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開頭七篇卻寫了回顧！不是有計劃的，隻是寫了第一篇後，覺得有責任把自己跟蹤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記錄下來。對經濟曆史有研究，知道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從學術的角度看，比任何國家的任何時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說——跟著重複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經濟題材比中國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寫前言，他說中國的成功改革不僅是曆史大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最深遠的。一九七四年經濟學天才嘉素（R. Kessel）對我說：判斷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行內沒有誰比得上高斯。
寫回顧，有無限的感慨。是那樣重要的曆史，隻起於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今天我們還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麽少，將來的曆史學者會怎樣處理呢？傳媒的報道不盡不實，專業機構的報告不知所謂，而就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讀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誤解了中國的情況。我自己也所知不多，隻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個助手協助我調查研究，北京有幾位搞經改的造訪港大，跟他們討教過一些日子，之後我要求某些資料，總會有人提供。這些加起來不等於我知得準確。是那麽複雜的改革，今天回顧主要靠自己的經曆，猜測在所難免。但我想，是對是錯，客觀地記錄下來，對將來的學者多多少少有點幫助吧。
比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過不少實地調查。既為街頭巷尾專家，這方麵我眼觀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見到的種種以簡單的理論聯係起來。話雖如此，我知道的還是不夠，遠為不夠的。希望北京當局能好好地保存他們的檔案，有朝一日毫無保留地公之於世，是學術之幸。
有些朋友對中國永遠不看好，但二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奇跡，將來的學者不會說違心話。要注意的，是這迅速經濟增長絕對不是因為改革一帆風順。正相反，這改革風風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還滿是沙石，值得破口大罵的事情無數。可見學院裏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問題。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對周其仁說：「批評中國這樣不是那樣不對，很容易。但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有那麽多的不足之處，中國的發展創造了奇跡，北京一定是做對了些什麽，對得非常對。是些什麽呢？這才是問題。」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幾方麵的，前文說過了。一減一加是淺邏輯，有大波折的過程，中國的經濟發展還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釋的現象。
二十世紀後期，像中國那樣，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都試圖從產權的角度入手改革經濟，但條件看來最差的中國，卻跑出好幾個馬位。雖然我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穩定下來的貨幣與地區製度很精彩，獨有的，但我們不能排除還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經濟效能的製度。為什麽東歐沒有相近的成績呢？一個原因是他們起筆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難我解釋過了。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諾貝爾獎委員對我說，東歐對新製度經濟學的認識近於零??淙喚?改晁?強?賈厥櫻??餉叛?室丫?呱賢崧罰?揮惺裁純山痰摹?font color=E6E6DD>
還有一個顯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應該不說，但為了將來學者的研究要提點一下。中國的共產黨看來是一個很有係統組織的機構，從改革那方麵看，這機構給我如下的印象：決定了大方向，他們拿得緊，但在改革的細節上，他們處理從寬。後者，要批評，可說朝令夕改；要讚賞，可說處事有彈性。別的不說，單是我認為今天穩定下來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區競爭製度，跟蹤過這發展過程的人，都知道地區的劃分、權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質與分帳的方程式，不知更改過多少次。說不民主，但我知道他們搜集意見是不斷的工作，天天做。說北京有權力鬥爭，但經濟效果卻看不出來。考慮，推出，不對，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國改革的細節過程。改來改去，到今天，我擔心北京分不開重點與沙石，把重點作沙石處理，改壞了。在貨幣製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論給我這樣的感受。
說未來，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顧題可以知意。應用上，經濟學與工程或自然科學等有很大的差別。一個工程師可以建造大廈，但一個經濟學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會懂得怎樣搞好經濟。有實用性的經濟學要對曆史與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識，要理解局限條件的重點，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經過正規訓練才知道的基本經濟原理。世事洞明皆學問，而有實用性的經濟知識，可不是今天學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論，也不是什麽回歸分析。換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個經濟學博士要從象牙塔跑出來，在真實世界不斷打轉起碼二十年。我不懷疑一些從海外名校回歸的經濟專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議經濟政策單靠名頭與智商不足夠，遠為不夠的。
北京當局能否維持他們已往的收取意見，自己考慮，自己決定——有關鍵性。摸著石頭過河摸了那麽久，過了那麽遠，繼續下去最高明。我也擔心貝加（G. S. Becker）對中國未來的負麵觀：走上福利經濟的路。我不反對扶貧，更不反對扶助農民，問題是怎樣扶才對。曾經發表過三篇題為《扶貧何價》的文章，細說了，會再說。這方麵我特別擔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來。這一點，與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細節從寬，不對則改」的處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議溫總理：任何扶貧政策都不妨考慮，但會養大壓力團體而收不回來的，不要幹。
最令人憂心是樹大招風，帶來國際壓力。這是外交問題，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發表《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結尾寫道：「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言猶在耳，不出三個月此壓力就排山倒海而來。北京終於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幣與美元脫鉤，今天上升了大約三個百分點。
大方向是走對了，走得好。我這個人不蠢，不會跟成功爭論。可惜餘下來的沙石不僅多，而且難處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的未來，今天的形勢遠為複雜，其中牽涉到我一無所知的學問。下期開始寫未來，是三分推斷，七分建議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