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八一五光複”後，在東北的日本人拉家帶口逃難回國。也許是受船上名額的限製，很多日本家庭都是把男孩子帶走，女孩子扔下成為棄嬰。
我在沈陽大院裏的鄰居王姨就是一個日本棄嬰。王姨是文革後搬進我家大院的，與我家做鄰居時間不長，前後大概十幾年，但與我母親關係很好。有什麽事都喜歡找我母親嘮叨。王姨個子不高，很白淨，王姨的老公田叔則是個一米八多的大個子，相貌堂堂，但說話有點結巴。因在地質勘探隊工作，田叔經常跑外，不怎麽在家。王姨和田叔的三個孩子都是王姨照料，冬天做棉衣，夏天做裙子短褲，王姨都來找我母親幫忙。王姨的兩個大孩子是女孩，一個小的是男孩。三個孩子都長得很漂亮，都隨田叔長得高高大大的。
我母親對日本人非常熟悉，因為她小時候住的附近盡是日本人，都是在滿洲飛機製造第一株式會社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看《小姨多鶴》電視劇時，母親就誇孫莉演的好，說日本人走路就是那個樣。可王姨是日本人我母親沒看出來。
王姨告訴我母親，他是四歲時親眼看著她那個日本軍人的父親剖腹自殺的。後來，她母親帶著哥哥走了，把她藏在屋裏的拉格裏（拉格就是closet），還給她手裏塞了些吃的和一個小包裹，囑咐她包裹別扔了，要帶在身上，也許這輩子還能找到我。
王姨說，她在屋裏呆了三天，吃的沒有了，餓的哇哇地哭。也許哭聲驚動了他的養父，一個拉三輪車的中年漢子發現了她。王姨說，她很幸運，遇到了一個好心的養父。王姨說起自己往事的時候，她的養父已經去世了，可王姨還是說的淚流滿麵。說小的時候，養父什麽好吃的都是可他吃，自從有了他以後，養父煙酒都忌了。每天拉三輪回來都會給她帶好吃的。等他上學後，養父也是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王姨說，雖然不是親生的，可比親生的對我好。那時候，中日已經恢複了正常關係，有個什麽組織已經多次聯係王姨，要幫她尋找在日本的親人。可王姨沒有尋親的意願，說我早就是中國人了，日本話也不會說了，估計我母親也早死了，還回去幹啥呢。
一直到八十年代，我都上了大學，王姨也一直沒回日本尋親。這時王姨的幾個孩子也都在長大了，大女兒都上高中了。雖然王姨的三個孩子長得都很漂亮，模樣身材都沒得說，還特別白淨，但學習都一般般，考上大學可能性很低。王姨就和我母親商量，說日本那邊有人已經找到我的哥哥了，你說我是不是該回去看看。我母親說，為孩子考慮的話，你該回去看看。看看還能不能適應。
原來，王姨的父親是個日本將軍，她母親臨走時給她包袱裏塞了一個什麽勳章，是他父親的身份證明。王姨就是靠這個牌子找到的哥哥。王姨後來隻身去了日本，沒多久就回來了。回來就和我母親發了一通牢騷，說她哥哥不敢認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他親妹妹，而是擔心遺產繼承的問題不敢認。那時他哥哥的孩子都已經成家立業，家裏的財產都分配完了。王姨說：真沒想到，親哥哥我一點沒有親熱勁，看著就像個陌生人。沒意思透了。母親就勸他，這麽多年沒見麵，哪能這麽快就近乎呢。王姨自那之後就陷進去還是不去日本的糾結中。時常找我母親嘮叨。
一晃就到了王姨大女兒該上大學的時候了，這時候王姨才下決心要帶一家人去日本，但田叔不願意去，為此倆人吵了很多次。那時我父親還活著，就逗田叔說：你中國話都說的都費勁，去了日本要說日本話，你行嗎？弄得田叔是更加鬱悶了。可中國父母總是以孩子為核心的，為了孩子自己啥都可以犧牲。所以最終王姨一家還是去了日本。
剛去日本的那些日子，王姨經常不給我母親來信，說的都是在日本的種種不適應和一些新鮮事。說老田在那成天發牢騷，說沒意思，吵著要回來。家裏的各種漂亮的包裝盒子一大堆，每個人都不舍得扔。那是八十年中的時候，中國和日本的生活水平還差的很大。日本的先進也讓王姨長了不少見識。後來，王姨還回來一次，給我母親帶了不少禮物，說現在逐漸適應了，日本政府對他們很照顧，老大已經上大學了，老二被模特學校看重，準備做服裝模特了。王姨家的老二長得瘦高漂亮，確實做模特的料。
父親去世後，母親搬離了那個大院，與我住到一起。王姨和我母親也失去了聯係。再後來，王姨又回過一次我們那個大院，可老鄰居基本都不在了。聽見到王姨的人說，王姨一家現在過得挺好，大女兒去美國留學後留在美國工作了，二女兒做了模特，最小的兒子成了日本滑冰運動員。
現在王姨和田叔都老了，我們那個大院也被拆了，也不知道王姨和田叔是否還在想念在中國的日子。
王姨是幸運的，很多日本遺孤都像王姨那樣被善良樸實的中國老百姓收養了，這些人後來回到日本後，也成為中日友好的積極分子。以前看過一個專門講日本遺孤的書，我曾寫過一個讀書筆記，鏈接在此：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0578/201603/743851.html
裏麵摘錄了書中的幾段話，我現在再轉載與此。
“當最後一批日僑登上客船後，沈陽日俘日僑管理處處長李修業登上甲板為日僑送行。東北日僑聯絡總處負責人村野先生再三要求李修業講話，李修業說：“你們回去以後，要細細地想一想，比一比，你們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中國人又是怎樣對待你的。希望你們以後隻帶來友誼，不要再帶來刺刀。再見吧。”話雖簡單平淡，卻概括了中日關係和兩國的國民性的巨大反差。”
“多年之後，那些有良心的日本人還常常提起當年中國人民的仁慈情懷。官崎市市長津村重光曾說：“我們的父母就是當年從那裏回國的，他們曾得到當地人善意的幫助。”
名古屋退休教授間賴收芳說：“那年天氣很冷，是葫蘆島人把我們上百名遣返者接回家中，給我們提供食宿，挽救了我們的生命。”
同為名古屋退休教授的小林清子回憶說，他親眼所見就有30多名日僑在登船之前把孩子送給了中國人撫養。小林清子對此的解釋是，給孩子留條活路。”
“母親回憶說，當時最慘的就是那些在農村的日本人，其實就是開拓團團員，很多人把孩子就丟到路邊，因為帶著太小的孩子沒法趕路，半路不是病死也得餓死，好多中國人就是在路邊溝裏撿的日本小孩。而城裏工廠的日本人轉運的很有秩序，基本都是全家一起回去的，沒有丟下孩子不要的。所以，留在中國的日本遺孤，大多是開拓團的孩子。開拓團團員其實大都是日本的窮苦農民。看過嚴歌苓的電視劇《小姨多鶴》的都知道，多鶴就是日本開拓團團員的孩子。”
樸實的勞動人民都是善良的，雖然他們不知道什麽叫大愛，但側影之心一點不缺，就像小姨多鶴裏薑武演的那個老農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