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283 --- 拉美經濟轉型加劇社會矛盾

 

來源：搏客中國

 

上個月初，玻利維亞種植古柯葉的農民封鎖了首都拉巴斯通往外界的道路，要求
總統辭職。盡管總統梅薩隨後宣布了辭職，但其辭呈因未獲議會批準，他將繼續行使
總統權力。

　　玻利維亞很多農民長期依賴種植古柯葉為生，但在政府為禁毒不準他們種植古柯
葉之後，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他們渴望改變現狀。

　　近年來，在拉美這類反映社會不和諧的事件時有發生，這同拉美社會發展遠遠滯
後於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去年年末發布的《２００４年拉
丁美洲社會報告》稱：２００４年拉美貧困人口達到２．２４億，占人口比重的４３
．２％，其中赤貧人口為９８００萬，占人口的１８．９％；拉美地區的城市失業率
居高不下，繼續保持在１０％以上。報告認為，貧困和失業成為拉美當前麵臨的嚴重
的社會問題。

　　報告揭示的並非新問題，而是拉美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所造成的痼疾。盡
管２００４年拉美經濟呈現出近年來少有的增長勢頭，但它並沒能遏製住拉美社會問
題惡化的趨勢。由此我們再追溯到２００１年阿根廷危機引發的社會騷亂，以及此後
在素有“拉美的瑞士”之稱的烏拉圭，以及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發生的劇烈社會動蕩
，都在表明，盡管拉美國家人均ＧＤＰ超過了３５００美元，但是要實現經濟社會協
調發展，社會和諧安定，依然任重道遠。

　　高增長付出高代價

　　拉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社會問題日益突出，這與他們長期重視經濟增
長速度，忽視增長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有密切的聯係。為了加快經濟發展，
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拉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較長時期內注重經濟增長速
度，依靠國家對經濟的強大幹預，不惜一切代價，拉動經濟增長。１９５０～１９８
０年，拉美經濟經曆了增長的黃金時期，在這３０年間整個地區的ＧＤＰ年均增長５
．３％，人均ＧＤＰ翻了好幾番，到１９７５年超過了１０００美元。與此同時，拉
美國家私人消費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均ＧＤＰ的增長，不少國家忽視了經濟增長的可
持續性，以及經濟增長與發展之間的協調性。在人均ＧＤＰ超千美元後的經濟高速增
長期，更是將資金集中投向某一領域，依靠少數部門拉動ＧＤＰ的增長。如以建築業
拉動增長，在１９８２年，建築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阿根廷、巴西、烏拉
圭分別達到了８０％、７２％和７７％，整個拉美平均達到了６５％。在此期間，拉
美國家的政府重視經濟增長的速度，試圖通過高增長解決貧困問題，因而忽視了對增
長過程中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均和兩極分化加劇等社會問題的關注，從
而使得拉美國家為經濟增長付出了高代價。

　　首先是“舉外債促發展”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爆發。整
個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拉美外債總額急劇增加，外債還本付息額占出口的比重達到了４
１％，結果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最終在１９８２年爆發債務危機，使拉美
經濟遭受災難性的重創，導致拉美經曆了“失去的１０年”，至今仍無法擺脫巨額債
務的束縛，在重大經濟政策上不得不受製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其次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加劇，整個拉美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地區。在
經濟高速增長期，多數拉美國家期望高增長能夠形成高消費的社會階層，通過他們的
高消費拉動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從而達到提高全社會生活水平的目的。然而事實
卻與願望背道而馳。由於經濟政策舉措多於社會政策舉措，在拉美人均ＧＤＰ迅速增
長的同時，收入分配兩極化和城鄉貧困化現象不斷加劇。少數高收入階層占有絕大部
分財富，而占絕大多數的低收入階層卻隻擁有國民財富中的極少部分。對此，拉美國
家並沒有采取相應措施予以糾正。上世紀７０年代，拉美經濟增長達到頂峰，反映收
入分配不公的吉尼係數也達到了創紀錄的高水平，在巴西高達０．６６，在哥倫比亞
和秘魯分別達到０．６１和０．６０。巴西１０％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６０％，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間的差距高達４３倍。在許多拉美城市，現代化建築與簡陋的
貧民窟比鄰而居，成為社會反差的鮮明寫照。

　　城市化和邊緣化結伴而行

　　在拉美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拉美國家出現了城市化的趨勢，但它卻是以部分地
區和部分人口的邊緣化為代價，從而加重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農業地位的持續
下降和城市經濟的迅速膨脹，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大量地、無序地向城市轉移，使得拉
美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麵對城市化浪潮，為改善城市設施、緩解人口劇增造成的巨
大壓力，拉美國家不得不在中心城市基礎建設方麵不斷增加資金投入，改善這些城市
的居住和投資環境。結果造成經濟中心進一步向主要城市集中，農業人口進一步向中
心城市轉移，最終形成拉美經濟發展的怪圈。在這個過程中，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兩
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是都市化趨勢。人口和經濟活動向中心城市集中。阿根廷、智利的首都地區都
集中了全國的１／３人口，烏拉圭首都人口則占全國人口的４２％。拉美不少國家的
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少數中心城市，加速了拉美國家的都市化趨勢。

　　二是邊緣化趨勢。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周邊地區構築起城市的邊
緣地帶，造成城市貧民區的不斷擴張。他們難以融入城市發展的進程，也難以充分享
受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在巴西有將近５００萬家庭無地可耕，這些失去土地的農
民展開奪地鬥爭，形成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從而使得農村暴力活動日益加劇。

　　邊緣化趨勢還表現在占大部分國土麵積的地區被排斥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外。以巴
西東北部地區、北部地區與南部和東南部地區的人均ＧＤＰ為例，最高地區和最低地
區相差數倍。在社會發展的指標方麵，邊緣地區的文盲率、貧困化人數等都要大大高
於中心城市，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也更加嚴重。

　　經濟轉型加劇社會矛盾

　　１９８２年拉美債務危機爆發後，在內外壓力下，拉美國家不得不進行經濟結構
性改革，實現由國家幹預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
轉移。為此，拉美國家采取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主要經濟政策市場化的
做法。許多重要經濟領域向外資開放，致使跨國公司攜其資金和技術大量湧入拉美，
在許多部門，尤其是盈利的新興工業部門中占據了壟斷地位。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外
國企業在拉美５００強企業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１４２家增加到２００家。這些企業
的資金和利潤在全球範圍內轉移，直接造成一些拉美國家的經濟動蕩。這一時期，拉
美地區大國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後陷入金融危機，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外部資金
的快速轉移密切相關。

　　在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改革目標下，拉美的國有企業不再成為提供就業的主要
來源，市場成為調控經濟的主要杠杆。拉美國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其中最
明顯的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貧困化現象更加惡化，失業率迅速上升。以阿根廷為例
，１９８０年阿根廷最窮的４０％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１７．４％，最富有
的２０％的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４５．３％，而到１９９０年前者占總收入的比重
下降到１４．９％，而後者則上升到５０％，同期的基尼係數由０．３７５上升到０
．４２３。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梅內姆政府采取的激進式的改革措施進一步惡化了整個
社會環境。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阿根廷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
的比重由１９．７％上升到４１．５％，城市失業率更是接近２０％，社會矛盾愈加
尖銳，最終導致阿根廷經濟和社會危機同時爆發。

　　緩解社會矛盾，逐步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拉美國家的當務之急。然而，近
１０多年來拉美的經濟改革是以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目標，政府的改革舉措在
強化市場作用的同時，卻極大地弱化了政府的作用，結果導致政府在推進經濟社會協
調發展方麵難有作為。新舊世紀之交，拉美國家又經曆了“失去的５年”，許多重要
的經濟社會指標都有所惡化。這些事實表明：在市場競爭機製的作用下，單靠市場的
力量難以解決拉美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痼疾。隻有政府才能承擔起經
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任，構建起穩定的、能夠緩解社會矛盾的社會保障機製。為此，
拉美國家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新一輪的改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