒暄了幾句後道別，便徑直朝方磚廠胡同（農工民主黨機關所在）的方向走了。

我那時的感覺，是他的心境不如父親好。父親早已被政協、民建和工商聯徹底開除，不屬於任何單位或組織，來找麻煩的人反而少；而伯老保留著政協、民盟、農工的三層關係，雖然已是“死老虎”，還得應付無窮無盡的批鬥侮辱，身心遭受的折磨比父親要重得多。

我想起有好友熟識的一位中醫，是歧黃世家，祖上曾供奉太醫院，對這類病症很有辦法。父親說，你可以向章伯母推薦一下。我帶上麝香，到東吉祥胡同章宅去看伯老。他一臉病容，但情緒似乎比上次好些。我悄悄向章伯母李健生詢問病情，她對伯老的病很是焦慮。談起求醫之事，她當場寫了一份病曆，托我給那位大夫看，並約時間出診。

章伯母的字十分有功力，病曆的內容大意是：“章伯鈞，男，73歲。曾患有某某、某某等病症。1966年8月曾受打傷，今年某月出現某某症狀，初步診斷為癌症。”我請好友約那位大夫見麵，但大夫家已被抄過，直接去有所不便，於是約在北新橋附近的一條胡同口。正當我們一起看病曆的時候，被一群戴紅袖箍的街道“小腳偵緝隊”團團圍住。

她們質問道：“你們鬼鬼祟祟地在這裏看什麽？”還有一個女人指認說：“前些天在北海公園見過你們。”

我馬上想起那天上午在北海的情形。我這位好友新交了一位女友（當時稱為“拍婆子”），恰好是我的中學同學（姑隱其名），他沒有勇氣單獨見麵，要我陪他去，地點在北海瓊華島上的茶座。那天穿了父親給我的一件米黃色學生服，是毛料西服改製的，在那個人人都是“藍螞蟻”的年代，顯得很特殊。結果被群眾糾察隊盯上，將我倆扣留了半天（女孩溜走了）。

糾察隊再三盤問，我除答複了自己住址、所在學校及父母名字外，其他一概不理。那時我開始跟父親學習氣功，便坐在藤椅上靜坐，直煉到手腳有了酥麻的感覺，初次打通了“小周天”。糾察隊查不出任何問題，拖到傍晚才放我們走。回家對父親說起經過，他說：“你已經‘得氣’了，現在可以抓緊時間煉‘童子功’，收效一定很快。”

指認的女人是那天的糾察隊員之一，她顯然記得我父親是個“大右派” 。“小腳偵緝隊”堅持要我們交出那張紙，我見無法脫身，把心一橫，便將病曆往她們手裏一丟：“我要找大夫看病，這不犯法吧？！” 這幫人圍著那張紙仔細端詳，並指指戳戳地議論著其中的“曾受打傷”那句話，為首的（是個中年男人）開始盤問我：

“章伯鈞是你什麽人？”

“伯父。”我想既然是“同宗”加“右派頭子”，平時又以“老伯”相稱，這樣回答沒什麽不妥。

“誰叫你給他找人看病的？”

“是周總理叫看的。”我不知哪裏來的膽量，居然當麵偽造了一條“總理指示”，反正周恩來有過這類指示，雖然不是針對章伯鈞的，諒她們也沒本事去找周公對證。

“你們這麽年輕，為什麽要幫大右派找大夫？……"”那人口氣有些軟了，但還想“教育”我。

“有什麽事你們別問我，問總理去。我們走！”她們還想留住那張病曆，被我一把奪了過來。大約是被我的氣勢一時壓住，“小腳偵緝隊”們悻悻然望著我們揚長而去，沒有阻攔。

我向章伯母稟報了求醫時的意外。雖然那位大夫仍表示願意出診，但她怕我們受連累，便斬釘截鐵地宣布此事作罷。一年後聽說伯老逝世，心中一直無法自解，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


十、公民權利，算數也無？

孔夫子說：“士可殺，不可辱”，但自五十年代以來，有人卻專門以侮辱知識分子為快事，特別是那些過去忽視過自己的“大知識分子”。所謂“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鼓勵“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就是這個道理。到了“文革”的年代，更形成一種社會變態心理，就是喜歡挫辱名人、師長，或是曾經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

搬到呼家樓後不久，當時煤氣未通，煤鋪又隻管送蜂窩煤，不管送引火的炭塊。於是隻好自己去買。父親和我用一隻人造革提包裝上十塊炭，各拉一邊提著回家，一路上有小孩追著喊：“大右派！大右派！”還丟來石子，我感到深受侮辱，父親卻處之泰然，說小孩子不懂事，隨他去吧。

但是對成年人，父親卻不肯寬容。有一次，當地派出所的一位年輕警察，聽說他轄區內住著一個“大右派”，便找上門來教訓父親，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裏你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接受人民群眾的專政。”

父親：“我有公民權，不是專政對象。”

警察：“毛主席教導，對'地、富、反、壞、右'要實行專政。”

父親（遞上“小紅書”）：“毛主席沒這麽說。你硬說有，查給我看！”（小警察翻到《毛主席語錄》第37頁，上麵隻寫了“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沒有“右派”字樣）

警察：“……”

父親：“怎麽樣？毛主席沒有說吧？”

警察（惱極）：“你敢到街上去，在群眾中跟我辯論嗎？！”

父親：“可以，不過我有個要求。”

警察：“什麽要求？”

父親：“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衣服。”

警察：“……”

過了這麽多年，回憶起這段趣事，我總會想象一下留長髯的父親穿起警服的滑稽模樣，忍不住要大笑。

但有權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隻有芝麻大的權力。父親調侃小警察後不久，當地街道通知他去開會，到了會場才知道是批鬥會，他和一些“黑五類”分子一起被鬥。父親不服，聲稱自己是有公民權的，不能被人隨意批鬥。回家後，他憤憤不平地說：“我要去中南海見周總理，當年（1957年）他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親口對我保證，你們（指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權，行動也完全是自由的。現在我要問問他，這話還算不算數？”

我以為他隻是說說而已，不料父親穿上大衣真要去，這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鍾。他認定了的事情，誰也攔不住。我本來要回郊外的學校，一路上北風呼嘯，走到半路越想越擔心，畢竟是年過七旬的老人，又是去那種地方……於是登上公共汽車進了城，在北海前門附近下了車，繞著中南海轉了大半個圈，不見父親的蹤影，眼看天色漸暗，心亂如麻，又折回呼家樓。快到家的時候，瞥見窗內一燈如豆（那時還住在一層），心中石頭方才落地。進門問起究竟，父親歎了一口氣：“鐵桶江山，進不去！”便沒有再說別的話。昏暗的燈光下，父子默然相對，良久無語……

父親與中共算得上患難之交。周公在重慶時，不時到家中與父親討論中國的民主前途；1949年後一同共事，父親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現在想見老朋友一麵，要求信守當年的諾言，卻已是咫尺天涯，宮門似海……

在那段將階級鬥爭作為“一抓就靈”的萬應靈丹的荒唐歲月，一切都會與政治掛鉤。父親在1971年給周恩來的信中（我在後麵還會引用），談到過兩個事例：

1.有一個工廠的軍方代表，在對廠內職工講話時，竟指責我每晨去日壇公園鍛煉身體，是企圖'東山再起'，搞資本主義複辟。

2.有一個軍方人員在附近的工廠禮堂對居民講話，說那些政治有問題的人，如敢亂說亂動，要在戰爭爆發的前夕給以集體處決。他估計戰爭是不久便要爆發的。他所指的亂說亂動，當然包括向上反映情況，而且這還是著重點。

父親爭公民權的事，還不止這一次。後來曾聽母親說起，父親每天清早到日壇公園練功，並與一些老拳友切磋技藝。有次一位青年上前向他求教，卻被幾名便衣一擁而上帶走了，父親為此很不平，說年輕人學點拳藝有什麽錯？!尼克鬆訪華那年，街道和派出所如臨大敵，從樓梯到大門口都安排了人，不許他下樓。父親又與他們爭辯起來："尼克鬆訪華，不能影響公民的正常生活！我有公民權，這是毛主席、周總理給我的權利！"

在那連主政者都主張"無法無天"的年代，這種爭辯當然不會有結果。尼克鬆也不會知道，他的"破冰之旅"曾經影響了多少中國百姓的正常生活，致使一位七十五歲的老人向中國的基層執法部門主張公民權。直到今天，每當我望見國賓政要的車隊在清空的車道上呼嘯而過，總會想起父親所要求的權利。


十一、正本清源，質疑“文革”

在本文行將結束的時候，我想首次披露父親晚年的兩封長信，一封是寫給周恩來的，另一封是寫給我的。這是他在一生最清醒的時刻，所作出的政治遺言和對後代的遺訓。

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來的信，長達12400字，他交給母親後，母親沒敢發出。直到周公和父親都逝世後，才交給了陳雲。

父親在信中指出，由於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曲解，多年來給國家民主法製建設和政治協商製度造成了破壞，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惡果。他認為思想根源在於教條主義的定型論，並首先談到了血統論：

血統論在"五四"運動中，已經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我們這一輩人當中，已經沒有人敢於流露"龍生龍鳳生鳳"一類的說法了。何以現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場呢？我們想，這真叫做"死灰複燃"，是沒有什麽生命力的。當然也是見不得太陽的。……

作為一個革命者，必須有方向性的定見，但決不可以有膠著於一點的、一成不變的成見。……脫離實際就一定犯錯誤，甚至反動。所以方向性的定見不可無，一成不變的成見不可有。

當然血統論問題的解決，最好是讓血統論者自覺地起來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可是當這些人陷入成見的深淵，又有一些群眾（盡管僅僅是一小撮）在他們的周圍時，要他們這樣做是困難的，這就需要領導上對他們"大喝一聲"，才可能使他們清醒過來。二年以前的武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可稱為"變觸之爭"的軍閥內戰的"死灰複燃"，我們當時曾經多麽迫切地希望他們自覺地停止下來呀！但是，他們的成見和周圍的一班人，使得他們失去了理智；他們仍然在興致勃勃地把武鬥當作一種有遠大前途的事業來幹，是在毛主席對他們"大喝一聲"之後，武鬥才算真正停止下來了。血統論者恐怕也需要這樣，而現在正是對他們"大喝一聲"的絕好時機。……

當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見是可以化除的，但這隻適用於普通人。有權威的人的成見是可怕的。

父親對國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評說:

……在保密的狀態下發動群眾，那個發動群眾就隻能是過場，理由很簡單，既然是保密的事，群眾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況，讓不了解情況的群眾參加工作，當然隻能是走過場。

為什麽公檢法要有那麽多的保密呢？是否國家工作的保密，應當隻限於國防、外交和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呢？我從旁觀察，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群眾對領導的不滿，重要的可能就是新聞封鎖的過嚴的保密的範圍過大。前者表現在大字報和小字報的風起雲湧，後者表現為檔案的遭受衝擊，這就發生了泄露機密和檔案損失等不應有的事故，而且還可能有奸人從中搗亂。但盡管如此，我們的國家仍然屹立。這足以證明，適當放寬新聞封鎖和縮小保密範圍，更絕不會影響國家的安全。……

他也不認同當時製造戰爭氣氛的"世界大戰周期論"：

……曆史上的世界大戰一共隻來過兩次，有什麽規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論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經過了百十年的探索，建立了經濟危機周期論，也早已被事實衝垮了。根本上，這是把自然現象的規律應用於社會現象的錯誤，不但錯誤而且還可能反動。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現在還在流行的世界大戰周期論，是說大戰周期是二十三年，現在早過了，所以不久便要爆發了。這就把不怕戰爭的教導變成好戰的叫囂，顯然是對我們有害的，應該在大破定型論的潮流中，趕快把它掃入曆史的垃圾堆。

對於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根據《共同綱領》建立起來的民主協商製度，父親有自己的理解：

……回憶解放以後，在民建會起初是有人不許自稱政黨（施複亮），以後是不許自稱紅色資產階級政黨（吳大琨等），再後是不許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孫曉村），甚至對外不許宣傳社會主義更不許說解放全人類（許滌新）。在這種種不許討論未來理想的束縛下，政治學習就完全陷於表態的導演和說話的技巧。這種情況，如果現在不記錄下來，將來有人提示，可能連我這個身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還對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我們的學習不過為的是明哲保身，為什麽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見其他的民主黨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當時是反對這些的，但由於我自己的認識水平有限，我就無力糾正這些錯誤。這也可以測定民主黨派沒落的必然性吧？為什麽呢？因為他們已經用不革命定型論把自己限製好了！我認為我們現在就應該把這些材料收集起來，趁著有關人物還多數健在的時候，詢探他們當時的思想動機和預期後果，然後加以分析總結，這可能成為政治思想教育的經驗教訓。

父親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談到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曲解：

……階級成見是剝削階級的東西，而階級觀點是無產階級的東西。剝削階級正由於堅持階級成見，所以看不見工農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見社會發展的前途。他們早思夕想的，消極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積極的是壟斷產業，傳之子孫。這裏重要的是"保守"、"壟斷"、"子孫"三個概念。所有世襲製、遺產製、門閥製乃至血統論，都是從這三種概念發展起來的。剝削階級原想利用這一套，把奴隸、農奴、墮民、雇傭勞動者、有色人種等等，永遠踏在腳底。但，已有的曆史已經證明，他們的這一切都是徒勞的，而他們自身的崩潰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的時候，就知道了無產階級科學的階級觀點，是把階級仇恨集中在剝削製度，對於剝削階級的人則認為一般是可以而且應該爭取改造的。這種觀點，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政策，也符合"共同綱領"的規定。對於我國革命事業是起過巨大的作用的。但盡管如此，二十一年來的宣傳工作，對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複。反複的由來，按照李維漢的話，是由於黨內有反對統一戰線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過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傾向了。我所親眼目睹的是，民主黨派內一些不負責任不動腦筋的動搖分子，還在三反五反時期，他們就嚷"共同綱領"過時了。他們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針的貫徹，而是自己"進步"的表現。這不是徹頭徹尾的個人利己主義，又是什麽呢？民主黨派的任務，應該是把自己所屬階級的實際情況如實地向黨反映，並適當地向社會報導。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製度的同時，對於經營管理、生產組織等方法，則應一分為二，取其精華部分，按新觀點加以整理，推廣全國。列寧曾經號召蘇聯國家企業向德國容克世家和美國泰萊製度學習哩。……

反馬克思主義的、把階級仇恨集中在人的錯誤傾向，近年來有所滋長。這是使人十分遺憾的，血統論和唯成分論正是這種錯誤傾向的表現。這就是剝削階級的階級成見的死灰複燃，必須給以徹底的清除。

他還引用了自己在大字報上所見劉少奇檢查的內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壞右資六種人還沒有殺盡以前該怎麽辦？殺盡以後對他們的子女又該怎麽辦？並談了自己對革命專政的理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給予我的教訓是，凡是事實都必須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機都必須揭發。否則便有可能給革命以隱患的災禍。諱疾忌醫是唯心主義，怕得罪人當然是"私"字作祟。這兩者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現在敢於明確說，在專政的名義下掩蓋著不利於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圖。……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這麽一些人，他們認為專政就是要將數以千萬計的被專政者宣布為可以讓他們任意蹂躪、侮辱乃至屠殺的奴隸、賤民或墮民，或帝國主義眼下的有色人種，而且不許呻吟一聲，更不許喊冤叫屈。然後他們才算誌滿意得地當上新老爺。為要保證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還必須把被專政者隔離開來，免得他們的聲音外傳、上達。

父親又舉巴黎公社頒布的法令為例，說明革命專政不應與暴力劃等號：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蠻專政的複辟，剛好相反，它是杜絕一切複辟的可能的。隻提出當眾燒毀斷頭機一舉就足以說明，它把古代野蠻專政的殘跡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為"越暴越好"的人，實在不能檢查他們頭腦裏的暴君和軍閥思想的殘餘呀！同時也要注意，提出一個口號，引用幾條經典著作的文句，發表幾篇目的就在於借以嚇人而不是為著教育幹部和廣大群眾的文章，完全不提具體做法的一整套，顯然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對革命有害的。

他接著又談到專政對象的人權問題：

據聞人民來信來訪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壞右資六種人的來信來訪的，這就把國家工作中最容易發生弊害的方麵掩蓋起來了。這是對毛主席指示的正麵的違反。毛主席說得那麽清楚（批評）"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提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表現了多麽偉大的胸襟呀！現在有什麽理由屏絕這數以千萬計的六種人的呼聲呢？這是不是如上文所說的那些新老爺為著保證自己可以為所欲為、防止被專政者的呼聲上達的隔離政策呢？

對於"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錯案，父親是這樣說的：

在公檢法和文教戰線上。又有這麽一些"鬥士"，他們的"特長"就是從無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狀，於是在他們的手裏，就製造出成千上萬的無罪的罪人。他們是最危險的"鬥士"。而他們也為老爺們所喜愛，為什麽呢？因為他們製造出來這麽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老爺們平安"過關"，而且還可以表功。……

這些"鬥士"還有一個法寶，叫做初審判決定型論，或者基層判決定型論。他們反對上訴、申訴和複審，更痛恨平反。他們要千方百計使得這些規定都歸於無效，使得他們所找出來的罪狀，成為不可動搖的"鐵案"。

父親舉了改造戰犯的成功範例之後指出：

又據我了解，勞動教養的成績就很差。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是無罪的，然而被剝奪了自由，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們都有為自由而鬥爭的經曆，應該記得不能無故剝奪別人的自由的教訓。"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在民主革命中曾喚起那麽多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這難道應該忘記嗎？現在有些人對於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認為是自由主義，從而無端限製乃至剝奪別人的自由，作為反對自由主義的措施，無疑是十分錯誤的，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除了勞動教養以外，那種由於階級成見對於剝削階級分子乃至他們的兒女，無罪輕判或輕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時候就已經造成被判者的不服。這就注定了改造的結果完全落空。這些改造機關也自己知道改造的無效，因此一有風吹草動，便又把這些刑滿釋放或教養成功釋放的人又拘禁起來。這是完全不必要的，這種人顯然是沒有社會地位可以興風作浪的了。重拘一麵表示自己的虛弱的一麵，一麵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這一切無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則是應該檢查糾正的。

對於"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財產的行為，父親有如下評論：

現在有一種反常的現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諱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實。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怕丟麵子的老一套，另一種是有人不許聲張。不管是哪一種，我認為都是應該糾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別人犯法，我有什麽罪過呢？……這些惡行的違反憲法、法律就不必說了。被害人不積極揭發這種種惡行，反而把它們隱蔽起來，豈不可怪？看來，這主要地還是那些做了壞事的人自己違法背令，才不許被害人聲張的。也可以說，這是上文所說的隔離政策的一端吧。虛偽竟成為風氣，可見這些人的勢力是多麽大呀！

父親在信中回顧了自己在曆盡憂患的一生中，如何靠著一顆"勇往直前的純潔的童心"，在幾次國家民族利益與個人名利發生衝突的關鍵時刻所作的抉擇。並且說：

……最近我都想憑兩條腿走萬裏路，借助於車船交通工具，計劃在三五年內，走遍祖國的大地……甚至還想，象我這樣的人，大可以過一種到處為家、日新月異的生活，把這個定型的家也破了。…… 我踏進社會五十多年了。在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號和"學生腔"的譏諷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改。因為我所厭惡的是"世故甚深"、"暮氣沉沉"和"老氣橫秋"，那就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挫折和打擊也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悔。因為，我覺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現在我更加熱愛我這顆童心。……

父親在信的結束部分說：

活滿74歲了，健康未減，看來還要活一些年。活下去？為著什麽呢？隻能為著要看見消滅剝削製度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的實現。人總是離不開社會發展的曆史和他自身發展的曆史所規定的道路的。

這是一位與共產黨共患難多年的老朋友最後的忠告，他認同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並引用毛澤東以往的觀點來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可謂用心良苦。後來鄧小平在起草《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也說過："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有人讀了父親的《七十自述》後，批評章乃器有"愚忠"；但父親說：他平生對待任何朋友，都堅持"為人謀忠"。

"文革"的曆史的教訓是無比慘痛和無比深刻的，其禍根遠在爆發之前多年就已種下。我無須多加評論，若要將曆史"宜粗不宜細"地輕輕翻過，曆史就不是科學。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捷克作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監獄中寫下的絕筆："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十二、自述平生，無信不立

我在1969年成為"反革命"階下囚之後，曾寫信請已同父親分手多年的母親去照顧他的生活。為應付信件檢查，信中套用了陳銘德曾對我說過的話--"思想上劃清界限，生活上還是要照顧"。

父親看到這封信後，在1971年8月25日，也就是"紅八月"之難五周年的時候，給我寫了一封5600字的長信，從自己的生平曆史一直談到修養、學習、保健。他在信中說：

我剛滿十五歲就從浙江麗水千裏迢迢地隻身奔赴南京投入北伐軍當兵。我曾經兩次為著國家的利益自動地毀了自己的家業。我在過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後主動地走向抗日的遊擊山區。我是資產階級培養起來的一個高級人員，但就在我發展得很順利的時候，我背棄了資產階級，走向黨領導之下的革命隊伍，我是最先號召民族資產階級跟著黨走社會主義的一個人。

這樣，事情很明白，你要同我劃清界線，隻能意味著你目前還沒有條件走我的道路。……

我的健康情況之好是二十多年來所未有過的。特別值得我高興的是，這完全不是養尊處優的結果，而是刻苦鍛煉的收獲。已經有五年不訂牛奶了，有近四年不去醫院了。我的體會是，人有了充沛的革命樂觀主義。在早晨的陽光、空氣之下進行足夠強烈的運動，風雨暑雪不停，就可以消化盡管是粗糙的食物，同時防治一般的疾病。人決不可以嬌慣自己，更不可以嬌慣下一代。……

老實是我一生的特點。我記得曾經告訴你，當我還是一個淳樸的山鄉孩子的時候，讀到當時小學教科書國文，內中寫了宋朝的司馬光和美國的華盛頓終身不妄語的故事，給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後，我長期在銀行工作。在銀行工作要講究言而有信--講信用。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實的性格。我曾經因此吃了多次的虧，但我始終不悔，因為覺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過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當年銀行的一句行話，是"以信用為商品"。這句話的實質，就是"靠信用進行剝削"。但當時一般人也是不自覺的。我是在懂得了一些馬克思主義之後，才恍然這就是剝削。由此保持了我的老實，這又是壞事當中有好事。當然象我這樣的人也隻是極少數。

以上就是我運用"一分為二"的法則的嚐試。我相信這是有說服力的。這遠比那些把舊社會上層描寫成"黑漆一團、野獸一群"的言論有用。那是不符合實際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曆史虛無主義的言論。一個民族的偉大，一個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傳統的，絕不可能一個早上從天上掉下來的。……

關於我的政治問題，你用不著枉費心思。我相信事實--這是唯物論者起碼的條件，我相信黨的實事求是處理問題的方針。抄家也有好的一麵，它徹底證明了，我的為國毀家是認真的，我對祖國、對黨、對社會主義是忠誠的。四年來，我坦率、誠實地對待了二百多批的外調人員，除了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效了微勞之外，還使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是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大公無私的人。

寫了四千多字了，不再寫了。這一則可以說明我的心身健康情況之好，二則也表明我對你的熱情。不但對你，對別人也是如此；不但現在，過去也是如此。當部長的時候，群眾來信提出重要問題，也是親筆答複，而且也往往是下筆千言的。但你應該知道，一個七十多歲的人這樣對待你，並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讀，不要再辜負我的一片好意。特別歡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見，能駁倒我。這就證明你真正重視我的信了，我當然高興。歡迎別人批評我的言論，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親在後麵又談了如何運用氣功，治療我當時所患的胸膜炎。全信結束之後，他意猶未盡，又寫了八百多字，回顧1949年以後在民主建國會內的論爭和自我反省："我有一種習慣，把批評別人、告誡別人的話來檢查自己。檢查結果我發現，已經有不少超過必要的限度，從而滋長了個人主義的情況了！"他談及自己當年遭到圍攻時，"為著應戰，我就在經典著作中找'武器'，這樣，在每次論戰中，我總是勝利的。周總理說'他們說不過你'，確是如此。現在想來，好辯過分不能不是知識分子的毛病，它導致一個人脫離群眾。……即使是自己的論點完全有理，當群眾的覺悟水平還不夠理解的時候，也應該先主動撤回，耐心等待群眾覺悟的提高。"

我至今把這封信當成父親的遺訓。

重讀這封長信，回想起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我本來準備回學校，但外麵風雪交加，就打算作罷。父親激勵我說："做人就要有一股衝風冒雪的勁頭！"堅決把我打發出門。多少年來，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都會想起父親"衝風冒雪"的教誨。


十三、身後蕭條，托夢誰知？

父親一直拒絕違心承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為解決父親的問題寫信給陳雲，又給父親寫信勸他檢討。父親回信說：

聽毛主席、周總理的話，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會喊"萬歲"，而且我還認為他們並不喜歡那一套。我認為歌頌一個人總應該用點腦筋，舉出具體的事實加以肯定。空喊"萬歲""偉大"，不能不是無原則的捧場。……您為我事寫信給陳雲同誌，甚感！我看這沒有什麽冒昧。說人好話是永遠不會錯的；兄弟間相知特深，更應該說。應該造成一種說人好話的風氣，以代替那種誹謗人的歪風，我要看陳雲同誌，但不想說我自己的事。

在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國家在1975年3月宣布特赦全部國民黨戰犯。父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及當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應邀回來，是為了建設新中國；現在國民黨戰犯均已特赦，自己的問題多年仍未解決。父親這封信意味深長，他是專業人士兼企業家，不是靠弄政治混飯吃的政客，舍家業而赴國事，請進門來卻因言治罪，這不象是待客之道。

此信受到了重視，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準備為他落實政策。但父親脾氣倔強，完全有可能談崩。高層考慮到陳雲同他的曆史關係，決定由陳出麵約父親談話。

同年4月25日，父親被接到人民大會堂，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決定。據當時一同談話的張勁夫回憶,談話是在大會堂南門的一個小房間裏進行的："章先生聽了之後沒有講感謝的話，隻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我和陳雲兩個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錯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滿意了。"

就這樣，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父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後他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由於"四人幫"的幹擾，不久又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原定恢複他全國政協委員、擔任財政部顧問的安排未能實現。 父親"摘帽"之後，開始去一些老朋友家走動。當時陳銘德夫婦和章伯鈞夫人李健生都住在靈通觀大樓內，故人相見，恍如隔世。還有一些民主黨派領袖的遺孀也住在那裏，父親去看望她們之後，有兩位夫人惶恐不安地跑去對李健生說："李大姐，這怎麽得了！章乃器居然跑到家裏來了，我們這個樓今後還有安生日子過嗎？"

1976年初周恩來逝世、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際，父母間曾談及誰能擔起治國重任的問題，父親說："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

相比之下，父親同鄧小平的關係不如與陳雲的關係好。一是鄧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時，曾批評父親在川東搞"和平土改"；二是父親主持糧食部工作時，鄧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下令停止該部推行"米糠榨油"，父親有不同意見。然而這些工作中的歧見，沒有影響父親對鄧小平的客觀評價；也沒有影響鄧小平當時對父親工作的表揚，以及後來改正他的"右派"問題。

父親象一盞風雪中的孤燈，熬過"文革"的漫漫長夜，黎明到來時已蠟炬成灰。1977年4月父親病重，當時他仍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摘帽右派"，住在北京醫院不見天日的地下室裏。無論他一生多麽頑強，終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運動給身心造成的傷害，藥石罔效，於同年5月13日離開了人世。

在"兩個凡是"緊箍咒仍在束縛人們思想的形勢下，八寶山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會，"七君子"中的兩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裏出席。比起沒有舉行追悼會的羅隆基和章伯鈞來，已算是一種禮遇。由民建中央負責人孫曉村所致的悼詞中，在肯定他"在曆史上為人民做過好事"的同時，還不忘指出他"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並登在《光明日報》第四版末尾的簡短消息中。這種帶鞭屍語句的悼詞，也算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一條痕跡。

父親辭世時，我尚在縲絏之中，不知道任何消息。也許是父子間的一種心靈感應，我做了一個夢：父親熟睡在床上一動不動，我擔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三張白紙，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張，上麵竟一個字也沒有……

不久母親來探視，告訴我父親逝世的消息，當時的場景心情，我不忍再付諸筆墨。回到監舍後竭力不使旁人看出悲痛，我要象父親那樣保持尊嚴。這時突然有一位小青年問道："你家出事了？"我沉默不應，但接下來的話卻令人大吃一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白胡子老頭來看你，他是你的爸爸。老頭對你說，我要走了。你們談了一陣，便送他出了院門……"

5月13日父親逝世那天是周五，即西方人所說的"黑色星期五"。我猛然想起，當日我所在的遠郊關押處，發生了一場局部的小地震，所有的人都驚慌地跑到院中，然後天就下起雨來……這場地震未見任何報道。一年後又做一夢：走入一座黑漆漆的森羅大殿，供桌上有一影壁形的楠木座牌，在昏暗的光線下，依稀辨出頂端有"赦免"二字，下麵是一大串人名，我從中發現了自己的名字。不久，便在父親的老朋友陳雲過問下重獲自由。

後來聽說，那位小青年得胃穿孔死去。回想他的麵相有些奇特，是山根凹陷的夭壽之相，並有些象廟宇中的羅漢。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紅塵世界真若一場大夢。父親後來很少入夢。據一位活佛說，他去了一處遙遠的好地方。我想應該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吧。

父親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一生經曆兩場民主革命，始終做著一個強國之夢。1933年他曾與一百多位知識分子一起，在《東方雜誌》新年號上同時發表"新年的夢想"；1946年又發表《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借主人公新年之夢，描畫出一幅民主富強中國的理想藍圖。他晚年寫過一篇《冥冥中的上帝》，認為造物之手自有安排。他不信神，但已相信命運。

父親的命運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但他們這一代人的奮鬥，結局都不美滿。

不思量，自難忘。父子生離，竟成死別。最後的一麵，也是在夢境中。

我至今未悟出抽取出父親枕下三張白紙之一的含義，難道他是要我在上麵描繪一幅新的畫圖嗎？這是父親留給我的永久之謎……

        2004年3月17日 風雨讀書樓

        2004年10月25日 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