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賭博習俗

4、“冷落秋千伴侶闌珊打馬心情”——婦女與賭博

　　自古以來，婦女一直是賭博隊伍中的重要成員。不過，由於各種社會因素，婦女的賭博有其自身的特點，考察婦女賭博之風，對於完整地了解古代社會的賭博風俗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博戲的遊戲性、技巧性，要求賭博的人必須有大量的閑暇時間，這就使有閑階層成為產生賭徒的淵藪。古代婦女與男人比較，有較多的閑暇，而婦女之中最稱閑暇的首數專製帝王的後妃、嬪娥。自來後宮號稱粉黛三千，然而能得皇帝親近的為數寥寥，絕大多數宮人日夕望羊車不至，總是在百無聊賴的優裕生活中打發著光陰。於是，賭博這種富於刺激的遊戲便很容易受到這些空虛的心靈的歡迎。正如一首《宮詞》所寫：

　　日高房裏學圍棋，等候官家未出時。

　　為賭金錢爭路數，專憂女伴怪來遲。

　　——後蜀花蕊夫人《宮詞》

　　從漢魏至於明清，關於後宮賭博的記載不絕於書，許多知名的人物如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後都參與其中。而賭風最盛，也最為典型的，大概要數唐代後宮。

　　皇後和妃嬪是後宮的上層，也是賭博的帶頭人，中國古代最有名、也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武則天，可算是唐代後宮賭風的倡導者。她酷嗜雙陸戲，不但自己夜以繼日地打雙陸——連夢中也遇到打雙陸不勝。還時常觀看、主持朝臣們、她的內寵們進行的雙陸博戲，如大臣狄仁傑有一次就贏了武後內寵張昌宗一件禦賜的“集翠裘”，當時頗有人為之眼熱。在她的影響下，朝野上下打雙陸成風，當時有“博戲之中，長行最盛”的說法。她的兒媳韋皇後，是一位處處效法婆婆的放蕩婦人，居然將武三思引入宮中，坐在皇帝的禦榻之上打雙陸，她的丈夫，唐中宗李顯不以為忤，也不以為恥，竟安然坐於其旁為他們點籌計輸贏，當時就被看成是穢亂宮闈的醜聞。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後宮之中賭風最盛。皇帝經常同楊貴妃、諸嬪禦以及諸王博戲，“上稍有不勝，左右呼雪衣娘（白鸚鵡），必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禦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明皇雜錄》）

　　楊貴妃常常陪皇帝“彩戰”（擲骰子），據說骰子的四點塗紅，便是一次皇帝因擲得四點而險勝了貴妃，一時龍顏大悅，禦口親封“賜緋”，而從此沿襲下來的。

　　除了後妃之外，人數眾多的宮女可說是賭博的主力軍。《開元天寶遺事》載：“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據說以鬥蟋蟀賭博，也最先始於開元天寶後宮：“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同上書）於是，長安人鬥蟋成風，“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負曝雜錄》）

　　宮女的賭博有時賭注下得非常大，敦煌寫本《宮庭詩》有一首這樣記道：

　　欲得藏鉤語多少，嬪妃宮中《和。

　　每朋一百人為定，遣賭三千匹彩羅。

　　不過，大多時間這種賭博是以排遣孤悶為目的。長期的孤悶積成尋求刺激的心理，竟把賭博當成了取得侍寢皇帝權利的手段。宋人陶穀《清異錄》記載，“開元中，後宮繁眾，侍寢者難於取舍，為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宮璫私號骰子為‘挫角媒人’。”此事在《開元天寶遺事》也見記載，隻不過擲骰子變為擲金錢。自古道“宮闈事秘”，像此類荒唐至極的事在曆代後宮不一定是僅見，隻不過開放的唐朝並不諱言罷了。而賭博竟異化出這種功能，恐怕也隻能在專製帝王的後宮才能見到。

　　除了帝王的後宮之外，貴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其他有閑階層的婦女，是賭博隊伍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唐人蘇鶚的《同昌公主傳》就生動地描寫了同昌公主與貴族韋氏族人會集廣化裏夜以繼日賭葉子戲。在宋人話本、明清小說之中，常常可以看到大家內宅姬妾、普通官宦、商人、市民家中婦人們的賭博情況。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家中婦人及所往來的內眷，如潘金蓮、李瓶兒和王潮兒，幾乎都熟諳牌戲。《紅樓夢》中的賈府上下，從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到丫環、仆婦、婆子、嬤嬤，更是無一不會擲骰鬥葉。連薛寶釵、林黛玉這樣的冰雪姿容的女兒，正月裏也要擲骰子趕圍棋，賭錢耍戲。自唐宋以下，賭博竟已成為有閑階層，特別是上層社會婦女日常消遣的主要手段之一了。

　　深閨之中，素稱寂寞。陸放翁有“冷落秋千伴侶，闌珊打馬心情”的詞句，為了排遣孤悶空虛的心情，她們選擇的賭博方式大多以費時多，技巧性強者為主。宋代的李清照可說是她們之中的典型。這位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女詞人，其詩詞風格有時雄奇豪放，不讓須眉。而論起賭博，其豪氣直可稱為壓倒須眉。她自稱生性喜博，凡遇各種賭博盡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她顛沛流離，四處遷徙，博具盡散，但胸中卻從來未嚐忘卻，隻要一旦安適，舍舟車而見軒窗，就馬上想起“博弈之事”了。這樣對賭博的迷戀和坦然的態度，絲毫不輸與任何男子。而且，她對當時流行的各種博戲都頗有了解，識其源流、利弊，技藝之精，居然到了平生不論多寡從未敗北的地步。這就不僅博藝精，還包括賭運佳了。不過，這位女博徒、女詞人盡管寫下了“故繞床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表彥道布帽之擲也”（《打馬賦》）這樣豪放的文字。而實際上她所“獨愛”的卻是費時費事的“打馬”和“采選”這一類“閨房雅戲”。其用意，還在於排遣“更長燭明，奈此良夜”的寂寞心情。在這一點上，她與其他有閑階層的深閨怨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清代是古代賭風最盛的時期，婦女們以消遣為博戲主要目的的狀況在此時也有所改變。早在清朝初年，在富庶的蘇州地區，富商大賈家的婦女常舉行宴會，屆時婦人們“廣攜白鏹，招邀赴局”，像男人們一樣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被稱為“花賭”，此風一直沿襲到清末。

　　鴉片戰爭以後，各通商口岸的賭風惡性膨脹，各種純粹以贏利為目的的彩票性質賭博應運而生，參加其中的不乏婦女。廣州、上海、天津等地風行一時的“打花會”更是以婦女為主要對象，大戶內眷、小家主婦，乃至丫頭、仆婦、老媽子，沉溺其中的不知凡幾，在當時社會一度頗為引人注目。有些貪婪而又愚昧的婦人，為了祈求神靈指點押中花名，不惜四處燒香禱告、求神問卜，甚至孤身在荒郊野外野宿“祈夢”，由此而遭歹徒玷汙失身乃至喪生者，更常常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而出現於報端。

　　古代常見的另一類婦女賭博，是與娼妓密切相聯係的。“挾妓飲博樗蒲”，曆來被認為是男人狹邪冶遊的主要內容，在古代是司空見慣的。早在北朝時候，北齊的祖珽就與眾紈絝“遊集倡家”，出山東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眾妓女擲樗蒲以賭之，以為戲樂。（《北齊書·祖珽傳》）

　　賭場和妓院，在任何時代都被視為典型的銷金窟，它的興盛是與城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的。而且，其發展的結果往往形成一種無法分割的交融現象，妓中有博，博中有妓，妓院就是博場，鴇母亦即囊家。明清時期的妓院，常常是嫖客們聚眾大賭的場所，鴇母從中抽取的頭錢，往往特別重，超過常例一倍甚至更多，美其名曰“為姑娘打脂粉錢”，賭到最後，輸家大輸，贏家卻所勝無幾，而抽頭的老鴇，才是真正的大贏家。不過，嫖客來到妓館青樓，本意就是為了追歡買笑，妓女得了“脂粉錢”，自然曲意逢迎，投懷送抱。那些嫖客兼賭客們，無論贏家還是輸家，隻要得遂所望，也就無所謂勝者的喜悅和敗者的沮喪了。

　　相反，在一些講究的賭場，往往為那些豪客招妓陪侍，隻要賭客同意，還可以代客下注賭博。廣州、澳門的一些高級番攤館，就屬於此類。在這些賭館中，賭客即使小勝，但付出酒肴、鴉片招待費和妓女的纏頭資之後，仍然變成了輸家，得利的還是賭館和妓院的主人。

　　諸如此類的挾妓飲酒賭博，其意主要是追歡買笑，賭博不過是增添一些刺激或娛樂。唐宋以下，有關的詩文很多，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狎客的注意力是放在妓女身上的，如唐人岑參下麵的幾句詩：

　　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樗蒲。

　　玉盤纖手撒作盧，眾中誇道不曾輸。

　　這類詩與其稱為樗蒲詩，不如叫做挾妓詞還更為妥帖。

　　除了陪侍嫖客賭博戲樂，妓女之間也常常賭博。清末上海流行鬥蟋之戲，“甚至孤注一擲，動計百千。青樓中愛之尤摯。戧金盆子，調護彌周。有朱逸卿者，每年必畜數十頭。紅牙青項，品類各分，暇時設席，邀姊妹行，並二三佳客，團聚結寮，雌雄互角。”（《淞南夢影錄》）趨時尚是妓女的德性之一，由此可以得知，中國古代流行的各種博戲，與妓女的聯係，應當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三種婦女，構成了中國古代婦人賭博的主要成分。總的來說，她們的賭博主要是以排遣孤悶、尋求愉悅、刺激（或幫助他人尋求愉悅、刺激）為目的的，因此，古代婦女的賭博方式以技巧型、遊戲型為主。如武則天喜歡雙陸，慈禧太後喜歡打麻將，李清照喜愛打馬，同昌公主喜歡葉子戲。在參與博戲的過程中，她們對博戲也作了不少的改進和創製，有的還為文專門加以記錄，對中國博戲的流傳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武則天曾仿雙陸創製了“九勝局”，並明令頒下朝野，今臣民習玩。慈禧太後仿“攬勝圖”創製了“擲骰圖”，又名八仙過海，頒賜為宮中博具。南唐後主李煜的小周後撰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又名“編金葉子格”，可算是葉子戲的早期記錄。至於李清照的《打馬圖經並序》更是流傳遠近，將這一宋元時候的“閨中雅戲”真實地記錄下來，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詳盡的資料。

　　在中國博戲發展史上，婦女的所作所為是不容輕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