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毛澤東關於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構想與實踐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曆史舞台上，毛澤東導演出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關於把山西作為堅持華北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構想與實踐，就是其中精采的一幕。



　　一、關於敵後抗戰戰略支點構想的形成及其實踐的成果


　　在毛澤東看來，所謂戰略支點，就是戰爭中的中心根據地，也就是像下圍棋做的“活眼”。這個中心根據地，既是遊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保存和發展自己，阻擊或消滅敵人的戰略堡壘；又是向四周輻射，發展和壯大更廣範圍的武裝根據地的後方基地。毛澤東關於戰略支點的構想，是抗日戰爭時期由點到麵，創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持久戰爭；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戰爭的基本手段是人民遊擊戰爭，它由輔助地位逐步上升為主體地位，進而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遊擊戰爭必須以建立敵後根據地為條件，而根據地又必須以一個或數個中心為依托，向四周輻射；敵後根據地必須以黨為領導核心，以武裝為後盾，抗日政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群眾運動全麵發展，從而使武裝力量和人民抗日力量成倍、成十倍地發展，然後集聚力量向周邊擴展，變遊擊區、敵占區為新的抗日根據地，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全麵勝利。


　　毛澤東關於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構想，有一個提出——實踐——再提出——再實踐——直到完全成功的發展過程。


1935年冬，長征後的中央紅軍落腳陝北之後，中國“處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日本帝國主義“不但要把整個華北，而且要把全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①。陝北是小紅軍的根據地，大紅軍的落腳點。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華和蔣介石繼續“圍剿”紅軍的嚴峻形勢，紅軍必須立足陝北向外發展，這是當時黨內高層的共識。但如何向外發展？中共高層卻存在向東(山西)、向南(陝南)、向西(寧夏、甘肅)、向北(綏遠、內蒙古、察哈爾)四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毛澤東力主向東發展，打通直接抗日的路線。在同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作軍事戰略的報告，強調：紅軍應當利用當前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積極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毛澤東還詳細闡明東征山西的有利條件和發展戰略。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體現了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決議指出，必須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②，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猛烈擴大紅軍”，據此，“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份去。”③


　　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進一步籌劃東征山西的戰略方針和軍事部署，明確提出紅軍必須執行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在山西呂梁山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互為犄角。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澤東和彭德懷統率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入晉，開辟以呂梁山為中心的根據地。可以認為，這是毛澤東把山西作為戰略支點的最初的構想與實踐。紅軍東征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種，也使毛澤東對山西的政治經濟狀況、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人民的抗日要求，更增加了新的了解。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全民族抗戰的路線與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軍事戰略方針。1937的8月22日到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關係問題的報告。他強調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當前日本進攻的主攻方向是華北，上海是其進攻的輔助方麵；紅軍的主要作戰地區是在晉察冀三省交界處，其基本任務是：1.創建根據地；2.箝製和相機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而不是戰役戰鬥的配合)；4.保存和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會議最後決定，將紅軍主力編為八路軍開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線。1937年9月1個月內，毛澤東幾乎連日致電山西前線八路軍總部或北方局，反複重申在山西開展山地遊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適時調整黨與八路軍在山西的部署，提出八路軍“在山西應分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展開④，“支持華北遊擊戰爭”⑤，並預見“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麵”⑥。1938年2月21日毛澤東又指示八路軍和中共中央長江局“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有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陝甘區、鄂豫陝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⑦。在1938 年4月、12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鞏固山西四區抗日根據地的同時，八路軍大部主力先後開赴綏蒙、山東、河北，創建華北各抗日根據地。


　　至此，毛澤東在實踐中，完成了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偉大構想，並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對於贏得山西抗戰、華北抗戰，乃至全國抗戰的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以山西為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在華北敵後擴展為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4大塊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形成了彼此相連、互為依托的華北敵後戰場。東自錦州、山海關、膠東半島、黃海與渤海沿岸，西至黃河，北至熱河之寧城，察哈爾之多倫、商都、綏遠之百靈廟，南至隴海鐵路，形成東西1100公裏，南北900公裏，總麵積近100萬平方公裏，總人口5000餘萬人的廣大地區。這個地區的抗日軍民頑強地抗擊日軍，不僅打破了日軍占領山西、占領華北的美夢，而且陷敵於四麵包圍之中。


　　第二，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以山西為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使黨組織與人民武裝力量在華北地區獲得空前廣泛的發展。以山西為例，到抗日戰爭勝利時，山西全省黨員由抗戰前夕的數百人發展到15萬人，在各區黨委領導下，建立了20個地委，111個縣委。山西全省青壯年累計參加八路軍和地方抗日武裝的達60餘萬人。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內，共產黨處於執政地位，造就出一大批治黨治國治軍的卓越人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領袖人物。


　　第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以山西為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華北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同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建犧盟會、山西新軍、戰動總會和其它形式的統一戰線組織。隨後，華北各根據地普遍建立了參議會。參議會既是臨時政權機關，又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各抗日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在其中都是平等的一員，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湧現出範築先、續範亭、劉少白、牛友蘭、王玉堂等一大批與共產黨、八路軍真誠合作的抗日愛國民主人士。


　　第四，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以山西為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還推動了全國敵後戰場的猛烈發展。從1938年起，華北敵後遊擊戰爭四麵開花，日軍重兵被拖在華北，使華中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得以迅速發展。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在華北戰場發動百團大戰，更打亂了日軍南進的計劃，挫敗了日本對國民黨政治誘降的陰謀。八路軍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陸續派出部分主力到華中敵後戰場，和新四軍一道，創造了蘇北、蘇南、蘇中、皖中、皖東、豫皖蘇、皖東北等抗日根據地。1944年，太行、太嶽兩個軍區先後派出部分部隊挺進豫西，開辟了豫西抗日根據地。至此，從華北到華中、華東、華南，構成了廣大的敵後戰場，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偽軍。抗戰8年，全國各抗日根據地軍民與敵軍作戰共12.5萬餘次，殲滅日軍52.7萬餘人，殲滅偽軍118.6萬餘人，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裏，人口達1.2億人。



　　二、關於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客觀依據


　　抗戰初期，戰爭局勢千變萬化，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毛澤東選擇山西作為堅持華北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基於下述4個相輔相成的條件。


　　第一，基於日軍侵華的部署和進攻的態勢。


　　日本帝國主義全麵發動侵華戰爭後，提出“欲占領中國，必先占領華北，欲占領華北，必先占領山西”的戰略部署，妄圖“一個月拿下山西全省，三個月滅亡全中國”。1937年8月，日本參謀本部又從國內抽調第十四、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師團開赴華北戰場，侵駐華北的日軍達30餘萬人。從1937年9月起，華北日軍主力沿平綏鐵路、平漢鐵路、正太鐵路向山西進犯。10月上旬，日軍突破國民黨軍隊駐守的雁門關至平型關的內長城防線，驅兵南下，進逼太原。


　　在此期間，在華北的國民黨軍步兵、騎兵、炮兵等部隊共70 餘萬人，雖曾幾度設防，抗擊日軍，終因執行政府和軍隊片麵抗戰的路線和被動防禦的軍事方針，擋不住日軍30萬人的銳利進攻，導致失地、後撤的敗局。


　　正是依據上述戰爭態勢，毛澤東提出全民抗戰、持久抗戰的路線和方針，把數量極為有限的八路軍主力部隊集結於山西這個戰爭熱點地區，以山地遊擊戰為主，配合國民黨軍隊從側翼阻擊敵人。隨著戰局的急劇變化，山西日益成為類似圍棋棋盤上的一個“活眼”。毛澤東以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的膽略和謀略，帶領全黨全軍全力以赴做好這個“活眼”，使它帶動華北抗戰這盤棋。


　　第二，基於國民黨山西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的政治態度。

　　閻錫山是一個複雜多變、萬變不離其宗的山西地方實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軍閥、政治家。他在曆史上追隨蔣介石積極反共，在山西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1936年春又派兵阻攔紅軍北上抗日；但又同蔣介石有尖銳的矛盾，兩次策動倒蔣戰爭，被蔣介石視為異己，早欲除之而不能。華北事變以後，日軍步步進逼晉綏，他對日本既勾結，又防範。閻錫山自喻是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處在平衡於降日抗日、擁蔣防蔣、反共聯共的政治天平之中。在紅軍由山西回師陝北，蔣介石軍隊賴在山西不撤，日軍日益危及山西之時，他的政治天平開始傾斜，越來越意識到隻有守土抗戰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隻有借助共產黨才能發動山西民眾守土抗戰。在紅軍1936年東征期間，毛澤東摸透了閻錫山縱橫撣闔、左右逢源的政治秉性。同年5月25日，毛澤東親筆致閻錫山，提出了為抗日，紅軍“甚願於晉軍立於共同戰線。”從此，毛澤東通過各種渠道，推進共產黨與閻錫山的抗日合作。在一年之內取得超常的進展。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回山西專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廣泛發展犧盟會組織；委托朱蘊山、張學良、楊虎城分別麵晤閻錫山，一再轉達中共合作抗日的誠意。先後派南漢宸、彭雪楓、周小舟同閻錫山談判，雙方達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聯絡站和中共秘密電台，以及開辟晉陝秘密交通線和晉陝通商等協議。1937年7月下旬，閻錫山還向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負責人彭雪楓透露南京方麵企圖借日軍之手殲擊紅軍的計劃，並建議紅軍在五台山一帶創建根據地，答應紅軍入晉後補充槍支彈藥和其他供給。實際上，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之前，中共與閻錫山已經立於抗日的共同戰線。八路軍3個師入晉得到閻錫山的多方合作與支持，而這一點，實在是創建戰略支點絕對不可缺少的政治條件。



　　第三，基於山西表裏山河的地理環境。


　　山西省地處黃土高原，太行山、呂梁山、管涔山、恒山、太嶽山橫亙其間，山區占全省總麵積80%以上。1937年9月，周恩來由山西抗日前線致電中共中央，指出“山西素為華北屋脊，東可瞰製平漢，遠達偽滿洲國境，既可阻斷關東軍與華北派遣軍之聯係，又可威脅平津；太行向東越平漢，跨津浦迄渤海之濱；南出豫北，跨隴海，弛聘黃淮江漢；北出平綏，挺進蒙古草原，可打通國際援助路線；西向連接陝甘。若突破三晉範圍，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晉進而冀、察、綏、魯、豫，再與山東、華中、華南連結，而成抗日戰爭的重心。山西群眾基礎好，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有紅軍主力，閻與我合作抗日，將可造成數百萬人民的遊擊戰爭。”周恩來從山西地勢論及山西將“成為抗日戰爭的重心”，淋漓盡至地體現出毛澤東把山西創建為戰略支點的戰略構想。這是因為，雄據群山，輻射平原，是創建戰略支點絕不可少的條件；山西失之於敵，則華北不保；山西據之於我，則華北複得。



　　第四，基於黨在山西的工作基礎。


　　山西黨組織雖然建立於大革命時期，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血腥鎮壓，屢遭破壞和損失，不少優秀的共產黨員倒在反動當局的屠刀之下。但黨的紅旗不倒，革命火種不滅。山西黨組織在腥風血雨中苦鬥。從1936年開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把黨的工作重點逐步放在山西，先後派張友清、趙仲池、趙振聲加強中共山西工委工作，派薄一波等組建專做閻錫山統戰工作的中共山西公開工委。山西黨組織逐步糾正“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傾向，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創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麵，黨組織自身也得到擴大和發展。截止1937年5月，全省有黨員365人。抗戰爆發後，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派出大批幹部到山西，在各縣建立黨組織和遊擊隊。1937 年10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北方局按山西四區分別組建中共晉察冀省委，中共晉西北省委、中共冀豫晉省委和原有的中共山西省委，各省委下屬特委、縣委。山西黨組織逐步成為創建戰略支點的領導核心和聯係廣大群眾的紐帶。



　　三、關於在山西創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實施過程


　　把山西建成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需要諸多因素的組合與力量的配置。為了這一目的，毛澤東把握華北戰局的瞬息變化，不斷調整黨與八路軍在山西的部署。如果從八路軍開進山西為起點，在大約一年時間內，毛澤東把構想化成了現實，進而發揮山西戰略支點的作用，推動了華北乃至全國的抗戰，最終贏得了中華民族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


　　第一，把黨與軍隊的主要力量放在山西，形成創建戰略支點領導核心和後盾。

1937年7月，根據毛澤東指示，以劉少奇為書記、彭真為組織部長、楊尚昆為宣傳部長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駐太原，領導以山西為中心的華北地區黨的工作。北方局從北平、天津、河北等地選調大批骨幹到山西工作，充實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山西公開工委和各戰略區黨組織的領導力量。8月30日、31日，毛澤東兩次急電途經西安準備到南京談判的周恩來：“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閻，商好紅軍入晉後各事(活動地區、作戰原則、指揮關係、補充計劃等)”⑧。周恩來於9月5日到達太原，執行毛澤東囑托的各事，直到1937年11月25日赴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在山西工作122天之久。同年9月上旬到中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彭德懷、左權、任弼時、鄧小平以及下轄3個師的首長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賀龍、關向應、肖克、劉伯承、張浩、徐向前，分別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主力相繼開進山西，分別布置於恒山山脈和正太路沿線。此時，毛澤東、洛甫、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主要領導人留在陝北，以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為首的黨與軍隊的高級領導人雲集山西，形成堅強的領導集體，以山西為中心，配合國民黨軍隊部署華北的對日作戰，同時，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爭，創建敵後根據地。


　　第二，適時變更八路軍的戰略部署，在山西由一區集中變為四區展開，形成四麵包圍敵軍的態勢。

1937年8月下旬，毛澤東在同朱德等人談話時提出：我們打的是持久戰，軍隊要到敵後去，和下圍棋一樣，先做活眼，準備在華北同敵人長期周旋，首先要占據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這3個戰略地區。9月上旬，毛澤東部署入晉的八路軍集結恒山一線，阻擊日軍入侵晉綏地區。數日後，得知日本華北方麵軍以大迂回態勢，企圖奪取太原，進而奪取黃河以北。鑒於敵情的變化，9月17日，毛澤東電示八路軍總部：“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恒山山脈創造遊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上不適用了。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⑨。為使八路軍在戰略上展開於日軍之側翼，鉗製日軍進攻太原與繼續南下，援助閻錫山的晉綏軍不過於損失力量，為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為廣泛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創造抗日根據地，堅持華北抗戰，毛澤東適時變更原定部署，要求八路軍總部“在山西應分為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麵包圍襲擊之態勢，不宜集中於五台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⑩八路軍三個師很快改變原定計劃，分別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呂梁山，在山西分四區展開，向著敵占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取四麵包圍的態勢，擺脫了敵軍的迂回包圍，在開展山地遊擊戰中，著手開創山西4塊敵後根據地。


　　從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八路軍首戰平型關告捷；在敵軍側翼和後方作戰，配合友軍保衛忻口、太原；出擊察南、冀西，打擊晉東北敵軍，切斷敵張家口至代縣的交通線；打擊沿正太鐵路西犯的日軍，支援國民黨軍作戰。


　　此階段，華北戰場是以國民黨軍隊為主的正規戰爭。因國民黨政府執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抗戰路線，軍事上又采取被動防禦的方針，結果連連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華北大部地區為日軍所占領。麵對上述變化，毛澤東於太原失守的次日指示八路軍：在華北正規戰爭業已結束、遊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的形勢下，日軍不久將以主力向我軍所在的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各要點進攻。我在上述四區活動之部隊，應控製一部，執行襲擊敵人的任務，大部分散於各要點，組織群眾武裝，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廢除苛捐雜稅，實行減租減息，籌辦糧餉，實現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發展左派；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期於一個月內取得顯著成效，以便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我內線的進攻(11)。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確定華北黨組織和八路軍當前的中心任務是：以山西為主要陣地支撐華北抗戰，立即實施戰略展開，廣泛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具體部署是：一一五師一部與中共晉察冀省委相配合，依托恒山山脈，繼續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一五師師部率三四三旅以及鄧小平率領的八路軍總部機關部分人員與中共山西省委相配合，依托呂梁山脈，創建晉西南抗日根據地；一二○師與中共晉西北省委相配合，依托管涔山脈，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一二九師主力和一一五師之三四四旅與中共冀豫晉省委相配合，依托太行、太嶽山脈，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山西戰場這盤圍棋上，布下了四個“活眼”。使八路軍在戰略上處於主動地位。在把山西建成敵後抗戰戰略支點上，這是決定性的一著。



　　第三，全麵創建山西4個抗日根據地，把“活眼”做好。

　　從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前述山西4區進入全麵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階段。毛澤東連續電示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要在粉碎日軍進攻的同時，擴大兵源，發展黨的組織，改造舊政權，建立統一戰線組織和群眾抗日團體，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把根據地真正建成開展人民戰爭的銅牆鐵壁。

　　到1938年5月，山西4塊抗日根據地的軍民，連續粉碎日軍的輪番“圍攻”和“掃蕩”，殲滅了敵人，發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黨、政、軍、統、群各組織係統，黨員發展到1萬餘人，八路軍擴展到7萬餘人，山西新軍擴展到50個團，犧盟會、戰動總會、工農青婦各群眾團體的成員達20萬餘人。對此，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講演時，有一個生動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麵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麵包圍了太原城”，“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以山西各抗日根據地為中心，八路軍主力向周邊省區迅速擴展，充分發揮山西戰略支點的作用。


1938年春，毛澤東等多次電示八路軍，要以山西敵後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平原遊擊戰爭。同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大力開展平原遊擊戰的指示》，毛澤東發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和《論持久戰》的講演。截至1938年12月，八路軍調集主力，從山西出發，開赴冀南、冀中、冀魯豫邊、冀東、大青山、山東等地，與當地黨組織和人民抗日武裝相配合，廣泛開展遊擊戰爭，打擊和鉗製敵人，共作戰千餘次，殲敵2萬餘人，八路軍發展到15萬餘人，創建了冀中、冀南、冀魯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取得了在平原堅持遊擊戰的初步經驗，完成了以山西為支點向華北敵後實行戰略展開的任務。


　　第五，依托由戰略支點輻射布形成的華北敵後戰場，實行戰役攻勢，繼而舉行戰略反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就華北敵後抗戰的方針、任務致電彭德懷：“抗戰還須準備三年”，“我黨應在此三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去堅持必不可少之根據地，反‘掃蕩’、反‘蠶食’之軍事鬥爭與瓦解敵偽之政治鬥爭，均須講究最善方案”。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除堅持三三製外，應以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如人民(主要是農民)經濟趨於枯竭，我黨即無法生存。為此，除組織人民生產外，黨政軍自己的生產極為重要”。“對黨內政策：一是整頓三風，二是審查幹部，三是保存幹部”。“如能實施上述各項，不犯大錯，我黨即可立於不敗之地”。(12)包括山西在內的華北各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根據這一指示，克服困難，依靠群眾，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和“蠶食”，連續挫敗了敵人的5次“強化治安運動”。至1943年，整個華北敵後根據地進入了恢複和再發展的新階段。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發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說，提出解放區軍民的首要任務是：“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在華北的八路軍和中共組織積極執行這一戰略任務。各部隊先後發起攻勢，收複了大片國土。經過1945年的對日全麵反攻，徹底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結束時，黨在華北的組織有北方局和4個中央分局(晉綏、晉察冀、平原、山東)，17個區黨委(省委)，74個地委，6個市委，577個縣委。與此相對應，有大區抗日民主政權機構——晉綏邊區行政公署、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山東省政府和16個行政公署(省級)，74個專員公署，6個市政府，577個縣政府。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完全處於執政地位，積累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豐富經驗。


　　四、關於創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曆史啟迪


　　毛澤東創建中心根據地的實踐，源於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井岡山鬥爭。他的名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係統地總結了創建井岡山中心根據地的經驗。由“星火”而“燎原”，便成為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基本思路。


　　在抗日戰爭中，麵對敵強我弱的戰爭局麵，毛澤東提出創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構想，並在實踐中獲得完全的成功，更把由“星火”而“燎原”的基本思路推向新高峰。


　　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由親自部署上黨戰役、邯鄲戰役，到親自指揮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更把他的基本思路升華為高超的領導哲學和戰爭指導藝術，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進程。因此，我們探討毛澤東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戰略支點的構想和實踐，可以上升到領導哲學的高度來理解，從中獲得曆史的啟迪。


（本文作者為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楊小池　王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