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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減排態度冷漠被授獎反諷 中日就環保舌戰

(2007-12-05 04:23:13) 下一個
中國代表團可謂是昨天最忙碌的隊伍之一。



早上10時許,在其他代表團和媒體陸續抵達時,中國代表團一行早已坐在會場中等候了。

  在昨天上午進行的SBI討論會議中,中國和77國集團代表呼籲將技術轉移列入SBI項目下討論,也就是說要將技術轉化為實際行動,真正落到實處。

  當大會主席BagherAsadi詢問針對此次提議是否有不同意見時,各方都沉默表示沒意見,主席宣布提議通過,即將轉移到SBI議程下討論。孰料接下來日本等發達國家竟然又打起了“反悔”的主意,日本代表首先發言。他們認為,技術轉移這個話題隻需要在SBSTA這個科學評估的層麵進行討論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放到負責執行的SBI會議的日程中。

  隨後,以巴基斯坦為首的77國集團代表和中國代表都進行了有力回擊。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處長、負責氣候變化事務的孫國順說:“中國已數次重申自己的立場,希望不要在以後再重複。”

  中午12時左右,舌戰近2小時後,日本代表終於不再表示任何疑問,默認了這個提議。“如果接下去5秒鍾內沒有代表反對,那麽這項提議就將通過,被列入SBI日後討論議程。”BagherAsadi說。隨著“咚”的一聲,木槌敲下,議題終於被全體通過。

  孫國順昨天下午告訴早報記者:“這個新提出的建議當時已經通過了,沒有任何不同意見,問題就解決了。但發達國家偏要節外生枝。”發展中國家對應對氣候變化的關切也讓《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德博埃爾印象深刻。在大會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已經屢次發言,強調一切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都應該解決相關的技術合作與技術轉讓問題,不能因為要討論未來的措施安排而忽視現在的問題。這一點,與中國代表團的立場不謀而合。

  德博埃爾昨天還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技術合作與轉讓表示公開支持,他說:“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清潔發展’,在解決未來和現在的問題間達到平衡非常重要。”

  德博埃爾還透露,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已經決定建立一個特別工作組,工作組任務就是為製訂“巴厘島路線圖”提出建議,推動有關談判。他一再強調:“工作組的工作是開放和透明的。”

  日本包攬“化石獎”前三名

  早報環境事務記者 周晶璐發自巴厘島

  昨天傍晚6時許,各國代表還在會場內進行嚴肅的陳述時,會場外的大廳裏卻響起陣陣歡笑聲和尖叫聲。被人們形容為類似奧斯卡金酸梅獎的“每日化石獎”又頒獎了,這一次的化石獎冠、亞、季軍都被日本代表團包攬。

  “化石獎”在會議期間每天頒發一次,專門送給那些對氣候變化問題態度冷漠的國家政府,諷刺它們仿佛是一塊化石。同時獲得昨天第三名的還有美國和加拿大。

  國際兒童組織的展台前人頭攢動,五十幾人將小小一張書桌圍得水泄不通。主持人是一位金發小夥,他首先用麥克風向大家問好:歡迎各位參加“化石獎”頒獎典禮。

  “讓我們來看看日本朋友的表現。”主持人說,“日本代表團在第一天的討論會議上,在羅列了後《京都議定書》的協議項目後,並未提到具體的減排目標和時間表,為發達國家樹立了一個壞榜樣。”頒獎詞上寫道,《京都議定書》的核心就是減排目標和具體計劃,而日本的這種行為無疑將徹底毀滅《京都議定書》。“接下來,是日本獲得亞軍的理由。”主持人清了清嗓子說,“大部分人提到十周年紀念會,都會聯想到美妙的假期和浪漫的晚餐。但由於日本濫用《京都議定書》,日本打破了人們美好的幻想。”

  宣布完獲獎詞後,日美加三國選出了三位領獎小姐,代表日本領獎的東方女孩身著白色襯衫、碎花裙子,一臉羞澀。三個人的獎品是:一包上麵插著小國旗的黑色煤炭。

  “生態帝國主義”的幽靈還在徘徊

  餘在思

  發達國家在過去十年回避全球變暖政治責任的借口是———“中國”(還有印度)。

  它們指中國排放溫室氣體較英美等工業國家為多,換言之,問題不在他們,元凶另有其人;或者說,你指控我排放多,還有一個比我們更甚的呢!

  如此詭辯在嚴謹的科學證據下難免要原形畢露,但在事實愈來愈難以改變現實的今天,先進國家的借口及強辭,換來的除了是一種拒絕承擔責任的態度外,也可能會造成發展中國家在處理指控時也背離事實,將錯就錯地把指控當成一道延遲承擔責任的屏障。

  這種國際間的政治手段,不但無助於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更甚者,會令事情進一步惡化。

  視發展中國家為造成全球變暖問題元凶的說法,其實也是與曆史不相符合的。從一種自然環境生態角度來看,學者AlfredCrosby提出了“生態帝國主義”的觀念。他指出,我們以為帝國主義造成被占領國土的破壞是在於其船堅炮利,其實帝國主義對生態的影響遠較武力軍事帶來的災難更深遠和廣泛。

  生態帝國主義的曆史影響,使躋身工業發展的國家地區在急起直追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排放大量溫室氣體,便不能簡單地以一種缺乏上述曆史發展因素作考量來談對等的國際關係,並指控別國排放比自己多。

  我這樣說並不是表示我接受在生態帝國主義下受過苦的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的事上可獲豁免,或認為應有一個較為寬容的排放許可配額。因為這很容易誤導我們,使我們以為還有空間容許某些國家地區在不理會全球變暖問題的情況下繼續無休止地排放溫室氣體。

  從個人層麵,我們當然可以舉出數十個個人措施來回應問題,但當你正思考要更換一隻節能燈泡時,你看到每天五光十色的夜景,你便會自問:我就是更換全屋的電燈泡也隻是杯水車薪,相比晚上大廈商鋪的用電量實在九牛一毛,甚至感到多此一舉。也正因為有這些個人能力未能及的地方,政府針對全球變暖問題立法和製定政策已經刻不容緩。

  唯有個人和政府皆能看到問題的急迫,我們才可能回到人權的最基本單位———個人,並不一定要倚仗別人的指點批評為最終的參考,如此,我們便能認清和脫離被指控的桎梏,積極自主地參與減排。(作者係香港環境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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