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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觀察之 1121 --- 回顧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

(2006-08-18 12:31:39) 下一個
回顧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反觀中國竟如此相似
文章來源: 《權衡》雜誌2006-08-18 11:36:03 
回顧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反觀中國竟如此相似 《權衡》雜誌

今年11月,中國金融全麵對外開放。外資銀行可以不限區域不限種類在華開展金融業務。金融係統所賴以保障安全的對外封閉和對內壟斷的格局被打破,從此將在危機的邊緣上行走。

  在此時節,對金融係統根深蒂固的係統風險,進行全麵掃描,無疑有助於應對“徘徊在大門口的金融危機”。

  金融市場內部的風險,包括來自銀行壞賬、農信社的不良資產和保險的償付危機,它們都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並將危及到人們的生活。

  財政方麵的風險,規模不啻於金融內部的風險,包括逾萬億的地方赤字和數萬億的養老金缺口。他們正成為中國經濟的頭號威脅,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不分家的現狀下,財政風險將可能迅速轉化為金融危機。

  中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什麽?中國離金融危機有多遠?這是本刊試圖回答的問題。陳誌武教授直指法製環境、新聞自由和金融的國有體製,可謂深刻準確。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中國與金融危機的遭遇是必然的。

  《權衡》雜誌編輯部和五位金融學家一道為您詳細解剖中國金融。

   中國離金融危機有多遠

   回顧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反觀中國,情景竟如此相似

  2001年底,阿根廷受經濟衰退及財政形勢惡化的影響,金融市場出現恐慌,發生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事件。政府隨即發布了限製居民提款和限製資金外流的政策。但卻進一步加劇了恐慌,引爆了蓄勢已久的社會矛盾,導致全國各地發生大規模騷亂、遊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數天內更換了三位總統,整個社會陷入經濟惡化、政治混亂和動蕩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金融震蕩,影響波及到遙遠的巴西;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等亞洲國家爆發了金融危機;1994年至 1995年,金融危機的狂飆席卷了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戰爭、洪水、疾病等傳統災害正受到更多的控製,而金融危機卻仍然威脅著我們的生活。

  現代傳媒把金融危機的災難活生生地展現在中國人麵前:在墨西哥,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在印尼,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的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在阿根廷,饑餓的市民被迫以拋屍街頭的死馬為食??

  所有這些,似乎離中國人很遠,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機的發生,往往出乎經濟學家的意料。與中國經濟發展環境類似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在1997年危機發生前,一直因為經濟高速增長而享有“亞洲奇跡”的讚譽。反觀中國,雖然近年來經濟增長也被稱為一枝獨秀,但多年來沉澱的銀行不良貸款已是廣為人知。此時此刻,回顧其他國家遭遇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檢視自身遭遇危機的可能與風險,對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在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中,金融危機被定義為“迫使銀行體係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縱觀所有的金融危機,幾乎都包括兩方麵的顯著特征:一是存款人和投資人信心喪失,同時要求從銀行提款,造成銀行償付能力和資金流動的困難;二是由於銀行資金緊縮,對其他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連鎖反應,導致實體經濟的衰退與下滑。

  “擠兌”是金融危機的核心環節和主要特征。在現代經濟中,銀行通行的是部分準備金製—即銀行吸收存款後,大部分貸出,隻留小部分供儲戶提取。這一機製為企業大規模投資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能,也為金融恐慌的自我實現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說,無論何時何地,隻要存款人同時提款,銀行就一定會倒閉。

  但擠兌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一般情況下,儲戶不可能同時向銀行提款,這也是部分準備金製得以實行的原因。在特殊情況下,儲戶擔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產生恐慌,競相到銀行提款,就會造成金融危機。所以,我們要考察,在其他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是哪些因素潛在地增加了儲戶擠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銀行抵禦擠兌的能力。

  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爆發的幾次主要金融危機的回顧,可以發現,幾乎每一次危機的爆發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原因,在其錯綜複雜的因素中也包含著諸多共同之處。但顯然,我們更關心的是,在所有這些因素中,哪些與中國目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

   資本市場不發達,風險向銀行集中

  上世紀80年代,新興市場國家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吸引外資,90年代達到高潮。但在這些國家的金融係統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隻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缺乏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係的穩定性來看,銀行具有內在風險性。前麵說過,在現代經濟中,銀行通行的是部分準備金製—即銀行吸收存款後,大部分貸出,隻留小部分供儲戶提取。這一機製為金融恐慌的自我實現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說,無論何時何地,隻要存款人同時提款,銀行就一定會倒閉。1931年,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中,幾乎一半的美國銀行破產—其中大部分是經營狀況良好的銀行—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的股票市場,在設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製度性缺陷,由此導致上市公司質量低下和股市規模發展緩慢。例如2003 年,我國銀行係統新增貸款規模約為3萬億元,占融資總量的85%,而同期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5340億元,占融資總量的15%,其中通過股票和企業債形式的融資不到5%。可見,我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嚴重失衡,風險大部分集中在銀行。這一點與發生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非常相似,甚至更為突出。

   銀行體製扭曲,產生大量壞帳

  銀行狀況在金融危機形成和對實質經濟的影響上首當其衝。政府對銀行的幹預,往往導致銀行盲目貸款,以及銀行與公司的過度噬合,以至銀行和公司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降低。這在韓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表現得最為典型。

  上世紀90年代,韓國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產業政策,政府主導金融機構,與財閥、銀行緊密結合,利用各種手段扶植大企業集團,導致企業和銀行的雙重扭曲。

  韓國政府規定:私人和私人機構不得單獨擁有一家銀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銀行的行長、經理都必須由政府任命;銀行的財權和人事權都牢牢控製在政府手中,官員和財閥在幕後決定貸款的去向。政府不僅控製信貸的流向和利率,也控製貸款的期限和種類。銀行成為政府下屬的一個財務部門,基本上沒有獨立審查貸款風險的能力和權限。

  這種指令性貸款為壞帳大量產生創造了條件。由於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企業和銀行實現優惠的保護措施,金融監理機構沒有發揮作用,審查不嚴格,導致企業過度借債。例如1996年,韓國上市公司負債金額比1995年增加20.3%,總體資產負債率達到84.1%。與此同時,大部分韓國企業資本效率低下。在發生危機的前十五年,隻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隻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由此,銀行產生大量呆壞帳,11家主要銀行的壞帳率占放款額度的14.3%,其中以大企業的壞帳居多。

  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如果企業不能及時歸還貸款,出現財政危機,銀行會很快獲知信息,並及時處理。但在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把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掩蓋起來。由於大企業關係到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基礎,一旦破產勢必引起社會震蕩。再加上企業、銀行和政府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使得韓國政府對銀行壞帳的真相拚命掩蓋,能拖就拖。

  韓國的大企業為了扭轉困境,進一步投資於那些收益高但風險也大的項目。銀行明明知道這些項目風險很大,但如果不支持這些項目,企業就永遠不可能歸還貸款。於是銀行隻好被企業牽著鼻子走,銀行係統的壞帳窟窿也越來越大。這種產業政策指導下的企業與銀行的雙重扭曲,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中國金融係統中銀行壞帳的產生與韓國如出一轍。壞帳產生後,政府對壞帳的處理也讓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國金融部門獨創“剝離”壞帳的處理方式之後,國有銀行的壞帳率已經大大降低。但是,剝離出去的壞帳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壞帳怎麽辦?今後產生的壞帳是否還要通過剝離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問。

   政府開支過大,內外債務纏身

  在過去發生的數次金融危機中,巨額的外債負擔是一個共同特征。各國危機爆發之前,都有一個持續的、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以美元計算的1年期以內的國外銀行債務,占泰國GDP的45%、印度尼西亞GDP的35%以及韓國GDP的25%。

  拉美國家更是以債務問題聞名於世。以阿根廷為例,自1983年結束軍人專製、恢複民主政治後,曾多次推動私有化和經濟改革,但政府開支過大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阿根廷的問題在,政治選舉中,各政黨為贏得選票紛紛許諾,諸如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工作機會,等等。但提高社會福利需要錢,增加工作機會就意味著政府增加雇員—1991至1999年,僅首都布伊諾斯艾利絲,政府工作人員從28萬增加到40萬—結果政府開支及財政赤字直線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開支達到GDP的28.2%,2001年估計達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對付財政赤字的辦法是對內“曲線借債”,即通過印鈔票填補財政空缺,結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通膨率最高時達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進行貨幣改革,將本幣與美元掛鉤,防止政府濫印鈔票。在這以後,為彌補財政赤字,政府隻能向國外借債。但由於擔心阿根廷的償還能力,國外金融機構在借出大量貸款後,不願繼續貸款。 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窮水盡,宣布停止償還本息,金融危機隨即爆發。

  對於中國來說,外債負擔和財政赤字尚未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但是,政府開支擴大、公務員工資不斷上漲的趨勢正在加劇。特別是中央財政狀況一片大好,掩蓋了地方政府債務和隱性政府債務(如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問題,應該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債務問題集中爆發,除了開動印鈔機,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賴帳”,別無它法。

   對外開放不慎,改革次序顛倒

  在總結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教訓時,幾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場自由化和資本帳戶開放列為重要原因。直觀地看,確實如此。例如,1996年,後來發生金融危機的5個亞洲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進一出相差約780億美元,對金融係統的衝擊可想而知。

  但進一步看,籠統地把金融危機歸咎於資本自由流動是沒有意義的。正如銀行必須保障儲戶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時提款就會導致銀行倒閉一樣;當發生銀行擠兌時,我們應該去尋找發生擠兌的原因,而不是把銀行倒閉作為質疑提款自由的依據。

  通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向金融市場化邁進的過程麵臨三個問題:一是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監管;二是資本帳戶對外資開放;三是貨幣價格(匯率)的自由浮動。這三方麵的改革如果次序不當,就會增加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

  泰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泰國的金融改革始於上世紀80年代。至1991年,泰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實現資本帳戶開放。但在那時,泰國金融市場的 “裙帶資本主義”問題並未得到解決,政治關係在創立金融企業和安排銀行貸款時影響至深。這使得金融資源的使用往往脫離合理的審查與監督。

  另一方麵,在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泰國並沒有放開匯率管製。它實行一種政府幹預下的市場固定匯率製,即央行通過買賣外匯,調節外匯供求,保持匯率不變。這種製度為經濟泡沫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當時,大量外資流入泰國,為了維持匯率不變,泰國政府增加泰銖的供應,用泰銖買入日元或美元等外匯。其結果,增加的泰銖通過銀行體係,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1993年至1996年,泰國的外匯儲備從250億美元增加到400億美元;住房貸款總額從4700億泰銖增加到7900億泰銖;房地產價格上漲了近 400%,正是這種狀況的反映。

  泰國經濟當局曾經試圖阻止泡沫膨脹。他們在買入外匯的時候,增加泰銖供應,然後通過出售債券買回等量的泰銖,即所謂的“對衝”政策。但這種政策拉高了當地的利率,對海外資金產生了更大吸引力。結果,更多的外資湧入,經濟泡沫繼續膨脹,直到最後迸裂,引發金融危機。

  現在來看泰國的教訓,它應該在金融對外開放之前,首先完善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與監管;至少應該在資本帳戶對外開放的同時,放棄固定匯率。但這一教訓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直到今天,中國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對外開放市場,同時放鬆資本帳戶流動,但堅守匯率不變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前景已經寫在泰國金融危機的故事中。

  審視中國經濟,房地產泡沫和政策調控困境已經隱約可見。能否避免金融危機的到來,正是對中國經濟學者和經濟管理者的嚴峻考驗。

   銀行壞賬三萬億

   儲蓄的“水”落下去,不良貸款這塊“石頭”就將顯露出來

   中國如果爆發金融危機,其致命處一定在銀行。因為銀行規模遠比保險和證券市場龐大。根據金融監管機構的數據,2006年第一季度銀行資產總額391927億元,保險業的資產總額截至2006年5月是 16822億元,證券市場2006年5月的成交量為10727億元。保險業和證券市場的規模加總隻相當於銀行的1/15左右,甚至不敵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的數量。

  不良貸款知多少?

  我國銀行業累計產生的不良貸款到底是多少,官方一直沒有規範的信息披露。經過政府三番兩次的“衝銷”、“剝離”、“注資”,不良貸款反而被弄得紛繁複雜,讓人眼花繚亂。

  根據銀監會2006年第一季度的統計數據,全國銀行不良貸款的餘額是13124.7億元,不良貸款比例8.03%,其中國有商業銀行10588億元,比例為9.78%。但這是己經剝離之後經過包裝的數據。我們要知道不良貸款的真實數目,必須將剝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部分也計算在內,它們雖然不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體現,但銀行對儲戶的負債關係依然存在,因此仍然屬於銀行的壞賬。這些年來銀行陸續剝離壞賬的總額,官方沒有可信的數據。筆者對1999年以來銀行不良貸款剝離數據進行了如下不完全統計:

  1999年,剝離不良資產13939億元,其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不良貸款約為10000億元;

  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剝離不良貸款569億元;

  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剝離1289億元可疑類貸款;

  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剝離了1498億元壞賬;

  2005年5月,工行處理不良貸款7050億元。其中4590億元直接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2470億元劃歸財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賬戶,並委托給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

  根據以上統計加總,累計剝離不良貸款24375億元,這還不包括沒有搜集到的剝離信息以及政策性銀行其它不良貸款數額。扣除截至第一季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累計回收資產2096.5億元,由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實際應由銀行承擔的壞賬共計22778.5億元。

  這一不完全數字和銀行係統內的不良貸款相加,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的總額不低於35903.2億元。有人估計,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可能高達50000億美元。這約是中國保險和證券市場規模總和的兩倍。

   處置不良貸款暗藏危機

  巨額的不良貸款就猶如埋藏在銀行體係中的不定時炸彈,如果不妥善處理,它隨時可能引爆。

  一般處理不良貸款有衝銷、剝離和注資三種方式。衝銷是銀行用自己的利潤衝銷壞賬,如果利潤不夠,則需要動用資本金進行衝抵。我國的國有銀行雖然是龐然大物,但利潤率著實低得可憐。指望利潤和自有資本金衝銷的方式解決不良貸款不太可能,更毋論國有銀行不是企業,根本沒想用利潤衝銷不良貸款。

  由國家來解決不良貸款問題,幾乎成了現有條件下的唯一選擇。然而正是由於銀行的國有產權,不良貸款才會層出不窮。現在由政府出麵,處理不良貸款,一方麵無法切斷壞賬根源,注定將失敗,另一方麵有些操作手法違背市場規律,本身就暗藏危機。

  對銀行不良貸款進行剝離,是中國的發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門用來轉移銀行的壞賬。但這隻使得銀行“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外強中幹。資產管理公司和銀行都是國家的“兒子”,不良貸款從一處挪到另一處,接受方並不需要支付代價。銀行實質上並未從“剝離”中獲得任何實質價值。

  國有銀行是國有企業,理論上國家作為股東,應該為企業的虧損或壞賬買單。國家可以合法使用的資金是財政收入。我國1998年就曾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於充實國有銀行資本。但這種方法不可持續,銀行的壞賬數額太大,政府買不起單。另外在我國需要國家財政伸出援手予以解決的“漏洞”實在太多,如地方政府有近萬億的赤字、養老保險的缺口達數萬億。國家財政出麵隻能是左支右絀、無從應對。

  政府於是隻能打外匯的主意。2005 年,國家成立了“匯金”公司,並於2004年6月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這也是國有銀行“美容工程”的一部分。外匯注資成為在銀行不良貸款之外埋下的另一顆炸彈。如果銀行最終使用外匯衝銷壞賬,無異於增發貨幣,從而引發通貨膨脹。另外這也將大大打擊人們對銀行的信心,誘發銀行擠兌。

  為了解決壞賬危機,政府可謂使盡招數。壞賬剝離、財政注資、外匯注資,這些措施沒有根除不良貸款產生的根源: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以及政府工程的血緣關係。隻要銀行還必須按照政府的指令為國有企業貸款,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貸款,不良貸款控製在合理範圍內就是癡人說夢。不從根上入手,反而給銀行以源源不斷的“注資”,隻會讓銀行產生對政府注資的依賴,從而更加缺乏規範和自我約束。

  自己不忍心管?那就花錢顧個監工吧。國有銀行海外上市,大抵就是出於這樣的邏輯。2005年10月,建行上市,美國銀行和淡馬錫旗下的子公司亞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建設銀行9.0%和 5.1%的股份。2006年6月中行上市,外資股權占15.46%,其中蘇格蘭皇家銀行持有9.18%;淡馬錫持有4.59%;瑞銀集團持有1.47%;亞洲開發銀行占0.22%。工商銀行即將完成上市,境外投資者所占股權亦在20%以下。

  經過精心包裝之後,出售國有銀行股權,遭受到多方的質疑。姑且不論所謂戰略投資者關不關心銀行的治理改善,就是國有股仍占85%以上的絕對控股權,也為國家恣意使用銀行資金留下了空間。銀行上市後,黨委與董事會並存,比如郭樹清同時是建行的董事長,也是建行的黨委書記。這樣的治理結構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上市之後的銀行,高層管理人員仍由國家任命,改善不良貸款的境況,希望渺茫。

   不良貸款“水落石出”

  不能改善銀行的治理結構,根除不良貸款的根源,並逐漸消化現有的不良貸款存量,由國有銀行引發而後蔓延的金融危機就必然發生。目前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約為 20%左右(包括已經剝離的部分),之所以還沒有爆發危機,原因在於老百姓別無選擇隻能把錢存到國有銀行,中國的老百姓還特喜歡存錢。一旦這些條件改變,不良貸款沒有高額的存差做掩護,銀行離危機就不遠了。這可能也是中國遲遲不給民營銀行開閘的原因。

  2006年11月,我國金融業對外全麵開放,外資銀行先於中國自身的民營銀行,獲得在中國境內全麵開展金融業務的資格。老百姓存錢,從此有了更具吸引力的選擇。我國儲蓄是嚴重不均衡的“八八率”分布,即8%的人擁有80%的銀行存款。這8%的儲戶居住在國內經濟領先城市,有能力和知識判斷銀行的業績,並且具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在存款上較少有“愛國主義”的情懷。他們正好是外資企業瞄準的對象,並很有可能成為第一批倒戈者。占據銀行存款比例較高的企業存款市場,國有銀行也恐難保全,其中外資企業極有可能率先選擇外資銀行。中國國有銀行服務差、手續繁瑣、增值能力弱,不少老百姓也將因此轉向外資銀行。本刊編委、金融學家徐滇慶教授預估,如果有10%的資金轉投外資銀行,中國銀行的危機就將顯露出來。

  中國目前的儲蓄率也將降低。徐滇慶在《中國的高儲蓄率還能維持多久》一文寫道,我國現在的儲蓄率在40%左右徘徊,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以及新一代消費人群的形成,中國的高儲蓄率將在2012至2015年間消失。

  一方麵儲蓄率下降,老百姓不那麽愛存錢了;另一方麵有了更多的存款去處選擇。儲蓄的“水”落了下來,不良貸款這塊“石頭”就將顯露出來。這個水落石出的過程,將於今年11月啟動。一旦存款下降,水落到一定程度,國有銀行的巨額存差不複存在,國有銀行的經營將麵臨破產危機。

  那麽我們能不能因為開放蘊藏著危機,就將國有銀行保護在封閉的繈褓裏呢?事實證明,封閉的金融體係不能保障銀行的安全。雖然有國家信用作保證,但壞賬不斷滾積,有朝一日發生雪崩,國家也隻能通過惡性通貨膨脹來承兌儲戶取款,那時要維持國家信譽也難。亞洲金融危機時,周邊國家的情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隻能寄希望於合理的商業規則,並要求銀行業“政企分開”,按照市場的邏輯行事。我們不但歡迎外資銀行,我們也呼籲建立民營銀行,希望多一股力量來改善中國的銀行體係,建立充分健全的金融市場。

   農信社兩萬多家不可救藥

  農信社改革方案表現出鮮明的計劃經濟烙印,如此一來隻能走上老路,農信社的危機隻能越喊越嚴重

  徐滇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

  不良資產是農村金融改革中最頭痛的問題。

  根據央行調查,許多農信社的不良貸款在50%左右,有些農信社的不良貸款甚至達到80%以上。全國農信社的賬麵不良貸款在2004年超過了5000億元。巨額不良貸款將農信社壓得喘不過氣來,大部分農信社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農信社改革方案出台之後,各省參加改革的意願很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從央行手中拿到一筆錢來彌補農信社的不良貸款。央行煞費苦心設計了一套辦法,試圖將農信社從嚴重的不良貸款中解脫出來。央行發行票據用來承擔在2002年以前農信社一半的不良資產,參與改革的農信社要承諾自己消化剩餘的不良資產、增資擴股、在資本充足率達到2%之後才能將票據兌換成現金。也就是說,央行將一筆勾銷農信社一半的不良資產。央行動用的幾千億元巨款從哪裏來?毫無疑問,天上掉不下錢來,隻好悄悄地多印點鈔票了。歸根結底,拯救農信社的資金由全體老百姓分擔了。

  有人說,花錢買機製。如果能夠從此讓農信社走上正途,即使多花一點錢還算值得。關鍵問題在於花錢能不能買到機製?對於這一點持有保留意見的人越來越多。

  農信社改革方案表現出來鮮明的計劃經濟烙印:政府官員扮演著主導一切的角色,自上而下地製訂一套措施,給農村信用社一筆資金,改變農村信用社領導歸屬。當初創辦農村信用社的時候,遵循的就是領導意誌,現在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覺又走上了老路。

  按照這個思路來指導農村信用社改革,很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麵:向上套國家的錢,向下圈民眾的錢。似乎隻要有了錢就能解決農信社的問題。不知道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農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要靠誰來執行?如果能夠按照計劃經濟思路來改造農信社的話,早就應當見效了。農信社的問題年年喊,怎麽越喊越嚴重了?

  在全國的農信社當中,有三分之一是好的。對於這些好的或比較好的農信社,我們應當積極鼓勵他們成長發展,其中具備條件者應當放手讓他們轉變成為正規的銀行。可是,還有20000多家信用社基本是屬於不可改造的。計劃經濟最大的失誤就是沒有把人琢磨透。說空話,喊口號,從表麵來看,似乎非常完美,可是在實踐中完全行不通。無論是把農村信用社並成縣級聯社,還是讓他們改組成農村商業銀行,人還是原來的人,體製還是原來的體製,憑什麽就能夠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修修補補,無濟於事。對於那些不符合金融機構基本要求的農信社,唯一的出路是讓他們有步驟地退出金融領域。隻有新陳代謝才能保證物種健康發展。銀行業也是這樣。隻用通過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才能讓農村金融機構具備為農業服務的競爭力。不分好壞,把所有的農信社都保下來,不符合哲學辯證法,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

  有人說,給農信社一個機會,今後通過嚴格的監管讓他們走上正路。聽起來似乎不錯,其實還是空話。金融監管法規分為三個部分:準入法規、監管法規和退出法規。監管的重點是資本充足率。任何金融機構必須具有清償性,也就是說,如果金融機構有了虧損必須用自己的錢來賠。銀行裏麵有的是錢,但是這些錢的產權並沒有轉讓給銀行。銀行的貸款隻要出了大門就有風險。倘有虧損,理應用銀行的利潤來賠,利潤不夠,就用銀行的自有資本來賠。無論如何,不允許用儲戶的錢來替銀行清償不良資產。為了具有清償性,按照巴塞爾協定,銀行的自有資產不得低於8%。每當銀行出現不良資產,就要扣除自有資產。當資本充足率低於8%的時候,銀行股東就要用自己的錢往裏麵補。很清楚,銀行隻能虧損股東的錢,不能虧儲戶的錢,因此,股東才有激勵機製來好好監督銀行的管理層。如果銀行的自有資產虧損到隻剩下2%的時候,金融監管當局就應當斷然下令,關閉這個金融機構。隨後將這家金融機構的儲戶轉移給其他銀行。由於儲戶的錢還在,因此不難實現這個轉移。老百姓的儲蓄並沒有遭到損失,國家也不必背包袱,虧損的隻是股東。隻有這樣做才能有效地保護廣大儲戶的利益,保證金融體係的穩定。

  為什麽農信社當年弄出來那麽多的不良貸款?關鍵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合理的退出機製。上級一聲令下,不論是否符合條件,一轟而起,辦了幾萬家農村信用社。這些農信社的不良貸款很快就超過了自有資本。由於沒有退出機製,這些農信社若無其事,繼續營業。等到不良貸款遠遠超過了自有資本,想關門也辦不到了。如果要關掉這些農信社就要把老百姓的存款退回去。上哪裏去找這些錢?於是,農信社隻好不死不活地拖著。農信社虱多不癢,債多不愁。由於他們即使破產十回也還不起,再欠點也無所謂。許多資不抵債的農信社根本不怕死,也死不了,這些金融機構早就沒有自有資產,倘若要賠,隻能賠別人的錢。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這些農信社就沒有辦法實施有效的監管,金融監管就必然流於形式。實踐證明,金融監管的基礎是退出機製。隻有建立在退出機製上的監管才是真正有效的監管。希望通過減免農信社的不良貸款,給他們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希望他們從此走上正路,願望很好,卻很難實現。

  現在,由央行出麵免除了這些農信社一半的不良資產,叫他們通過增資擴股,籌集一些資金。當資本充足率達到2%的時候就允許他們恢複營業了。這實際是在冒險。恢複開張的農信社一旦出現不良貸款,是否要立即衝抵自有資本?如果自有資本不符合要求是否要馬上清算關門?換句話說,金融監管部門敢不敢動真的,將不符合條件的農信社關掉?按照現在的狀況,如果玩真的,恐怕很快就剩不下幾家農信社了。到了那個時候,上當受騙的就是國家和那些在前些時候往農信社裏注資的人。

  周小川指出:“絕大多數農村信用社要堅持走商業化道路,既要建立正向激勵,又必須有防範道德風險的市場退出機製。”“既要重視資金投入的量的分析,更要關注質量和效益、關注農村金融微觀基礎的健康性和可持續性,真正用市場化的方式去推動農村金融對建設新農村的支持。”

  對於農信社來說,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好的自然好,不好的也不會因為央行注資而變好。央行花了一大筆錢,卻未必能夠買來一個好的機製。等到那些農信社再出現巨額不良貸款的時候,後悔都來不及了。向農信社注入資金,改革成功概率很低。在農信社改革中最需要的不是信貸資金支持,而是微觀機製的改革。隻有徹底改變農信社的產權機構和內部治理之後,才有可能將他們轉變成為財務健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金融機構。因此,應當認真逐個評估農信社改革的可行性。隻給那些有希望改革成功的農信社注入資金,而要避免將資金注入那些難以挽救的農信社。按照計劃經濟思路來處理農信社改革,很可能再走一段彎路。

   保險業償付隱患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發生在日本保險業身上的事情,極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郝演蘇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

  保險公司會不會破產?答案是肯定的。幾年前,發生在日本保險業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保險業的日本鏡鑒

  1997 年4月25日,日本大藏省宣布日產生命保險公司破產,這是日本壽險業戰後50年的第一樁破產案。此後不久,總資產50980億日元的東邦生命也陷入財務危機,隨後雖為美國通用電器公司接管改組,但仍沒能挽回破產的命運。日本保險公司就像起了連鎖反應一般,其後5家公司陸續宣布倒閉。保險公司不會破產的神話被打破。

  日本保險業的危機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關口上,但其爆發仍具有內在的必然性。

  日本保險公司一味追求規模擴張,造成高利率的個人年金產品和以獲取資金運營收益為目的的變額保險產品的過度銷售。1987年日產公司的總資產為6964億日元,而 1989年即擴大了2.3倍至16270億日元。總資產中高利率的個人年金產品占總資產的比重高達49%。隨後,經濟泡沫破滅,通貨緊縮,日本進入低利率時期,日本政府債券和企業債券在內的金融投資工具的收益率下降,日產公司年利差損達到300億日元。

  日本保險企業投資經營失敗。日本的保險公司購買了大量外國債券。1993—1995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債券價值大跌。倒閉的7家日本保險公司進行的國內房地產投資也因泡沫的破滅和地價下跌遭受重創。日本股市也由於泡沫崩潰而股指暴跌,許多日本保險公司的股票投資陷入危機。投資失敗把保險公司推向了破產和危機的邊緣。

  保險企業的集體破產,暴露了日本大藏省行政管理弊端以及日本金融體製上存在的本質缺陷。日本戰後的經濟管理模式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在這一模式下,即使是財務狀況最為脆弱的保險公司也能生存。因此保險公司普遍缺少經營主動性,彼此之間同質化嚴重,隻能就規模和市場份額進行拚爭。

  導致日本保險業危機的原因,在中國一樣存在。日本保險業是中國保險業的完美鏡鑒。

   中國保險業的危機之源

  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時保險業的基礎較薄。這一方麵讓國人相信中國理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市場,另一方麵也催生了中國保險業是“朝陽產業”,需要“又好又快、做大做強”的發展戰略。中國保險的過去幾年中,呈現出超常的增長姿態。

  對2000年以來保費收入和資產總額的統計分析如下表:

  中國保險業的資產總額5年來維持了37%的增長速度,是同期GDP增長速度的4倍。同時我們看到自2004年,保費收入增長速度開始放慢,保險業的資產規模增長更多得依靠資本運作。

  為了迅速增加支持資本運作的現金流,保險企業往往盲目追求保費進帳,這大大加劇了保險企業的道德風險。保險企業在銷售時,隻管當下收益,不管未來支付,不計承保成本,這導致了產品設計的失誤,大量高利率產品被設計出來。保險企業大力發展投資理財型產品,尤其是壽險企業。筆者對2003年保費收入進行分析,發現3011億元的人身保險收入中,分紅保險業務的收入為1670億元,占到了55.48%。理財型業務占全部保險業務收入的比例一直很高。在銷售環節上,保險公司給予業務員過度的激勵,業務員往往向投保人做出超額的承諾,以增大提成的基數。產品設計與銷售兩個環節,導致了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的畸形。

  太平洋人壽就是盲目追求規模、產品設計不合理的典型案例。《中國保險業信用前瞻(2005-2006)》指出,太平洋壽險在 2001-2003年間極為快速地增長,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資產回報率一直處於-10%至0.4%之間。如此快速的業務增長水平,已遠遠超過了其資本承載的能力。隨著太平洋人壽的高速擴張,賣出的大量高利率保單已經逐步開始步入支付的高峰期。2004年,太平洋人壽法定最低償付能力額度為 43.46億元,而實際最低償付能力額度為-46.70億元,此間存在90.16億元缺口。如若不是其母公司通過了美國凱雷集團4億美元收購太平洋人壽 24.975%股份的方案,太保集團也同時注資與4億美元等值的人民幣,太平洋人壽恐怕難以度過償付危機。

  保險公司追求規模增長,如果資本運營能夠一路成功,那也不會遭遇償付危機。但資本運營本身,收益與風險如影相隨,投資永遠成功獲得高收益回報的可能性不存在。考慮中國當下的投資環境,保險資金投資渠道狹窄,而且整個資本市場處於持續低靡狀態。保險資金運營的主渠道國債市場近年來表現不佳,股市2003年以來一路低靡,到今年才有所回升。更何況中國股市道德風險問題嚴重,根本不是保險資金的合理投資場所。

  東方人壽就是股市道德風險犧牲品的絕佳案例。東方人壽成立於 2001年12月,是中國加入WTO後第一批獲準成立的全國性壽險公司。股東來自10省市,涉及能源、水電、鋼鐵、汽車、化工等多個行業,其中德隆係的三家上市公司持有18.75%的股權。東方人壽注冊資本金8億元中約7億元“委托”給德隆係的證券公司管理,隨著德隆資金鏈斷裂,該筆資金不知去向。東方人壽深陷資金黑洞,被保監會勒令停業。

  日本保險公司由政府主導而導致的競爭形式缺乏,在中國的保險業也同樣存在,突出的表現在保費製訂上。在我國,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是最大的保險公司,其它保險公司的規模較小,保險產業形成“一大多小”局麵。由於中小保險公司在資金、管理、人才上都無法與人保相比,於是盲目地攀比價格。我國精算學理論引入較晚,費率厘定的研究較少,同時缺乏大量曆史性和基礎性數據,因此費率厘定缺乏科學的依據。保險公司不顧風險、不計成本,無視市場規律,明目張膽地打起了“高回扣”、“價格戰”,進行不理智的惡性競爭,違反了費率厘定的科學原則,這為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留下極大的隱患。

   中國保險業必須正視償付危機

  眾所周知,中國保險業是一個高速成長的行業,而且這種高速成長的動力還將維持相當長的時期。然而,高速成長應當建立在資本與技術的堅實基礎之上。而這些,中國保險業實際上並不具備,相反,中國保險業還處在起步階段,無論從數量與規模、保費收入總量與其在GDP中的比重、保險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以及保險資金運用空間和渠道等方麵,都處在比較低的發展層次上。

  如果在這個時節,片麵倡導行業“做大做強”,而不強調資本市場與保險技術的因素,做到配套發展是危險的。一味追求規模已經造成了保險公司償付鏈條斷裂的危險。

  我國保險業承擔的風險金額約為160萬億元,而保險公司的資本金不足1000億元,加之缺乏適當的投資渠道,在銀行存款和國債利率水平不斷下降和證券、基金市場存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保險資金的收益率近年來在3%左右浮動,保險公司的股東缺乏增資意願和實力,上市和引資也麵臨許多困難,相當數量的中小型保險公司未來的償付能力麵臨非常大的壓力。

  因此,我們必須在如下方麵進行有效動作,使我國保險業的償付危機在可控範圍:

  其一,開發新險種,實現保險產品的轉型;

  其二,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現狀,適當放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

  其三,防範金融風險,提高投資收益,實現保險公司資金的專業化管理;

  其四,對保險監管體製進一步改進,建立完善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製。

   地方政府債台高築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製度變遷的敏感問題,涉及到財政管理體製、行政管理體製和經濟管理體製等多方麵的改革

   魏加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我國《預算法》不允許地方打赤字,不允許地方舉債,地方政府舉債往往巧設名目、遮遮掩掩、不說實話。由於不具備合法性,地方政府的負債欠賬沒有正當機製進行統計披露,地方財政的透明度極低。目前為止,雖然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各地各級政府的債務總量已經不小,但具體規模有多大、結構如何,隻能粗略估計。

   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驚人

  省級政府的負債,一般東部地區相對較低,中西部負債相對較高。2000年福建省省級直接債務總額為103.44億元,2003年四川生省級政府債務為 394.36億元。以100億元作為各省份的債務的平均數據,那麽我國省級政府的直接負債,可靠且保守的估計約為3000億元。

  縣(市)級地方政府的負債規模比省級政府要大。裏昂信貸證券曾對我國縣級政府的負債作全麵估計,認為數字應為30000億元。雖然這一數據早到原財政部長項懷成的質疑,但它確實揭示了縣(市)級地方赤字的危機。2001年,我國一般預算赤字縣共計731個。2003年國家審計署所作的關於中西部49個縣的赤字調查顯示,49個縣(市)累積債務達163億元。如粗略地將這一數據推廣到全國731個縣(市),負債金額約為2500億元。這隻是縣(市)級地方債務的一小部分。以2500億元作為省(市)級地方政府負債的估計顯然是保守的。

  鄉鎮包括村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統計更為困難。財政部財科所曾提出一個數字,2000年稅費改革的時候,全國鄉鎮村級的負債大概為3700億元。另外根據數據標明,這一級別的地方債務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2003年就已超過6000億元。

  這隻是粗糙的估算,它忽略了地方之間的差異,同時也忽略時間上變化,以上數據隻具有數量級上的借鑒意義。另外根據規律,越是低層級的政府,負債情況就越嚴重,縣(市)級赤字的規模可能高於上文的數字。上文的估計不包括隱性負債和未被批露出來的部分。

  因為缺乏統計,對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負債率、償債率的監控處於失效狀態。債務預警機製難以建立起來,對債務的統一科學管理更毋庸談。地方政府的債務目前更是處在失控狀態,尤其是這幾年各地投資熱升溫,地方債務規模加速上升。部分地區的新增債務主要用於償還舊債,不產生任何經濟效益,地方政府陷入到債務自我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

   地方政府的財權不足與短期行為

  我國的財政管理體製、行政管理體製和經濟管理體製是地方債務不斷攀升的根本原因。

  1994 年的分稅製改革以來,我國財權的集中度不斷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級政府的財力也從1994年的16.8%提高的2000年的28.8%。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隻有餘下不到20%的水平。

  財政體製不夠健全,金融市場也不夠完善。目前的債券市場,幾乎為單一的國債所壟斷,地方債務尚屬空白。作為我國重要的投融資主體的地方政府,缺乏必要且正規的融資渠道。地方政府不擁有財產權和舉債權,這導致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失範,隻能通過非正規渠道變相舉債、違觀融資,從而陷地方債務於隱蔽失控蔓延的狀態。

  在財權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任務和公共管理的職能卻在不斷加重,財政支出的壓力在增大。更糟糕的是,現在的幹部人事製度導致了地方政府官員行為短期化。為了在有限的任期內表現“政績”,獲取政治資本,部分地方官員不惜一切代價大規模融資舉債,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幹部考核製度“重硬件建設(高樓大廈),輕軟件建設(製度建設)”,“重物質業績,輕財務考核”,“重資金投入,輕效益評價”,因此地方政府舉債往往毫無後顧之憂,隻管借錢舉債而不計成本效益,更不計風險。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沒有理順,給官員的短期化行為提供了土壤。在“國退民進”之後,政府將從諸多建設領域退出,將切斷政府赤字增長的一個源頭。

  另外,地方政府層級過多、機構臃腫也為債務的增加做出了貢獻。

  要徹底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必須從根本上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問題,重新評估政府官員的評價考核體係,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當前尤為重要且可能有所突破的工作,是要建立地方財政的披露和信用評估機製。這要求從法律上正視地方債務存在的客觀性,公開政府隱性負債。如果沒有對地方債務的合理估計,未能做到未雨綢繆,地方債務危機將不可避免地爆發。

   債務危機已成頭號威脅

  目前中央財政形勢一片大好,因而從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嚴重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如果不趁著中央財政良好的時機解決地方債務風險,一旦經濟形勢變化,地方政府的債務赤字將發生雪崩式的影響。債務危機已超越金融危機,成為我國經濟的頭號隱性威脅,並可能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我國各級政府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麵已經做了大量工作,金融改革在大方向明確的情況下,有步驟有計劃的逐步推進。銀行、保險、股市方麵的信息批露機製正在完善並得到實施。地方債務風險的解決,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政務財務公開、地方行政層級劃分、官員考核體係改革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研討在中國才剛剛全麵展開。因此,地方債務相比金融壞賬,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地方債務是中國經濟的“暗箭”。

  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的關係十分密切,目前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再者,金融係統極有可能將為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買單,債務危機因此演變成金融危機。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員,離任或調任後對自己任期內的負債並不負責,因此地方債務的信用程度極低,不還少還的現象比較嚴重。這大大影響了政府的聲譽。隨著地方債務的積累,到了對社會安定不利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將被迫為地方債務買單。買單的方式有兩個,一是財政買單,二是金融買單。如果我國的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中央財政的勢力足夠強大,財政買單的方式將被采用,風險被控製政府財政的範圍之內。可一旦經濟增長放緩,中央財政難以支撐,將被迫采用金融買單的形式,也就是通過增發貨幣來償還數額巨大的地方債務。在經濟放緩時期,增發貨幣的影響是惡劣的,到時候經濟放緩與通貨膨脹將接踵而來。

  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是製度變遷的敏感問題。地方政府不能破產,行政體製改革積重難行,但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何其幸也,當下正是解決債務風險的好時機。希望能夠抓住時機,從“地方財政公開、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等小的方麵做起,逐步突破,然後從根本解決地方債務風險問題,將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限製在萌芽狀態。

   養老金黑洞

   養老金的黑洞源於給國有體製改革買單,老齡化社會的提早到來進一步加劇了養老金的支付危機

  李英強 本刊編輯 蒲春琴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係研究生

  當前社會保障養老製度的困局引起了國人極大的關注。由於多年來持續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傳統中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模式受到致命衝擊。如果新型的社會養老製度不能有效運轉,人們將會普遍擔心“老無所養”。

  養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在新舊養老製度的轉軌過程中,產生了約8萬億元人民幣的養老金債務總額。官方稱引的數字也各不一樣,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前任部長鄭斯林公開宣布的數字是2.5萬億,而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更傾向於引用世界銀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數據—9.15萬億。

  無論是2.5萬億也好,9.15萬億也好,中國養老金製度實施時間並不長,怎麽會產生這麽大的收支缺口呢?

   養老金的缺口是曆史遺留問題

  這其實是計劃經濟體製遺留下來的一個巨大包袱。在舊體製下,職工的養老問題由單位和國家包辦。1993年,養老保險體製開始從現收現付製向基金積累製轉軌。可那時的退休職工和在職職工都沒有個人賬戶的積累,他們的養老金從哪來呢?

  這部分人進入國有企業等各種“單位”工作時,領取的工資比較低,他們對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形成了國有資產的一部分。他們的養老問題自然應由國家來負擔。但是,政府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理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長時間內,他們的大部分養老負擔,被轉移到了比他們更晚進入單位的職工頭上。

  1997 年,我國開始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製度,各地在財務上實行混賬管理,允許統籌基金、個人賬戶基金相互調劑使用。這使得大量的個人賬戶上的資金被挪用於向現行的退休者支付養老退休金,數目高達每年1000多億元。目前個人賬戶缺口已經積累到8000多億元。即使如此,養老金依然收不抵支,中央財政每年大約要撥付四五百億元,來填這個“窟窿”。

  正如學者秋風所論,中國養老金製度一開始就陷入赤字困境,主要是由於一個特殊原因造成的:養老金要為國有體製改革的成本買單。

  僅僅要解決這個曆史遺留問題,已經非常困難。政府嚐試過國有股減持以充實社保基金,但由於減持方案不力,對原有股市交易形成劇烈衝擊,被迫終止。到目前為止,養老金的巨額缺口依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養老保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種形式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如果沒有這個曆史造成的缺口,養老金製度就能夠有效運轉下去了嗎?

  目前我國采取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製度。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社會統籌金,也就是由國家和企業每年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錢,來支付養老金;另一部分是個人賬戶,參加養老保險的人開設一個個人銀行戶頭,由職工和企業每月按比例共同交納一定的保費存入個人賬戶,到退休後再支取。

  對於企業員工而言,養老保險並非自願參與,而是強製執行的。按照規定,企業一般要按人均工資20%左右的比例繳費養老保險,全部存入社保基金;個人繳納比例為8%左右,存入養老金個人賬戶。實際繳費比率是由各地自行規定,往往是從省到市再到縣,各級層層加碼。有些省市到縣這一級收取的養老保險金,僅僅企業這一方需要支付的費率就高達25%以上。

  一般人要連續交15年,到退休以後才可以拿到基本養老金。具體能拿到多少錢呢?北京市基本養老金的計算公式是:

  基本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退休時上一年全省職工月平均工資×20%+個人賬戶儲存額÷120。

  這意味著什麽?這意味著現行的養老保險製度其實是一種形式的收入再分配。目前收入較高的人,參加養老保險以後得到的退休金,比他自己把一筆相同數額的錢存到銀行所能拿到的本利和還要少。對於收入最低的人群,他甚至都無力參加養老保險,也就拿不到從“富人”那裏轉移來的收入。實際上從中得利的隻有兩類人:第一類是現在收入較低但能夠參加養老保險的人;第二類是養老金管理機構的雇員。

  這種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如果說,為了避免貧富差距過大而對個人收入進行調節,征收累進的個人所得稅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通過強製征收養老保險進行再一次收入分配則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不能假定所有人都是需要看護、照顧的孩子,如果政府不采取強製措施,就不知道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他們會在青壯年時間將所得到的揮霍一空,等到晚景淒涼時等待他人的救助。

  現在的養老製度不僅沒有鼓勵人們為自己的將來早作打算,卻會造成一部分人的機會主義心理—反正有“社會統籌”的退休金在等待自己,何必擔心呢?

  英美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很有借鑒意義。很多人在說到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時,更羨慕的不是其成熟的法治和產權清晰保護嚴格的市場,而是他們的社會保障做得好。

  人們卻有所不知,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更不要說瑞典這些高福利國家,其以養老為主的社會福利製度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2004年8月19日,美國聯合航空公司正式向外界宣布,為擺脫財務困境,避免遭受破產命運,公司決定將暫停為公司員工繳納養老保險。麵臨1440億歐元的養老金黑洞,英國首相布萊爾將退休年齡從65歲調整到67歲,以緩解英國政府養老保險財務危機。

   養老保險的危機迫在眉睫

  世界範圍內普遍出現養老金危機,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強製繳費是容易辦到的,無論是否市場和法治國家,都是如此。但是要保證今天交上去的錢到20年後不會貶值,而且要保值增值,幾乎是不可能的。市場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你是養老金就會特別善待你。英國有三分之二的養老金資產投資於股市,最終卻因為股市不景氣而遭遇巨額虧損。

  國內對於社保基金入市,很多人都在歡呼,有關部門領導也大談所謂“做大做強,保值增值”,且不談社保基金入市對股市規則的破壞等消極性影響,“股市有風險,進入需謹慎”的道理對於社保基金也是一樣有效的,要在股市中做大做強,政府官員會比私人企業表現更好嗎?當然,如果任意修改規則,讓社保基金實現盈利並不是沒有可能,股市也曾經為國企圈錢立下汗馬功勞,但是那樣做隻會毀壞來之不易的資本流通市場,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保基金的保值問題。

  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況需要考慮:老齡化社會的提早到來加劇了養老金的支付危機。我國已於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20年,城鎮退休人員將超過1億人。2030年前後,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預計將增至4億左右,相當於現在歐盟15國的人口總和。現在僅有幾千萬人領取養老金尚且捉襟見肘,如果要負擔數億人口,現行的養老金體係如何能運轉下去呢?

  可以說,除非徹底改弦易轍,否則,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將來的養老金危機可能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失去防火牆的中國金融

   中國經濟內部有體製結構的矛盾,但也必須在國際大環境下全麵分析經濟的風險,否則可能會誤導決策

   左小蕾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國際經濟形勢存在兩方麵可能“引發”危機的變數。

  一方麵是幾年來的寬鬆貨幣政策製造的流動性過剩,帶來全球資產價格泡沫,全球隨時麵對泡沫破滅的風險。另一方麵,美國經濟的兩大赤字引起全球經濟嚴重失衡,世界必須隨時準備應對美元可能大幅貶值的危機。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一係列問題,人民幣升值、過度投資、經濟過熱、貿易順差擴大、遠超貨幣增長目標的M2和M1的增長等等,固然有中國經濟內部體製結構的原因,但也必須放到國際大環境下全麵分析,否則可能會誤判形勢,誤導決策。

   全球流動性過剩與中國經濟過熱

  全球三大經濟體長時間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美元、日圓、歐元持續降息,這在加大全球經濟失衡的同時,也使得全球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預期越來越大。前一段資產價格的大幅上升,包括全球的房地產價格,黃金價格,以及股票市場普遍上揚,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推動是重要的原因。

  過剩的流動性推動資產價格膨脹,帶動各大經濟主體的經濟複蘇和增長,推動了對衝基金和其他形式的私募基金的空前發展,也帶來了資本的水銀瀉地似的無縫不入的全球流動。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我們要特別警惕全球流動性過剩對中國的輸入。

  有數據顯示,全球對衝基金管理的資產已經達到1.5萬億美元,其它各方熱錢總計數萬億之巨。這些資金中百分之一來到中國,就是幾百億美元折合幾千億的人民幣。世界銀行報告指出,2005年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達到曆史最高記錄的4900多億美元。中國無疑已經卷入了這一輪貨幣過剩的漩渦的中心。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大肆渲染,使得全球資本以各種名目—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和戰略投資,以各種身份—房地產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以及改頭換麵的對衝基金,一撥一撥湧進中國。有研究估計,2004年進入房地產行業的外資資金約為2700億人民幣。2005年第一季度大約583億人民幣。大量外資和熱錢的進入,使得外匯積累不斷上升,同時也通過結匯把全球過剩的流動性輸入了中國,M2或者M1甚至兩者同時增長,從而完成了國際流動性與中國流動性的接軌。而周邊一些國家貸款利率較低,導致外資很容易在周邊國家融資,轉而進入中國投資,這也會加劇中國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目前,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根據統計,第一季度銀行的新增貸款達到1.26萬億,這意味著已經超過全年目標的一半;1-2月新建項目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增長2.5%,達到47.1%;5月固定投資同比增長30.3%。

  中央銀行發布的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針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形勢,明確指出需要高度關注固定資產投資過快、流動性過多等問題,未來我國價格上行風險大於下行風險,服務價格、資產價格膨脹壓力加大,整體通脹潛在風險需要關注。

  很顯然,這一輪經濟過熱與流動性過剩有直接聯係。以上數據和分析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就是M2、M1過高的增長、銀行十幾萬億的存貸差、過快的外匯積累。顯然巨大的流動性過剩,是推動投資的資金來源,是這一輪投資反彈的重要支持,更可能繼續推高經濟過熱的各項指標。

  全球經濟已經在許多方麵發出警告,過剩資金的全球過度的流動已經威脅世界經濟的秩序,我們更不應該孤立看待發生在國內的過度投資、通脹壓力、經濟過熱等問題,而要把這些問題放到國際大環境中研究和分析,盡快采取正確的措施。

  美國經濟的變化與全球經濟危機

  2005年,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造成了世界經濟的嚴重失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長期以來,美元作為支付手段被各國持有,然後美元作為投資資本通過購買美元資產回到美國,國際收支達到平衡。支持資本流入的強勢美元又會帶來更大的貿易逆差,進入“商品再流入美國—美元流向世界各地—資本流回美國”的下一輪循環,世界經濟就這樣在動態中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平衡。而這樣一種均衡秩序的任何一個環節一旦崩潰,勢必導致美元依靠大幅貶值來支付國際債務,從而帶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而目前,世界經濟動態均衡正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首先,美元利率的逐漸升高,可能成為打破均衡循環的貿易下滑因素。由於通脹預期提升,美聯儲最近連續加息17次,把利率從1%提高到了5.25%,市場預期至少達到6%。2002年美國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以來的低利率時代的結束,極大地影響了對房地產的投資,也降低了滾動抵押貸款帶來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使居民消費能力直接受到影響。最近的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的房地產銷售已經顯著下降,商品零售數據也在下降,顯示中期變化的製造業訂單和海運預定也在下降。

  如果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從投資和消費的兩方麵會對美國經濟產生沉重打擊。總需求將嚴重不足,消費市場萎縮,現階段世界經濟的動態均衡的第一環商品流動就直接受阻。而美國的資本流入一旦減少,美國就隻有靠大幅度美元貶值來削減債務負擔,全球經濟就更不平衡了。

  其次,歐元、日圓升值可能導致美元走弱,加大美國經濟的失衡,增加打破均衡循環的外部因素。

  歐洲整體經濟正在進一步恢複。歐洲央行去年底調高歐元區利率,支持歐元的走勢加強。近期美元與歐元的LIBOR利率已經比較接近,如果歐洲繼續調高利率,美元對歐元的優勢地位就會發生變化。

  而日本經濟複蘇明顯,日本央行已經表示可能改變目前的零利率政策。日本日經指數連續上漲已經顯示了日本市場投資的吸引力。

  雖然歐元和日圓相對走強可以改善美國的出口,但是如果出口增加的正麵效應不能抵消美元貶值帶來的負麵效應,就會帶來美國經濟進一步的疲軟,財政需要更大的赤字拉動經濟增長,反而會推動美國經濟更大的失衡。

  第三,國際資本減少持有美國國債,可能成為打破均衡循環的資本因素。

  近期有研究顯示,石油輸出國有減少投資美國的跡象。而如果人民幣被迫大幅升值,美元相對貶值,則中國的巨額外匯積累也會尋求以相對價值升降較少的貨幣進行資產重新配置。如果亞洲其他國家受到影響也對美元升值,產生資本流向的改變,這樣的資本流出的合力效應,將不利美國國際收支平衡,進而加劇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

  在國際經濟嚴重失衡的情況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錢多了,必然是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負債增加了。比如亞洲美元增加,就意味著美國負債增加。如果這種狀況持續得不到改善,美元就會大幅貶值。一個公司破產全球可以平衡,但美元大幅貶值引發的全球破產就將是不可救藥了。

   最大化應對危機的準備

  當前,防範流動性輸入是當務之急。有必要對外國直接投資設置更合理的定義並加強管理。最近幾個部委聯合成立類似的美國的收購兼並審查機製很有必要。從長期來說,是對製度的完善,短期來說,也對大量湧入中國的資金有一定的監管效果。

  中國應該同時全額對衝增加的外匯,減少M2和M1的增長,控製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直接輸入。可以以貨幣政策的全年新增貸款為硬性指標,嚴格控製新增貸款,嚴格控製投資總量。適當的時候調整利率,也有利於控製貨幣發行,減少國內已經存在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中國應加大對對衝基金的監督和管理。在這一輪全球貨幣過剩的混亂中,急速擴張的對衝基金起的推波助瀾作用非常明顯。這類基金屬於私募基金,由於其特點、性質和短期逐利的行為,在高科技和全球化拉平的世界市場上,幾乎是沒有障礙地橫衝直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衝基金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中國應該改變過去對對衝基金,包括股權投資基金這一類私募基金的監督管理思路。

  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麵對全球過剩的流動性,麵對如此來勢洶洶的“錢勢”,我們需要階段性地、季節性地、或者周期性地“防洪抗洪”,調整政策,使我們不在這一輪全球的流動性過剩中成為犧牲品。

  另外,針對人民幣匯率改革,七國財長會議同聲指責人民幣匯率導致全球經濟失衡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但中國也應該從國情出發,做一些能夠做的事情。比如說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對更廣義上的“熱錢”進行適當的控製,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製的改革,進一步的對外開放等。但也切不可過高估計這些對解決世界經濟失衡、防止經濟危機的作用。

   中國金融危機的製度根源

   金融危機的潛在破壞性相對於1930年代的中國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

   陳誌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

  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並不陌生,不僅因“銀荒”、“銅荒”等實物貨幣危機曾給中國社會帶來衝擊,而且在宋朝中國發明紙幣之後,各朝代都曾因為濫印紙鈔而導致一次次金融危機,以致於以各種名字命名的紙幣在中國曆史上層出不窮。當然,也正因為除貨幣之外中國過去沒有更廣義的證券票據發展,並且直到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之前也沒有現代意義的銀行,所以,在晚清之前中國的金融危機還隻停留在貨幣的層麵上,形式相對簡單。

  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長期存在於民間的錢莊和盛行於19世紀的山西票號。特別是票號,雖然它們算不上現代意義的銀行,但到19世紀後半葉它們的分號已擴展到北京、上海、廣州、漢口等城市。因此,從票號的覆蓋麵看,它們已達到可以產生影響眾多人民生活的金融危機的水平。隻是就金融規模而言,由於票號以異地匯票為主業,不是吸收存款並同時放貸,所以它們導致金融危機的潛力有限。錢莊則更是互不聯網,彼此獨立地發源於各地並服務於當地經濟,即使有些地方的錢莊發生問題,也不至於星火燎原,導致全社會的危機。當整個中國社會處於自然經濟狀態、金融化程度極低的時候,金融危機的種子確實不多。

   現代金融改變了金融危機的潛在規模

  在金融理論中,我們通常把貨幣看成一種最簡單的證券,其作用是儲存價值、幫助價值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之間的轉換,所以它能產生的金融危機也最為簡單。但是,隨著現代銀行、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更為複雜的證券市場來到現代社會,潛在金融危機的規模和廣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

  在中國,股票市場出現在現代銀行之前,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開始在上海問世。之後,在中國洋務運動的驅動下,第一隻華商股票—輪船招商局—於 1872年底開始交易。接下來,江南製造局、開平煤礦等現代工業企業、礦業企業相繼發行股票,交易越來越火。到1882年,正如當年9月2日的《申報》所評論的:“今華人之購股票者,則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及可以獲利與否,但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份,則無論如何,競往附股。”人們不管這個公司、那個公司是做什麽的,隻要是股票就去買,不問公司的經營狀況,不分“美惡”。

  到1883年,上海經曆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金融危機,股市崩盤,股民血本無歸。由於給股民放款太多,眾多錢莊相繼倒閉,接下來產業企業的資金供給嚴重不足,給中國經濟帶來動蕩。

  1918 年中國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在北平成立。1919年9月成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再將上海股票商業公會改組為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到1921 年底,僅上海開設的交易所就有140家之多,信托公司也有12家。設立交易所的浪潮也波及全國各地,在漢口、天津、廣州、南京、蘇州等城市也設立了52家交易所。那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現代證券泡沫。當年,銀錢業為資金安全計,開始收縮資金,抽緊銀根,這不僅導致股價下跌,而且迫使許多投機者大量拋售股票,促使股價進一步狂跌,致使許多錢莊倒閉,交易所關門,信托公司大量破產,這就是所謂的“信交風潮”,也是中國的第二次現代金融危機。風潮之後,全國僅剩十多家交易所,一兩家信托公司。

  到1921年“信交風潮”之時,實際上中國的公債市場已具備基本的規模。在1912— 1926年間,北京政府先後發行公債27種,共6.12多億元。另外,還有各類短期庫券1.08億元以及各類地方公債。於是,在“信交風潮”之後,投資者的注意力全麵轉向債券市場,為新的炒作提供了條件。小的金融危機包括1924年8月發生在京、滬兩地的“二四公債風波”和1926年12月的“二六公債風波”。

  南京政府成立後,一方麵繼續北洋政府的手法,通過發行外債為軍事開支融資,另一方麵通過由政府參股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手段建立起四行二局的國家金融壟斷體係,由政府直接控製當時的金融核心。這當然為政府更大規模地發行公債、籌措資金提供了便利。根據《證券市場導報》 2001年第5期中張春廷先生的估算,1927?1936年間,南京政府共發行公債26億元。1927年公債成交量為2.4億元,到1929年增到14億元,1931年更是高達39億元,為全部公債發行額的3倍以上,炒“債”風顯然不低。這給南京政府的信用膨脹提供了關鍵的支持,同時已潛伏著深刻的信用危機。1932年和1936年,南京政府先後對公債進行整理,標誌政府債信的破產,製造兩次包括了銀行、證券以及貨幣市場在內的全麵性現代金融危機,從根本上瓦解了中國社會對證券、對現代銀行、對紙幣的信心,把老百姓重新趕回隻依賴銀銅錢和實物交易的傳統經濟。

   金融危機為什麽?  

  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這麽容易發生?

  晚清中國涉足股票之後的頭100年裏,為什麽金融危機頻頻發生?是什麽使中國的“金融洋務運動”這麽艱難?當時導致金融危機的要素在今天的中國是否還存在?為找到這些答案,我們還得看清金融證券交易的本質。不管是銀行,還是證券,其交易的內容是具有充分流動性、甚至是匿名非定向發行的金融契約,它們的契約性質從本質上決定了對法治、對信息環境等製度架構的高度依賴性,使金融交易比任何實物商品市場更依賴法治。實物商品的有形、有色、有味本身可幫助大大減少其交易風險,而金融契約交易又恰恰不具備這些天然特征,這使金融交易市場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經濟風險。

  具體講,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麵來理解金融安全所需要的製度保障。第一,必須要有可靠的契約執行架構,特別是獨立、公正的司法,以保證交易雙方都能對其應有的契約權益放心。如果沒有獨立於政治權力的法治,金融契約的交易安全就沒有保障,金融市場就難以深化。第二,正因為金融交易的內容是一紙契約,買方就處於極端的信息劣勢,一方麵這意味著金融市場是最有利於投機炒作的市場,交易對象的價值的不確定性成為泡沫的最佳滋生土壤;另一方麵,如果新聞媒體和其他信息機製又不自由,存戶對銀行的真實狀況、投資者對證券發行方的價值就更加一無所知,讓本來可以根除的金融問題醞釀成金融危機。第三,正因為銀行資產、金融證券的高度流動性,銀行、券商、保險公司、基金等金融機構必須獨立於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和政治權力,否則這些金融機構所控製的高流動性金融資產就成為當權者最方便的提款機,或者成為權力機構為形象工程、出於非經濟目的隨意調配金融資源的工具。這當然蘊含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由金融交易市場所引發的這三方麵的製度要求,不管是獨立公正的契約執行架構即司法,還是自由的新聞媒體,還是對行政權力的約束,讓他們不能隨意染指金融資源,這些都直接回歸到憲政架構的問題,涉及到對行政權力的製約、司法獨立、立法中立的問題。在缺乏憲政的社會裏,遍及全國的現代銀行體係、現代證券市場隻會為當權者個人和有權力關係的機構方便地提供近似無限的金融資源,最後醞釀成危害全社會的金融危機。我們必須看到,現代金融監管起源於14、15世紀的意大利和荷蘭,但規模性銀行以及證券市場的發展是更近代的事,主要在16世紀之後,而且是伴隨著現代民主憲政製度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換句話說,如果當年沒有憲政製度的可靠發展,要麽現代金融在那時難以深化,要麽每次多發展一點就帶來新的金融危機,就像當年權力不受製約、司法不獨立的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最終在1997年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一樣。現代金融發展於憲政民主製度的發源地—西歐,而不是在其它國家,這本身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必然性,原因就在於現代金融需要上述三方麵的製度架構。

  那麽,這些分析對理解我們上麵講到的中國“金融洋務運動”的經曆有什麽幫助呢?首先,我們看到在1872年開始引進現代股份有限公司並讓其股票公開交易的時候,那時的清朝政府體係談不上有什麽製約行政權力的憲政,也沒有獨立於行政和皇權的司法,更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非人格化的獨立第三方契約執行機製,像“股份”所代表的金融契約、“有限責任”等這些西方法律概念在以“人治”為傳統的中國社會裏不僅是極為陌生的,而且是在執行的層麵上無法得到支持的,也自然不能被賦予太多實際經濟價值。更何況,作為中國第一份華文日報的《申報》在1872年才創辦,大眾傳媒給剛剛在那個時期起步,因此,還沒有幫助股民們了解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的經營與財務狀況的新聞媒體。所以,在當時的“無法治”又無信息媒體的情況下,所交易的股票幾乎完全與其發行公司無任何實質性關係,而是完全獨立的投機券。於是,1882年的股票泡沫和接下來發生在1883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當然,在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雖然在立法、司法與行政的架構設計上具備了應有的框架,但在執行上由於軍閥割據和內戰的原因,其實際效果則大打折扣。因此,1921年的“信交風潮”金融危機的起因原則上跟1883年的金融危機沒有本質差別,到那時候中國照樣不具備有利於減小金融危機的製度架構,證券市場仍然是炒作投機的場所,滋生泡沫和相伴的危機。

  南京政府成立後,當時的憲政架構有了實質性進展,司法也相對更獨立,在契約的執行上也越來越公正可靠。但是,政府從那時開始大舉持股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並創辦中央銀行,追求並實現了國家對銀行體係和其它金融市場的壟斷支配權,讓南京政府利用這些壟斷金融資源為當時的軍工與民用國有企業服務,為國家的軍政開支服務。具體而言,一方麵銀行變成了政府的提錢機,另一方麵政府控製的債券銷售體係為國家提供了大量低息債券融資,使政府的負債大大超出其支付能力。因此,1932與1936年的金融危機跟1883和1921年的金融危機有著本質差別,頭兩次應該說是在支持證券交易的製度架構不到位的情況下證券市場本身必然會產生泡沫,也會出現泡沫破裂危機。但是,1932和1936年的危機更多是發生在政府公債、銀行和貨幣信用上,是由於國家作為股東控製金融體係並利用這種控製權給自己做大量低息貸款所致。

  國家以金融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身份出現在金融體係之後,其負麵影響是多方麵的。第一,既然國家是銀行的股東和經營者,那麽法院和市場監管機構就無法獨立,會從根本上削弱憲政的運作,使司法不得不受到行政和政黨權力的影響。也就是說,即使國家讓其控製的銀行犧牲儲戶的利益、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他們也無法對國家股東作訴訟,因為訴訟也不一定有用;在這種權力與權利不對稱的情況下,銀行和政府控製的其它金融機構會不顧金融風險地向國家以及國有企業作貸款,使呆壞賬不受約束地擴張,導致金融危機。第二,既然政府權力控製金融特別是銀行,那麽跟權力有關係的個人和企業就得天獨厚,這是在國家壟斷金融的體係下金融風險的另一個主要來源。第三,由於政府的負債最後是由國家來承擔的,而國家又掌握貨幣政策和發行貨幣的權力,那麽一旦由於政府引發債務危機,在這種危機很快就變成貨幣危機,使金融危機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第四,通過國家壟斷金融使銀行等機構遍及全國,這樣讓銀行控製的金融資源規模達到最大,這當然使不受製約的權力所可能帶來的道德風險達到最高,每次濫貸的金額也會被放大。也就是說,國家直接壟斷金融的結果不僅從根本上使金融交易中的民間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削弱憲政的運行空間,而且在權力的壓力下金融危機的風險會被無限地擴大。在1930年代明國時期中國的經曆證明了這一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亞洲國家的經曆也如此。

   中國還會發生金融危機嗎?

  跟民國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仍然缺乏對權力的實質性製約,簽約執行、金融交易者的權益保護以及司法獨立也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又需要憲政改革。盡管權力缺乏實質性製約,中國經濟又以國有企業為主,金融體係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由國家壟斷,而且絕大多數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是國家的。特別是,在更加發達的交通網絡和信息流通網絡的支持下,銀行體係所控製的金融資源達到39萬多億,保險業控製的金融資源為1萬6千多億。在政府控製的金融資源規模上升到如此之高的同時,權力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中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道德風險被放到最大。在這種背景下,金融危機的潛在破壞性相對於1930年代的中國不但沒被縮小,反而被擴大。人們隻能期待製止呆壞賬產生的製度架構。

  除了推進製約行政權力、保障司法獨立的憲政改革外,當下至少可從另外兩方麵著手,以降低金融危機的出現概率。第一是將國有銀行以及其他國有金融民營化,至少是鼓勵民間金融的發展。根據上麵所說,這樣做至少能縮小不受製約的權力所能產生的呆壞賬規模,降低金融危機的程度,同時讓司法和市場監督機構更能獨立地運作。其次是進一步放開新聞媒體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報道。新聞媒體的自由追蹤報道可以把問題在發生的初期就曝光,迫使當事人立即解決,化解潛在的危機。相反,如果不允許媒體自由報道,使當初細小的問題也能發展積累成金融危機。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例,當年新聞最不自由的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的金融危機最嚴重,事後發現的呆壞賬比例最高,其經濟和社會受到危機的衝擊也最大。相比之下,新聞曆來更自由的菲律賓、新加坡、台灣則基本沒發生危機,基本沒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太多的衝擊。因此,自由的新聞媒體能降低金融危機的概率。(本文轉載自《權衡》雜誌2006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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