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無痕，孑然一身
來聽聽狼嚎吧。
正文
我講座的題目是“漫話魯迅”。我想跟同學們討論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魯迅的作品很難懂，但它到底難懂在什麽地方？有一種說法就是魯迅作品文字很難懂，或者說它的寫作背景搞不清楚。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決，因為現在研究魯迅的著作，比魯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隨便找一本來，它就會給你介紹社會背景、有關的知識。我覺得，難就難在要真正地弄懂魯迅很不容易。到底他在想什麽？到底他要講什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
為什麽這麽說呢？魯迅自己有過說明，他說“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很麻煩了。我們所讀到的是他所寫的，但和他為自己寫的、他所想的不一樣。他的大多數著作都是為他人寫的，那麽，我們怎麽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麽呢？魯迅自己也有一個解釋，他說很多人都說我說的是真話，當然，我也並不想講假話，但是，我並沒有把我所想講的話完全地說出來，我隻是把我想說的一部分講出來了，很多人都說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裏所想講的話，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話說出來，如果還有一個人願意聽我講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不僅如此，魯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還寫過一篇文章《我要騙人》。這個題目確實非常觸目驚心。他講了這麽一樁事：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門，碰見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她是來募捐的。中國每年都不斷地會有水災或旱災，這小女孩就是為災民募捐的。而在當時，正是處於國民黨的腐敗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魯迅很清楚地知道，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災民手裏的。用魯迅的話來說，辛辛苦苦地募來的錢，恐怕連水利局的老爺們抽煙還不夠。因此，在魯迅看來，她的募捐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麵對著這個熱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訴她說她做這事沒意義，別做了嗎？我不能這麽說。不但不能說，還必須對她說：“小孩子，你做的事非常有價值，我一定支持你。”魯迅於是拿出一大筆錢來給這個小女孩，這小女孩非常感動，說先生你實在太好了，我不要這麽多錢，錢太多了。於是魯迅牽著她的小手，走到一個商店，用大錢兌來小錢，再把小錢交給小女孩。小女孩緊緊地握住魯迅的手，說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體災民，對你表示感謝。於是那小女孩走了。魯迅看著這小女孩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女孩手的溫暖，但是正是這溫暖像火一樣燒灼著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但是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又舉了個例子說，我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親，她已經很老了，所以她天天夢想著死後能夠上天堂。盡管我明知道死後沒有天堂，但是我必須騙我的母親說，老人家你做了一輩子善事，你死後一定上天堂。魯迅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露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於是“我要騙人”。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麽想，說實在，我每一次看到這文章，都受到一種震撼。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麵臨著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裏說假話。但是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著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有幾個人敢於正視這一點？所以魯迅說，我是不能把我心裏想的話全部說出來，我隻能說一部分。
那麽怎麽理解為自己說和為他人說的不一樣呢？魯迅有一個說明，他說我的寫作是為三種人寫的。一種人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誌士仁人們。這樣一些誌士仁人，他們在中國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他們非常孤獨、寂寞，因此，我必須在一旁為他們呐喊助威。所以我必須說一些光明的話，說有希望的話，我不能說很悲涼的話，因此我就在夏瑜的墳上加上紅白的花圈。盡管魯迅對夏瑜墳上有沒有紅白花圈，夏瑜是不是後繼有人，是心存懷疑的，但是他必須加上這樣一個紅白的花圈。魯迅說他寫作的第二種對象是一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也許正包括在座的諸位。麵對正在做著好夢的這些青年，他又怎麽忍心去打破他們的好夢呢？是不是太殘酷了呢？魯迅寫作的第三種對象非常特別，他說，我是為我的敵人而寫作的。他說我經常吃魚肝油，注意我的身體健康，不是為我的老婆，也不是為我的孩子，而是為我的敵人。就是不要讓那些敵人生活得那麽美滿，就要在他們麵前老站著那麽一個黑色魔鬼似的魯迅。站在那兒，他們覺得不舒服，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既然是為我的敵人寫作的，我就不能把我內心的痛苦說得太多，我不能在敵人麵前顯示我的痛苦。因為一顯示，敵人就會說了，你看，魯迅多痛苦呀。我有痛苦，我獨自承擔。我一個人跑到叢林中，自己舔幹淨身上的血跡，我決不在敵人麵前顯示我的任何痛苦。
因此，無論是對那些孤獨的寂寞的中國的誌士仁人，還是對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敵人，魯迅都不能把他內心的痛苦，內心裏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思想和盤托出，他必須有所遮蔽。這就是說，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麵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而且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思想，特別是一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旦用語言表達了，這思想就被簡單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魯迅是那個屬於沉默的魯迅，你看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因此，魯迅的很多最珍貴的思想，隨著他的去世，我們看不到了。這不僅是魯迅，可以說人類一切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都把自己的思想帶進棺材裏去了，這是人類永恒的悲劇。但是話又說回來，魯迅畢竟留下了一些東西。他說，為我自己寫的和為他人寫的不一樣。這就告訴我們，魯迅作品有兩類，而在他為自己寫作的作品裏麵，可能有更多的、更真實的魯迅。今天人們談論得最多、讀得最多的魯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的大多數，以及魯迅的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或者是為了那些孤獨的改革者、中國的脊梁，或者是為了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為了他的敵人寫作的。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魯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魯迅說，《野草》裏麵有我的哲學，而且他說，《野草》是屬於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們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一個作品。魯迅的《野草》就成為我們去接近魯迅靈魂的一個窗口，或者提供了一個途徑，我們可以通過《野草》去了解那些也許是更真實的魯迅的思想。當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隻不過相對於其他作品來說，它遮蔽得少一點。因此，《野草》裏充滿著更多的可怕的、悲涼的、充滿絕望之意的那樣的魯迅的聲音。今天我來漫談魯迅，主要是和同學們討論魯迅的《野草》，討論魯迅的《野草》裏的哲學。魯迅自己說，他的《野草》是在夜間寫作的。所謂夜間寫作意味著什麽呢？魯迅說過，一個人在白天和在晚上是不一樣的。在白天，包括此刻，我們都穿著衣服，都戴著一個麵具。譬如我現在是戴著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的麵具出現在諸位麵前的，這個麵具對我是有所遮蔽的。到了晚上，特別是到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麵具摘下了，衣服脫下了，麵對一個赤裸裸的自我。但是還不行，因為還有皮膚，這皮膚也是個遮蓋物，因此必須把皮膚掀開來，露出裏麵那個血淋淋的筋肉，那才是最真實的。這是血淋淋的真實，但是有多少人敢於正視它呢？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野草》是一個地獄，當我們麵對《野草》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你敢不敢正視血淋淋的真實。如果你敢，你就進去；你不敢，用魯迅的話來說，“趁早離開”。今天在座的諸位也有一個選擇：進去還是離開？我想我們還是進去吧！
在進去之前，還要交代兩點：第一，《野草》是散文詩。詩是很難講的，詩隻能去領會；詩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你覺得有那個味道，又說不出來，那你就讀懂詩了，一講詩就完了。我今天要講課，但必須明確告訴大家，我講課是冒著將魯迅簡化甚至歪曲的風險的。舉個例子，當年北大俞平伯教授講宋詞，選了幾首詞念完，說：“好啊，好詞！好詞！好啊！”就不說了，課就結束了。（笑聲）麵對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講課法，你怎麽做學生？就要看你會不會聽了。會聽課的學生，你就會琢磨：這麽多宋詞中，俞先生為什麽選擇這幾首？俞先生說“好詞好詞”決不是隨便說的，然後你自己去讀，去體會。到最後你體會到了，你也搖頭晃腦： “哎呀，好好好！”你就懂了。讀文學都該這麽讀法，別去搞那套一二三四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就糟了。（笑聲、掌聲）讀《野草》也是這麽種讀法，讀得似懂非懂就是懂了。（笑聲）我今天講課，是不得已而為之，聽完我的講課，如果在座的有二百人，五個人回去認真讀《野草》的原著，我這個演講就達到目的了。你一讀原著，我任務就完了，你應該把我所講的忘掉，這叫“過河拆橋”。（笑聲）因此，講課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講一些什麽東西，而是誘惑同學覺得《野草》 “好啊好啊”就行了。第二，魯迅的哲學是非常豐富和複雜的。魯迅自己說過，有兩種思想在不斷起伏，一是人道主義思想，一是個性主義思想。《野草》集中討論什麽問題呢？是討論作為個體的生命，它的深層困境這樣一個問題。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現的是魯迅哲學的一個側麵，而不是全部。
下麵我就分點來說了。第一方麵，魯迅把個體生命放在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這樣一個曆史的縱坐標中，來考察人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講“將來”。在生活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一般人常想，改變一個環境就行了，把希望寄托到將來。所以人類關於將來，有種種幻想，譬如西方世界有烏托邦，中國世界有大同，都是屬於人們的對未來的想象。人們總是想象未來是無限完美、完善的、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一個終結點，魯迅把它概括成關於“黃金世界”的想象。對此，魯迅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黃金世界，還有沒有黑暗？魯迅回答說，有，不但有，還會有將叛徒處死刑的事情發生，還會有新的死亡。為什麽呢？魯迅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他說人總是這樣的：曾經闊氣的人想複古，正在闊氣的人想維持現狀，還沒有闊氣的人想改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永遠如此。到了黃金世界也是一樣，當然黃金世界裏“闊氣”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樣，但是那個時候仍然有曾經闊氣、正在闊氣、還沒有闊氣的人。而那些正在闊氣的人，常常是掌握權力的人。還有人想繼續革新，在正在掌握權力的、正在闊氣的人的眼睛裏看來，他就是叛徒。那些人就會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將這些革新者處以死刑。就是說，在一般人認為，好像黃金世界是個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世界，但是魯迅卻看見了新的矛盾、新的鬥爭，甚至看見了新的死亡。這就是《野草·墓碣文》裏所說的 “於天上看見深淵”。人們看見是天堂的地方，魯迅看見的是深淵。由此，魯迅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結論：“至善至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圍繞這樣一個命題，魯迅展開了一些論述。譬如他說，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拿十全十美來要求人，那我們都不配活了。還有，十全十美的書也不存在。如果有的話，那麽圖書館的書就沒了。我們通常說一曲音樂或一幅畫好到極點了，達到了一種藝術的“極境”。而魯迅說，什麽叫“極境”？“極境”就是“絕境”。當兩個朋友好得不得了，恨不得穿一條褲子時，那麽，你就明白了，這兩個人馬上要吵架了。宣布到極境的時候就是開始分裂的先兆，或者孕育著分裂的危險，所以至善至美的未來，是人類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魯迅的任務正是粉碎這個神話，《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這個神話的。譬如說，《野草》裏有一篇《過客》，說一個人從小開始就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遇見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孩，於是過客、老人和小女孩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前方是什麽”。是什麽在等待著諸位呢？小女孩說，前方是一個美麗的花園。這個小女孩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覺得未來是美麗的花園。而那個老人說，前方是墳。那麽這兩個答案哪一個真實呢？顯然是後者。但是確認了前方是墳之後，老人和過客之間又展開了一場爭論。老人說，既然前麵是墳，我就不需要再往前走了，我應該坐下來休息了。這是很多人的哲學。而過客說，我明知道前麵是墳，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我仍然要努力、要奮鬥、要反抗。所以魯迅在給他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許廣平的通信裏說：你這個小鬼呀，你們年輕人是為光明而奮鬥的，我可不是這樣；我不相信未來是光明的，但我仍要奮鬥的，我僅僅是為了要和黑暗搗亂而奮鬥。這就是不同的哲學。
《野草》第一篇叫做《秋夜》。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走出庭院，你可以看見庭院裏有各種各樣的花草。牆角有一朵粉紅色的小花被秋風吹得渾身發抖，臉漲得通紅，但是她卻微笑著，她是樂觀主義者。她為什麽微笑呢？因為有一個詩人告訴她，雖然現在是秋天，但秋天過去春天就要到來了。英國詩人雪萊說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不知道諸位讀了怎麽樣，像我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們，這首詩給我們以巨大的鼓舞。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到現在是冬天，但是，冬天來了就意味著春天要來，於是我們就樂觀了，我們就奮鬥了。（掌聲）這小紅花的樂觀主義，是建立在一個什麽樣的邏輯前提下的呢？是建立在春天必然到來，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春天永駐，這樣一個前提下的樂觀主義。但是大家知道，這樣一個前提是虛妄的命題，是一個偽命題。而在小紅花的旁邊，正好有一棵棗樹。棗樹也做了個夢，做了一個落葉的夢。什麽夢呢？就是現在是秋天，秋天過去了是春天，但是春天過去了又是秋天。但是這棵棗樹，即使明知道春天來了要走，明知道春天之後是秋天，它仍然把它鐵一樣的枝幹筆直伸向天空。也就是說，棗樹的反抗是不以春天是否到來，不以春天是否永駐為前提。來也罷，不來也罷，永駐也罷，不永駐也罷，反正我就要反抗。這就是兩種哲學，前者是年輕人的樂觀主義，建立在一個虛妄的命題下；後者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悲觀主義，但是它是建立在一個麵對現實的基礎上的。
魯迅就是這樣粉碎了這種關於未來的神話，以堵住我們一種精神的退路。“未來”不行，那麽“過去”怎麽樣呢？於是，人們又給自己製造了種種關於過去的神話，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懷舊情緒。當今之中國，是充滿了懷舊情緒的。譬如我這次到南京來，參加南師附中百年校慶的籌備會，來的都是白發蒼蒼的老校友。我們來幹什麽呢？我們就是來懷舊的，說當年的附中多麽好啊！（笑聲）每一次聚會都是懷舊的會，而且你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在這個懷舊會裏最起勁同學，大概是現實處境不甚好的。現實處境很好的同學，一般對這個不太感興趣。（笑聲）人們用懷舊來安慰自己，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心靈破碎了，需要懷舊以彌補自己破碎的心靈，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就把過去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把它神化了。最近這幾年，大家經常請老將軍來作報告。老將軍每次報告都說老夫我當年如何如何勇（笑聲），如何如何打勝仗。我這個人可能受魯迅影響太深，比較討厭，我聽報告時常常想：這些老戰士難道他們一輩子永遠打勝仗嗎？他們打過敗仗沒有？我想可能打敗仗比打勝仗的時間要多得多。他為什麽不回憶當年打敗仗的時候，如何狼狽，如何悲慘，如何可笑呢？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人總是避重就輕，總是把那些苦難的、不幸的、不愉快的事情盡量地忘掉，把那些美好的、愉快的、輕鬆的，盡量地凸現出來。人的這種記憶的選擇性，這種避重就輕的選擇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魯迅之為魯迅，或者說魯迅之可惡，就在於他有悖於常情，他的感情選擇和常人不一樣。他不是避重就輕，而是避輕就重。哪樣不愉快，他偏回憶哪一樣。
在《野草》裏麵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回憶童年生活的，叫《風箏》。這篇文章已經選進了中學語文課本裏了。大家不妨把魯迅這篇《風箏》和當下許多作家所寫的回憶童年的文章來作一個對比，你會發現，魯迅在回憶他的童年的時候，他什麽也不回憶，他隻回憶一件事。就是他小時候，有一天突然發現他的小弟弟不見了，他到處找，後來在院子背後角落裏找到了小弟弟。小弟弟在幹什麽呢？糊風箏。春天該放風箏了。作為長兄的他卻勃然大怒，你怎麽玩物喪誌，你怎麽不好好讀書啊！把風箏抓過來撕了個粉碎，扔在地上踩爛了。在座的，如果你當過哥哥、姐姐，恐怕你小時候大概都不同程度上做過類似的事情，但是有誰記住呢？魯迅記住了，而且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說，這是一次精神的虐殺。既然是精神的虐殺，是不是可以挽回呢？於是魯迅特地約了他的小弟弟兩人再來放風箏。但放著放著就沒勁了，兩個人都已白發蒼蒼，還放什麽風箏呢？所以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罪過。魯迅又想，我向弟弟當麵道歉，當麵懺悔，說對不起呀，弟弟呀，我犯了一個錯誤，請你原諒。如果弟弟說我原諒你，那麽我就贖罪了，他原諒我了。但他弟弟卻說，哎呀，我記不得了，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事情。（笑聲）這就是說，期望弟弟原諒也得不到。因此，這不僅是一次精神的虐殺，而且是一個不可挽回、不可原諒的罪過。你看，魯迅把這事說得多可怕啊！魯迅最後說，現在有春日的溫暖和冬天的肅殺，我們選擇什麽？一般人都選擇春日，沒有人去選擇冬天的肅殺，但他說我寧願躲到冬天的肅殺裏，而不願意跑到春日的溫暖裏去。他的感情選擇非常特別，為什麽呢？因為冬天的肅殺更接近真實，而春天的溫暖，是人自己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是一個精神的避難所。
“過去”這個神話也打破了，人還有什麽地方可以逃呢？就是死亡。一般老百姓會說，哎呀，我活夠了，活一輩子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討厭的”魯迅要提一個問題：死後，怎麽樣？喜歡追問“以後”，是魯迅思維的特點，魯迅總是追問以後怎麽樣。五四時期最流行的婦女解放的口號是“娜拉走出家庭”，魯迅卻偏偏要問：娜拉走出家庭以後又怎麽樣呢？魯迅回答說：走出了還是要回來。（笑聲）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提倡婦女回到家庭嗎？大家說黃金世界好，魯迅問：黃金世界到來以後，還有沒有黑暗？現在魯迅又問死後怎麽樣，這對“以後”的追問正是表現了魯迅思想的徹底性。於是就有了我稱之為奇文的《死後》。別的文章可以不看，這文章非讀不可！是非常奇特的一個想象。魯迅想：人如果死了，運動神經不起作用了，但是人的感覺神經還在，將會發生什麽事情？他就這樣想象：我死了，躺在地下，我突然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殯儀館的工人粗心大意沒把我的衣服弄好，折在背後，非常不舒服，但我不能動，我隻能忍受著。你看，魯迅這個人有多敏感！我躺著，上麵過來一輛車子，車輪壓著我的頭，我都覺得牙齒發酸。這個感覺非常妙啊！壓得你牙齒發酸。這還不算，有幾個人走過來了，大概是來開追悼會的。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或者表示悲痛，或者表示高興，或者表示惋惜，或者幸災樂禍，等等。可我聽了卻很憤怒，我死就死，關你們什麽事兒？為什麽讓你們或高興或悲痛或驚訝呢？魯迅對死後的追悼會看透了，不過是活人表演而已，與死人毫無關係。
這還不算，一個蠅跑來了，停在我的眉毛上。如果我的運動神經還在，很簡單，手一揮就把它揮走了。但我不能動，我隻能忍受。你想這多難過？一跳一縮一跳一縮，這還不算，它又跑我的舌頭上來了，在舔我的舌頭。那麽髒的蠅來舔舌頭是一種什麽感覺？但是我仍然忍受著。好容易它飛走了，飛就飛吧，但不，它在耳邊嗡嗡叫著，說我剛才舔你是應該的，是正義的，是偉大的事業，等等，它還講出一番道理來。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一個書店小夥計送來一大堆書，說周先生，敝店最近進口了一批明版的圖書，要不要啊？生意做到棺材裏了，這太可怕了！因此，我就想到，死亡不是痛苦和荒謬的結束，而是更大的痛苦和更大的荒謬的繼續。死亡也不是人的精神避難所，你不能逃到死亡裏去。你看，過去的神話被他打破了，未來的神話也被他打破了，死亡的神話也被他打破了，一切精神避難所都不能去，隻給你一條路——現在。不管現實是多麽嚴酷，你唯一的路就是正視現實。這正是魯迅哲學的特點。如果說中國文化傳統是儒家、道家、佛家學說，還有一家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後的新文化。前麵幾種文化，盡管具體的觀念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特點：總是給人們提供這樣那樣的精神避難所。而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的最大特點，恰恰是要堵住一切精神避難所，人們隻能來正視現實的困境。
在《野草》裏，魯迅用了大量的篇幅塑造了許多文學的意象，而這些意象都象征著人類的某些方麵的深層的困境。這裏我想舉三個例子。《死火》是具有魯迅式的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類關於火有種種想象，總的說來，人們是把火視為一種生命的象征。但是魯迅想象的是“死火”，他把“死亡”和“生命”並置來討論，這是很有魯迅特色的。我們一般人睜一雙眼隻看一個問題，單一地提出關於火、關於生命的問題；而魯迅在同時考慮生命和死亡兩者的關係。一般人談到希望，就專門討論希望問題；而魯迅卻把“希望”與“絕望”這樣一對命題提出來討論。他提出來“死火”這個意象，就同時集中了生命和死亡兩種意思。我們看他是怎樣展開獨特想象的。他說，我做夢，夢見自己在山峰間奔馳，跑啊跑，突然從山峰上一下掉到冰穀裏，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顏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見了很多珊瑚樣的紅的影子。在死亡的顏色中出現了生命的顏色，這就是死火。於是，我和死火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死火對我說：先生啊，請你趕緊把我救出去，否則我將凍滅。我說好，我就把你帶出冰穀。死火又說，你把我帶出冰穀，我當會燒完。我隻能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我們在研究魯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個難點。後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啟發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70歲，他有一天把我叫去了，他說錢理群啊，我已經70歲了，已經老了。我現在麵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我要麽什麽事不幹，這叫“坐以待斃”；我要麽像大家宣傳的那樣“發揮餘熱”，再努力奮鬥，但這不過是“垂死掙紮”。我隻能在“坐以待斃”和“垂死掙紮”這兩者之間作有限的選擇。錢理群，你說怎麽辦？當時我一聽，馬上想起了魯迅的《死火》。“凍滅”就是“坐以待斃”；“燒完”就是“垂死掙紮”。我再進一步想，這樣的一個兩難選擇，難道僅僅是存在於像王瑤先生這樣的老人身上嗎？我有沒有這個問題？或者在座的諸位，你們有沒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們也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好不容易考取大學，當然還要努力奮鬥；但你得知道，上天不會因為你努力奮鬥就饒你不死，最後墳在等待著你。可另外一個同學，他整天什麽也不幹，他同樣也是死。在這一點上，上帝是絕對公平的，任何一個人都必須麵對最後的死亡，毫無例外。這一點請大家無論如何要看透，別存幻想。譬如說我吧，我年輕的時候也做夢，希望將來能當個教授。（笑聲）現在我當了教授了，又怎麽樣呢？也很無聊啊。（笑聲、掌聲）這件事你得看透啊！這就是魯迅思想的殘酷，他要粉碎你的很多美夢啊！
但是話要說回來，盡管最後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毫無例外，但是“燒完”和“凍滅”有沒有區別呢？有區別。這個凍滅，他一輩子什麽事兒不幹，他的生命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光影，這是一個生命的空殼。這個燒完，雖然最後也是完，但他燃燒的那個瞬間是發出燦爛的光輝的，他的生命是充實的。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生哲學，就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結果所有人都一樣，但是過程不一樣。你奮鬥的過程，你掙紮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實的，是有價值的。而那浪費的、無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虛的，是沒有意義的，是生命的空殼。這就好像奧林匹克精神一樣，貴在參與，即使我名落孫山，我參與了，我努力了，這就有價值。像我們老同學聚會，當年每個同學都有種種幻想和理想，到最後老了，大家再見麵的時候，發現真正實現自己理想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沒有實現理想，都過著很平凡的生活，而實現的那幾個人也很無聊。（笑聲）但是，大家都說，雖然我現在好像沒什麽成績，但是我是努力的，我是對得起自己的，那麽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價值不體現在最後的結果怎麽樣，而是我努力了、我奮鬥了，這個奮鬥、努力本身就給生命帶來一種意義和價值。這就是魯迅《野草》的哲學，這正體現了魯迅那種重視過程而不重視結果的人生哲學。當然我今天不是要宣揚這種哲學，大家可以拒絕這個哲學。但是魯迅知道他要作出這樣的人生選擇，它的意義與它的問題所在。這 “凍滅”和“燒完”的命題實際上告訴我們，人的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的極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選擇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極其有限的一個選擇。但是畢竟還是有選擇的餘地的，所以王瑤先生對我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紮，因為垂死掙紮有一種掙紮之美。《野草》裏的死火也是與其凍滅，不如燒完。最後它跳出來了，跳出來之後碰到石頭，然後一起同歸於盡，同歸於盡的時候就哈哈大笑。
《野草》裏還有一篇《影的告別》，講的是影子。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當正午陽光直照的時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時候，這影子就沒有了，影子隻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征自己這樣一種“曆史的中間物”的曆史命運。“曆史中間物”是什麽意思呢？魯迅說，我這樣的曆史中間物的任務，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搗亂。當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來的時候，這樣的影子要消亡。同時，曆史中間物的意義僅僅在於和黑暗搗亂，他的生命價值是和黑暗緊緊連在一起的，是實現在跟黑暗的反抗當中的，因此當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曆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曆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他隻能夠彷徨於無地。這實際上所指出的不僅是像魯迅這樣的曆史中間物的一種深層困境，恐怕也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共同的深層困境，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你隻能夠無地彷徨。這“無地彷徨”四個字，說盡了知識分子的深層的困境。
第三個例子是剛才說的《過客》。“過客” 他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在半路遇見老人，老人對他提三個問題：第一，你叫什麽名字，你是誰？第二，你從哪裏來？第三，你到哪裏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怎麽來到這個世界，又怎麽離開的？你被一種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拋到這個地球上來，然後又被一種你無法把握的力量帶走了，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這說的就是人的生存本體的一種荒謬性、黑暗性和悲劇性。諸如此類，這都是人的現實的生存的一種深層困境。魯迅的目的就是要人們正視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因此引出他的現實主義哲學。魯迅反對三個東西。第一他反對“絕對”。絕對的、完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社會、人性、現實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對“完全”。完全的、毫無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現實、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頗的。第三，他反對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暫的。他強調人的生存本身、現實本身、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暫性。他要我們正視這樣一個此岸世界的現實。我們講魯迅的清醒現實主義精神，正是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強調緊緊抓住“現在”，“現在”是魯迅一個最基本的命題。
現在我們講第二個方麵，就是魯迅怎樣橫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他者，可以概括為三種：敵人、愛我者和群眾。
首先講敵人。這是很寬泛的概念，就是你要辦一件事情，對你形成阻力的東西。《野草》裏有一篇《這樣的戰士》，他說這個戰士，拿起投槍，向他的敵人擲過去，明明前麵有個敵人，但當他把投槍擲過去的時候，那敵人不見了，就變成“無物之陣”。我們一般打仗是擺開陣勢，敵我雙方陣營分明，這是傳統戰爭。而現代戰爭，敵人找不到，但卻存在，這叫無物之陣。這無物之陣比有物之陣更可怕，就像我們中國傳說的“鬼打牆”，你半夜走到荒野裏，前麵分明有鬼，一拳打過去，鬼不見了。就像辦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辦不成，但是卻找不到原因在哪裏，找不到反對你的那個阻力在哪裏。這恐怕是我們作為中國人幾乎時時刻刻遇到的事情。魯迅說，在中國，要搬一個鐵爐子都要流血。在我看來，更可怕的就是時時刻刻遇到些無物之陣。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我 1981年研究生畢業，留在北大，當時麵臨一個問題：我要把家屬從貴州遷至北京。遷戶口是很難的事情，所以我當時到處找人、托人，所有的人都對我點頭微笑，說錢理群我們非常同情你，完全理解你，我們完全支持你。沒有人反對我，但是就是遷不來。最後我就絕望了，我對我的夫人說，你做好準備，你不要想來北京了。我窩了一肚子火，想找到個地方發泄都沒有，我還得向所有的人點頭微笑。一個人如果想做事的話，就會時時刻刻遇到無物之陣。
無物之陣有什麽特點？魯迅作了一些概括。首先，無物之陣實際上是你的敵人玩了一種花樣，或者是反對改革的人的一種手段。一般來說，當你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個革新的倡議的時候，這反對你的人，首先，他就要利用他的權力把你壓下去。如果壓不下去，他一定改變麵孔，轉而說對你表示支持、同情。其實他是反對你的，但他對你點頭微笑。所以魯迅說，當今的中國，改革的旗幟插過去了，滿世界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你看中國有誰說反對改革？沒有人說。但是真的都讚成改革嗎？沒有。點頭微笑，擺出“無物之陣”，是一種反對的手段。一旦你的改革遇到了困難、挫折，他就反攻倒算，那就不客氣了。魯迅說在中國，“改革一兩”，好不容易改革集合起來有一兩的成績，一旦反攻倒算，“反動十斤”，要厲害千百倍。其次，無物之陣其實就是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習慣勢力，是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這種千百年的和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魯迅稱它們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它一方麵要殺人，阻礙你；另一方麵，它沒有名稱，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來反對你。所以，魯迅說最可怕的不是敵人當麵射來的炮彈，最可怕的是你的戰友從背後射來的冷箭，你的慈母和你的愛人善意的誤進的毒藥。魯迅說，無物之陣可怕，在於它含混不清，有某種模糊性，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你就沒辦法了。
魯迅提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和大家討論：最可怕的鬼是什麽樣的鬼？有的人說，三頭六臂的鬼最可怕，或者有千隻眼睛、萬隻手的鬼最可怕。魯迅說這不可怕。盡管有三頭六臂、千萬隻眼睛，你總還有個具體的數字，一具體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沌鬼，沒有眉毛沒有眼睛，混沌一片。魯迅又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當年很多人都反對武則天，著名文人駱賓王就寫了一篇檄文，列舉了武則天的若幹罪狀，用了文人所可能想象的最惡毒的語言來罵武則天。他以為這一罵，武則天要氣瘋了，結果武則天看完之後微微一笑。為什麽呢？無論你用多惡毒的語言罵她，列舉她十大罪狀，武則天一看，心裏有數了，我不過十條而已，你再罵也就這樣。所以魯迅說，駱賓王書生氣十足，我要是駱賓王就不這麽辦。我怎麽辦呢？我把武則天拉到大庭廣眾之中，譬如說在今天這個場合，當著大家麵，我說：“大家看啊，這個武則天，她多麽多麽……”然後對她指指點點，我不說了。（笑聲）我這一點，她一抖；我一點，她一抖；我不說，她看我不說就越發緊張，不知道下麵是什麽東西。這含混不清、不明確就可以置她於死地。這個最厲害，你碰到無物之陣含糊不清的罪名你最傷腦筋，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要補充的是，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被中國的無物之陣所殺害的。魯迅的思維具有特殊性，他的感情選擇和表達方式和大家也不一樣，魯迅實在是所有人的公敵，所以他也是自己的敵人，這是魯迅的最大的特點。所以他時時刻刻感覺到有敵人從四麵八方要反對他，但是又不知道敵人什麽時候、什麽地點、用什麽方法來反對他，所以他始終停留在一種準備戰鬥的狀態。這個人在說話了，是不是要反對我了？他趕緊去和他搏鬥。我們今天回過來看魯迅當年和這些敵人的搏鬥，更多的是他對，就說明他有遠見，他有預見性，但也有搞錯的。人們說魯迅多疑，魯迅是多疑，這個不必回避。但是為什麽多疑呢？就是他遇到了無物之陣。這個無物之陣是真實的，有很多敵人反對他，但是具體這個敵人什麽時候、什麽方法、在什麽地點來反對他，是含混不清的。再加上他是詩人，想象力特別豐富，所以你想一個人一天到晚在那裏準備打仗，必然身心交瘁。所以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思想家就被無物之陣給害了，這個大家別忘了。我想每個人，隻要他生活在現實中，就會感到無物之陣的可怕，會感到時時刻刻被無物之陣包圍著。
魯迅談第二個問題，是和愛我者的關係。“愛我者”也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父親、母親、老師、同學、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愛我者。那麽是不是愛我者總能給我以靈魂的安慰和安寧呢？也不見得。這裏講《過客》的一個細節。這“過客”從生下來就開始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他身上的血都流幹了。這個時候，小女孩出於對過客的同情，就拿了一小塊破布交給過客，說，先生，你拿著這塊破布來包紮一下你的傷吧。顯然這塊破布是具有象征性的，象征著愛我者對我的理解、同情、溫情、溫暖。像過客這樣的戰士，他怎麽對待人們對他的理解、同情、溫情呢？他的第一反應是非常高興地把這小塊破布接過來了，說，謝謝你，謝謝你。這就說明，像魯迅這樣的過客，他是非常孤獨、非常寂寞的，因此，他從內心渴望著理解、同情和溫情。但是，過客仔細一想，又把這破布毅然決然地退回去，說，我不能接受你這塊破布。他又拒絕了這種理解、同情和溫情。他不但拒絕，相反還說了一番讓人很難理解的話。他說，我不但要把這片破布還給你，而且我要像老鷹在死屍上盤旋一樣，我要詛咒你的死亡。這就提出一個命題，叫做“詛咒愛我者的死亡”。
這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命題。魯迅在跟許廣平的通信中再一次地討論這個命題。許廣平的哥哥死了，因此許廣平非常悲痛，她寫信給魯迅說，我走在馬路上，看見很多和我哥哥一樣的青年人，他們活活蹦蹦的，我心裏很嫉妒，為什麽這些和我沒有關係的人那麽好好地活著，和我最有關係的哥哥就死掉了呢？這可謂是人之常情，就是跟我沒關係的人死了也無所謂，跟我有關係的最好別死。而魯迅說，我和你相反，越是和我親近的人，我越要詛咒他死亡。再舉個例子，魯迅有一個好朋友叫許壽裳，許夫人去世了，魯迅作為他最好的朋友，當然要發去唁電。但是魯迅這個唁電非常有特點，他首先對嫂夫人的不幸去世表示無限悲痛，這是真的。但緊接著說了一段讓人費解的話。他說，同時我要為嫂夫人的去世對你們的孩子們表示祝賀。祝賀親愛者的死亡。這是什麽意思呢？這也構成了魯迅《野草》研究中的一個難題：到底怎麽理解這個詛咒愛我者的死亡的問題？幸虧當時有一個北京大學學生，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說不懂這句話什麽意思。魯迅給他一個回答。幸而有這回答，我們今天算是懂了魯迅的意思。他說道理非常簡單，我給你舉兩個例子。假如說我和你不相識，你不給我寫這封信，我們兩個之間互不相識，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之間沒有任何情感的聯係，如果有一天你成為我的敵人，我會毫不猶豫地把你打死。但是現在，我們兩個有了這種情感的聯係以後，你再成為我的敵人，我要向你開槍的時候，我要發抖，我要猶豫不決了，我不能夠自由地按照我的意思把你打死。第二個例子，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他說我有一個80歲的老母親，她生活在北京，她快死了，她非常愛我，她時刻關心著我的一舉一動。我在上海，當我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一件危險的事情，盡管這是我自願去做的，如果沒有母親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這件危險的事情。但是，因為有了母親，有了母親對我的愛，我在做這件危險的事情的時候，就會想，我這樣做會不會給母親帶來痛苦，我就不能夠按照我的意願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這裏，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就是說，當一個戰士或者一個人，你要取得思想和行動的絕對自由的時候，這種愛我者的溫情，常常會妨礙你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因此，魯迅得出一個結論，說人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愛上。愛固然可以給你以力量，但愛也會成為你的一個牽製。魯迅在考察自我和愛我者的關係的時候，他發現了一種矛盾：一方麵，渴望著愛我者對我的愛、理解和溫情；同時，又恐懼於甚至要拒絕這樣一種愛。渴望愛又拒絕愛，這就構成魯迅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的獨立的自由意誌的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命的困境。
第三方麵就是自我和群眾的關係。魯迅對中國的群眾有一個高度的概括，叫做“戲劇的看客”。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我們不妨做個試驗，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往地上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來看這口痰，不到十分鍾，你周圍會密密麻麻擠滿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別人，同時被別人看。這是中國到處可以見到的現象，這就是中國所特有的“看客”現象。魯迅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叫做《示眾》。這篇小說沒有故事、沒有情節，就講很簡單的一件事。夏天熱得不得了的時候，馬路上突然出現一個巡警，牽著一個犯人，於是四麵八方的人都擁過去，去看犯人。先是大家看犯人，犯人看大家，然後互相彼此看。看來看去，就構成一個“看”和 “被看”的模式，每個人一方麵看別人，同時被別人看。這高度地概括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這也概括了今天我和諸位的關係：大家在看我；同時我也在看大家。（笑聲）魯迅對這樣一個看客現象，作了更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他首先探討被看的人是什麽人，看了以後會產生什麽樣的效果。根據他的觀察、研究和描寫，被看的人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魯迅小說裏的祥林嫂、阿Q、孔乙己這樣的人物，就是說是一些不幸的人們。他們有種種的不幸，因此他們希望向別人傾訴。那麽看客們是怎樣看待別人的不幸和別人傾訴自己不幸的需求的呢？大家還記得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以後，祥林嫂到處向人們傾訴她的不幸，魯鎮的人們從四麵八方趕去聽她講。有許多老太婆因為沒有聽到感到很不舒服，然後成群結隊趕去聽。聽她什麽呢？聽她講故事。請同學們注意這個詞：“故事”。明明是祥林嫂的不幸，現在這個不幸在看客眼中，就轉化為“故事”。故事是什麽？就是娛樂的材料。在聽祥林嫂傾訴的時候，開始人們掉下眼淚。但是大家注意，這個掉眼淚的心理活動是什麽？是感到一種自我的崇高——你看，我還能同情你。等眼淚流完了，故事也聽完了，然後大家“滿意地”走了。注意這個描寫：“滿意地”走了，還一邊“議論”著。請大家琢磨，這個“滿意”、這個“議論”的背後是什麽？這些看客們來聽祥林嫂講，完全不是出於對她的同情，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太無聊了，想尋求一種刺激。隔壁鄰居一個老太太兒子死了，多慘啊，我去看看。他們是想尋求刺激。所以在聽的過程中把祥林嫂的不幸轉化為自己的快樂，打消自己的無聊，得到一種滿足。在中國，所有人的不幸，都會在看客現象當中轉化為別人的一種快樂。這個地方，正是顯示出國民的全部的殘酷性和麻木性。這種心靈的殘酷和麻木，也是魯迅感到極為痛心的。也就是說，沒有真實的同情，隻有利用別人的痛苦，這個現象在我們生活中仍然到處皆是。
作為被看的另一種人，就像《藥》裏的夏瑜那樣。夏瑜說，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就是屬於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中國人。他們懷著自己的理想，犧牲、奮鬥，結果在《藥》裏麵就轉化成為茶館裏麵大家議論的材料。也就是說，這樣一些中國的誌士仁人們，他的理想、他的崇高的努力，在看客現象中都轉化成為一種表演。在中國，一切神聖的、嚴肅的、崇高的努力，都會轉化成一種表演，從而失去了它的意義和價值。所以你看，在中國任何不幸和任何的崇高的努力，都會轉化成哈哈一笑。魯迅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整個中國都在做遊戲，都在演戲。在世紀末的狂歡中，中國人的不幸者的真實的痛苦被淹沒了，中國的努力的改革奮鬥者的崇高努力都被閹割了，都被否定了，都被消解了，就隻剩下哈哈一笑。魯迅說，中國就可能要消亡在這“哈哈一笑”中。所以魯迅討論自我和群眾的關係的時候，他是充滿了一種危機感的。
魯迅在討論自我和他者關係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無物之陣的一種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愛我者所可能產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眾作為戲劇的看客所可能產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絕望的結論。所以我們說，魯迅內心是非常絕望的。但是當一個人絕望到頂點的時候，就會達到大徹大悟，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於你原來抱的希望太大了。魯迅寫了一個很有趣的小對話：甲先生對乙先生說，我曾經對你說，我要寫一萬行詩，現在我一行沒寫出來，你肯定對我失望了。乙先生說，我不失望，因為從一開頭就沒有相信你能寫半句詩。（笑聲）所以一開始，你就把所有的問題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絕望了。這就叫做“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到底，就成了大徹大悟。所謂大徹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會、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選擇的有限性。大徹大悟之後，人們還可能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麽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這就是《過客》裏的老人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選擇。周作人就說，我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而魯迅的選擇恰好相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前麵是墳，但是我還要努力地往前走，我要反抗，我要奮鬥。因此魯迅的哲學就是要“反抗絕望”。魯迅說過，你們因為希望而反抗，比因為絕望而要反抗要容易得多。或者反過來說，明知絕望還要反抗，這比因為希望而反抗要艱難得多。
這種反抗絕望的哲學，其實包含兩個側麵。一個側麵就是看透一切，大徹大悟，或者說就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話，清醒地麵對現實所存在的一切生存的困境，這是打破一切瞞和騙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態度。另一個側麵，就是采取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哲學，是把中國傳統哲學當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徹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一個高度的結合。在我看來，這樣一種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為其特點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是魯迅哲學的核心。同時也可以看做是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中國所留下來的非常重要的一種精神遺產。在21世紀的開始，我們麵臨著種種新的困惑、新的選擇，我們的前輩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是可以作為我們今天選擇的一種精神資源的。當然，魯迅的時代畢竟不是今天的時代了。我們今天所麵臨的許多問題，是魯迅所未曾麵對的問題。因此，魯迅對於我們來說，不管他多麽正確、多麽偉大，他隻能作為我們作新的曆史選擇時的一個參照。我們不能把魯迅當成我們的目標，魯迅不是終點；我們應該從魯迅出發，來作出我們新的選擇。魯迅自己也正是這樣來要求和勸告年青一代的。很多人都稱魯迅為導師，但魯迅回答說：“青年又何須尋那些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麽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笑聲）我想，我不需要再說什麽了，就此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現場提問選摘
問：魯迅對黑暗的反抗精神源於何處？生命的亮色又來自何方？
答：魯迅是一個永遠的批判者，任何時候都不滿足現狀。但他又相信人類會逐漸地趨向那樣一個理想狀態，這就構成了他生命的一種亮色。魯迅的亮色來自哪裏？這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我現在正在和我的學生討論著的一個問題，就是魯迅一生中有兩次麵對死亡。1925年到1926年初，他除了寫《野草》之外，還寫了《朝花夕拾》，他的思緒就回到了故鄉。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寫《阿長和山海經》，寫《無常》，從民間的戲曲中寫一個人而鬼的、有情有理的那樣一個可愛的鬼的形象。第二次是1936年，他去世的前夕，他再一次地寫了一些回憶童年的文章，像《女吊》、《我的第一個師父》。特別是女吊，他寫了一個最美麗的複仇的女鬼的形象。這說明魯迅對故鄉的民間的藝術、民間的想象，有一種深厚的感情。在最困難的時候，在麵對死亡的時候，他常常要想到這樣一些民間的鬼神的故事。這其實就是說，當一個人麵對外在的黑暗的時候，而所有外在的黑暗都可能轉化為自己的內心的黑暗，人最大的困難是不僅要戰勝外在的黑暗，還要戰勝內在的黑暗。在這個時候，他就需要不斷地從自己心靈深處尋找光明的東西，來抵禦這種外在和內在的黑暗。他這兩個時刻，都從故鄉的、民間的想象中來吸取了某種光明的力量。這至少可以說明魯迅是在不斷地尋找一種光明的東西。這幾年我在講中學語文教育的時候，提出一個命題，也是從魯迅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就是為我們的孩子們從童年時候就灌輸一些生命的亮色，就是指這個意思。
問：錢教授，對於我們今後的人生道路和選擇，能否給提供一些建議？
答：我的選擇觀有四點。第一，就是適合你的選擇就是好的選擇，最適合你的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第二，當你選擇了一個東西之後，你必須同時想到它的負麵。任何選擇都會有一種價值，但也會有一種危險，你必須對那個危險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譬如你選擇政治，政治就必須在汙泥中打滾。你得看看你能不能在汙泥中打滾，而且最好的政治家是既打滾又出汙泥而不染，你能夠做得到嗎？如果你要經商，就必須想到要失敗，你不能隻想到賺錢。每遇到學生到我這兒讀研究生，我都要告訴他，你要做研究生，你就必須準備清貧，你沒有這個精神準備，千萬不要來讀研究生。當然讀研究生有另外的好處，研究工作是最具有創造性的、最具有魅力的工作。第三，你必須尊重他人的選擇。不要認為你選擇政治，政治是最好的，別人經商都是渾身銅臭氣，搞文的都是貧酸氣；你學文，也不要以為你學的最崇高。第四，一個人要認識自己適不適合，是不容易的。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這個年輕人中學寫了一篇文章，得了老師表揚，或者得了一個獎，他就覺得可以搞文學了。他跑來找我，說錢教授，我要搞文學。我一了解，他根本不能搞文學。（笑聲）我有時也很為難，隻好說假話，就是你努力總有希望的；但要我說真話，那就是你根本不能搞創作。這說明什麽問題呢？人要正確認識自己有個過程。經過一段摸索，你發現不行的時候，你要趕緊改變你的選擇，不要一條道走到黑。有一種說法是害人的，“勤奮能出天才”，這是騙人的話。我也跟北大學生講過，一個人的成功是靠三個條件：第一靠你的基本素質，甚至靠天資；第二靠你的勤奮；第三靠機遇。在最初階段，勤奮是主要的，勤能補拙；但你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到比較高的階段的時候，勤奮不是主要的，其餘兩者是主要的。發現自己不行了，你就趕緊及時地轉，要以平常心來做平凡的工作，來取得你生命的價值。（完）
為什麽這麽說呢？魯迅自己有過說明，他說“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很麻煩了。我們所讀到的是他所寫的，但和他為自己寫的、他所想的不一樣。他的大多數著作都是為他人寫的，那麽，我們怎麽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麽呢？魯迅自己也有一個解釋，他說很多人都說我說的是真話，當然，我也並不想講假話，但是，我並沒有把我所想講的話完全地說出來，我隻是把我想說的一部分講出來了，很多人都說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裏所想講的話，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話說出來，如果還有一個人願意聽我講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不僅如此，魯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還寫過一篇文章《我要騙人》。這個題目確實非常觸目驚心。他講了這麽一樁事：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門，碰見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她是來募捐的。中國每年都不斷地會有水災或旱災，這小女孩就是為災民募捐的。而在當時，正是處於國民黨的腐敗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魯迅很清楚地知道，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災民手裏的。用魯迅的話來說，辛辛苦苦地募來的錢，恐怕連水利局的老爺們抽煙還不夠。因此，在魯迅看來，她的募捐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麵對著這個熱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訴她說她做這事沒意義，別做了嗎？我不能這麽說。不但不能說，還必須對她說：“小孩子，你做的事非常有價值，我一定支持你。”魯迅於是拿出一大筆錢來給這個小女孩，這小女孩非常感動，說先生你實在太好了，我不要這麽多錢，錢太多了。於是魯迅牽著她的小手，走到一個商店，用大錢兌來小錢，再把小錢交給小女孩。小女孩緊緊地握住魯迅的手，說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體災民，對你表示感謝。於是那小女孩走了。魯迅看著這小女孩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女孩手的溫暖，但是正是這溫暖像火一樣燒灼著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但是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又舉了個例子說，我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親，她已經很老了，所以她天天夢想著死後能夠上天堂。盡管我明知道死後沒有天堂，但是我必須騙我的母親說，老人家你做了一輩子善事，你死後一定上天堂。魯迅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露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於是“我要騙人”。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麽想，說實在，我每一次看到這文章，都受到一種震撼。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麵臨著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那裏說假話。但是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著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有幾個人敢於正視這一點？所以魯迅說，我是不能把我心裏想的話全部說出來，我隻能說一部分。
那麽怎麽理解為自己說和為他人說的不一樣呢？魯迅有一個說明，他說我的寫作是為三種人寫的。一種人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誌士仁人們。這樣一些誌士仁人，他們在中國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他們非常孤獨、寂寞，因此，我必須在一旁為他們呐喊助威。所以我必須說一些光明的話，說有希望的話，我不能說很悲涼的話，因此我就在夏瑜的墳上加上紅白的花圈。盡管魯迅對夏瑜墳上有沒有紅白花圈，夏瑜是不是後繼有人，是心存懷疑的，但是他必須加上這樣一個紅白的花圈。魯迅說他寫作的第二種對象是一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也許正包括在座的諸位。麵對正在做著好夢的這些青年，他又怎麽忍心去打破他們的好夢呢？是不是太殘酷了呢？魯迅寫作的第三種對象非常特別，他說，我是為我的敵人而寫作的。他說我經常吃魚肝油，注意我的身體健康，不是為我的老婆，也不是為我的孩子，而是為我的敵人。就是不要讓那些敵人生活得那麽美滿，就要在他們麵前老站著那麽一個黑色魔鬼似的魯迅。站在那兒，他們覺得不舒服，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既然是為我的敵人寫作的，我就不能把我內心的痛苦說得太多，我不能在敵人麵前顯示我的痛苦。因為一顯示，敵人就會說了，你看，魯迅多痛苦呀。我有痛苦，我獨自承擔。我一個人跑到叢林中，自己舔幹淨身上的血跡，我決不在敵人麵前顯示我的任何痛苦。
因此，無論是對那些孤獨的寂寞的中國的誌士仁人，還是對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敵人，魯迅都不能把他內心的痛苦，內心裏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思想和盤托出，他必須有所遮蔽。這就是說，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麵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而且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思想，特別是一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旦用語言表達了，這思想就被簡單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魯迅是那個屬於沉默的魯迅，你看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因此，魯迅的很多最珍貴的思想，隨著他的去世，我們看不到了。這不僅是魯迅，可以說人類一切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們都把自己的思想帶進棺材裏去了，這是人類永恒的悲劇。但是話又說回來，魯迅畢竟留下了一些東西。他說，為我自己寫的和為他人寫的不一樣。這就告訴我們，魯迅作品有兩類，而在他為自己寫作的作品裏麵，可能有更多的、更真實的魯迅。今天人們談論得最多、讀得最多的魯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的大多數，以及魯迅的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或者是為了那些孤獨的改革者、中國的脊梁，或者是為了那些做著好夢的青年，或者是為了他的敵人寫作的。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魯迅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魯迅說，《野草》裏麵有我的哲學，而且他說，《野草》是屬於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們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一個作品。魯迅的《野草》就成為我們去接近魯迅靈魂的一個窗口，或者提供了一個途徑，我們可以通過《野草》去了解那些也許是更真實的魯迅的思想。當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隻不過相對於其他作品來說，它遮蔽得少一點。因此，《野草》裏充滿著更多的可怕的、悲涼的、充滿絕望之意的那樣的魯迅的聲音。今天我來漫談魯迅，主要是和同學們討論魯迅的《野草》，討論魯迅的《野草》裏的哲學。魯迅自己說，他的《野草》是在夜間寫作的。所謂夜間寫作意味著什麽呢？魯迅說過，一個人在白天和在晚上是不一樣的。在白天，包括此刻，我們都穿著衣服，都戴著一個麵具。譬如我現在是戴著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的麵具出現在諸位麵前的，這個麵具對我是有所遮蔽的。到了晚上，特別是到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麵具摘下了，衣服脫下了，麵對一個赤裸裸的自我。但是還不行，因為還有皮膚，這皮膚也是個遮蓋物，因此必須把皮膚掀開來，露出裏麵那個血淋淋的筋肉，那才是最真實的。這是血淋淋的真實，但是有多少人敢於正視它呢？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野草》是一個地獄，當我們麵對《野草》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你敢不敢正視血淋淋的真實。如果你敢，你就進去；你不敢，用魯迅的話來說，“趁早離開”。今天在座的諸位也有一個選擇：進去還是離開？我想我們還是進去吧！
在進去之前，還要交代兩點：第一，《野草》是散文詩。詩是很難講的，詩隻能去領會；詩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你覺得有那個味道，又說不出來，那你就讀懂詩了，一講詩就完了。我今天要講課，但必須明確告訴大家，我講課是冒著將魯迅簡化甚至歪曲的風險的。舉個例子，當年北大俞平伯教授講宋詞，選了幾首詞念完，說：“好啊，好詞！好詞！好啊！”就不說了，課就結束了。（笑聲）麵對這樣的老師，這樣的講課法，你怎麽做學生？就要看你會不會聽了。會聽課的學生，你就會琢磨：這麽多宋詞中，俞先生為什麽選擇這幾首？俞先生說“好詞好詞”決不是隨便說的，然後你自己去讀，去體會。到最後你體會到了，你也搖頭晃腦： “哎呀，好好好！”你就懂了。讀文學都該這麽讀法，別去搞那套一二三四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就糟了。（笑聲、掌聲）讀《野草》也是這麽種讀法，讀得似懂非懂就是懂了。（笑聲）我今天講課，是不得已而為之，聽完我的講課，如果在座的有二百人，五個人回去認真讀《野草》的原著，我這個演講就達到目的了。你一讀原著，我任務就完了，你應該把我所講的忘掉，這叫“過河拆橋”。（笑聲）因此，講課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講一些什麽東西，而是誘惑同學覺得《野草》 “好啊好啊”就行了。第二，魯迅的哲學是非常豐富和複雜的。魯迅自己說過，有兩種思想在不斷起伏，一是人道主義思想，一是個性主義思想。《野草》集中討論什麽問題呢？是討論作為個體的生命，它的深層困境這樣一個問題。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現的是魯迅哲學的一個側麵，而不是全部。
下麵我就分點來說了。第一方麵，魯迅把個體生命放在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這樣一個曆史的縱坐標中，來考察人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首先是講“將來”。在生活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一般人常想，改變一個環境就行了，把希望寄托到將來。所以人類關於將來，有種種幻想，譬如西方世界有烏托邦，中國世界有大同，都是屬於人們的對未來的想象。人們總是想象未來是無限完美、完善的、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一個終結點，魯迅把它概括成關於“黃金世界”的想象。對此，魯迅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黃金世界，還有沒有黑暗？魯迅回答說，有，不但有，還會有將叛徒處死刑的事情發生，還會有新的死亡。為什麽呢？魯迅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他說人總是這樣的：曾經闊氣的人想複古，正在闊氣的人想維持現狀，還沒有闊氣的人想改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永遠如此。到了黃金世界也是一樣，當然黃金世界裏“闊氣”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樣，但是那個時候仍然有曾經闊氣、正在闊氣、還沒有闊氣的人。而那些正在闊氣的人，常常是掌握權力的人。還有人想繼續革新，在正在掌握權力的、正在闊氣的人的眼睛裏看來，他就是叛徒。那些人就會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權力將這些革新者處以死刑。就是說，在一般人認為，好像黃金世界是個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世界，但是魯迅卻看見了新的矛盾、新的鬥爭，甚至看見了新的死亡。這就是《野草·墓碣文》裏所說的 “於天上看見深淵”。人們看見是天堂的地方，魯迅看見的是深淵。由此，魯迅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結論：“至善至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圍繞這樣一個命題，魯迅展開了一些論述。譬如他說，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拿十全十美來要求人，那我們都不配活了。還有，十全十美的書也不存在。如果有的話，那麽圖書館的書就沒了。我們通常說一曲音樂或一幅畫好到極點了，達到了一種藝術的“極境”。而魯迅說，什麽叫“極境”？“極境”就是“絕境”。當兩個朋友好得不得了，恨不得穿一條褲子時，那麽，你就明白了，這兩個人馬上要吵架了。宣布到極境的時候就是開始分裂的先兆，或者孕育著分裂的危險，所以至善至美的未來，是人類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魯迅的任務正是粉碎這個神話，《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這個神話的。譬如說，《野草》裏有一篇《過客》，說一個人從小開始就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半路上，遇見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孩，於是過客、老人和小女孩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前方是什麽”。是什麽在等待著諸位呢？小女孩說，前方是一個美麗的花園。這個小女孩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覺得未來是美麗的花園。而那個老人說，前方是墳。那麽這兩個答案哪一個真實呢？顯然是後者。但是確認了前方是墳之後，老人和過客之間又展開了一場爭論。老人說，既然前麵是墳，我就不需要再往前走了，我應該坐下來休息了。這是很多人的哲學。而過客說，我明知道前麵是墳，但是我仍然要往前走，我仍然要努力、要奮鬥、要反抗。所以魯迅在給他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許廣平的通信裏說：你這個小鬼呀，你們年輕人是為光明而奮鬥的，我可不是這樣；我不相信未來是光明的，但我仍要奮鬥的，我僅僅是為了要和黑暗搗亂而奮鬥。這就是不同的哲學。
《野草》第一篇叫做《秋夜》。秋天的晚上，如果你走出庭院，你可以看見庭院裏有各種各樣的花草。牆角有一朵粉紅色的小花被秋風吹得渾身發抖，臉漲得通紅，但是她卻微笑著，她是樂觀主義者。她為什麽微笑呢？因為有一個詩人告訴她，雖然現在是秋天，但秋天過去春天就要到來了。英國詩人雪萊說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不知道諸位讀了怎麽樣，像我們這樣的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們，這首詩給我們以巨大的鼓舞。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一想到現在是冬天，但是，冬天來了就意味著春天要來，於是我們就樂觀了，我們就奮鬥了。（掌聲）這小紅花的樂觀主義，是建立在一個什麽樣的邏輯前提下的呢？是建立在春天必然到來，而且來了就不走了，春天永駐，這樣一個前提下的樂觀主義。但是大家知道，這樣一個前提是虛妄的命題，是一個偽命題。而在小紅花的旁邊，正好有一棵棗樹。棗樹也做了個夢，做了一個落葉的夢。什麽夢呢？就是現在是秋天，秋天過去了是春天，但是春天過去了又是秋天。但是這棵棗樹，即使明知道春天來了要走，明知道春天之後是秋天，它仍然把它鐵一樣的枝幹筆直伸向天空。也就是說，棗樹的反抗是不以春天是否到來，不以春天是否永駐為前提。來也罷，不來也罷，永駐也罷，不永駐也罷，反正我就要反抗。這就是兩種哲學，前者是年輕人的樂觀主義，建立在一個虛妄的命題下；後者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悲觀主義，但是它是建立在一個麵對現實的基礎上的。
魯迅就是這樣粉碎了這種關於未來的神話，以堵住我們一種精神的退路。“未來”不行，那麽“過去”怎麽樣呢？於是，人們又給自己製造了種種關於過去的神話，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懷舊情緒。當今之中國，是充滿了懷舊情緒的。譬如我這次到南京來，參加南師附中百年校慶的籌備會，來的都是白發蒼蒼的老校友。我們來幹什麽呢？我們就是來懷舊的，說當年的附中多麽好啊！（笑聲）每一次聚會都是懷舊的會，而且你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在這個懷舊會裏最起勁同學，大概是現實處境不甚好的。現實處境很好的同學，一般對這個不太感興趣。（笑聲）人們用懷舊來安慰自己，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心靈破碎了，需要懷舊以彌補自己破碎的心靈，因此自覺不自覺地就把過去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把它神化了。最近這幾年，大家經常請老將軍來作報告。老將軍每次報告都說老夫我當年如何如何勇（笑聲），如何如何打勝仗。我這個人可能受魯迅影響太深，比較討厭，我聽報告時常常想：這些老戰士難道他們一輩子永遠打勝仗嗎？他們打過敗仗沒有？我想可能打敗仗比打勝仗的時間要多得多。他為什麽不回憶當年打敗仗的時候，如何狼狽，如何悲慘，如何可笑呢？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人總是避重就輕，總是把那些苦難的、不幸的、不愉快的事情盡量地忘掉，把那些美好的、愉快的、輕鬆的，盡量地凸現出來。人的這種記憶的選擇性，這種避重就輕的選擇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魯迅之為魯迅，或者說魯迅之可惡，就在於他有悖於常情，他的感情選擇和常人不一樣。他不是避重就輕，而是避輕就重。哪樣不愉快，他偏回憶哪一樣。
在《野草》裏麵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是回憶童年生活的，叫《風箏》。這篇文章已經選進了中學語文課本裏了。大家不妨把魯迅這篇《風箏》和當下許多作家所寫的回憶童年的文章來作一個對比，你會發現，魯迅在回憶他的童年的時候，他什麽也不回憶，他隻回憶一件事。就是他小時候，有一天突然發現他的小弟弟不見了，他到處找，後來在院子背後角落裏找到了小弟弟。小弟弟在幹什麽呢？糊風箏。春天該放風箏了。作為長兄的他卻勃然大怒，你怎麽玩物喪誌，你怎麽不好好讀書啊！把風箏抓過來撕了個粉碎，扔在地上踩爛了。在座的，如果你當過哥哥、姐姐，恐怕你小時候大概都不同程度上做過類似的事情，但是有誰記住呢？魯迅記住了，而且把它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說，這是一次精神的虐殺。既然是精神的虐殺，是不是可以挽回呢？於是魯迅特地約了他的小弟弟兩人再來放風箏。但放著放著就沒勁了，兩個人都已白發蒼蒼，還放什麽風箏呢？所以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罪過。魯迅又想，我向弟弟當麵道歉，當麵懺悔，說對不起呀，弟弟呀，我犯了一個錯誤，請你原諒。如果弟弟說我原諒你，那麽我就贖罪了，他原諒我了。但他弟弟卻說，哎呀，我記不得了，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事情。（笑聲）這就是說，期望弟弟原諒也得不到。因此，這不僅是一次精神的虐殺，而且是一個不可挽回、不可原諒的罪過。你看，魯迅把這事說得多可怕啊！魯迅最後說，現在有春日的溫暖和冬天的肅殺，我們選擇什麽？一般人都選擇春日，沒有人去選擇冬天的肅殺，但他說我寧願躲到冬天的肅殺裏，而不願意跑到春日的溫暖裏去。他的感情選擇非常特別，為什麽呢？因為冬天的肅殺更接近真實，而春天的溫暖，是人自己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是一個精神的避難所。
“過去”這個神話也打破了，人還有什麽地方可以逃呢？就是死亡。一般老百姓會說，哎呀，我活夠了，活一輩子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討厭的”魯迅要提一個問題：死後，怎麽樣？喜歡追問“以後”，是魯迅思維的特點，魯迅總是追問以後怎麽樣。五四時期最流行的婦女解放的口號是“娜拉走出家庭”，魯迅卻偏偏要問：娜拉走出家庭以後又怎麽樣呢？魯迅回答說：走出了還是要回來。（笑聲）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提倡婦女回到家庭嗎？大家說黃金世界好，魯迅問：黃金世界到來以後，還有沒有黑暗？現在魯迅又問死後怎麽樣，這對“以後”的追問正是表現了魯迅思想的徹底性。於是就有了我稱之為奇文的《死後》。別的文章可以不看，這文章非讀不可！是非常奇特的一個想象。魯迅想：人如果死了，運動神經不起作用了，但是人的感覺神經還在，將會發生什麽事情？他就這樣想象：我死了，躺在地下，我突然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殯儀館的工人粗心大意沒把我的衣服弄好，折在背後，非常不舒服，但我不能動，我隻能忍受著。你看，魯迅這個人有多敏感！我躺著，上麵過來一輛車子，車輪壓著我的頭，我都覺得牙齒發酸。這個感覺非常妙啊！壓得你牙齒發酸。這還不算，有幾個人走過來了，大概是來開追悼會的。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一個人說：“他死了！”或者表示悲痛，或者表示高興，或者表示惋惜，或者幸災樂禍，等等。可我聽了卻很憤怒，我死就死，關你們什麽事兒？為什麽讓你們或高興或悲痛或驚訝呢？魯迅對死後的追悼會看透了，不過是活人表演而已，與死人毫無關係。
這還不算，一個蠅跑來了，停在我的眉毛上。如果我的運動神經還在，很簡單，手一揮就把它揮走了。但我不能動，我隻能忍受。你想這多難過？一跳一縮一跳一縮，這還不算，它又跑我的舌頭上來了，在舔我的舌頭。那麽髒的蠅來舔舌頭是一種什麽感覺？但是我仍然忍受著。好容易它飛走了，飛就飛吧，但不，它在耳邊嗡嗡叫著，說我剛才舔你是應該的，是正義的，是偉大的事業，等等，它還講出一番道理來。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一個書店小夥計送來一大堆書，說周先生，敝店最近進口了一批明版的圖書，要不要啊？生意做到棺材裏了，這太可怕了！因此，我就想到，死亡不是痛苦和荒謬的結束，而是更大的痛苦和更大的荒謬的繼續。死亡也不是人的精神避難所，你不能逃到死亡裏去。你看，過去的神話被他打破了，未來的神話也被他打破了，死亡的神話也被他打破了，一切精神避難所都不能去，隻給你一條路——現在。不管現實是多麽嚴酷，你唯一的路就是正視現實。這正是魯迅哲學的特點。如果說中國文化傳統是儒家、道家、佛家學說，還有一家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後的新文化。前麵幾種文化，盡管具體的觀念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特點：總是給人們提供這樣那樣的精神避難所。而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的最大特點，恰恰是要堵住一切精神避難所，人們隻能來正視現實的困境。
在《野草》裏，魯迅用了大量的篇幅塑造了許多文學的意象，而這些意象都象征著人類的某些方麵的深層的困境。這裏我想舉三個例子。《死火》是具有魯迅式的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類關於火有種種想象，總的說來，人們是把火視為一種生命的象征。但是魯迅想象的是“死火”，他把“死亡”和“生命”並置來討論，這是很有魯迅特色的。我們一般人睜一雙眼隻看一個問題，單一地提出關於火、關於生命的問題；而魯迅在同時考慮生命和死亡兩者的關係。一般人談到希望，就專門討論希望問題；而魯迅卻把“希望”與“絕望”這樣一對命題提出來討論。他提出來“死火”這個意象，就同時集中了生命和死亡兩種意思。我們看他是怎樣展開獨特想象的。他說，我做夢，夢見自己在山峰間奔馳，跑啊跑，突然從山峰上一下掉到冰穀裏，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顏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見了很多珊瑚樣的紅的影子。在死亡的顏色中出現了生命的顏色，這就是死火。於是，我和死火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死火對我說：先生啊，請你趕緊把我救出去，否則我將凍滅。我說好，我就把你帶出冰穀。死火又說，你把我帶出冰穀，我當會燒完。我隻能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我們在研究魯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個難點。後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啟發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70歲，他有一天把我叫去了，他說錢理群啊，我已經70歲了，已經老了。我現在麵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我要麽什麽事不幹，這叫“坐以待斃”；我要麽像大家宣傳的那樣“發揮餘熱”，再努力奮鬥，但這不過是“垂死掙紮”。我隻能在“坐以待斃”和“垂死掙紮”這兩者之間作有限的選擇。錢理群，你說怎麽辦？當時我一聽，馬上想起了魯迅的《死火》。“凍滅”就是“坐以待斃”；“燒完”就是“垂死掙紮”。我再進一步想，這樣的一個兩難選擇，難道僅僅是存在於像王瑤先生這樣的老人身上嗎？我有沒有這個問題？或者在座的諸位，你們有沒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們也有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好不容易考取大學，當然還要努力奮鬥；但你得知道，上天不會因為你努力奮鬥就饒你不死，最後墳在等待著你。可另外一個同學，他整天什麽也不幹，他同樣也是死。在這一點上，上帝是絕對公平的，任何一個人都必須麵對最後的死亡，毫無例外。這一點請大家無論如何要看透，別存幻想。譬如說我吧，我年輕的時候也做夢，希望將來能當個教授。（笑聲）現在我當了教授了，又怎麽樣呢？也很無聊啊。（笑聲、掌聲）這件事你得看透啊！這就是魯迅思想的殘酷，他要粉碎你的很多美夢啊！
但是話要說回來，盡管最後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毫無例外，但是“燒完”和“凍滅”有沒有區別呢？有區別。這個凍滅，他一輩子什麽事兒不幹，他的生命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光影，這是一個生命的空殼。這個燒完，雖然最後也是完，但他燃燒的那個瞬間是發出燦爛的光輝的，他的生命是充實的。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生哲學，就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結果所有人都一樣，但是過程不一樣。你奮鬥的過程，你掙紮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實的，是有價值的。而那浪費的、無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虛的，是沒有意義的，是生命的空殼。這就好像奧林匹克精神一樣，貴在參與，即使我名落孫山，我參與了，我努力了，這就有價值。像我們老同學聚會，當年每個同學都有種種幻想和理想，到最後老了，大家再見麵的時候，發現真正實現自己理想的人很少。大部分人沒有實現理想，都過著很平凡的生活，而實現的那幾個人也很無聊。（笑聲）但是，大家都說，雖然我現在好像沒什麽成績，但是我是努力的，我是對得起自己的，那麽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價值不體現在最後的結果怎麽樣，而是我努力了、我奮鬥了，這個奮鬥、努力本身就給生命帶來一種意義和價值。這就是魯迅《野草》的哲學，這正體現了魯迅那種重視過程而不重視結果的人生哲學。當然我今天不是要宣揚這種哲學，大家可以拒絕這個哲學。但是魯迅知道他要作出這樣的人生選擇，它的意義與它的問題所在。這 “凍滅”和“燒完”的命題實際上告訴我們，人的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的極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選擇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極其有限的一個選擇。但是畢竟還是有選擇的餘地的，所以王瑤先生對我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紮，因為垂死掙紮有一種掙紮之美。《野草》裏的死火也是與其凍滅，不如燒完。最後它跳出來了，跳出來之後碰到石頭，然後一起同歸於盡，同歸於盡的時候就哈哈大笑。
《野草》裏還有一篇《影的告別》，講的是影子。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當正午陽光直照的時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時候，這影子就沒有了，影子隻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征自己這樣一種“曆史的中間物”的曆史命運。“曆史中間物”是什麽意思呢？魯迅說，我這樣的曆史中間物的任務，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搗亂。當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來的時候，這樣的影子要消亡。同時，曆史中間物的意義僅僅在於和黑暗搗亂，他的生命價值是和黑暗緊緊連在一起的，是實現在跟黑暗的反抗當中的，因此當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曆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曆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他隻能夠彷徨於無地。這實際上所指出的不僅是像魯迅這樣的曆史中間物的一種深層困境，恐怕也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共同的深層困境，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你隻能夠無地彷徨。這“無地彷徨”四個字，說盡了知識分子的深層的困境。
第三個例子是剛才說的《過客》。“過客” 他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在半路遇見老人，老人對他提三個問題：第一，你叫什麽名字，你是誰？第二，你從哪裏來？第三，你到哪裏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怎麽來到這個世界，又怎麽離開的？你被一種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拋到這個地球上來，然後又被一種你無法把握的力量帶走了，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這說的就是人的生存本體的一種荒謬性、黑暗性和悲劇性。諸如此類，這都是人的現實的生存的一種深層困境。魯迅的目的就是要人們正視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因此引出他的現實主義哲學。魯迅反對三個東西。第一他反對“絕對”。絕對的、完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社會、人性、現實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對“完全”。完全的、毫無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現實、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頗的。第三，他反對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暫的。他強調人的生存本身、現實本身、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暫性。他要我們正視這樣一個此岸世界的現實。我們講魯迅的清醒現實主義精神，正是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強調緊緊抓住“現在”，“現在”是魯迅一個最基本的命題。
現在我們講第二個方麵，就是魯迅怎樣橫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他者，可以概括為三種：敵人、愛我者和群眾。
首先講敵人。這是很寬泛的概念，就是你要辦一件事情，對你形成阻力的東西。《野草》裏有一篇《這樣的戰士》，他說這個戰士，拿起投槍，向他的敵人擲過去，明明前麵有個敵人，但當他把投槍擲過去的時候，那敵人不見了，就變成“無物之陣”。我們一般打仗是擺開陣勢，敵我雙方陣營分明，這是傳統戰爭。而現代戰爭，敵人找不到，但卻存在，這叫無物之陣。這無物之陣比有物之陣更可怕，就像我們中國傳說的“鬼打牆”，你半夜走到荒野裏，前麵分明有鬼，一拳打過去，鬼不見了。就像辦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辦不成，但是卻找不到原因在哪裏，找不到反對你的那個阻力在哪裏。這恐怕是我們作為中國人幾乎時時刻刻遇到的事情。魯迅說，在中國，要搬一個鐵爐子都要流血。在我看來，更可怕的就是時時刻刻遇到些無物之陣。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我 1981年研究生畢業，留在北大，當時麵臨一個問題：我要把家屬從貴州遷至北京。遷戶口是很難的事情，所以我當時到處找人、托人，所有的人都對我點頭微笑，說錢理群我們非常同情你，完全理解你，我們完全支持你。沒有人反對我，但是就是遷不來。最後我就絕望了，我對我的夫人說，你做好準備，你不要想來北京了。我窩了一肚子火，想找到個地方發泄都沒有，我還得向所有的人點頭微笑。一個人如果想做事的話，就會時時刻刻遇到無物之陣。
無物之陣有什麽特點？魯迅作了一些概括。首先，無物之陣實際上是你的敵人玩了一種花樣，或者是反對改革的人的一種手段。一般來說，當你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個革新的倡議的時候，這反對你的人，首先，他就要利用他的權力把你壓下去。如果壓不下去，他一定改變麵孔，轉而說對你表示支持、同情。其實他是反對你的，但他對你點頭微笑。所以魯迅說，當今的中國，改革的旗幟插過去了，滿世界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你看中國有誰說反對改革？沒有人說。但是真的都讚成改革嗎？沒有。點頭微笑，擺出“無物之陣”，是一種反對的手段。一旦你的改革遇到了困難、挫折，他就反攻倒算，那就不客氣了。魯迅說在中國，“改革一兩”，好不容易改革集合起來有一兩的成績，一旦反攻倒算，“反動十斤”，要厲害千百倍。其次，無物之陣其實就是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習慣勢力，是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這種千百年的和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魯迅稱它們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它一方麵要殺人，阻礙你；另一方麵，它沒有名稱，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來反對你。所以，魯迅說最可怕的不是敵人當麵射來的炮彈，最可怕的是你的戰友從背後射來的冷箭，你的慈母和你的愛人善意的誤進的毒藥。魯迅說，無物之陣可怕，在於它含混不清，有某種模糊性，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你就沒辦法了。
魯迅提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和大家討論：最可怕的鬼是什麽樣的鬼？有的人說，三頭六臂的鬼最可怕，或者有千隻眼睛、萬隻手的鬼最可怕。魯迅說這不可怕。盡管有三頭六臂、千萬隻眼睛，你總還有個具體的數字，一具體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沌鬼，沒有眉毛沒有眼睛，混沌一片。魯迅又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當年很多人都反對武則天，著名文人駱賓王就寫了一篇檄文，列舉了武則天的若幹罪狀，用了文人所可能想象的最惡毒的語言來罵武則天。他以為這一罵，武則天要氣瘋了，結果武則天看完之後微微一笑。為什麽呢？無論你用多惡毒的語言罵她，列舉她十大罪狀，武則天一看，心裏有數了，我不過十條而已，你再罵也就這樣。所以魯迅說，駱賓王書生氣十足，我要是駱賓王就不這麽辦。我怎麽辦呢？我把武則天拉到大庭廣眾之中，譬如說在今天這個場合，當著大家麵，我說：“大家看啊，這個武則天，她多麽多麽……”然後對她指指點點，我不說了。（笑聲）我這一點，她一抖；我一點，她一抖；我不說，她看我不說就越發緊張，不知道下麵是什麽東西。這含混不清、不明確就可以置她於死地。這個最厲害，你碰到無物之陣含糊不清的罪名你最傷腦筋，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要補充的是，魯迅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被中國的無物之陣所殺害的。魯迅的思維具有特殊性，他的感情選擇和表達方式和大家也不一樣，魯迅實在是所有人的公敵，所以他也是自己的敵人，這是魯迅的最大的特點。所以他時時刻刻感覺到有敵人從四麵八方要反對他，但是又不知道敵人什麽時候、什麽地點、用什麽方法來反對他，所以他始終停留在一種準備戰鬥的狀態。這個人在說話了，是不是要反對我了？他趕緊去和他搏鬥。我們今天回過來看魯迅當年和這些敵人的搏鬥，更多的是他對，就說明他有遠見，他有預見性，但也有搞錯的。人們說魯迅多疑，魯迅是多疑，這個不必回避。但是為什麽多疑呢？就是他遇到了無物之陣。這個無物之陣是真實的，有很多敵人反對他，但是具體這個敵人什麽時候、什麽方法、在什麽地點來反對他，是含混不清的。再加上他是詩人，想象力特別豐富，所以你想一個人一天到晚在那裏準備打仗，必然身心交瘁。所以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思想家就被無物之陣給害了，這個大家別忘了。我想每個人，隻要他生活在現實中，就會感到無物之陣的可怕，會感到時時刻刻被無物之陣包圍著。
魯迅談第二個問題，是和愛我者的關係。“愛我者”也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父親、母親、老師、同學、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愛我者。那麽是不是愛我者總能給我以靈魂的安慰和安寧呢？也不見得。這裏講《過客》的一個細節。這“過客”從生下來就開始不斷地往前走、往前走，他身上的血都流幹了。這個時候，小女孩出於對過客的同情，就拿了一小塊破布交給過客，說，先生，你拿著這塊破布來包紮一下你的傷吧。顯然這塊破布是具有象征性的，象征著愛我者對我的理解、同情、溫情、溫暖。像過客這樣的戰士，他怎麽對待人們對他的理解、同情、溫情呢？他的第一反應是非常高興地把這小塊破布接過來了，說，謝謝你，謝謝你。這就說明，像魯迅這樣的過客，他是非常孤獨、非常寂寞的，因此，他從內心渴望著理解、同情和溫情。但是，過客仔細一想，又把這破布毅然決然地退回去，說，我不能接受你這塊破布。他又拒絕了這種理解、同情和溫情。他不但拒絕，相反還說了一番讓人很難理解的話。他說，我不但要把這片破布還給你，而且我要像老鷹在死屍上盤旋一樣，我要詛咒你的死亡。這就提出一個命題，叫做“詛咒愛我者的死亡”。
這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命題。魯迅在跟許廣平的通信中再一次地討論這個命題。許廣平的哥哥死了，因此許廣平非常悲痛，她寫信給魯迅說，我走在馬路上，看見很多和我哥哥一樣的青年人，他們活活蹦蹦的，我心裏很嫉妒，為什麽這些和我沒有關係的人那麽好好地活著，和我最有關係的哥哥就死掉了呢？這可謂是人之常情，就是跟我沒關係的人死了也無所謂，跟我有關係的最好別死。而魯迅說，我和你相反，越是和我親近的人，我越要詛咒他死亡。再舉個例子，魯迅有一個好朋友叫許壽裳，許夫人去世了，魯迅作為他最好的朋友，當然要發去唁電。但是魯迅這個唁電非常有特點，他首先對嫂夫人的不幸去世表示無限悲痛，這是真的。但緊接著說了一段讓人費解的話。他說，同時我要為嫂夫人的去世對你們的孩子們表示祝賀。祝賀親愛者的死亡。這是什麽意思呢？這也構成了魯迅《野草》研究中的一個難題：到底怎麽理解這個詛咒愛我者的死亡的問題？幸虧當時有一個北京大學學生，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說不懂這句話什麽意思。魯迅給他一個回答。幸而有這回答，我們今天算是懂了魯迅的意思。他說道理非常簡單，我給你舉兩個例子。假如說我和你不相識，你不給我寫這封信，我們兩個之間互不相識，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之間沒有任何情感的聯係，如果有一天你成為我的敵人，我會毫不猶豫地把你打死。但是現在，我們兩個有了這種情感的聯係以後，你再成為我的敵人，我要向你開槍的時候，我要發抖，我要猶豫不決了，我不能夠自由地按照我的意思把你打死。第二個例子，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他說我有一個80歲的老母親，她生活在北京，她快死了，她非常愛我，她時刻關心著我的一舉一動。我在上海，當我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一件危險的事情，盡管這是我自願去做的，如果沒有母親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這件危險的事情。但是，因為有了母親，有了母親對我的愛，我在做這件危險的事情的時候，就會想，我這樣做會不會給母親帶來痛苦，我就不能夠按照我的意願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這裏，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就是說，當一個戰士或者一個人，你要取得思想和行動的絕對自由的時候，這種愛我者的溫情，常常會妨礙你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因此，魯迅得出一個結論，說人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愛上。愛固然可以給你以力量，但愛也會成為你的一個牽製。魯迅在考察自我和愛我者的關係的時候，他發現了一種矛盾：一方麵，渴望著愛我者對我的愛、理解和溫情；同時，又恐懼於甚至要拒絕這樣一種愛。渴望愛又拒絕愛，這就構成魯迅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的獨立的自由意誌的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命的困境。
第三方麵就是自我和群眾的關係。魯迅對中國的群眾有一個高度的概括，叫做“戲劇的看客”。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我們不妨做個試驗，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往地上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來看這口痰，不到十分鍾，你周圍會密密麻麻擠滿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別人，同時被別人看。這是中國到處可以見到的現象，這就是中國所特有的“看客”現象。魯迅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叫做《示眾》。這篇小說沒有故事、沒有情節，就講很簡單的一件事。夏天熱得不得了的時候，馬路上突然出現一個巡警，牽著一個犯人，於是四麵八方的人都擁過去，去看犯人。先是大家看犯人，犯人看大家，然後互相彼此看。看來看去，就構成一個“看”和 “被看”的模式，每個人一方麵看別人，同時被別人看。這高度地概括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這也概括了今天我和諸位的關係：大家在看我；同時我也在看大家。（笑聲）魯迅對這樣一個看客現象，作了更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他首先探討被看的人是什麽人，看了以後會產生什麽樣的效果。根據他的觀察、研究和描寫，被看的人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魯迅小說裏的祥林嫂、阿Q、孔乙己這樣的人物，就是說是一些不幸的人們。他們有種種的不幸，因此他們希望向別人傾訴。那麽看客們是怎樣看待別人的不幸和別人傾訴自己不幸的需求的呢？大家還記得祥林嫂的阿毛被狼吃掉以後，祥林嫂到處向人們傾訴她的不幸，魯鎮的人們從四麵八方趕去聽她講。有許多老太婆因為沒有聽到感到很不舒服，然後成群結隊趕去聽。聽她什麽呢？聽她講故事。請同學們注意這個詞：“故事”。明明是祥林嫂的不幸，現在這個不幸在看客眼中，就轉化為“故事”。故事是什麽？就是娛樂的材料。在聽祥林嫂傾訴的時候，開始人們掉下眼淚。但是大家注意，這個掉眼淚的心理活動是什麽？是感到一種自我的崇高——你看，我還能同情你。等眼淚流完了，故事也聽完了，然後大家“滿意地”走了。注意這個描寫：“滿意地”走了，還一邊“議論”著。請大家琢磨，這個“滿意”、這個“議論”的背後是什麽？這些看客們來聽祥林嫂講，完全不是出於對她的同情，而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太無聊了，想尋求一種刺激。隔壁鄰居一個老太太兒子死了，多慘啊，我去看看。他們是想尋求刺激。所以在聽的過程中把祥林嫂的不幸轉化為自己的快樂，打消自己的無聊，得到一種滿足。在中國，所有人的不幸，都會在看客現象當中轉化為別人的一種快樂。這個地方，正是顯示出國民的全部的殘酷性和麻木性。這種心靈的殘酷和麻木，也是魯迅感到極為痛心的。也就是說，沒有真實的同情，隻有利用別人的痛苦，這個現象在我們生活中仍然到處皆是。
作為被看的另一種人，就像《藥》裏的夏瑜那樣。夏瑜說，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就是屬於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中國人。他們懷著自己的理想，犧牲、奮鬥，結果在《藥》裏麵就轉化成為茶館裏麵大家議論的材料。也就是說，這樣一些中國的誌士仁人們，他的理想、他的崇高的努力，在看客現象中都轉化成為一種表演。在中國，一切神聖的、嚴肅的、崇高的努力，都會轉化成一種表演，從而失去了它的意義和價值。所以你看，在中國任何不幸和任何的崇高的努力，都會轉化成哈哈一笑。魯迅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整個中國都在做遊戲，都在演戲。在世紀末的狂歡中，中國人的不幸者的真實的痛苦被淹沒了，中國的努力的改革奮鬥者的崇高努力都被閹割了，都被否定了，都被消解了，就隻剩下哈哈一笑。魯迅說，中國就可能要消亡在這“哈哈一笑”中。所以魯迅討論自我和群眾的關係的時候，他是充滿了一種危機感的。
魯迅在討論自我和他者關係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無物之陣的一種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愛我者所可能產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眾作為戲劇的看客所可能產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絕望的結論。所以我們說，魯迅內心是非常絕望的。但是當一個人絕望到頂點的時候，就會達到大徹大悟，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於你原來抱的希望太大了。魯迅寫了一個很有趣的小對話：甲先生對乙先生說，我曾經對你說，我要寫一萬行詩，現在我一行沒寫出來，你肯定對我失望了。乙先生說，我不失望，因為從一開頭就沒有相信你能寫半句詩。（笑聲）所以一開始，你就把所有的問題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絕望了。這就叫做“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到底，就成了大徹大悟。所謂大徹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會、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選擇的有限性。大徹大悟之後，人們還可能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麽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這就是《過客》裏的老人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選擇。周作人就說，我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而魯迅的選擇恰好相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前麵是墳，但是我還要努力地往前走，我要反抗，我要奮鬥。因此魯迅的哲學就是要“反抗絕望”。魯迅說過，你們因為希望而反抗，比因為絕望而要反抗要容易得多。或者反過來說，明知絕望還要反抗，這比因為希望而反抗要艱難得多。
這種反抗絕望的哲學，其實包含兩個側麵。一個側麵就是看透一切，大徹大悟，或者說就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話，清醒地麵對現實所存在的一切生存的困境，這是打破一切瞞和騙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態度。另一個側麵，就是采取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哲學，是把中國傳統哲學當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徹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一個高度的結合。在我看來，這樣一種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為其特點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是魯迅哲學的核心。同時也可以看做是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中國所留下來的非常重要的一種精神遺產。在21世紀的開始，我們麵臨著種種新的困惑、新的選擇，我們的前輩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是可以作為我們今天選擇的一種精神資源的。當然，魯迅的時代畢竟不是今天的時代了。我們今天所麵臨的許多問題，是魯迅所未曾麵對的問題。因此，魯迅對於我們來說，不管他多麽正確、多麽偉大，他隻能作為我們作新的曆史選擇時的一個參照。我們不能把魯迅當成我們的目標，魯迅不是終點；我們應該從魯迅出發，來作出我們新的選擇。魯迅自己也正是這樣來要求和勸告年青一代的。很多人都稱魯迅為導師，但魯迅回答說：“青年又何須尋那些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麽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笑聲）我想，我不需要再說什麽了，就此結束，謝謝大家。（掌聲）
現場提問選摘
問：魯迅對黑暗的反抗精神源於何處？生命的亮色又來自何方？
答：魯迅是一個永遠的批判者，任何時候都不滿足現狀。但他又相信人類會逐漸地趨向那樣一個理想狀態，這就構成了他生命的一種亮色。魯迅的亮色來自哪裏？這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我現在正在和我的學生討論著的一個問題，就是魯迅一生中有兩次麵對死亡。1925年到1926年初，他除了寫《野草》之外，還寫了《朝花夕拾》，他的思緒就回到了故鄉。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寫《阿長和山海經》，寫《無常》，從民間的戲曲中寫一個人而鬼的、有情有理的那樣一個可愛的鬼的形象。第二次是1936年，他去世的前夕，他再一次地寫了一些回憶童年的文章，像《女吊》、《我的第一個師父》。特別是女吊，他寫了一個最美麗的複仇的女鬼的形象。這說明魯迅對故鄉的民間的藝術、民間的想象，有一種深厚的感情。在最困難的時候，在麵對死亡的時候，他常常要想到這樣一些民間的鬼神的故事。這其實就是說，當一個人麵對外在的黑暗的時候，而所有外在的黑暗都可能轉化為自己的內心的黑暗，人最大的困難是不僅要戰勝外在的黑暗，還要戰勝內在的黑暗。在這個時候，他就需要不斷地從自己心靈深處尋找光明的東西，來抵禦這種外在和內在的黑暗。他這兩個時刻，都從故鄉的、民間的想象中來吸取了某種光明的力量。這至少可以說明魯迅是在不斷地尋找一種光明的東西。這幾年我在講中學語文教育的時候，提出一個命題，也是從魯迅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就是為我們的孩子們從童年時候就灌輸一些生命的亮色，就是指這個意思。
問：錢教授，對於我們今後的人生道路和選擇，能否給提供一些建議？
答：我的選擇觀有四點。第一，就是適合你的選擇就是好的選擇，最適合你的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第二，當你選擇了一個東西之後，你必須同時想到它的負麵。任何選擇都會有一種價值，但也會有一種危險，你必須對那個危險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譬如你選擇政治，政治就必須在汙泥中打滾。你得看看你能不能在汙泥中打滾，而且最好的政治家是既打滾又出汙泥而不染，你能夠做得到嗎？如果你要經商，就必須想到要失敗，你不能隻想到賺錢。每遇到學生到我這兒讀研究生，我都要告訴他，你要做研究生，你就必須準備清貧，你沒有這個精神準備，千萬不要來讀研究生。當然讀研究生有另外的好處，研究工作是最具有創造性的、最具有魅力的工作。第三，你必須尊重他人的選擇。不要認為你選擇政治，政治是最好的，別人經商都是渾身銅臭氣，搞文的都是貧酸氣；你學文，也不要以為你學的最崇高。第四，一個人要認識自己適不適合，是不容易的。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這個年輕人中學寫了一篇文章，得了老師表揚，或者得了一個獎，他就覺得可以搞文學了。他跑來找我，說錢教授，我要搞文學。我一了解，他根本不能搞文學。（笑聲）我有時也很為難，隻好說假話，就是你努力總有希望的；但要我說真話，那就是你根本不能搞創作。這說明什麽問題呢？人要正確認識自己有個過程。經過一段摸索，你發現不行的時候，你要趕緊改變你的選擇，不要一條道走到黑。有一種說法是害人的，“勤奮能出天才”，這是騙人的話。我也跟北大學生講過，一個人的成功是靠三個條件：第一靠你的基本素質，甚至靠天資；第二靠你的勤奮；第三靠機遇。在最初階段，勤奮是主要的，勤能補拙；但你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到比較高的階段的時候，勤奮不是主要的，其餘兩者是主要的。發現自己不行了，你就趕緊及時地轉，要以平常心來做平凡的工作，來取得你生命的價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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