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盡管地方政權陷入癱瘓，但真正加入造反組織的人並不多，大多數人還是站在保守派一邊。毛澤東對此做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很多黨團員、積極分子和普通工人之所以參加保守組織，也即所謂的“保皇派”，是受了走資派的蒙蔽。真實情況並非毛澤東判斷的那樣，受走資派蒙蔽和被走資派利用的保守派確實有，但不是主流。王紹光認為，在毛澤東瓦解了舊的權力機構後，人們選擇加入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完全是自願的，而且也是自己的一種理性選擇。“什麽樣的人可能成為造反派呢？在學校裏，造反派是那些被排出除老紅衛兵組織之外的人。在工廠和其他單位裏，他們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或者運動最初幾個月裏被疏遠的人。所以，更多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參加激進組織而不是保守組織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很多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眼裏的落後分子和問題分子加入了造反派，所以“根紅苗正”人就不願意加入造反派。另外，他們也從心裏認為，文革前的體製和那些領導沒那麽壞，他們找不出需要造反的理由。武漢華中工學院9月27日成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但隻有700人參加這個組織，而華中工學院是個擁有一萬多名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大學。
武漢的工人造反派很多都是在單位受過領導打壓和批判過的人，原本就對領導心懷不滿，看到文革給他們機會可以造反，還可以打倒本單位領導，自然會積極參與。文革前，“工總”的很多頭頭都是那種曆史上不太幹淨的人，比如朱紅霞1949年前參加過反動會道門，五七年因為同情右派而受批判，文革初期他還被打成“三家村分店”成員。“工總”的另一個頭頭胡厚民則是個野心勃勃的人，曾想當工人俱樂部的頭頭沒當成，因此對領導十分不滿。文革初期，他也被打成廠裏的“小三家村”成員。李洪榮雖然是中共黨員，但在社教期間，因發現他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和倒賣布票糧票的不法行為，而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另一個頭頭餘光順曾在1957年因詐騙罪被判刑七年。這些人之所以積極造反，原因是都感到自己是受迫害的人。還有的人雖然自己曆史清白，但親屬中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他們則受到牽連和歧視。因此，反擊“資反路線”後他們也加入了造反派組織。
王紹光說，文革中的人參加哪一個組織，基本上可以根據其在文革前的狀況推測出來。這是文革參與者的理性選擇的證明。社會存在的潛在矛盾是億萬人民投身於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在1966年的12月份，工人造反派逐漸成為運動的主力軍。可在武漢，造反派在各單位都是少數派。這和遼寧的情況有所不同。遼寧工人參加文革時，基本都是加入了“遼革站”這個造反派組織。正是因為武漢情況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才出現了720 事件和持續不斷的派性鬥爭。
當看到政府對造反派的行為持續退讓時，保守派群眾感覺再不組織起來就無法抗衡造反派的勢力了。在1966年12月2日，武漢的保守派群眾組織革命職工聯合會宣告成立，簡稱“聯合會”。這個組織發展迅速，很快發展了40萬成員。
當工人和社會各個部門全部卷入文革後，社會秩序大亂，生產停頓，經濟下滑。為了恢複秩序並將老幹部排斥出政治舞台，毛澤東開始支持造反派奪權。
奪權運動並不是毛澤東一開始就設計好的，而是因為上海“一月風暴”的成功讓毛澤東感覺奪權是恢複秩序和改造權力機構的好辦法。上海造反派奪權時，喊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這正迎合了毛澤東恢複秩序及生產的想法。上海造反派奪權後，生產秩序基本恢複。毛澤東發現沒有那些老幹部，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工業生產一樣正常運轉。於是毛澤東決定支持和推動造反派的奪權鬥爭。
上海奪權後，全國各地隨即開始奪權運動，但唯有上海的奪權是毛澤東最欣賞的。原因是上海是真正的造反派奪權，而且奪權後把生產組織的井井有條，社會秩序恢複，人民普遍滿意。可其它地區的奪權就不是這樣了。當時全國有四種奪權模式。上海是唯一讓毛澤東最為滿意的模式，即造反派不僅奪了政治權，還奪了事務權，而且還能獨立擊退保守派的反攻。廣東則是第二種模式，即保守派奪了權，然後把事權又交還給老幹部，群眾組織變成一個監督機構，這是毛澤東最不滿意的模式，所以中央文革一直不承認廣東奪權成功。江蘇是第三種模式，即造反派自行其是奪了權，但也不聽中央文革的指揮，所以中央文革也不予承認。還有就是黑龍江模式，這個模式後來成為中國各省奪權的標準模式，即三結合的奪權模式（老幹部，軍隊和造反派）。湖北和武漢的奪權采用的就是黑龍江模式。
奪權初始，造反派以為最大的阻力來自老幹部，可實際情況是，最大的阻力來自保守派。在武漢，保守派的人數眾多，而且有很好的組織性。保守派一般都是由單位的黨團員和出身好的人組成。在他們眼裏是好人不造反，造反沒好人。所以多數幹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都不理解，為什麽中央支持這些胡作非為的造反派，容忍社會秩序大亂。其實，這種想法再正常不過了。沒有人喜歡天下大亂，隻有那些認為天下大亂會對自己有好處的人才會喜歡亂。這些人就是保守派討厭的造反派。
毛澤東本以為奪權會讓失去的社會秩序得到恢複，卻萬沒想到，全國全麵奪權導致了全麵內戰。群眾組織分成完全對立的兩派，每個組織都宣稱自己是忠於毛澤東的革命左派。不僅造反派和保守派因為奪權尖銳對立，造反派內部也開始分化。
為了支持比較弱勢的左派，毛澤東讓部隊到地方支持左派，但軍隊也沒有火眼金睛，分不清哪個是左派，哪個是右派。而且軍隊肩負維持秩序的任務，自然而然地支持那些希望恢複秩序的保守派。這導致，大部分地區的軍隊支左，變成支持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這其實很好理解，沒有哪個當權派和秩序維護者喜歡造反派的，所以軍隊並不是故意和毛澤東唱反調。武漢支左就發生這樣的狀況。
“毛澤東期望奪權會帶來革命秩序，但事實表明這隻是一個幻想。令他極為失望的是，奪權給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都帶來極大的混亂。首先，奪權並沒有導致新政權的建立。在多數情況下，奪權都半途而廢。也就是說，雖然舊的權力機構的喪鍾正式敲響，但造反派卻無法提供有效的權力替代者。舊政權在武漢被徹底打敗。從省長和市長到車間主任和生產組長的當權派通通被趕下台，在這種情況下甚至不列入國家公職人員名單居委會幹部以及負責居民戶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視為當權派。在某些單位裏造反派做得更加過分，非黨員造反派，把黨員也當作一種權利的象征，因而要求擁有把黨員開除出黨的權利。”（P111）
在上海一月風暴過後的中國，舊地方政權組織已經瓦解，國家接近於無政府狀態，各組織和團體都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動。最突出的就是所謂“經濟主義”泛濫，如：以前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正對待，稍有過失就會被開除和辭退，因此集體要求變成正式工。迫於壓力，湖北省委同意，1966年6月1日以後被開除的臨時工和合同工統準許回到原單位，並從此不再開除臨時工和合同工。而一些個體經商者則要求稅務局返還他們上繳的稅款，甚至還發生搶劫國家倉庫的事件。
緊接著文革又遇到更大的麻煩，即群眾組織不僅分成對立的兩派，並開始由文鬥轉為武鬥。王紹光認為，文革的失敗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派性和“極左”。
毛澤東後來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承認自己沒有料到群眾會分為對立的兩派。毛澤東非常不解地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為什麽要分兩大派呢? 工人階級分為兩大派，我就想不通。我們過去內部也鬥，但不搞噴氣式，主要是朱德和陳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後我們還團結起來合作的比較好。要用文鬥，不要武鬥，不要侮辱。上海張春橋，姚文元同誌一直抓工人工作，那裏沒發生搶槍，大批判專欄辦得最好，我們要學習。”
毛澤東把群眾的覺悟估計的太高了，不知道群眾參加文革並不都是為了他的偉大目標，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另外，上海並不是全中國，上海能做好的事，別的地方不一定能做好。
文革中各地對立的兩派都自認為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服從中央文革的。如果中央文革發出的指示與他們的觀點和利益不符，或者相反，他們就認為這是假傳“聖旨”，或者是蒙騙了毛澤東。而一些對自己派別有利的謠言則不假思索地大張旗鼓的宣揚。文革中，對立的派別故意按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解釋毛澤東的指示，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毛澤東對武漢問題的指示本來有三條：即給“工總”平反，釋放造反派頭頭；保留保守派；停止對造反派的歧視。可到了造反派的哪裏，就變成毛澤東支持造反派，要取締“百萬雄師”。
武漢的720事件就是在這樣的相互誤判中發生的。720事件是文革中著名事件，這是最早顯露出文革敗相的事件。首先誤判的是毛澤東。毛澤東有三個誤判，一是對武漢的文革形勢過於樂觀，這大概是因為上海奪權的成功而產生的樂觀思想；二是對武漢保守派實力和堅定性的誤判；三是對武漢軍隊介入地方文革的深度的誤判。在毛澤東看來，雖然武漢造反派是少數，但隻要軍隊轉變態度，再加上中央文革的權威，武漢的保守派會很快瓦解分裂，倒向造反派一邊。可實際情況是，武漢保守派並不相信毛澤東會支持少數造反派，而不支持人數眾多的保守派。因為這和毛澤東一貫宣稱的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思想不符。武漢和北京不同，北京的造反派主要是學生組織，學生一般都是比較激進的，而武漢是產業工人為主的城市，學生造反派人數很少。“百萬雄師”是當時武漢最大的保守派組織，其成員主要是產業工人，有一百多萬人。他們與政權有共同的利益，認為自己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最忠誠的一方。他們本來就看不上那些造反派，不願意與其為伍，而且他們還得到以維持秩序為己任的軍隊的支持。所以，當王力和謝富治代表中央文革指責“百萬雄師”挑起武鬥時，並宣布“百萬雄師”為保守派時，這些保守派成員根本不相信這是毛澤東的意思，反而認為是王力蒙蔽毛澤東，假傳“聖旨”。不僅這些群眾這樣認為，就連毛澤東的親信陳再道也同樣認為毛澤東是受了蒙蔽。
武漢問題的另一個棘手之處是，雖然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毛澤東信任的人，但他派出支左的武漢獨立師支持的卻是“百萬雄師”這個保守組織。獨立師官兵與“百萬雄師”不僅有著相同的政治觀點，而且還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感情。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每當獨立師處理武鬥事情時，對解放軍進行打罵和圍攻的都是造反派，因為他們認為解放軍不支持他們。而保守派則是維護解放軍，保護解放軍的。這種軍民關係自然為解放軍所歡迎和肯定，因此，從感情上，解放軍也是站在保守派一邊的。
在文革那種嚴酷鬥爭形勢中，對立的兩派都感覺自己沒有退路，不是打倒對方就是被對方打倒。對那些組織的頭頭們來說，被打倒很可能就萬劫不複。武漢720事件時，帶領“百萬雄師”衝擊東湖賓館的公安幹警就說：如果那些造反派翻了天，我們這些抓捕過他們的人不會有好結果的。沒有妥協的零和之爭，必定會導致對抗不斷升級，最後以命相搏。
王紹光對文革暴力的解釋是這樣的：“有些評論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集體暴力表明了人類的非理性或者邪惡或者天生的好戰性。事實上，暴力是一種既理性又可悲的行動方式。在正常的條件下。當壟斷武力使用權的國家對使用武力反對其他人的團體或個人能夠以懲罰來威脅的話，那麽將有組織的暴力作為策略的可能就會被排除，或者至少使之變得極其危險。然而，在無政府的情況下社會秩序的供給變成了問題。因為社會秩序也是一種公益，所以人們不會自動地克製自己做也許會危害社會秩序的事。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確實能夠威脅運用武力與懲罰的權威，那麽甚至善良和理性的人也會在利益衝突時拳腳相加。所以，派別領導人必須始終考慮著暴力策略，即便他們自己並不真正的具有好戰的意圖。認清了無政府問題，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麽經常發生武鬥，即使參與武鬥者既非愚蠢，無知之輩也非亡命之徒。”（P134）
武漢是文革時武鬥非常厲害的幾個地區之一。這不僅是因為當地民風彪悍，好鬥，還因為人數少的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人數眾多，自認為根紅苗正的保守派卻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評。這無論如何讓他們想不通。想不通就有氣，有氣就要出。出在哪？當然是對立的派別身上。武漢最早的武鬥就發生1967年的五月底，在一次保守派的遊行中，造反派一方進行騷擾破壞。一向溫和的保守派，這次大打出手，導致“二司”方麵一名十七歲的中學生身亡。之後，造反派一方舉行了全市範圍內的抬屍遊行。這在文革中是一種常見的遊行形式，我小時候在沈陽就經常看到這樣的遊行。
雖然六月六日中央文革發出緊急命令，嚴禁在派性爭執中動用武力。可是在那種你死我活的氛圍中，沒人聽從中央的命令。武鬥不僅沒有被禁止，反而越演越烈，逐步升級。毛澤東到達武漢時，武漢兩派的武鬥已經呈現白熱化狀態，且已造成數百人的死亡，被打死的大多數是造反派成員。
就在毛澤東住在東湖賓館期間，武鬥仍然在繼續。讓毛澤東沒想到的是，造反派竟然膽大包天，武裝闖入東湖賓館，圍攻謝富治，抓走了王力。而參與這一行動的竟然有整車荷槍實彈的解放軍，難怪毛澤東當時也誤認為發生了兵變。其實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毛澤東也住在裏麵。
由於信息管道的不暢通，武漢保守派並不清楚中央和毛澤東的態度，於是政治謠言大行其道。7月19日至7月21日的保守派連續大遊行，都是受到謠言的鼓舞。
正在武漢保守派的“百萬雄師”歡慶勝利，準備躍躍欲試地奪權的時候。北京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出明確信息，把武漢720時間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緊接著，全國各地城市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支持中央決定，聲討武漢的“反革命暴亂”。“百萬雄師”再也承受不住壓力，很快就解散了。雖然組織解散了，但保守派對自己的遭遇非常不解。他們不明白，為什麽他們最信任的毛主席竟然不支持他們。所以，雖然表麵上不得不遵守中央決定，但心裏麵是不服氣的。“百萬雄師”的一個頭頭的話真實地代表了他們的想法：“我始終不相信我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就是劉鄧的人，他們所謂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武漢保守派垮台後，造反派不顧中央不要報複保守派的勸告，開始瘋狂迫害保守派頭頭。為此發出數千封通緝令，導致一名前保守派頭頭被打死，另一名死於監獄。迫害不僅僅局限於保守派和公檢法的頭頭們，各個單位也開始迫害其單位裏的保守派。
“從七月末至八月間，每個單位都在開批鬥會，給成千上萬人戴上高帽遊街。這種情形與‘破四舊’期間很相像。隻是人們的角色被顛倒過來。以前運動的許多受害者，現在是好戰的‘革命造反派’。他們可以隨意懲罰一年前虐待過自己的人，他們懲罰的不僅是百萬雄師總部的頭頭，還有它的分支頭頭，甚至普通群眾。造反派對僅僅以牙還牙不感興趣。為了發泄積壓已久的仇恨，他們常常要加倍的實行無情的報複。許多保守派受到殘酷，折磨，家被抄，家庭成員被虐待。據不完全統計，武漢事件後，僅在武漢就有超過六百人被毆打致死，六千六百多人被打傷或致殘。一派對另一半的報複，看來比兩派之間的武鬥更加嚴重，造成更多的死亡，給人們帶來更大的苦難。”（P155）
雖然毛澤東到了上海後就醒悟過來，不再相信武漢發生了兵變，但毛澤東又認為，保守派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受到挑撥，受到蒙蔽，後麵有黑手和軍隊中的走資派的支持。所以一度曾有要給“左”派發槍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