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賭博習俗

7、“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賭博，飲酒和酒令

　　酒文化和賭博文化，自古就是人類社會風俗文化的兩個重要內容。賭博和飲酒，同具有很強的娛樂性和刺激性，是古代人們娛樂消遣的兩個重要內容。正由於這個原因，在世界許多民族的社會風俗之中，飲酒風俗和賭博風俗也常常存在著密切的聯係。在古代東方和希臘羅馬等文明古國的古遺跡和墓葬中，酒器和賭具（最常見的是骰子）常常相隨出土。羅馬帝國晚期，從皇帝、近衛軍到市民，大多沉溺於狂飲和豪賭之中，著名的暴君尼祿是其代表。這個社會現象被後世認為是腐朽和墮落的典型標誌。

　　飲酒和賭博二者的聯係，在古代中國表現得同樣的明顯。而中國獨具特色而又內涵豐富的文化係統，又使得這種聯係表現出複雜而多變的色彩。

　　從戰國時代開始，飲酒和賭博就雙雙成為人們聚會宴樂的主要內容。齊國的辯士淳於髡曾向齊威王說道：

　　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史記·滑稽列傳》

　　北方的鄉閭之會如此，南方的貴族之家亦大略相同。《楚辭·招魂》在描寫家居行樂有這樣的句子：

　　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製犀比，費白日些……娛酒不廢，沉日月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同樣是酒、色和賭博，無論南方還是北方，貴族或是平民，內容並無大異，隻是貴族之家自然要顯得華麗典雅而已。

　　先秦時代的這種風俗，為以後的人們世代沿襲，盡管曆代法律禁賭，酒禁亦時弛時張，但這些禁令往往徒為一紙空文，在現象麵前總是顯得蒼白無力。

　　一首漢樂府古歌這樣寫道：

　　上金殿，著金樽。延貴客，入金門。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棋。博弈且複行。

　　在賭風興旺的魏晉南北朝，即使是僻處西南的益州（今四川）地區，人們“聚會宴飲”時也喜歡“意錢之戲”，飲酒賭博兩不誤。

　　降至明清，宴飲與賭博的聯係愈加密切，各種婚喪慶吊，筵席之後多繼以賭局，歲時節令，人們更是走一處，吃喝一處，再賭一場。清代淮揚、蘇杭一帶的鹽商、巨賈之家，“每有宴會，名士巨賈畢集，酒闌，輒於屋後花園作樗蒲戲。”（《清稗類鈔》賭博類）時人稱為“賭宴”。

　　飲酒風俗與賭博風俗如此密切地相聯係，使社會上出現了不計其數的酒徒兼博徒。上至帝王貴戚，下至草莽寒門、芸芸眾生，均多有此道中人。在娛樂生活單調、枯燥的下層社會，這類人更是比比皆是。

　　賭博和飲酒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如此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招致了人們對它們的許多評論，而這些評論卻很少不偏不頗地采取中肯的態度，絕大部分均非常鮮明地集中在兩個極端。

　　一方麵，強烈的娛樂性和刺激性，往往使人們在飲酒和賭博時表現得狂熱和豪放，飲如長鯨吸百川，千金一擲隨手盡，曆來被人們視為豪放和瀟灑的標誌，在風氣開放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尤其如此。阮籍、劉伶之類的嗜酒若命；袁彥道、桓溫之流的“投馬絕叫”、十萬一擲，一直被後人津津樂道，視為所謂“魏晉風度”。在氣象恢宏的唐代，豪飲、縱博、挾劍橫行，常常成為人們的自我特長和性格標誌，並以此誇耀、標榜於人，也可以說是“盛唐氣象”的組成部分。在唐人詩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此類豪言壯語。在最負盛名的李白和杜甫的詩篇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這兩位酒徒兼博徒的自我標榜，又可以看到他們對豪飲縱博的由衷讚美。

　　李白是曆史上最有名的“酒中仙”，關於飲酒的豪言壯語舉不勝舉。他自稱“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飲三百杯”；對於酒徒的評價之高，從古以來恐怕無過於此；“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將進酒》）杜甫嗜酒之名不及李白，但實際上毫不遜色，著名的《飲中八仙歌》雖不是自我詠歎，卻可看出他對酒徒們的衷心讚美和悠然神往。從少壯之時到老病尋侵，他同李白一樣，從未放下手中的酒杯。“嗜酒”、“痛飲”、“酣飲”、“縱飲”一類的詩句，可以說貫穿於他的詩集始終。更有甚者，李、杜二人的死都直接與酒有關：傳說李白月夜飲酒於船上，醉後赴水中捉月而溺死，而杜甫之死於牛肉白酒卻是千真萬確的，不管那牛、酒有毒還是無毒。

　　李白與杜甫也一樣地好賭。李白曾自稱：“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嗬嚇來煎熬。”又稱“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杜甫也曾有《今夕行》一首，全寫自己與人縱博的情形和意氣：

　　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鹹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杜甫還有一首著名的七絕《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可說是這兩位酒徒兼博徒的生動寫照。

　　酣飲、縱博的所謂“魏晉風度”和“盛唐氣象”深刻地影響著後世的文人。中唐以下的韓愈、白居易、杜牧，宋代的陸放翁，元代的關漢卿，明代的祝枝山、唐伯虎，清代的龔定庵，等等，許多享盛名於世的人們的身上，都濃重地體現著這一種風度。

　　飲酒和賭博可以愉悅精神，使人逸興湍飛，豪氣幹雲。但同時更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沉溺於賭博、飲宴之中，不僅誤事、破財，嚴重者使人消沉、墮落，乃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因此，人們在讚美豪賭與豪飲的同時，又常常把它看做重大的品行之虧。這裏同樣以唐人為例。

　　《新唐書》本傳這樣記下麵幾位名人：

　　隱太子李建成：“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在正統人士的心目中，飲酒賭博就是無行”的標誌，無怪乎勵精圖治的唐文宗每當外任官員陛辭，總要諄諄告誡“勿飲酒，勿賭博”。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在那個時代飲酒賭博在官員之中是何等地盛行。也無怪乎以鬥雞徒自詡的李白會將名將哥舒翰比做鬥雞徒，來加以諷刺、貶抑，好像忘了自己曾以此自豪：

　　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無論貶抑還是讚美，飲酒和賭博在古代人們的文化生活中仍然占據著不容替代的重要位置，數千年來，一直並行不衰。

　　長期並行不衰，使賭博和飲酒之間還產生出另一種文化娛樂，這就是酒令。

　　在眾多的人們一起飲酒時，相互之間常常發生“賭酒”——遊戲競爭，負者喝酒。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猜拳行令”。賭酒必須分出勝負，因此人們很容易借用博戲手段，以達到娛興的目的。上麵所引淳於髡所說“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就很像一個賭酒娛樂的場麵。

　　賭酒發展到後來演變為行酒令，一般研究者均認為，酒令最早產生於唐代，而骰子也恰好在此時流行於中國社會，於是人們逐漸利用骰子的豐富內涵來行酒令，這種酒令叫做“骰子令”。骰子令在唐代及後世都廣泛流行，唐人皇甫鬆說，唐代“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蓋欲微酣然後逶邐入令”。（《醉鄉日月·骰子令》）酒酣耳熱之際，“笑擲骰盤呼大采”，熱烈而歡快，可為席上生色增春。

　　自唐至清，骰子令盛行於世，其花樣品種豐富多彩，難以枚舉。大略而言，皆是按擲出的骰彩來決定對何人賞、罰酒及杯數。白居易詩雲：“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雲：“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白氏所說的這些骰彩是由哪些點數組成、令的賞罰如何，均已不可考知，僅剩下了這些名號。不過，後世流傳至今的骰子令譜仍有不少，如元代楊維楨的《除紅譜》、張光的《醉綠圖》、屠豳叟的《兼三圖》等，它們各自采用四、五、三粒骰子，對每一種骰彩都有具體的規定，並且大多配有圖譜，這些圖譜根據骰子點數一至六點的種種象征：

　　幺象征地、星、日、月、珠、春水、兒孫等；

　　二象征蝶翅、星鬥、眼、孩兒等；

　　三象征魚、龍、劍、禽、蠶、柳等；

　　四象征人、錦、霞、火、花、彩鳳、紅色等。

　　五象征梅花、虎、蓮蓬、菱角、雲等。

　　六象征天、龍、老翁、綠色、雪花等。

　　來各自取出典雅的名稱，並與賞罰直接關聯。

　　此外，由骰子演變而成的某些博戲也可以行酒令，其中常見的是“骰子選格”（彩選），也可以叫做“官職升降令”。蔡祖庚《嫩同觴政》就是一種此類令譜，規定用骰四粒，以不同的彩來決定“德、才、功、贓”，以定賞罰酒數。

　　除了骰子令之外，許多酒令也要靠骰子來輔助進行。《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寫眾芳在怡紅院為寶玉祝壽，所行的是一種牙籌令，實際上席上眾人的廢興，全憑四粒骰子決定：

　　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裏麵裝著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裏麵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看，隻見簽上畫著一枝牡丹，題著“豔冠群芳”四字。下麵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又注道：“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為賀。”

　　……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伸手掣了一根出來……眾人看時，上麵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雲：“日邊紅杏倚雲栽。”注雲：“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再同飲一杯。”

　　由骰子發展演變而成的牙牌（骨牌），是常用於行酒令的另一種博具，這類酒令稱為“牙牌令”。牙牌令盛行於明清時期。《紅樓夢》第四十回有“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一段文字，寫得精彩而生動：

　　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再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

　　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

　　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幺’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幺’兩點明。”湘雲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幺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禦園卻被鳥銜出。”說完，飲了一杯。

　　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莊家閑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兒，可不像這麽好聽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試試。”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蟲。”鴛鴦笑道：“右邊‘幺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卜一頭蒜。”眾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著，也要笑，卻又掌住，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聽了，由不的大笑起來。

　　這裏鴛鴦所說的“骨牌副”見於清人金杏園所輯《宣和譜》，其中記載了牙牌博戲的玩法，四人共戲，每人得八扇牌，然後由莊家起，依次出牌，吃牌，再出牌，各人將手中牌湊成三扇一副的兩組，再加餘下的兩張湊成有規定“色樣”的“推出”，即可“亮牌”。由不同的牌副，可得大小不等的“注”。顯然，這種玩法與麻將牌的基本打法很相似，很可能是麻將打法的濫觴。

　　宣和牌的“副兒”，有多種譜式，可分為如下幾類：“五周圍”、“雜副”、“分相”、“六巧合五”。分類的原則是以組成三扇骨牌的六粒骰子的特殊組合而定，如“五周圍”，就是六粒骰子中有五粒色樣相同。“六巧合五”，則是六粒骰子，正巧合為點數相同的五種色樣。引文中史湘雲所說的“櫻桃九熟”和薛姨媽說的“二郎遊五嶽”屬於“五周圍”。劉姥姥說的“一枝花”則屬於“六巧合五”。

　　“櫻桃九熟”由兩張“地”牌（長幺）和一張“幺四”組成，分解開來，是六粒骰子，即五粒“幺”和一粒“四”。全為紅色，很像九粒熟透的櫻桃。形象而生動。

　　《紅樓夢》中寫行酒令的文字不少，另外有兩處也涉及到《宣和譜》中的骨牌副名。如第六十二回湘雲、寶玉和黛玉行“古文貫串令”，第一百零八回寫賈母、薛姨媽等擲骰行令，都要求令辭中有一個骨牌名，其中黛玉說的“折足雁”，湘雲說的“鐵鎖纜孤舟”，賈母說的“公領孫”，薛姨媽說的“臨老入花叢”，都可在譜中找到。

　　為了賭酒行令，人們借用博具。反過來，某些博具也是在行酒令之中產生或發展演變而成。為了行令，人們發明和使用了“葉子”，以後演變為葉子戲、葉子酒牌，最後發展為馬吊牌、紙牌和麻將（詳見本書“紙牌”和“麻將”兩部分）。這個完整的博戲係列，即使不說是完全由飲酒和行令之中產生，那起碼也可說是與飲酒行令密不可分的。

　　人類社會的風俗文化，就是這樣密切地相互浸潤、影響和演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