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42章 李政道與楊振寧恩怨始末

　　一九五七年，楊振寧和李政道並肩走入瑞典皇宮，代表華人第一次領取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前他倆的合作長達十餘年，發表過數十篇頗有影響的物理學論文。沒有想到，五年之後他們兩人決絕分手。

　　兩個最親密的合作者，竟冷眼相向，視如陌人。究竟是什麽原因使兩人分手的呢？這是全球物理學界的一段公案，過去雖有種種說法，但大都語焉不詳。最近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對此作了較詳細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上世紀四十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聯大讀二年級。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覺得原子彈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彈。他找到西南聯大的物理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倫和數學教授華羅庚，對他們說，給你們十萬美元，一個大禮堂作為工作場所，請你們造原子彈。

　　吳大猷他們說，造原子彈要先培養人才，建議選拔一些人去美國學習。蔣介石接受了他們的建議。於是，三位教授在理、化、數三個領域裏各選了兩位年輕學者組成軍政部科技考察組一起前往美國。

　　最終，肩負特殊使命的李政道等人乘坐“將軍號”輪船前往美國。由於美國並不開放原子彈製造技術，考察小組隻能解散。據指示，他們可以用領取到的經費在美國深造。於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學起了理論物理。

　　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麵。

　　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兩人開始聯名發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博士畢業後，一九五〇年，李政道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工作，擔任物理係助教。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加州地方反華氣焰囂張，因而李政道在加州並不愉快。

　　此前，一九四九年秋，楊振寧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訪問學者。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況，於是兩人商量，李政道也來普林斯頓，可以一起作研究。楊振寧去找了院長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請他給李政道發出邀請信。於是，一九五一年九月，李政道偕夫人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一九五一年秋，他們寫了兩篇統計力學論文，首次給出了不同熱力學函數的嚴格定義。在此基礎上他們發現不同的熱力學函數在有相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這個發現揭開了統計力學研究新的一頁。

　　兩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了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重視。一九五二年的一天，兩人受邀與愛囚斯坦見麵。談話時間很長，愛因斯坦問得很多，很細。最後，他站起來同兩人握手，懇切地對他們說：“祝你們未來在物理上成功。”

　　楊振寧對這次和愛因斯坦會見的內容，幾乎回憶不出什麽，更有意思的是，楊振寧竟連李政道是否和他一起去見了愛因斯坦，也記不起來了。隻是後來，他才確認李政道的確是和他一起去的。

　　兩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們個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的親密關係，一時傳為佳話。

　　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頓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問題。

　　這兩篇論文中，第一篇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在第一篇論文寫完以後，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合作者姓氏第一個英文字母的順序來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是，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麵。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麵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很窘迫，但最後還是勉強同意了。

　　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覺得楊振寧的要求不合理，不能再那樣署名，於是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

　　署名問題給兩人帶來裂隙，李政道決定不再和楊振寧合作。之後，雖然他在普林斯頓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是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李政道決定離開普林斯頓，去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三年後，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九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本來就是想和楊振寧拉開距離。到了一九五五年，由於李政道對楊振寧所提出的“楊一米爾斯規範場方程”向楊提出質疑，卻使兩人恢複了合作。這件事也掀開了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頁。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生在這個時期。

　　宇稱不守恒的發現，被譽為二十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這一發現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一九五六年大約是四月底和五月初的一天上午，楊振寧開車從長島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看李政道，在李政道的辦公室裏進行了討論。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稱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斯坦博格按照他的建議所分析的實驗結果，統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地反對李政道所說的一切。但經過反複的討論，他逐漸被說服，並表示願意與李合作。他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就是勸李不要急忙發表上述那篇論文。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占領下來。這樣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義。

　　李政道覺得十分有道理，同時覺得如有楊振寧的參加，會使整個事情做得更好。

　　一個月後，他們完成了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寫出了論文。這篇論文是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這就是轟動一時後來獲得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

　　一九五七年十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十一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人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

　　沒有想到，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麵，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後作陪。

　　李政道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麽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筠。秦惠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於是，李政道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出了改變領獎次序等請求。委員會尊重李政道的請求，做出了改變。細心的讀者可以從電影紀錄片中看到，當年的確是楊振寧第一個走出來領獎的，而晚宴上是杜致禮挽著瑞典國王的手臂第一個出現，楊振寧挽著王後的手臂跟隨在國王之後。秦惠箬則是挽著首相的手臂，李政道隻好由國王的孫女陪伴，影片裏幾乎看不到李政道和秦惠筠。

　　這是一個插曲，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貝爾獎的榮耀衝淡。

　　之後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現宇稱不守恒的故事。

　　當時，李政道已經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麽修改。可是楊振寧卻提出了許多意見。他說，文章裏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討論。

　　楊振寧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筠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裏提出，凡是文章裏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

　　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裏都要寫成“楊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隻好建議今後不再合作。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說他是非常願意繼續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無可奈何。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

　　可是，當年六月，楊振寧又對其他兩位科學家論文致謝辭中李楊姓氏的排名次序產生了新的擔心。出乎李政道的意料之外，楊振寧在這個時候給他寫了好幾封信，表現得很不滿意並且充滿了敵意。

　　當年十一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書。奧本海默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

　　李楊不和的核心問題是，有關宇稱不守恒的發現這一突破性的思想，在李政道和楊振寧之間，是由誰先提出來的。

　　李政道認為是他一個人獨立地先提出來並且有實驗的證實，隨後楊才參加進來；而楊振寧則認為是他先有了這個想法，說服李之後，一同做出來的工作。爭論的另一個方麵，就是他們不和的內幕是誰首先向外界披露的。換句話說，就是誰首先挑起爭論的。

　　自從一九六二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分手之後，他們對分手的內幕都守口如瓶。楊振寧還遵循中國古訓“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原則，表明自己不會對他們的分手說三道四。

　　但是，李楊不和以至分手，畢竟是世界物理學界關注的大事，對於造成這一不幸事實的原因和責任便逐漸流傳起許多說法。所有這些議論和流言都在他們的心裏刻下了深深的印記，都為今後爆發的論爭埋下了隱患。

　　雖然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對此都沒做出什麽直接的反應，但是在心裏對對方是否真正信守沉默的原則都有極高的警惕和懷疑。

　　有一天，楊振寧從他的朋友那裏得到了信息，說李政道在好幾個地方做《弱相互作用的曆史》的演講，裏麵隱約地暗示，宇稱不守恒的思想是他一個人提出來的。

　　於是楊振寧便在他過六十歲生日時出版了《楊振寧論文選集》英文版，並在注釋中首次公開了兩人之間的爭議。

　　李政道認為，楊振寧所指的《弱相互作用的曆史》一文隻不過是通俗的科學曆史講演，並沒有言及他們之間的爭論，以此為憑，就公開指責他是缺乏根據的。相反，李政道認為，無論如何，楊振寧的文章注釋才是他公開他們爭論的文字證據。

　　既然楊振寧已把他們的分歧用文字正式公開了出來，又承認曾向“直係親屬和兩個最親密的朋友”談及此事，李政道就在一九八六年用英文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破缺的宇稱》，另一篇是《往事回憶》作為回應。

　　李政道在文章裏也把自己的看法公開了出來：宇稱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思想是由他第一個獨立地提出來的，楊振寧先是反對，隨後被他說服。李政道於是歡迎楊振寧參加進來一起工作。在文章裏，李政道還講述了他們之間友誼破裂的情形，說明是由於揚振寧總是過於計較名次排列等事情，使他無法忍耐，才做出那樣的決定。

　　李政道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決心不再公開討論此事，完全保持沉默。按照李政道的說法，由於這兩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寫的，又是在美國發表，所以全世界物理學界，尤其是使用英語的學者們對於他們之間的爭論，實際上已有定論，隻不過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也希望他們的爭論就此結束，他會永不開口，讓曆史去做最終裁判。

　　可是，事不遂人願，一九八八年楊振寧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的《楊振寧文集》，把原先他以英文發表的一些他的論文注釋，包括上麵引用的他關於宇稱不守恒的發現經過，都發表出來，直接麵向中文讀者。

　　二〇〇二年，台灣出版了《楊振寧傳》，該書事前得到了楊振寧的直接推動，出版後又得到了楊振寧的讚賞。所以說，李政道認為這部傳記是代表了楊振寧的觀點。

　　李政道看來，傳記裏對他和楊振寧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對他個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與事實不相符合。在這種情形下，李政道不得不打破他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沉默。於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接受了《科學時報》記者的采訪。一時間，媒體和互聯網上的評論頓時又鋪天蓋地，紛紛揚揚，莫衷一是。

　　為了使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李政道還請人編輯出版了一本《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的書，裏麵收集了可以說全部有關資料。李政道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覺得這本書應該就是爭論的結論和結束。

　　然而，不久之後，香港《明報》月刊又登載了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的一篇短文《一九七二年我父親楊武之會見李政道之真相》，澄清李政道在答記者問裏的敘述：

　　李說“楊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見麵”，事實是我父親從未提出過想和李政道見麵；李政道關於見麵時他們緊緊握手，楊武之說楊振寧對不起你，請你原諒等情節，事實上沒有那種事情。

　　李政道看到楊振玉的短文後，於二〇〇五年五月在《明報》月刊上以短文《真相乎》回答，對上述兩點作了說明，文中附有中國科學院當時負責接待工作的負責人朱永行先生的書麵材料，證明李政道所說都是事實。

　　可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事過一年，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物理學會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舉行慶祝宇稱不守恒發現五十周年學術會議。更有意義的是，兩位發現人李政道和楊振寧都參加了會議。

　　李政道開始報告前三四分鍾，楊振寧和翁帆來到現場，在第一排坐下。李政道也坐在第一排。這時，能容納幾百人的報告廳裏已經人滿為患。

　　在會議的第一節中，李政道作了報告。可到第二節楊振寧作報告時，坐在台下的李政道卻突然表達了他的反對。

　　楊振寧出示了一張幻燈片，是李政道一九五六年塗寫的一張稿紙。這張稿紙在他們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曾經刊登在《今日物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號的封麵上。楊振寧所示實際上隻是該稿紙的一部分，上麵全是李政道所寫的數理式子。但所示部分沒有P（宇稱）的內容。楊振寧的意思是用這張塗寫稿紙證明，那時李政道的興趣是在統計物理和多體物理上麵，對宇稱並沒有興趣。

　　李政道再一次在座位上說：“這是我的塗寫，我的。與你無關。而你把上麵本來有的內容都故意刪掉了。”

　　楊振寧聽後就接著出示了下一頁，內容正是上麵那個意思。於是不做說明便翻了過去。

　　會場裏氣氛緊張，鴉雀無聲。楊振寧匆忙結束了報告。

　　對這戲劇性的一幕，李政道覺得實在是事出無奈，楊振寧講的不符合事實，他不能不反駁。在李政道那張完整的塗寫稿紙上，有好幾處寫有宇稱不守恒的符號和字樣，但楊振寧卻隻選了沒有那些符號和字樣的部分放映出來。這一連串的說法和做法激怒了李政道，使他顧不得禮貌，在座位上大聲反駁。對這一點，李政道自然感到有失妥當，也頗有自責之意。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

　　一九七二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先後回國訪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圍繞著高能物理的發展，過去在中國素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從李楊這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自天外歸來、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成了李楊不和的易地之戰。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楊振寧對中國高能物理發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推而廣之，似乎隻要是李政道讚成的，楊振寧就反對。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隻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