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國之三十五 : ZT 寫在九一八國恥日

寫在九一八國恥日

來源 : 文學城 文化走廊 為人父 於 06-09-18 08:02:55

“ 九一八 ” 是國恥日。每年的這一天沈陽都要鳴響氣笛來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個恥辱的日子。什麽是國恥？最大的國恥就是國家的軍隊麵對外敵不戰而逃。雖然一想到九一八我就痛恨狂妄的小日本，可讓我更痛恨的是當時中國不爭氣的軍隊和腐敗的政府。

“ 九一八事變 ” 時日本關東軍實際隻出動區區一萬兵力，然而卻在百日之內占領東三省，視張學良 40 萬東北軍如無物，讓中國蒙上比甲午戰爭還大的奇恥大辱。正是這個連日本人自己都感到震驚的勝利鼓舞了日本的野心，使其後來敢於不斷以弱勢兵力侵華。為什麽 40 萬東北軍敵不過一萬日本兵，曆史學家有很多評說，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蔣的不抵抗政策迫使張學良退兵，二是東北軍裝備和訓練不如日本軍隊。然而在曆史文獻不斷暴光的今天，這種說法越來越讓人無法心信服。對於第一點，在隨後的山海關保衛戰中，已經證明，即使蔣下令抵抗，張學良統領的 40 萬大軍還是沒能頂住 5 萬日軍的進攻；第二點的解釋更缺乏說服力，如果說關東軍當年的裝備比東北軍強一些那是沒有疑問的，但要說有什麽天大的差別那是胡說。東北軍當時有德國戰機近 300 架，機槍火炮全是德國造，而且數量不比關東軍少。這樣的裝備和當年朝鮮戰爭時中美裝備的差距相比能說是大嗎？。另外，東北軍從上自下皆有多年內戰的實戰經驗，而日本關東軍卻已多年無實戰經驗。在力量相差並不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中國軍隊卻屢戰屢敗，屢敗屢退，一退即潰。什麽原因呢？其實真正讓人信服的原因是指揮者毫無鬥誌的精神狀態和指揮上的無能。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首先就沒有決戰的心態，大敵當前，不思如何應戰，隻是投機取巧想利用其它列強的製約和國聯的調節抵擋日軍的野心。主帥的這種消極和依賴心理能不影響軍隊的戰略和精神士氣？再看東北軍，張學良從他老爸手裏接過來的這支軍隊，其實就是穿軍裝的土匪，大部分軍官包括張學良都是煙鬼，被鴉片折騰的半人半鬼的這些人能有心思思考怎樣打仗，如何殲敵？

後來的山海關保衛戰，蔣介石讓張學良統領 40 萬軍隊抵抗 5 萬日軍的進攻。可張學良仍然速敗於日軍。他的軍隊分散在各地，隻思如何守地，不思如何殲敵，且畏敵如虎，不戰先怯。而日軍卻可從容地集中兵力，然後各個擊破。中國軍隊成天想的是如何守，擺好陣勢等著日本人來打，可總是防不勝防。從沒聽說國軍組織過一次象樣的進攻和圍殲戰役，甚至連這樣的想法和打算都沒有。日軍則是每天研究怎樣進攻，怎樣攻其不備。兩軍這樣的心態，縱使給張學良百萬大軍也是處處被動挨打。要是這些軍隊被毛澤東統領，早就將區區一萬關東軍一網打盡了。

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正麵戰場實在是乏善可陳。可圈可點的幾次勝利，都是因為主動進攻而得勝。如：萬家嶺大捷，則是薛嶽抓住戰機主動進攻的結果。然而，由於蔣介石缺少氣魄和戰略思維，所以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沒有組織一場象樣的反攻戰役，都是陣地守衛戰。後期的所謂昆侖關大捷其實是以絕對優勢兵力，用全新美式裝備，殺雞用牛刀的方式取得一個小勝。真正讓日軍膽寒的抗戰是由雜牌軍和地方民團進行的桂林保衛戰，那一戰才打出了中國人的血性，中國人的氣概。日軍如果不是最後使用了毒氣，即使再付出重大的傷亡也占領不了桂林。其實整個國民黨抗日戰場，桂係軍隊表現是最好的。上海抗戰前期打的好，也是因為桂係軍隊敢於進攻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軍隊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政府腐敗，軍隊無能。真是將熊熊一窩。氣的羅斯福都想支持八路軍了，覺得蔣介石是浪費了中國的戰爭資源和軍隊的戰鬥力。抗戰後期，宋美齡去美國演說募款，杜魯門連白官的門都不讓她進，對她相當冷淡。不難理解，誰願意支持一個又無能又腐敗的政府呢。更可笑的是，敵人已經打進門了，蔣介石還教育下麵的軍官要忍耐，要學甘地的不抵抗精神，以贏得國際社會同情。這樣統帥焉能打勝仗。

國共內戰時，毛澤東之所以胸有成足，信心百倍，指揮若定，皆因為看透了蔣介石，對蔣介石那套戰法和心理摸得一清二楚。國民黨三年就被弱勢的共產黨打垮，這是連一向樂觀的毛澤東也沒有想到的。所以《南征北戰》那句話應該倒過來說，不是共軍太狡猾，而是國軍太無能。

同樣的中國人，甚至是同樣的士兵，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就象換了一個人。真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有毛澤東的精神力量，中國軍隊一雪國恥，從此就成為不敗的雄師。敢於與美國決戰朝鮮，也敢於與蘇聯對抗，一掃百年萎靡不振之東亞病夫形象。記得中印邊境戰爭之後，陳毅在對外記者招待會上說的激動處，啪地一聲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說： “ 讓帝國主義反動派都來吧！ ” ，後來毛澤東批評他表現的太好戰。不過我覺得非常過癮。試想，自鴉片戰爭以後，哪一個中國外交官敢於這樣對世界說話。中國人隻有在這種時候才真正體會什麽是揚眉吐氣。是毛澤東讓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彎著的腰挺了起來。

了解了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就會對自然而然地對毛澤東產生敬意，有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就會理解毛澤東。不管毛澤東晚年犯過什麽樣的錯誤，都掩蓋不了他為中華民族重新塑造的不懼怕任何敵人、不懼怕任何苦難的氣吞山河的精神。單憑這一點就足可以抵消他所有的錯誤。國家不怕落後，怕的是沒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堅強的自信。毛澤東使中國人重新拾回了自信，使我們不再忍受新的國恥。功莫大焉。

毛澤東晚年時曾說：人是需要有點精神的。看看中國目前浮躁的社會，缺乏的不是那麽一點精神嗎？

勿忘國恥，更不能忘記自強不息的精神，也不能忘記為中華民族作出貢獻的英雄。

	轉貼:918 不忘國恥
	來源: 艾麗思筆記 於

又到國恥日,在幾個群裏，幾乎每個群都有人不知道,918是什麽意思,嗬嗬，我幫大家回憶下吧

九一八事變簡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侵占東北的事件。

　　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葉，日本逐步確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方針。1930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為了轉移日益激化的國內階級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華的步伐，於1931年7月和8月在東北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日軍在此布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由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當時，日本關東軍隻有1萬多人，而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麵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在全民抗日的時候，我們的將領是怎麽做的呢?


九一八”之夜到底發生了什麽？“不抵抗命令”下的抗日第一槍是如何打響的？昨日，王鐵漢將軍的大女兒、在沈陽居住的王翠鳳女士，首次拿出父親臨終前寫的關於“打響第一槍內幕”的手記，希望揭開“九一八”事變的重重謎團。

　　　　說起“九一八”父親就流淚

　　“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占火藥庫，後占北大營……”家住鐵西區的85歲的王翠鳳還記得父親多年前哼唱的這首歌。

　　“父親12歲結婚，他與母親是包辦婚姻。父親19歲還在講武堂念書時，生下了我。”王翠鳳說。

　　王翠鳳和母親一直在老家遼寧盤山縣後才屯居住。直到1947年才回到奉天（即今沈陽）。

　　王翠鳳說，父親談起“九一八”就流淚。記得1947年父親回家時對鄉親們說：“日本進攻北大營時我們兵力將近8000人，敵方僅有600人。可我們竟然要放棄！正是這一放棄，日本人進了中國，14年間殺了我們那麽多同胞！”說著說著突然哭了起來，連說“慘不慘？慘不慘！”

　　1948年王翠鳳與父親失去了聯係，直到1985年一封信由台灣轉到香港寄來，那是王鐵漢給王翠鳳的親筆信。此後他們經常通信，王鐵漢臨終前還將自己關於“九一八”的回憶文章寄給她。

　　　　旅長來電：“不抵抗，等候交涉”

　　昨日在王翠鳳的家中，記者看到了王鐵漢關於“九一八”打響抗日第一槍的珍貴手記：

　　事變當時，我任陸軍獨立旅第7旅第620團團長。第7旅有3個團，旅長為王以哲。隻有本團第一營駐皇姑屯，第621團3個直屬連駐東山嘴子（沈陽城東）營房，其餘全部駐在北大營。

　　9月18日晚10時15分，忽聞南滿鐵路發生爆炸，事後查明日軍自己炸壞南滿鐵路一段，謊稱中國軍隊所為。我正在團部，以為是地雷爆炸，這是多少天以來，司空見慣的事。但是5分鍾後，北大營西牆外有手榴彈及斷續的步槍聲，接下就是炮聲。這時候才覺得事態並不尋常。當即要通旅部電話，知道旅長在城內。又要621團電話，已無人接聽。張士賢團長也不在營。

　　晚11時剛過，才得知619、621兩團已分別向東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動。晚12時，旅長由城內來電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後便失去聯絡。

　　　　敵人發起第二次進攻時我下令還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日軍在此布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由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當時，日本關東軍隻有1萬多人，而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麵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擊

　　我想，等候命令不等於挨打。敵人向本團營房進攻時，我決心還擊。

　　19日淩晨1時40分，日軍步兵200多人，後麵還有跟進的部隊，開始向我團接近。日本炮兵開始射擊我團營房。這時，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來電話詢問情況，並嚴令不準抵抗。我答“敵人侵我國土，攻我兵營，斯可忍，則國格、人格，全無法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願與北大營共存亡。敵人正在炮擊本團營房，官兵不能持槍待斃。”榮臻當即指示，“將彈藥入庫”。我答，“在敵人炮攻下，實在無法遵命，我也不忍這樣執行命令”。榮臻又問：“你為什麽不撤出？”我答，“隻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並無撤出的命令”。榮臻說，“那麽你就撤出營房，否則，你要負一切責任。”電話隨即中斷。

　　正在準備撤退的時候，敵人步兵400多人，開始向我團發起第二次進攻。我下令還擊。擊斃敵人40多人。淩晨5時，就在敵人攻擊頓挫之際，忍痛撤出北大營。撤出北大營後，我團進入錦州。

　　“九一八”事變中，中國東北軍在“不抵抗命令”下這樣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

　　1931年春，張學良將軍自南京來平視事，因嫌北平官邸順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築陳舊，不甚舒適，故而下榻於西單太仆寺街新建胡同。
　　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財政部印鑄局局長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張學良因患重傷寒症入協和醫院診治。該院特為張騰出一所隔離病房專用，裝有外線專用電話，並由內科醫生霍爾負責專門治療。9月初，張學良病始痊愈。由於長時間發燒，張的頭發脫落大半，身體十分羸弱，故仍在協和醫院休養。
　　“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攜夫人於鳳至及趙四小姐去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先生的《宇宙鋒》。觀劇中途，張聞侍衛副官長譚海來報事變，即起身返回醫院。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並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係，請示如何應變。據當時財政部冀察晉綏特派員荊有容目睹，張還曾親自與南京通話。張學良迅即召來顧問特納，令其立即通知歐美各國駐平新聞記者，夤夜舉行記者招待會。同時，張學良召集戢翼翹、於學忠、萬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舉行緊急會議，磋商對策，直至次日淩晨。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湯紀森：《張學良二三事》）
　　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複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畔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張高峰：《少帥與趙四小姐》）事實上，“九一八”當日，蔣介石正乘軍艦赴九江途中，他在南昌行營電張學良：切請采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惠德安：《張學良將軍軼事》）
　　張學良迫於軍令，不戰而退，自然千夫所指，從此背上“不抵抗將軍”惡名。連“九一八”之夕觀劇，輿論也頗多責難，認為張身為陸海空副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在千鈞一發之非常時刻，竟有如此閑情逸致去看戲，真可說是“叔寶無心”。彼時，其壓力之大，就不難想見了。
　　其實，張學良對日立場十分堅決。事變前夕，張在接獲緊急情報後即據以致電蔣介石，並慨然請纓：為國為家，願意身臨前敵，雖戰死疆場，亦無所悔。（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蔣介石在8月16日明令訓誡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不顧。”（洪鈁：《“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銑電”，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濫觴。事變前一星期，蔣密電召張至石家莊車站會晤，再次重申不抵抗：“……我們力量不足，不能打。……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本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何柱國：《“九一八”沈陽事變前後》）凡此種種，公眾輿論當時顯然無從知曉，而馬君武的打油詩恰恰迎合了時勢，各界也就不假置疑，寧信其有了。

戰爭開始了，可憐的百姓苦難之日也開始了,給大家找點曆史資料,看看當年日本鬼子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惡日本老兵講述自己當年的暴行


　　今年1月，兩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對著鏡頭講出自己戰時在中國的犯罪，當時，麵對麵地聽到施暴者描述這樣的經過，我們的記者和攝影師都流下了眼淚，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國人民的苦難，也就在眼前。

　　一個當年侵華的日本兵鈴木說：“我那時候的經曆是這樣的，當想著去強奸時，我們就進了一個村莊，我們大家是分頭去的，我進屋後，就看見有個婦女抱著個很小的小孩，倦縮在床上，我一把掀開他們蓋的被子，發現這個媽媽懷裏抱著孩子，在不停地顫抖。幹了這件壞事以後，我把房子點火燒了。房子是必須要點火燒的。”

　　另一年當年侵華的日本兵金子說：“帶我去村子裏的老兵要強奸一個婦女，這個婦女進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罵又哭，激怒了這個老兵。於是老兵一邊罵著那名婦女，一邊抓著她的頭發，把她拖到了外麵。當時那個村子裏有井，有好幾口井，這個婦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這個婦女一邊往井裏按，一邊對我說：金子，你抬她的腳。於是我就抬起這個婦女的腳，我們喊著一、二、三就把這名婦女扔到了井裏。這個婦女還有個孩子，看見媽媽被扔到了井裏，就一直圍著井台哭著喊“媽媽，媽媽”，他大概才4歲左右吧，個子還不夠高，夠不到井台。於是他一邊哭著一邊回到家中，搬了一個凳子，爬到凳子上喊著“媽媽”就跳到了井裏。這個孩子就這樣跳到了井裏。當時我們不是都帶著槍嗎，還有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有這麽大，我記得當時帶了兩個，於是我就往井裏扔了其中一個，轟地一聲引爆了。井裏的母子倆就都被炸死了。這就是我曾經幹出來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戰後，在日本，當年的侵略曆史始終遭到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掩蓋，右翼學者編寫了美化侵略，隱瞞罪行的曆史教科書，一些政客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罪行，還有各種讓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的叫嚷。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老兵站出來，對公眾講出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曆，為曆史作證，反省戰爭。

　　日本老兵們回憶：“我從來沒想過人的腸子有那麽長，四個中國人的腸子全都流到地麵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燒的很多，沒法形容。”

　　“在那個地方強奸，強奸完後就殺了，頭也給砍下來了，當時沒有肉吃，讓吃這個肉，大家也都很高興就吃了，因為已經半個月以上沒有吃過肉了。感覺比豬肉好吃。”

　　“他說金子你抬腳，我就抬起這個婦女的腳，在井邊上有圓的井台，我就把這個婦女扔到井裏。”

　　這是一部日本紀錄片中的內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個小時的時間裏，14名參加過戰爭的日本士兵講述了他們在戰爭中的暴行。作為反省戰爭曆史的紀錄片，影片在好幾個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好評並且獲獎，但在日本國內，影片遲遲沒有得到公開放映，多家電視台都拒絕播放，費盡周折，最後在一家藝術影院，影片才得以麵對公眾。

　　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那段曆史，一些老兵參加了各種和平活動，一次又一次地當眾講述自己當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就是其中的兩位。

　　金子安次，85歲，入伍前是工人，鈴木良雄，84歲，入伍前在家務農，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們，從應征入伍開始，就開始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

　　鈴木良雄說：“日本的軍隊，在新兵進入軍隊後，都要進行三個月的新兵教育，在三個月中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教育，在新兵訓練結束的時候，一定會有實戰演習，就是把真正的敵人帶來殺死的訓練，一定會有這個的，把活人拉來刺殺。”

　　金子安次說：“開始殺人的時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總是刺不中。我們到中國的村子裏去，把村民們拉來綁在樹上。然後在槍上裝上刺刀，喊著‘呀……’就衝上去了。活著就刺，當時他們還在樹上綁著呢。”

　　鈴木良雄說：“誰要是刺中了，就會取得好成績，受到表揚。”

　　金子安次說：“開始的時候我也睡不著覺，不過殺了一個人，又殺了一個人以後，慢慢地我也就習慣了。戰爭的時候，日軍殺中國人，殺得越多，成績就越好。“今天你殺了幾個人”“我殺了兩人。”“好，明天我要殺三個”展開了這樣的競爭。根據殺人的數量，軍銜越升越高。這就是軍隊。所以我們都很興奮，隻要是中國人，不論是幹什麽的，見到就殺。

　　金子安次說：“我在中國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壞事，比如說綁架，就是抓勞工，強行把中國人帶到日本，這是綁架問題。還有搶棉花、小麥等等，也有這樣的命令。另外還有毒氣問題，這樣的事情我們也做過。在五年之內，可以說什麽壞事都幹過。”


　　侵華日軍是如何從人變成野獸的


　　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了無數暴行，這樣的曆史，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在年輕人中間，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輕的日本學者曾經就這個問題，在日本的大學生中做過問卷調查。

　　齋藤一晴說：“從問卷上看到，他們也大體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殺，細菌戰，但是隻是知道這個詞，就是個名詞，至於具體的裏頭的內容，究竟是怎麽回事兒，他們幾乎是不知道的。對戰爭的情況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說：“日本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過去的講得多，近現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講。”

　　步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他主要研究日本問題，與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對日本社會有著很深的了解。

　　步平說：“實際上他沒有這個環境，我們的學生從小不僅是看教科書，我們可以看電視，看電影，看書，看報，我們的周圍的社會環境，父母、爺爺、奶奶都會給他講這個戰爭的問題，他是另外的環境。”

　　20047七月，在北京，我們見到了一位來自日本的年輕人，他一個人來到中國旅行，旅行的路線，是日本軍隊當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條朝，是一位大學生。

　　中條說：“小時候，在日本，我曾經有機會看到了一些關於慰安婦的片子，這種片子不斷出現，拷問我們的社會，我當時就想，日本這樣的社會好還是不好呢。

　　中條朝偶然知道日軍暴行的時候，感到非常驚訝，他開始思索這樣的問題，日本社會這樣忽視曆史真相，會給戰爭受害國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會給日本的未來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大學四年級，學校有一年做課題的時間，他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到戰爭受害國進行考察，在考察中把這個問題想清楚，於是，他向親友借了一筆錢，獨自開始了這樣的旅程。

　　中條說：“我沒有親眼看過這些受傷害的人，也沒有去過當時發生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開了這次旅程，想親眼看看他們的現狀，然後回日本告訴其他人。”

　　中條朝到北京之前，已經去過了朝鮮和中國東北，在走訪戰爭受害者的時候，因為自己是日本人這樣一個身份，他的內心總是有一種特別的滋味。

　　中條說：“我想去了解他們的情況，但我的心情很複雜，非常困惑，覺得作為日本人去跟他們去見麵很失禮。


　　在勞工李良傑家


　　翻譯：“因為他是第一次見這些強製去參加勞動的勞工，所以有一點緊張。”

　　這一天，中條朝訪問的，是當年被強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國勞工李良傑。

　　李良傑說：“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裏幹活……日本人來到我跟前二話不說，兩個人擰著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車上。”

　　李良傑說：“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幾歲，我才十四歲。”

　　在中國聽到的關於日本軍隊的暴行，中條朝從來沒有聽家裏的長輩們講過，他的爺爺，在戰爭時期是軍工廠的工人，沒有出國作戰，那麽，那些上過戰場的軍人，會對自己的家人說起這些事情嗎？

　　記者問：“跟你的女兒講過這些事情嗎？”

　　金子說：“對於我們曾經用槍殺過中國人這件事情，在日本這種環境裏認真地反省是很難的。不過這裏聽一點，那裏聽一點，我想我女兒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為父親，我沒有直接對她說過，我沒有直接說“你們的爸爸做過這個做過那個”，這種事情是很難說出口的。”

　　強奸，殺人，放火，搶劫，這些在文明社會裏極端惡劣，不可饒恕的犯罪，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當年都做過了，在親人的麵前，這樣羞恥的事情，他們從來沒有提起過，他們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為丈夫接受采訪，才知道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幾年前在鏡頭前這樣說——

　　金子的妻子說：“每當有記者到我家來這樣采訪，每當這個時候我就覺得他特別可惡，曾經做過那樣的事情。但這就是戰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強令去做的，難以推卸。所以我很討厭聽這些，我其實也不希望他說這些事情的。”

　　鈴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紀錄片《日本鬼子》的采訪時，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戰爭犯罪，後來，每次當丈夫接受采訪的時候，妻子都會因為難堪而躲出家門。

　　麵對鈴木良雄和金子安次這樣的老兵，我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由於他們親手對中國人民犯下罪惡，令人怒火中燒，另一方麵，他們能夠參加各種和平活動，接受媒體采訪，一次次當眾講出自己的犯罪，這種勇氣也讓人看到他們人性回歸的一麵。

　　金子說：“我們犯下的罪行顯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經在我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們反對戰爭，不是像別人那樣簡單地反對戰爭，不是在道理上反對，是根據我們的經曆而反對，我們曾經在中國做了那麽多的壞事。”

　　鈴木說：“我覺得對於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隻有把它全部講出來，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個人。”

　　那麽，在60多年前，是什麽，讓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變成了禽獸不如的戰爭工具呢？麵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采訪的日本人，不約而同地將原因指向了戰前的教育——

　　鈴木良雄說：“隻知道聽上級的命令，根本沒有分析的能力，上級說的話，天皇說的話是不會錯的，天皇就一定是對的，一直接受的是這樣的教育，既沒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沒有想過要分析反省。我想這就是最大的錯誤。”

　　不加考慮地服從天皇的命令，在鈴木良雄他們那一代人中，是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和習慣。

　　金子說：“當時我上小學的時候，在學校裏設有神壇，那裏供著天皇的像，每次經過那裏的時候，不能正視，必須彎著腰鞠躬，腰要彎到不能再彎的地步，如果不這樣的話，老師就會生氣訓斥。在乘坐公交車，或者看電影的時候，隻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脫帽致敬。就是這樣的情況，一直認為天皇是偉大的，就是因為在學校接受的是這樣的教育，所以說後來，天皇說這麽做那麽做都認為理所應當。這樣的教育持續了6年。”

　　岡田黎子說：“當時的教育是國家主義教育，它否定人性和個人主義，培養的是隻遵從命令的人，而我們就成為了國家發動戰爭的後備軍。”

　　岡田黎子，76 歲，她在14歲的時候，應征參加了毒氣的製造，雖然當時並不知道自己參加製造的是毒氣，但這些年，她還是感到自己對受害者負有責任。她把自己當時的經曆畫了出來，做成畫冊出版，警醒世人。

　　岡田黎子說：“當時學校就教育我們，日本是一個神的國家，做什麽都一定能贏，打仗也是如此，因為是正義的，所以一定會贏。在古代，蒙古曾經侵略日本，但是他們在海上遇到了台風，風非常大，於是船翻了，士兵們最後都葬身海底。這是我們在曆史課上學到的，正因為日本是神的國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風，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步平說：“日本戰前的教科書，他是先講日本有優秀的文化，做一個鋪墊，然後又講日本是神的國家，日本的國土，那麽多島嶼都是一個個神化身變成島，那麽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後代，他會給你列出一個天皇的後代，天皇的神的體係，從天上什麽什麽神，最後怎麽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麽下來的，那麽神武天皇往後又是怎麽一代下來的，這個早期東西，它本來是一個神話傳說，他把他當成一個曆史史實教給你，先是優秀的文化，又是神，給你打一個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麽，日本優秀。我優秀我就有資格領導亞洲，因為我們亞洲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了，要抵抗，誰能領導亞洲，就是我日本能領導，因為我們優秀。”

　　金子說：“日本和日本國民都是非常優秀，而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殺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靈魂就會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殺，也因此我們就很坦然地去殺人了。”

　　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年輕的士兵們滿懷著為天皇效忠，為國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氣壯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們的親人，也懷著同樣的自豪感，把他們送上殺人與被殺的戰場。


　　靖國神社的背後


　　當時還發生過這麽一個事情——1931年12月，一個叫井上清一的日軍中尉接到了命令，要進駐滿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裏，發現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著重裝，端坐在蒲團上，用短刀自殺身亡。
在遺書裏，千代子這樣說：“我的丈夫，我的心裏充滿了喜悅，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將離開人世，讓你沒有任何牽掛，請盡力為國工作，拜托的事情隻有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勵丈夫走上戰場的行為，馬上成了日本新聞宣傳的熱點， 迅速被拍成了電影，寫成書，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英雄，當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時候，無數的人到車站為他送別。

　　井上清一在車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請為我祝福吧！為報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還，盡力發揮偉大軍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這個日本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卻是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慘案紀念館，1932年9月16日，在平頂山村，井上清一舉起了屠刀，發出了滅絕屠殺的命令，致使這個村莊死亡3200多人，幾乎被殺絕。

　　在戰爭後期，日本軍隊裏還出現了神風突擊隊，隊員們都是年輕的誌願者，他們寫下絕命書，懷著對天皇的忠誠駕駛飛機衝向美軍的戰艦。

　　這些懷著必死之心的年輕士兵們深信，為天皇戰死以後，他們就會成為靖國之神。靖國神社，是日本戰前軍國主義教育的最後一環。

　　步平說：“因為在當時他的理論是這樣的，軍人為天皇戰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國之神了，是神，過去日本的死者，靖國神社沒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稱神，進不了神社裏去。為什麽？戰爭死的人，大家都覺得這是個很，非正常死亡，那種人死了以後，他的怨靈，引來災荒引來災害的，後來怎麽辦呢？你說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為天皇死的人都稱怨靈，都去引來災害，那誰還去為天皇獻身呢？他就是因為完全從這個角度出發，為了讓大家去獻身創造出來一個靖國神社說，為天皇獻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這麽一個東西，他專門製造出來這麽一個東西。”

　　靖國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間由國家興建，供奉著自明治維新以來，近250萬名在曆次對外戰爭中死亡的日本軍人的亡靈。戰爭期間，大量被派遣出國進行侵略戰爭的所謂皇軍，在這裏宣誓，表示為天皇捐軀的決心。而當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騎著白馬到這裏參拜。

　　1978年，東條英機等十四個戰爭和戰爭慘案的策動者，也被作為所謂的昭和殉難者，放到靖國神社進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國神社作為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性質。

　　步平說：“我另外強調這點，東條英機放進去以後，確實使靖國神社更成問題了不假，但東條英機進靖國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進去的，那其實1978年以前，很長一段時間，靖國神社一直是問題，所以你老強調東條英機，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號，提出一個策略，說我們把東條英機他們拿出來，那我們再參拜行不行，這不等於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嗎？其實我覺得拿出來也不行，因為你根本沒改變你的本質問題。”

　　正因為這種軍國主義的本質，到靖國神社的正式參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戰爭態度的標誌性行為。

　　從1985年開始，中曾根康弘和橋本龍太郎，都先後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國神社進行正式參拜，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更是在2001年對其支持者許下諾言，每年都要去靖國神社參拜，並且，到目前為止，他每年都實現了自己的許諾。

　　李良傑說：“你問問中條，你為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喊他萬歲嗎？”

　　中條說：“沒有。當然沒有。”

　　李良傑說：“那你是我們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條說：“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沒有大眾支持的話，是不能執政的。”

　　李良傑說：“這個說法不對。”

　　中條說：“正因為很多人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不關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傑說：“不關心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曆史。”

　　中條說：“李先生你今天說的話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傑說：“你們不知道曆史所以不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壞。”

　　小標題：被人道主義感化的日軍俘虜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通過一係列的教育，讓國民心甘情願地走上了戰場，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後來能夠反省自己的戰爭犯罪，與他們有機會接受了另外一種教育不無關係，他們，都曾經作為戰犯，在中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裏，他們改變了對戰爭的認識。

　　在戰犯管理所，最開始，戰犯們並不認為他們入侵中國是非正義的，他們每天早晨還是要向著天皇的方向敬禮，遙拜。

　　關於如何對待這些戰犯，周恩來總理作過指示，不能讓一個戰犯死亡，不能侮辱戰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須讓戰犯發自內心地反省，主動地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這裏，戰犯們受到了人道主義的對待，管理所為喜歡畫畫的人提供了畫具，為喜歡音樂的人準備了樂器，甚至在糧食緊缺的時期，工作人員每天隻吃兩頓，吃的是高粱飯，而戰犯們卻是每天三頓，吃的是十分珍貴的白米飯。

　　鈴木說：“最讓我感動的是，當時有一名士兵由於對前途失望而試圖自殺，他自殺的方式是跳大糞坑。有一個非常大的、可供幾十人使用的大糞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殺。可是，有個管理員卻跳入糞坑，把這個士兵救了上來。我正在想他會怎麽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裏的糞一口一口地吸了出來，吸進去吐出來，吸進去吐出來，就這樣救了那個士兵，這是我親眼看見了。”

　　金子說：“後來我們在中國進行了非常認真的學習，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發動戰爭了。

　　正是這樣充滿人道主義的教育和關懷，使戰犯們認識到了戰爭的錯誤，在1965年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時候，所有的戰犯都主動交待了罪行。他們當中絕大多數被免予起訴，隻有45名支團長級的軍官、憲兵、特務機關成員被審判。

　　審判結果，45名被告分別被判處八到二十年的監禁，免予起訴的戰犯回了日本，後來，被判刑的戰犯刑期也被縮短，到1964年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從中國的戰犯管理所歸國的士兵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中國歸還者連絡會，簡稱中歸連，金子安次和鈴木良雄都參加了這個組織。組織裏的成員在一年發行三次的會刊中，寫下了向中國受害者贖罪的文章，還參加各種和平活動。但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員去世，其他的人也漸漸年事已高，參加不了活動了，現在中歸連已經不存在了。

　　鈴木說：“現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了各種反戰和維持和平的組織，即使中歸連不存在了，我們也還是可以參加其他組織的活動的。”

　　2004年7月，中條朝來到南京，參觀南京大屠殺殉難者紀念館，並且在這裏訪問了屠殺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場屠殺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兒。

　　倪翠屏說：“我嬸嬸出來收衣服，懷著肚子，懷了七個月的小孩子，結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個日本兵跟她後頭追，五個日本兵，我那個叔叔進門就被他們搶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親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槍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還沒有喊我父親，日本兵又給我一槍。”

　　中條說：“亞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要求承擔責任，而眾多的日本人無視這種聲音，就相當於丟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嚴。這其實和這個揮舞著軍刀的日本人是一樣的。”


　　日本的右翼與左翼


　　中條朝有一個看法，在戰爭中，日本士兵迷失了人的本性，他們自己的尊嚴也被踐踏，而現在，如果日本民眾對戰爭的態度不轉變的話，等於再次丟掉了人的尊嚴。

　　中條說：“現在，從日本的社會狀況來看，正是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所以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我開始了這次旅程。”

　　中條朝所不願意見到的那種無視曆史事實，放棄人的尊嚴的行為，在日本，正在發生著，比如南京大屠殺，人類曆史上駭人聽聞的暴行，盡管證據確鑿，日本一些政客、學者和工業巨子仍頑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2001年，日本右翼組織更是召開 集 會，宣稱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

　　右翼學者還編寫了所謂《新曆史教科書》，在這部教科書中，侵華戰爭的事實真相被完全抹殺。比如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是這樣幾行文字——

　　2名日本兵在上海被射殺，以此為開端中日之間爆發了全麵的戰爭。日軍設想如果國民黨政府首都陷落的話蔣介石也會投降，所以12月占領了南京。因為日軍的到來，民眾中出現不少死傷者。這是南京事件。

　　對於其他日軍暴行，如731部隊、日軍性暴力侵害等在這部教科書中隻字未提。

　　但這些，還並不是這本教科書的的關鍵問題。

　　步平說：“所以右翼教科書2001年出來的時候，你看看它的體係，和戰前的教科書幾乎一樣的，所以問題在這兒，你看一個是講日本文化日本神國，包括天皇的教育智育，然後呢，日本領導亞洲，建立大東亞共同圈又是這套體係了。”

　　步平認為，批判這種宣揚皇國史觀，煽動國粹主義的教育體係，才是我們反對這本教科書的關鍵所在。

　　步平說：“我們老說，包括很多人，你們挑挑他這裏多少問題，要提給他，要他修改，八個也好，十個也好，一百個也好，你提了，回過頭來他真修改，他把你提的一百個問題，他都給你忽略不談，你還有什麽理由，你覺得能不能通過？照樣不行嗎？他那指導思想在那兒放著呢。 ”

　　近些年，日本還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以維持和平的名義向海外派兵，這種行為，也讓日本的進步人士覺察到危險的信號。

　　表一文說：“現在日本正在試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使自衛隊隨時都可以向海外派兵。經團聯的會長，也是豐田的會長，就於今年七月主張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建立自衛隊的派兵體製，從而成為亞洲的盟主。”

　　裱一文，日本進步學者，在日本右翼出版了新曆史教科書以後，表一文等日本學者一方麵對其作了抵製，另一方麵，還倡議發起了一個活動，組織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寫一部三國認可的近代史教科書輔助教材。

　　裱一文說：“在日本發生了曆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我們對它進行了批判，但我認為不能光是簡單地批判它，批判它扭曲了孩子們的曆史觀，而是應該考慮到底想讓孩子們學習什麽樣的曆史，想讓他們建立起什麽樣的曆史觀，對這點我認為有必要進行提案，也因此我們最後決定編製這個曆史教科書。”

　　在日本學者與中韓兩國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之前，日本的教科書鬥爭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曆程。1965年，日本出現了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家永三郎，大學教授，日本的著名曆史學家，他編寫的高中曆史教科書被文部省勒令刪除日本侵華的段落，於是家永三郎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為對象，提起了訴訟。

　　家永三郎的訴訟持續了32年時間，多次敗訴，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在1997年8月終於有了最終結果，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認定文部省對家永三郎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 和“七三一部隊”等4個問題的修改違法，宣布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此時的家永三郎已經85歲了。2002年，家永三郎去世。

　　步平說：“戰後的教科書一直是一邊進步力量推動他的改善，那邊要讓他改惡，就是抵製他，這兩種力量在不斷的鬥爭，這個鬥爭到改善的趨勢到最高峰的時候是1997年，這個結果就是因為家永三郎訴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日本的右翼組織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企圖，這部新曆史教科書的編寫，就是在家永三郎訴訟勝利後進行的一次反撲，所幸的是，由於進步人士的抵製，2001年，在日本的中學中，這本教科書的采用率隻有0.039％，但到了今年，日本學區又一次對教科書進行選用的時候，到八月底為止，這本教科書在日本全國的采用率達到了0.4%，盡管采用率還是很低，但比較2001年，還是提高了10倍。

　　麵對這種情況，步平認為，中國人首先要該做的，是團結和支持日本的進步力量。

　　步平說：“因為進步的力量我們沒有關注，我們沒有團結起來的話，右翼又趁著政治又有傾化的力量它可能又起來，那麽我們和進步力量的團結，抵製它讓它的影響力小，這就是我們的策略。”

　　出於這樣的考慮，多年以來，步平盡自己的力量，為日本的和平人士和進步組織提供中國方麵的幫助，包括參加編寫三國教科書，協助中國戰爭受害者日本律師團在中國的調查，也包括幫助中條朝這樣的年輕人約見戰爭受害者，聯係戰爭紀念館。

　　步平說：“我覺得如果是這種調查如果做得好的話，他回去就不是影響一兩個人的事。在日本要找到這樣的人不太容易，所以我們要影響一個人，可能這一個人就影響很多。”

　　2005年6月，曆經三年的討論，中國學者和日韓學者合作編寫的教科書輔助教材，在三國同時出版了，這本書的日文書名為《開創未來的曆史》。

　　表一文說：“政府多年來一直試圖從曆史教科書中剝奪真理、掩藏真相，對此家永先生站了出來，這是家永先生的遺誌，我們一定要繼承下去，完成它是我們的使命，是我的使命。”

　　鈴木說：“ 每當我想到戰爭的時候，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謝罪和反省。”

　　金子說：“正是因為感到有責任，我們才覺得今後不能讓年輕人再次經曆這樣的事情，我們在努力。”



多少沉重的文字,多少沉重的圖,,我無語,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城市會鳴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