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人是功利的

中國人是功利的　　　文 / 汪汪麥子

中國人是功利的，在中國人的眼裏“衣錦還鄉、榮歸故裏”，“金榜提名、光宗耀祖”是人生最大的追逐目標。從小就刻苦努力地讀書，“十年寒窗”的個中苦楚又豈是“懸梁刺錐、鑿牆漏光”可以比擬的？稚嫩的肩膀背著沉重的大書包，在書本堆積如山的書桌後麵探出帶著深度眼鏡的腦袋，如癡如醉地啃著枯躁無味的教科書，無可奈何地做著永無止境的作業，為的是什麽，為的就是一紙文憑，一紙大學的文憑，最好是名牌大學的文憑。這文憑就如同敲門磚，如同賭場中的籌碼，手中有了敲門磚，口袋中有了討價還價的籌碼，房子、車子、票子，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或是終身追求的目標就能步步實現。若是那個孩子天生就不喜歡讀書，如同愛迪生小時候那樣，喜歡鼓搗一些在大人們看來不務正業的諸如：用身體孵雞蛋、玩昆蟲、捉蝴蝶、鬥螞蚱、看螞蟻搬家、……；對自然界中的日出日落、月圓月缺、雲霧雷電、七彩雨虹……產生了好奇心；或是喜歡探索大自然的奧秘等等，那麽，這個孩子立刻就會被視為異類，甚至會被認為是弱智；如果在學校中是這樣的表現，就會被老師視為沒有前途的差等生，並從此被忽視被冷淡，進而被疏遠在群體之外，讓你飽受孤獨和冷淡；若是碰上家長有愛心的還好，回到家中還有些許溫暖，若是遇上家長勢利的，回到家中不但沒有好臉色，反而冷嘲熱諷的，沒事找茬讓你坐如針氈，這樣，你的日子就難熬了。 　　 　　中國人是功利的，因為功利，所以凡事隨大流，並沒有自己的主見，也不允許你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見。在文革十年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三代貧農是根紅苗正，從事簡單而原始的勞動最光榮，而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必須把他(指專家教授類的知識分子)打倒在地還要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當時的政治口號）。於是高考製度被廢除，天下人奉行的是“讀書無用論”，（與現在的文憑論正好相反）許多人談書色變，談知識色變。那時的知青選調（就是下到農村勞動滿2年的知識青年，按比例從中挑出一些到工廠，以及城裏的一些部門工作）首選就是國企大工廠，要不就是省屬市屬企業，其次就是供銷和糧食的營業員（那時是計劃經濟時代，所有物資由國家統一安排）。那時，喜歡讀書和愛讀書的人是少之又少，一個原因是廢除了高考製度，那時的大學生主要從工農兵中推薦，而不是憑自己的本事考上的；第二個原因：一紙大學文憑不如一個好的家庭出生，一個大學生在政治上不如一個沒有文化的職工。記得1977年恢複了高考，這年12月的某一天我參加了高考，上午考完了政治後，我的父親找到了我，從兜裏掏出了一張招工表，叫著我的小名說：“這麽多的人參加考試，希望太渺茫了，還是把這張招工表填了，當工人去算了。現在當工人也很吃香，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錯”。記得當時我執拗的對父親說：“我就是想讀書，我就是要讀書，我的理想就是讀書做學問，隻要有書讀，什麽樣的苦我都能吃。”父親看我的態度很堅決，也就依了我，而我，也得以順利地考完了所有的科目，順利地通過了高考（那時中考、高考是一張卷的）。記得當時，有相當一部分的知青在高考的關鍵的時刻動搖了，選擇了招工，也埋沒了相當一部分的人才。更糟糕的是在改革開放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又麵臨著下崗了，這是後話，本文就不贅言了。 　　 　　其實，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也好，都不應該象風中的蘆葦草那樣沒有主心骨，風吹兩邊倒，從眾心理，人雲亦雲，沒有自己的個性，不敢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也好，要想有自己的個性，要想有獨創精神，要想能獨立特行，要想以自己的精神震撼這個世界，或是要在這個世界留下點什麽，就不能急功近利，做什麽事情都要考慮其利益，俗話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沒有遠大的理想和報負，目光短淺，隻看眼前的利益，就難免隨大流。廢除高考時，大家都說讀書無用，你就跟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讀書不寫字不思考，一旦高考恢複了，你難免手忙腳亂，回天無力，無法考上便怨人憂天了；現在講文憑了，一切用文憑開道，你就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屬於哪種類型的人，也不管他適不適合做學問，是不是讀書的料，反正趕著鴨子上架，都往高考那座獨木橋上去擠，結果往往是大人辛苦，孩子遭罪，大學沒考上，學一技之長的最佳時期又過了。 　　 　　當然，民眾的功利心理也不能全怪民眾本身，政府的傾向，媒體的鼓躁就是極好的催化劑，做為普通的民眾又能有多少的選擇餘地呢？而他們不跟著大家走，跟著媒體的宣傳走，跟著大趨勢走，又能怎樣呢？看來，要消除民眾的功利心理，從眾心理，使我們這個民族個性化，讓我們每個人都能獨立思考，具有創造精神，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