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讀保羅.克魯格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國家，卻很少有人知道美國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左翼有左翼的自由主義，右翼有右翼的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關注的是經濟平等和精神自由，右翼自由主義關注的是個人權利和資本的自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就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被右翼人士帶有貶義的稱為白左的人。
保羅.克魯格曼著作頗豐，這本《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雖不算是經濟學論著，卻可看作是左翼自由主義者觀點的集大成之作。在此書的開頭，保羅就簡要地回顧了美國曆史：“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美國並非一向如此，我們曾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飽受政治派係攻訐傾軋之苦的國家。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來看，美國昔日極端的不平等與嚴峻的黨派爭鬥，不過是初級工業化國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暫階段。我們當時認為，美國已最終成長為一個有著強大中產階級的、相對平等的社會，平靜的政局是這個國家的常態。”
讀過《光榮與夢想》和熟悉美國“鍍金時代”社會曆史的人會承認，保羅對那段曆史的概括是真實的。可話鋒一轉，保羅言辭犀利地抨擊了二戰後，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的美國社會走向：“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中產階層主導、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國卻開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越發明朗起來。經濟學家開始論述迅速加劇的不平等，他們指出經濟進步隻惠及少數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麵；政治學家也開始討論不斷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即政治家在極左與極右兩個方向移動，民主黨人日益被歸為‘自由派’，共和黨人則成為‘保守派’。這些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前的收入不均與20世紀20年代的不平等同樣嚴重，而政治的兩極分化也和那時差不多。”
克魯格曼把美國收入不平等產生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政治的右轉，並沒有解釋為什麽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而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給出一個比較深刻的分析和答案，即：當今西方社會普遍發生的貧富分化是資本收益率長期高於勞動收益率造成的。
和很多左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樣，保羅.克魯格曼也是將美國社會的進步歸結為左翼自由主義者的貢獻。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果沒有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占據主流話語權，羅斯福新政初期的尷尬也許會是常態。當然，保羅並不否認二戰這一特殊曆史時期對羅斯福新政的助推作用。沒有二戰，羅斯福不可能打造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美國，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壓縮了貧富差距。所以，二戰和二戰後一直到八十年這段時期也被保羅.克魯格曼稱為“大壓縮”時期。在二戰期間，羅斯福政府對富豪們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率最高達到79%，而在五十年代，美國為了擔負消耗巨大的冷戰開資，對富豪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曾高達91%。盡管這並沒影響到富豪的奢華生活，但對當年富豪們如此馴服地接受這種對富人的“掠奪”我依然感到訝異。
這裏要插一句。保羅認同J.Bradford Delong對“億萬富豪”的定義，即財富超過2萬名普通美國工人年總產值的人才算億萬富翁。保羅.克魯格曼對這些產生於“鍍金年代”的人數不多，卻占據巨大財富的億萬富翁們沒什麽好感。他認為：“那是一些以不義手段暴富的人，從鐵路、製造業及石油、煤炭等開采業中大發橫財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兩位鋼鐵大佬亨利·費利克與安德魯·卡內基，然後是一群鐵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這基本代表了左翼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克魯格曼並沒有解釋為什麽美國富豪願意承擔高額稅負去支持美國的全球冷戰事業。也許在他看來這是左翼自由主義者努力的結果，是一種富豪不得不服從的平衡狀態。當然，我也不認為美國富豪有著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吝嗇的美國富豪們在二戰時連自己曾經的母國英國都見死不救，怎麽會甘願為全球事務奉獻美金呢？如果不是羅斯福能說會道，加上日本人的愚蠢，美國富豪寧願置身二戰之外，兩邊賺錢，吃完原告吃被告，也不會出錢去打與己不相幹的戰爭。在我看來，說到底，遏製共產主義這關係到富豪們是否會千秋萬代的大事，所以他們才會孤注一擲地支持反共大業。這種心態和當初列強幹涉新生的蘇聯時是一模一樣的（那時蘇聯還沒有大屠殺醜聞，所以反共並不具有道德理由），因為資本永遠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越戰之前的美國其實已經非常強大和富有了，可富豪們的安全感一點沒有變強大。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使他們誇大了共產主義的威脅，也誤判了蘇聯和中國的意圖。因此，美國出兵幹涉朝鮮內戰失敗後，又不顧美國人民的反對，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越南戰爭。
兩次戰爭的失敗，讓美國右翼灰頭土臉，也讓當時的美國右翼明白一個道理：靠武力不僅征服不了社會主義陣營，而且還使自己國內的左翼力量不斷壯大。社會主義國家是越壓越強，今天的80後紅三代小金同誌仍然顯示這樣的性格，可今天的川普大叔卻依然像越戰前的美國強人一樣，還是信奉武力的神威。難怪黑格爾會說出“曆史的教訓就是我們從不接受曆史教訓”這種悲觀的話。的確，曆史不斷循環往複，而人類理性似乎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
越戰後，美國右翼精英變得聰明了，認識到戰勝共產主義要另辟蹊徑，而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變也許是靠譜的道路。因為是人都有弱點，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也是人，都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一樣喜歡錦衣玉食，香車美女。如果艱苦奮鬥不是一種內在的修養，而隻是為了早日實現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社會，那和平演變的確有著強大的內在邏輯，是無法抗拒的力量。所以，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右翼勢力來說，文化和經濟上的競爭才是最好的手段。尼克鬆的《不戰而勝》就是美國右翼思想轉變的產物和這一認識的總結。
然而，令美國右翼沒有想到的是，富豪們對高額個人所得稅的容忍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即美國社會的“大壓縮”。二戰之後到越戰結束這段時間，是美國右翼焦頭爛額的一段時間，可恰恰是這段時間，美國社會變得空前平等，貧富差距被極大地壓縮。隨著人權運動的高漲，美國社會的平等意識也是空前的普及和強勢，左翼自由主義者基本占據了輿論陣地和話語權。保羅用這樣的事實來描述美國從“鍍金時代”到“大壓縮”時期的觀念變化：“我們對‘長鍍金年代’的美國所知的一切都說明，盡管這個國家有民主的意識形態，但那是一個階層觀念很強的社會，當時富人自認為是高於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並憤恨）那些‘老板’。在戰後的美國，上述階層觀念已大體無存。在這裏，我可以根據我個人的記憶來發言，因為我是在這個社會裏長大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人們的言辭與記述中了解情況。戰後的美國社會有窮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對社會的影響也很小。當時許多工人得到運作良好的工會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其工作之穩定可與技能高超的專業人員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與之接近。人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別不過就像凱迪拉克車與雪佛蘭車的區別：一個人或許比另一個人過得奢侈，但人們在可以去哪裏、做什麽這些事上並沒有大的差異。”
如果不是因為越南戰爭，約翰遜政府承諾的全民醫保早在六十年就能成為現實。那段時間也是美國經濟運行良好，消費者信心十足，中產階級感覺最幸福的時期。由此，保羅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壓縮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時代也是空前繁榮的時代，一個我們無法重現的時代。”為了維護自己的這個結論，保羅.克魯格曼在書中駁斥了各種對經濟平等的批評和質疑，如：稅收壓垮了富人，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科技進步加劇經濟不平等，騙取福利的人增加了正派納稅人的負擔等等。
保羅.克魯格曼在此書中的一個經典論斷是：“中產階級社會並不會隨經濟的成熟自動出現，而是必須由政治舉措來創造”。這一論斷不僅由美國自己的曆史所證明，也由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的失敗曆史所證明。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幹預和合適的政策，自由市場經濟是不會自動產生中產階級的。
美國左翼和右翼自由主義的一個很大分歧是對政治經濟的關係的看法。左翼自由主義者認為，政治決定經濟，美國的繁榮是因為正確的政治措施，而非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所為。右翼的觀點正相反，他們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所以他們反對政府幹預經濟，主張小政府，迷信看不見的手。戰後的新自由主義就秉持這樣的觀念。
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一直是循著的是新自由主義道路摸索前行，很多經濟改革政策都是以美國為藍本製定的。當時的經濟政策製定者們並不了解美國社會存在兩種相互否定的自由主義思想，錯把右翼的自由主義當作全部自由主義，而一切關於平等的訴求和論述都被看作是源於舊的意識形態的保守理念。正是這種認識上的片麵性，導致了改革開放後，過分迷信看不見的手，排斥看得見的手，使中國經濟增長保持高速的同時，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這種狀況非常類似於美國的“鍍金時代”，也叫“最不滿時代”。在經曆過大蕭條，兩次大戰和社會主義運動後，我們仍然在重蹈美國一百年前的覆轍，不能不讓我們再次哀歎，曆史是驚人的相似，曆史教訓就是永不接受曆史教訓。
中國的一些自稱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其立場是站在資本家一邊的，所以他們的批判鋒芒隻能指向政府這個被他們視為政治強權的對手，而無意和故意地忽視了普遍存在的經濟強權。麵對黑磚窯、黑煤窯、工人下崗這些經濟強權造成的悲劇，公知們卻隻批判政府的不作為，卻不去批判自由放任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至少這是不全麵的批判，是有漏的認知。有人指出，中國現階段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官僚資本主義，而所謂的官僚資本主義就是政府和資本家勾連在一起的強強聯手的資本主義（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政治強權和經濟強權的結合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最根本原因。無論是美國的曆史，還是中國短短的資本主義曆史都證明了，經濟強權和政治強權聯手的時期一定是收入嚴重不平等的時期，而政治強權遏製經濟強權的時期才是收入相對平等的時期。
在西奧多.羅斯福上台前的美國也是這樣的兩強聯手狀態。因此，“長鍍金時代”也被稱為“最不滿時期”。對那個時期美國的狀況，保羅是這樣說的：“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大雇主可以根據就業市場的供需狀況隨心所欲地決定薪資與工作條件，幾乎不用擔心會遭遇有組織的抵製。罷工往往會被武力破壞，一般情況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賊破壞，但有時是州一級的民兵組織或聯邦軍隊介入，如1892年的卡內基霍姆斯特德鋼廠罷工與1894年的普爾曼罷工。”
克魯格曼在這本書裏，用大量篇幅論述了美國兩黨政治的曆史，並對兩黨政治有一個很精辟的概括，即從極端的兩黨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黨對立，這被其稱為政治之弧。這個政治之弧與經濟之弧相對應，即從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再回到經濟的不平等。經濟的不平等與兩黨的政治對立相對應，經濟的相對平等與兩黨的合作相對應。
保羅. 克魯格曼對美國社會最大的憂慮是:“21世紀初的美國似乎有一些悖論，其中之一是，我們中自稱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義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則多半十分激進。自由派想恢複我在成長中經曆的中產階級社會；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國拉回“鍍金年代”，讓100年的曆史化為無形。”
在格魯克曼看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就是“信仰抑製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的製度”。這個信仰也同樣考問中國改革設計者的良知和執政黨的初心。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一直沿著新自由主義一條道走到黑，還是朝向“共同富裕”這個目標不僅關係到中國是否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還關係到中國是否能實現長治久安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中國和美國不同。中國的改革是起步於經濟平等和低效率，為了效率犧牲平等是當時改革設計者的共識。可改革開放四十年了，為了效率而導致的不平等已經到了反過來要影響效率和社會穩定的程度，如果今後三十年還是一意孤行地在市場化方向上不斷深入改革，那中國社會將變為一個拉美式的兩極分化社會。
回複 '槍迷球迷' 的評論 : 感覺就是虛無縹緲的嗎？不要認為不能定量的就是不存在和不真實的。如果認為感覺是虛無縹緲的，那人也是虛無縹緲的存在，因為痛苦和幸福都是感覺。連人的存在也是靠感覺，而不是靠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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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你看來同意左派的理論是憑感覺而不是憑邏輯和道理。 不能定量的東西未必不存在或不真實，但是憑你的感覺還是憑我的感覺？左派從來是自以為左派的感覺是精英感覺高於其他人的不同感覺。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假如說你感覺貧富差別太大， 而我感覺貧富差別不是問題，那麽你憑什麽說你的感覺高於我？
保守派的原則恰恰相反，不是憑感覺而是自由交換原則。貧富的差距取決於各人在自由市場上掙得多掙得少。
這本書我讀過，力薄儒的通病。
正如你所說，中國需要政治權力壓製資本權力，創造更多的中產，才能迎來繁榮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