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賭博習俗

10、“賭錢不輸方”——乞頭、囊家、賭場

　　古時有這樣一句俗話：“賭博不輸，天下營生第一。”然而，各種賭博的勝負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不是取決於賭徒的技術，而是取決於所謂“手氣”，即使是此道高手也隻是勝多負少，仍不外“勝負兵家常事”。

　　那麽，在排除了舞弊和騙術之後，能不能做到“賭錢不輸”呢？對這個問題，宋朝的蘇東坡講了如下一個笑話：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嚐欺少年也。

　　——《東坡誌林》卷二

　　蘇東坡講的雖然是個“戲語”，但連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個事實：要想賭錢不輸，隻需“乞頭”即可，那麽，什麽叫做“乞頭”呢？

　　所謂“乞頭”，用今天的話就是“抽頭”。賭場主或聚眾賭博的“窩主”在賭博過程之中向贏家抽取一定比例的錢財，稱為“頭錢”。這是經營賭博業者最重要的財源之一，同時也是最穩妥的收入，賭館做莊家可能輸給賭客，但頭錢照抽不誤。這就是“賭錢不輸方”的實質。

　　關於聚賭抽頭的最早文字記載見於唐代李肇的《國史補》：

　　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宋人王得臣《麈史》雲：“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這樣解釋囊家的得名：“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由此看來，囊家是主持賭博的“裁判”，目的在於防止舞弊爭鬥，所以又有“錄事”之名。什一而取的“乞頭”是對囊家的報酬。《辭源》則這樣解釋“囊家”：“囊，袋，窩藏的意思。”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看起來不無道理，但缺乏根據。總之，囊家、公子家、錄事的身份是明確無誤的。即設局聚賭抽頭取利的賭場主或窩主。

　　唐代以前是否存在囊家呢？雖然史無明文記載，但從社會常識來看，賭博一旦流行到相當程度，出現以此為職業者，就有可能出現囊家、乞頭一類事物。司馬遷說：“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史記·貨殖列傳》）這個因賭博致富的桓發僅僅因為善賭的緣故呢，還是兼以經營賭場發財？看來皆有可能。南朝陳的司徒左長史王質，曾因“招聚博徒”的罪名被免官。王質出身於當時的一流士族高門琅邪王氏，在“士庶天隔”而士族賭博之風盛行的南朝，如果與士族們賭博是不大會招致這個罪名的。那麽，他“招聚”的博徒很可能是庶族中人甚至市井無賴等類，在“士庶天隔”的社會他不惜有辱身份而做出這等在整個六朝時期絕無僅有的事情，其目的隻可能是為了“阿堵之物”。如果事情真相真如上述，那麽王質就是唐代以前的一個囊家。

　　囊家如果是個人，可叫做窩家。如果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成為專營賭業的賭場主了。中唐以後的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很快，與之相適應的賭博必然同步發展，雖然現存唐代文獻還缺乏記載，但從北宋初年的嚴禁賭場的詔書（《宋會要·刑法二》、大宋淳化二年詔開封府文）來看，最遲到晚唐五代時，已有相當數量的賭場存在於發達的商業城市之中了。

　　宋元時期的賭場多稱為“櫃坊”，也有“博易場戶”、“賭錢行”、“窮富賭錢社”、“賭房”等名稱。這些大大小小的賭場遍布於汴京、臨安、大都及其他城市之中。北宋時期，東京的皇家林苑“金明池”於每年春三月間向市民開放，縱人關撲賭博，是時“（金明池）街東皆酒食店舍，博易場戶”。附近還有臨時的“勾肆質庫（當鋪），不以幾日解下，隻至閉池，便典沒出賣”。（《東京夢華錄》）這種當鋪，很明顯是供賭徒和市民們典當物品換取現錢賭博而設的。

　　雖然法律明文禁賭，但賭場似乎明目張膽，毫無顧忌，在以“定窯”而聞名後世的定州（今河北定縣），城中即“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蘇東坡集》“奏議”十四）有時候連官府也要設立臨時性的賭場，宋神宗時行青苗法，有的地方官府在發放青苗錢的場所設立關撲賭場，引誘農民參加，結果有的農民領了國家貸款，卻又全部輸個幹淨，白白欠了一筆債務。

　　宋元時期的賭場多為個人經營，規模不大，這樣的“賭房”賭攤遍及鄉鎮，《水滸》第十五回中阮小五的母親向吳用訴說兒子好賭道：

　　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卻才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

　　這裏所說的“鎮上”是指僻處梁山泊邊的石碣村，阮小五“連日”去賭，說明那裏必然有常年聚賭的場所，《水滸》中稱之為“賭坊”。

　　在商賈聚集的通衢要道，往往賭坊林立，《水滸》第二十九回中施恩向武鬆訴說與蔣門神結仇時道：

　　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著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

　　孟州城外一處市鎮，百十間客店，便有三二十處賭坊，比例是相當大的。這些賭坊要經營，必須向有勢力者，先是牢城“管營”的公子施恩，後是地方武官“張團練”和惡霸蔣門神每月孝敬若幹錢財，才得相安無事。這就可以解釋蘇軾所奏定州城內賭場公然“明出牌榜，召軍民賭博”的原因。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是普遍的。《水滸》雖是小說家言，卻表現了宋元時期的這一社會現實。

　　明清時期是古代賭風最盛的時代，尤以清代更甚。清初，明代以來的賭博便一直流行，到乾隆嘉慶以降，更是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在這個時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履園叢話》）。與此相適應的是規模不等的各式賭場。有的“每遇集會搭棚開店，外麵買賣酒食，內則鬥牌、擲骰。名曰趕赴會場，實則招集誘賭。並有公然置桌，或設小席布單於地，聚人押寶，肆無忌憚者”（《培遠堂偶存稿》卷二一）。這類賭場屬公開或半公開，規模也不很大。另一種是秘密的，如“江蘇地方紳宦當商，倚借財勢，專事開場，以抽頭為不竭之生涯，以窩賭為不破之妙計，分布爪牙，深居密室（《培遠堂偶存稿》卷一一）。這類賭場的客人多為富家，是豪賭的場所。此外，還有各種鬥物賭博的場所，其名目有鵪鶉圈”、“鬥雞坑”、“蟋蟀盆”等，全都公開招賭，前文所述清廷內務府每逢秋季舉行的鬥蟋官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鴉片戰爭以後，在沿海地區和各通商口岸出現了大規模的彩票性質的賭博，主持其事往往是一個集團，各自有完整的一套係統，如上海的“花會”的賭場有“大筒”、“聽筒”之分，工作人員有護筒、開筒、核算、寫票、收洋、看洋、巡風、更夫、稽察和“老師父”，各司其職。它與其說叫賭場，勿寧說叫“賭會”更為切實。其他如闈姓、白鴿票、山票、鋪票等類，也大致相同。這些賭場或者受到租界洋人的庇護，或者向地方政府繳納了賭捐，獲得了合法身份，其外貌都是堂而皇之的。如廣州的番攤館：

　　“以兵守門，門外懸鎂精燈或電燈，並張紙燈，大書‘海防經費’等字，粵人所謂奉旨開賭者是也。尤大者，則嚴防盜劫，時時戒備。博者入門，先以現金或紙幣交館中執事人，易其籌碼，始得至博案前，審視下注。博案之後，有圍牆極厚，中開一孔，方廣不及二尺，博者納現金，執事人即持現金進入方孔，而於方孔中發遞牙籌，如現金之數，博者即以牙籌為現金。博而勝，仍以原籌自方孔易現金，雖盈千累萬，無不咄嗟立辦，故極大之博場，一日之勝負雖多至數萬數十萬，無絲毫現金可以取攜。即有盜賊奪門而入，亦不能破此極厚之金庫，以掠現金也。”

　　——《清稗類鈔》賭博類

　　在這樣合法而又戒備森嚴的賭場之中，賭客盡可以放心豪賭，一擲千金，賭場也由此而財源滾滾，日進鬥金了。

　　不同的賭場，抽頭的方法各異，有的依照古老的乞頭原則，“什一而取”。如番攤館，對贏家采取“九成派彩”，即按贏家應得的數額僅付給九成。有的明看不抽頭，而暗中變相抽頭，如“花會”，每次“開筒”的機會是三十四分之一，但押中的賭客隻得到賭注的二十八倍，其中的差額也可以叫做“頭錢”。再如香港的“麻雀館”，采取收“入場費”的辦法，打四圈牌收費若幹，同時還免費供應茶水或咖啡，其實也算是變相的抽頭。

　　自古以來，嫖和賭就是一對孿生怪胎，妓院往往又是嫖客們豪賭的場所。清末盛行麻將，嫖客和來賓在哪位妓女房中打牌，照例要抽頭作為該妓的“脂粉錢”，抽頭的比例往往不止什一，高的可以達到“什三”，因為在這種場合，賭客之意往往不在銀錢，而在於聲色，是輸是贏都無所謂，逢場作戲而已，隻是便宜鴇母和妓女。

　　除了抽頭，賭場還有另一件生財之道，那就是騙術，欲知詳情，請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