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集
我寫的無聊雜文
一。 定性問題
64 能不能留青史冊，客觀地說現在還不好講，盡管我個人認為是偉大的運動。
在為64定性之前，是不是應該有個公開評論的階段呢，在目前的強權壓製，言論禁錮的環境裏能夠公正地評價64嗎？蔣彥永醫生要求的不就是這個機會嗎，一直以來許多國人們要求也是這個機會。
關於64本身，至少有一點很清楚，當中的學生和民眾是愛國的，是正義的，就如同當天向他們開槍的軍人一樣，難道能否認這個事實嗎? 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你又如何認識五四和四五兩次運動的正義性呢? 這些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群眾性的，自發的，與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的，不管他們喊出了什麽口號，作出什麽樣的行為，他們都不是為暴亂而暴亂。他們中不僅僅有學生，還有普通的民眾，也有國家幹部，很多人都是曆經人生滄桑，老於世故的，我們評什麽就這麽看不起這些人的覺悟。
64絕不是所謂“一場少數學生發起，大多數學生盲目跟從，被打著追求民主自由的旗號達到顛覆中國毀滅中國的目的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的一場失控，而且失去本來目的的失敗的學生運動”把政治教科書內容當道理來講，沒有說服力，連江澤民都得承認這是個鬼話。
64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四五運動，就是你認為的載入中國史冊的那個，是不是很諷刺。當百姓對政府失望，感到前途渺茫時，社會動蕩就有了基礎，一點星星之火就可燎原，不要把“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看得這麽神通廣大。從四五開始，每隔幾年就有這樣的風波，79年的西單牆，84年抵日貨，86年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波，一直到89年那次，導致上百萬民眾上街。歸根到底是人民對共產黨長期政績不滿而要求變化，這個變化也不是什麽民主，盡管當時有人提出這個詞。
中國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本分的一群人，如果有什麽事情導致他們拿出如此勇氣與政府對抗，這個”事情”的確就很大了，就象樓下有人說的，要”犯上作亂”了。中國天生就該命賤，直到活不下去時才知道反抗，來一次腥風血雨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 但畢竟時代不同了，有些人覺悟了，既然”共和”了, 天下不是你我大家的，不該用革命的手段了，要用和平的手段了。
64自始至終都沒有說用暴力推翻政府，天真的民眾還傻傻地盼著萬裏委員長從加拿大回來主持公道呢？中國民眾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試圖用法律來解決問題。假如法定的行政程序能夠得到遵守，中國曆史在1989年可能會是個轉擇。然而64的槍聲徹底扭轉了曆史方向，180度的大轉彎。
群眾和軍人都是愛國的正義的，那麽問題到底出在那裏，誰應該為此負責，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應該在適當的機會搞個清楚，就這樣糊塗下去嗎，就這樣鴕鳥下去嗎，等待下一次風暴? 其實不說也知道，這就是執政黨的問題，個別領導人的問題，也是我們體製上的問題。至於現在是不是平反的機會，則是另外一個話題。
我發現你對64的看法都是從國內電視上得來的，片麵而直觀，如果有機會應該和64當事人交流。 我的一個遠房親戚是當年64見證人，那時他隻有19歲。據他講，他們學校進京聲援隊伍是校長支持的，校長在學校廣播裏發表了一個講話，對北京的絕食事件表示認同，並說本校學生可以有組織地進京聲援。其實此前幾天，校內氣氛早已開始蘊釀了，那些東區的老老少少教授們講師們，也跑道西邊的學生宿舍區，與學生共談時局，廣大師生從沒有如此一致過。起初他們的隊伍二百多人，都買了火車票，送行的五千人，從校區拉出，警車開到，一路口號下來，圍觀民眾鼓掌呐喊。到了火車站，竟然沒有驗票就可以上車，結果又混上了好幾百人。當時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法製。他們到北京以後有很多故事的，今天不細寫了。總之 64是有個長期過程，連老鄧89年一月份的時候都講“今年可能不平靜” ，事先給江澤民打了預防針，老江在64期間中規中矩，封一家報紙，還用了個不起眼借口，他早就預料到了。但我感覺他們都錯估了最後結局。
64是有些混亂的地方，大多都是當天開槍後的事，後來都被拍成宣傳片。3號淩晨開始清場，衝突了一整天，軍民都沒有死人，晚上軍隊開槍直到4號清晨，死人都是這一段發生的，那個被燒死的軍人也是4號的事，直到6號還有殺軍人的事，不是為殺軍人行為開脫，而是要講清來龍去脈，強行清場導致了失控，是個悲劇。
二。關於死去的解放軍
他們個體的悲劇不能否定64的意義。
樓下的那篇“我所知道的1989春夏”漏洞百出，我不會花時間與你糾纏其真假，因為我知道，畢竟有15個軍人確確實實死於64事件，對他們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來講，死亡的那一刻都是悲慘不可名狀的。但你在震驚他們遭遇的同時，有沒有聯想到當天那2700個同樣令人悲慟的亡魂。
不錯，任何社會動蕩都會伴隨一些血腥，產生一些悲劇，而這些並不能作為評價這種社會行為正義與否的依據。有這樣一句話，“革命的後果不能成為否定革命的原因，但革命中的政治家應該為革命的後果負責”，這是一個研究法國大革命專家說的，原文大意如此。這裏的政治家包含了革命中的各個派別，不單是指起事的一方。一個社會發生了革命，往往應該是政權一方的政治家擔當更大的責任，因為社會動蕩的環境和基礎滋生於他們所統治的時期，相比於起事的一方，他們有更多的資源和信息來緩和局勢，扭轉乾坤；然而，曆史仍然有很多革命發生，造成人命損失不說，更多的是社會倒退。
原因在於，統治者和民眾的利益衝突太大，無法調和；統治者順應民意的代價往往是權威喪失甚至下台，這在封建皇權家天下時代，當然是不可允許的。可在二十世紀末共和國時代，就算天下應該由共產黨坐，可誰說隻應該由某一個人來掌舵，而不是另外一個人呢，法律程序得到尊守了嗎？當權者是不是又把國家利益甚至黨的利益置之度外，而傾心維護自己的家天下呢？64以來的貪汙腐化，吏治黑暗的事實已經給了很好的證明。
如果以穩定的名義而剝奪民眾表達的權利，那麽就沒有真正的穩定，中國幾千年循環往複的曆史就是例子。
不斷的有人為64呼籲平反，卻鮮有聲明為64複仇的，前提下已經承認政府的權威，否定的革命的可能，這正基於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性質的認識，基於對64事件性質的認識。
時代在進步，誰在反動，一目了然。
死去軍人和死去的學生市民一樣都是64的犧牲者，他們如果泉下有知，當會理解支持今天的正義呼聲的，請不要再拿他們說事來否定64了。
再來一個小插曲，我的那位親戚隨著聲援隊，乘著火車進京；到了天安門被廣場委員會安置在紀念碑和紀念堂之間一個區域；然後和”高自聯” 的學生作形勢溝通，當聽說有北京人喊出要鄧下台的口號，同學們一片震驚，議論紛紛；”高自聯” 要求學生不能亂喊口號，以免被扣上動亂帽子，所以他們的口號，主張都是寫在紙上的, 由”高自聯” 和 ”外高聯” 統一製定；他們得主張裏沒有點名要某個人下台，隻是要求否定”四二六” 社論，對 “四二二” 北京高校大罷課予以肯定，中央作出承諾不秋後算帳，以及懲辦官倒腐敗。當時隻要有一個有威望的領導出來說話，都會有轉機的。而當時北京治安出奇的好，人們的精神麵貌積極向上，對未來信心十足，都懂得自我約束。整個64期間，中南海大會堂電視台都沒有受到衝擊，在戒嚴之前那裏就有部隊守衛，相對於百萬市民來講，他們人數很少，比如中南海大門前，有一個班士兵，不帶槍，席地而坐，整天圍在他們前的民眾多達三四千人，如果真的是暴亂，這些士兵肯定凶多吉少。殺軍人的事都發生在開槍以後。
三。關於學生領袖
老實說，我對他們中的某些人也不待見，除了幾個例如王丹還算有些思想，多數都很淺薄，個別幾個完全就是低劣的政治投機份子，當然都是按今天的眼光來看。
我想說明一點，今天呼籲為六四平反，不是為了這幾個人政治前途而起。六四是一場有著深厚群眾基礎的運動，沒有那個大背景，極少數人起不了什麽事，這個共產黨自己最清楚了。
另外，領袖也是人，在思想成熟度上，他們往往跟常人沒有什麽區別，貪生怕死很正常，甚至流氓好色也很正常；所不同的是，他們有為民請命的叛逆精神，用古代的說法，就是"死士"的精神。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他們就是人民心聲的代言人，就是英雄。
如果今天六四平反，他們不會因此而形像高達起來，也不會政治前途一下子光明起來。
但如果今天再來一次類似六四的動亂，隻要他們肯回來，振臂一呼，仍然可以重聚人心，所謂政治人物就是這麽一種資源。
其實在整個六四事件中，難道政府一方的領袖就那麽高大完美嗎? 看看過去那些老一代革命家，男盜女娼之徒也並不少。
再說說六四的當時一些情況，據我所知，戒嚴令發布以後，大多數學生市民首先感覺是憤怒，而不是恐懼，這就是"民氣"；一個領袖，如果有一點政治野心，在這種情況下，會輕易言退嗎? 就算想退，能說服群眾嗎? 我可以想象，六四造成那麽大的傷亡，不會隻是少數人鼓動的結果，而是民眾冤怒，領袖借勢而已。不信可以向那些北京人調查，問他們是不是受了什麽人鼓動才去阻攔軍隊的，還是自己內心的衝動，恐怕後者多一些。
關於政治人物的道德問題，不知大家是否看過前天的“走向共和”電視劇，袁世凱和羅文議員那番對話，那不是編劇瞎寫的，而是導演借用竊國大盜的口，宣講一個普及版的政治知識，我感肯定這個孫中山毛澤東都懂的。
六四運動究其本身來講，是人民群眾自發的是正義的，曆史終會還其本來麵目；考查曆代民變，請願之類事件，還都沒有說錯在人民一邊，統治階級難辭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