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賭博習俗

16、“無人不道看花回”——花會

　　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這是唐人劉禹錫的《贈看花諸君子》詩，它辛辣地諷刺了“二王八司馬”事件後彈冠相慶的朝廷新貴們。如果用它的前兩句來形容清朝後期粵、閩、江、浙和上海、天津等地“花會”賭博的盛況，也是十分貼切的。

　　“花會”又稱“字花”、“打花會”。最初產生於浙江黃岩一帶，時當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鴉片戰爭以後，花會傳到福建、廣東地區，以後又北傳至上海、天津、北京以至內地，直至本世紀四十年代末，偏僻如四川的一個小縣眉山，還有它的蹤跡存在。

　　花會屬於彩票類賭博，在晚清中國的各種彩票賭博之中，它是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麵最廣、對社會的毒害最劇烈的一種。

　　花會的賭法很簡單，它設出三十六種可能性，也就是分為三十六門，每次預先定下其中一門為中彩之門，參賭者如果押中了，可以得到相當於自己賭注三十倍的賭彩，如若沒有押中，則賭注全歸設賭者所有。

　　花會的三十六門名號，各地並不相同。最初的浙江黃岩花會就隻有三十四門，即三十四個古人名，每位古人畫一幅主軸並署上名號，以便到開封時公布。由於賭客中文盲很多，對這三十四位人名不易區別記憶，而且這些賭客又大多為牌九的賭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綴一隻牌九圖案以便區別，如天牌配徐元貴（徐元貴），地牌配陳吉品（陳吉品77）等等。牌九又稱為“花牌”，因此這項賭博便被稱為“花會”。這就是它得名的由來。

　　花會傳入廣州以後，其規矩有所改變，並為以後的上海、天津等地因循依照。首先是將古人名增加到三十七名，並為了招徠廣大中下層婦女參賭，去除了她們不熟悉的牌九圖案，而改配容易識別和記憶的動物圖案，具體如下：觀音（鯉魚精）、陳吉品（綿羊精）、陳人生（白鵝精）、張元吉（鹿精）、張火官（雞精）、李漢雲（牛精）、鄭天龍（石精）、周青雲（鶴精）、羅隻得（硋犬精）、田伏桑（花犬精）、宋正順（豬精）、黃坤山（虎精）、徐元貴（蝦精）、林太平（飛龍精）、陳攀桂（螺絲精）、陳日山（鴨精）、張三槐（白猴精）、張萬金（蛇精）、李日寶（龜精）、鄭必得（鼠精）、吳占魁（白鼇精）、趙天申（金貓精）、雙合同（白鴿精）、朱光明（馬精）、劉井利（鱉精）、林良玉（蝴蝶精）、陳逢春（喜鵲精）、陳安士（狐狸精）、張九官（犬精）、張合海（蝦蟆精）、李明珠（蛤蜊精）、蘇青元（鱉魚精）、馬上超（飛燕精）、方茂林（蜂犬精）、龍江祠（蜈蚣精）、王誌高（蚯蚓精）、翁有利（象精）。

　　在這三十七人之中，觀音被尊為花會會首，永遠不開。所以實際上是三十六門。上述名號在上海、天津等地也不盡相同。而僻在內地的四川，花會名號就全用各種花卉的名稱，如牡丹、薔薇、木槿、荼蘼等等，這與花會的名稱就更為相符了。

　　早期的浙江花會辦法比較簡單，花會老板每日早上將一幅卷軸包裹好後當眾縛於屋中梁上，參賭者便開始自認一古人名並注上錢數，投入一個木櫃之中。到了開注之時，老板當眾從梁上將畫軸解開、下展，然後打開投注的木櫃，按參賭者所押的名號吃進或賠出賭注。很明顯，那時的花會規模和影響都不大，不過是一個賭場的範圍。

　　花會傳到廣東、福建等地後，開始受到官府的注意並加以禁止，但規模仍擴大得很快。因此賭場往往設在荒僻人跡罕至之地。賭場僅有矮屋數間，但前麵必有一處極寬敞的廣場，以容納數十裏範圍內前來參賭的人們。每日朝夕，場內寂靜無人。至上午押注和開注之時，賭客紛至遝來，廣場上千頭攢動、人聲鼎沸，加之穿梭其中的叫賣小販和那些僅僅為了看熱鬧而來的人們，儼然成為一處通衢鬧市。這時的花會規模確實擴大了許多，但參賭者仍然必須親自前來押注，總歸不太方便，特別是那些“恪守婦道”，足不出戶的良家婦女，也不願前往荒僻野外，因此從範圍上還是有所限製的。

　　清朝光緒末年，花會傳到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之後，規模很快擴大，並形成了一整套組織係統和“服務網絡”，參賭者的範圍也擴展到最大限度，從而達到它的高潮。下麵以上海花會作為典型，即可見其大略。

　　上海的花會組織又稱為“筒”，老板稱為“筒主”。每日兩次當堂開彩（又叫“開筒”）的地方就是它的總部，也叫“大筒”，它的工作人員由護筒、開筒、核算、寫票、收洋、著洋、巡風、更夫、稽察和決定賭博勝負的“老師父”組成，人數有時多達百人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師父”，他的惟一職責是決定每日早晚兩場各開三十六門中的哪一門，這將決定每個賭客的命運。

　　花會“大筒”有堂屋大廳，其上有小樓閣，樓閣地板中間開一一尺見方的小洞，跟堂屋相通。小樓閣自洞中掛下一箱，叫“彩筒”，每日早晚各開一次。“彩筒”之中所封為何門由“老師父”決定，他獨居小樓之中，每日不到第二次開筒不得下來，也不得與任何人接觸。每日上午，他在三十六門中提出四門，稱為“門將”或“把筒”，當眾宣布。然後在餘下的三十二門之中任選一門裝入“彩筒”，封固、簽字、插花、披花，自小孔懸掛而出，這就是供賭客猜押的“號筒”。第一次開筒之後，再選一門裝入彩筒。每日開筒的時間是早上四點和晚上十點。

　　能在“大筒”直接押注並參與“開筒”的人隻是那些富商大賈和社會上各種“有身份”的人物。大量中下層的參賭人員隻能在遍布上海各個角落的幾十處“聽筒”押注。“聽筒”是“大筒”的“分筒”之意，它自己不能決定開彩，專聽大筒所開彩以定輸贏，所以叫做“聽筒”。

　　為了招徠盡可能多的人，特別是那些不便或者無法分身到“大筒”或各處“聽筒”押注的婦女參賭，花會賭局利用一些遊手好閑的無業遊民充當中間牽線人或說客，他們挨家挨戶收取賭注，並在開彩後將勝者的賭彩送到本人手中，這種人稱為“航船”或“跑風”。“航船”有男女之別，“男航船”專跑商號、鋪子，拉那些夥計、小商小販及小手藝人參賭。“女航船”則專門出入一般人家的內宅，花言巧語引誘宅中女眷、女傭、女廚、丫頭等人出資入賭。“航船”沒有固定工資，他們的報酬是每拉一個賭客，可得到該賭客所下賭注的十分之一，叫做“九扣入筒”。如果賭客中彩，則可在所得的賭彩中分得三十分之一。花會賭資不限，小至一分，多到幾百上千銀元均可參賭，而且押中後賠率特別高，加上航船們的“服務上門”，足不出戶便可參賭，對婦女們有特別的吸引力。故上至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下至販夫走卒、兒童婦媼，許多人都被吸引其中。花會在當時被稱為“家常賭”或“抄家賭”，其意也就是它的參賭人員非常廣泛，吸引力非常大，使人傾家蕩產也不思悔改。事實上，在上海賭花會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跑馬、跑狗和其他賭博的人數。其為害之烈可以想見。

　　參加花會賭博的主要是中下層百姓，其中尤以婦女居多，占半數以上。當時的婦女一般不出家門，而又不甘閨中寂寞，押注一賭既可給其單調的生活增添色彩，如能僥幸中彩更是樂趣倍增。而愛貪小便宜又是這些小戶人家的太太、小姐、奶媽、女傭以至小丫頭的通病，加上有人入宅服務，所以多半踴躍參賭。在中國古往今來為數眾多的賭博形式之中，以婦女賭客為主的僅有此類，花會可以說是婦女的賭博。

　　押花會中彩，本來純粹是“撞運氣”的事，偶然性非常大。舊社會那些狂熱而又愚昧的賭徒便將希望寄托於神靈的啟示上。做夢是所謂神靈啟迪的最常見表現，因而當時許多賭徒常常將夢中見的事物加以牽強附會，如夢見動物，則該物所代表的相應古人（如綿羊代表陳吉品、喜鵲代表陳逢春等），便是第二天應押注的花名。有時夢見自己的親友，則親友的生肖亦可附會對應的古人，凡此種種，都成了神靈啟示。為了祈求這些啟示，當時那些沉溺於打花會的愚昧婦女之中流行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開始是到荒郊野外向古墓前的石人石獸跪拜，後來竟然演化為在曠地野塚、亂葬墳岡中通宵野宿，而且不能有家人陪伴，以示心誠而祈求神靈托夢，稱為“祈夢”。因此，常常發生被惡徒奸汙甚至殺身的事件。這種荒唐的現象，說明迷信和賭博相結合對社會的嚴重危害，也說明了愚昧和貪婪給人們帶來的深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