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148 --- 人民幣的蝴蝶效應之四

 

人民幣的蝴蝶效應之四: 我們沒有時間表

 

 

美國著名財經專家Jr. William Pesek這樣評論國會對華製裁法案，“這是一種夾雜了嫉妒、恐懼與恨意的心態……它是很爛的經濟學，但卻是很棒的政治操作。”與其異曲同工的是出席6月24日參議院聽證會的Greenspan和財長Snow也表示，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既沒有任何“利好”，也不能改變“雙赤字”問題。可是華盛頓為什麽三番五次的用盡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呢？

 

 

中國經濟和匯率選折

格林斯潘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把目前中國的固定匯率製轉變為靈活匯率製，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都會有幫助。因為依靠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掛鉤確實不是長久之計，而且這種匯率體係對分配國內稀缺經濟資源的效率確實是非常低的。另外，彈性匯率也有助於中國經濟更好得和世界經濟整合。

 

然而，正如本係列三強調的是人民幣的靈活匯率製絕對不意味著美國貿易赤字的歸零，這裏就不再重複分析了。作為一個經濟和貿易大國，中國的匯率形成機製應該以國際貿易為軸心來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區域性貨幣體係，這是因為從眼下世界經濟的格局看，事實上存在著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大中華經濟圈。

 

 

中華經濟圈和東亞金融合作

所謂大中華經濟圈，應該包內地，港澳台以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與中國經貿和文化聯係緊密的東盟國家。雖然東亞地區金融合作已經取得曆史性進展，但由於曆史、文化、政治經濟製度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方麵的差異和利益衝突，地區金融合作的深化尚麵臨眾多困難和製約。首先，《清邁協議》隻是一種雙邊協議而不是多邊協議，其貨幣互換條款和 10%的無條件緊急救援額隻具有象征意義，不足以建立市場信心。而且《清邁協議》並沒有明確包涵能促進地區貨幣整合的政策目標。再者，亞洲債券基金方案也存在缺點，已推出的兩個亞洲債券基金總規模也隻有30億美元，仍隻具象征意義，而且ABF不是建立在市場參與人和市場原則基礎上的，因此它在吸引投資者方麵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從長期來看，建立“東亞貨幣體係”和創設亞洲單一貨幣還是一個比較完妥的選折。

 

按照貨幣地區主義理論，隨著東亞地區經濟和金融的一體化，在建立地區清算基金之後，地區貨幣體係的建設就應提上日程。不過，貨幣或匯率合作屬於宏觀經濟政策層麵上的合作，它必然影響各國政策自主權，因此也是最為複雜和困難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進行規劃和推進，這點可以由歐洲貨幣一體化所碰到的接連挫折得到驗證。但是展望未來，地區金融合作不僅有助於打破長期以來東亞地區合作的僵局，還有助於促進貿易一體化的發展。而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一個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大國，參與地區金融合作已經是中國的必然選擇。隨著東盟10+1自由貿易區（AEFTA）的逐漸形成，區內貿易勢必發生貨幣結算問題。人民幣要想達到如上目標，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無論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還是今日人民幣頂住壓力拒絕升值，都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重要體現。如果人民幣匯率經常波動，不僅將來難以說服東盟成員讓人民幣成為結算貨幣，而且也不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人民幣升值沒有時間表
關於人民幣何時升值的爭論已經進行了幾年，且越演越熱。2003年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曾將日本的通貨緊縮乃至全球經濟不景氣都歸罪於“進口了太多的中國廉價商品”。美國也把貿易逆差和失業問題歸咎於此，歐盟１５國也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了。今年三月以來，美國輿論甚至拋出了“匯率操控”之說，然而讓人民幣成為犧牲品隻是美國及盟國的一廂情願。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始終頂住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沒有動。從長遠來看，則是中美地區戰略問題。如果美國不能在未來的3-5年時間內迫使人民幣匯率“不斷波動”，勢必要麵對人民幣成為東亞貿易結算貨幣的現實，其結果不僅美國的直接經濟利益受到影響，而且美國在東盟的戰略利益也會麵臨挑戰，這就是美國政客齊聲對人民幣匯率狂吼的深層原因。

正象中國政府多次表示的一樣，人民幣匯率調整應該出其不意，中國不應該考慮美國的利益，也不應該有時間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Lawrence Klein教授在6月25日聯合國Project Link 春季會議上發表演講說：“中國現在不應當考慮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製度。從任何意義上來說，維持現在的匯率製度沒有甚麽不合適或不合法的，中國需要對外開放經濟，也需要打擊投機活動。美國貿易表現很差，這是一個由美國內部的決策所引起的問題，應該由美國自己來調整。”我個人最欣賞的是人行副行長李若穀對美國記者的回答，“我們已經在向基於市場供求基礎上的匯率製度轉變，至於要花多長時間，我不知道答案也沒有時間表”……對於有著8000年曆史的中國來說，10年隻不過是一瞬間。” 他還說，“美國在1984年就承諾逐步減少對台灣的軍售，然而20年過去了，nothing has happened。”這位雄辯的李行長丟給目瞪口呆的美國財經記者最後一句話是“So far，so good。”真的，看了李若穀的答記者問，有種長出一口惡氣的舒暢感。

 

 

 

不知道為何寫完這人民幣係列後，我覺的心痛和不平。對比200年來風調雨順的美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每一步都是這麽艱難得才走到了今天，或許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天將降大任”的必需經曆吧。我在心裏對祖國說：堅持啊，中國，來年我必將帶回 “夷人之技”以“製夷”。

 

寫於2005年7月10日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