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9節 禪讓那玩意

　　據我看來，是有那麽一種情況下，可以把帝位讓予別人。那就是，為君為王是苦差使，而且在上古時代。

　　為什麽上古時代，為君為王是苦差使呢？因為，上古時代刀耕火種，靠天吃飯，生產效率極低，沒有剩餘產品。人口是個負擔，而不是提供剩餘產品的工具。

　　曆史上肯定存在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大約相當於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期。這個時期，人類已經進化到社會生產的階段，客觀上需要協調、指揮、控製，也即需要首領（組織者）。但此時的生產力仍然低下，生產僅僅維持溫飽，甚至不能維持溫飽。一方麵，社會生產需要首領；另一方麵，當首領又沒有油水可撈，甚至是賠本的買賣。這樣，就會產生許多“高尚”的人，他們有能力充當首領，也受到眾人的推崇、推薦，但他們不幹，甚至逃到深山裏去。

　　後世的書呆子，或出於不了解真相，或為了欺騙自己和別人，便說那些個人怎麽怎麽偉大，還要別人以此為榜樣，怎麽怎麽偉大。

　　那時候的情況，可以打個比方來說明。讓你做一個小國的皇帝，每年用一百斤糧食，養活三百個臣民，這些吃不飽的臣民可能把你這個皇帝煮了吃。這個皇帝的寶座，好玩不好玩？隻要有機會，隻要有人願意接受，你自然很願意把帝位這個燙手的山芋盡快地拋出去。

　　如果讓你做一個小國的皇帝，給你三十萬斤糧食養活三百個臣民，你當然樂滋滋地幹。因為，你至少可以克扣一萬斤糧食，據為己有，臣民們還能混個溫飽，不至於造反。這樣，你這個君王可以娶三個老婆，養九個孩子。還可以在農閑的時候，叫他們每家出一個勞動力，給你家蓋一幢很大的別墅，讓你和老婆孩子住得舒舒服服。

　　如此的話，你還會把自己的帝位授予別人麽？上古時代的許由，據說為了不接受做皇帝，逃到深山老林。依我看，許由並不是出於高尚的動機，而是因為自私，他不願為百姓吃這份苦。許由的不做皇帝，證明我的禪讓真相理論是合乎情理的。

　　傳說堯禪讓給舜，舜禪讓給禹。自大禹治水（標誌人類初步掌握灌溉農耕技術）以後，有了剩餘產品，人口可供剝削，大禹自己就不再玩什麽禪讓，把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啟，建立夏朝。

　　這個事實再次證明我的觀點，即禪讓不是君主們出於高尚的動機。

　　從大禹開始，帝位成為私產，在一定的時期內，隻供一家一姓獨享。三皇五帝禪讓的美麗傳說，雖不時地成為現實，卻已經大大地扭曲、異化。其實，如今美國的普選製，是華盛頓發明的另一種禪讓。與中國遠古時代的禪讓不同的是，統治權授予誰，由民眾而不是最高統治者決定。

　　真正意義上的禪讓，理論上隻能存在於人口不能創造剩餘價值的時代。到了三國時代，農耕技術、灌溉技術趨於成熟，擁有土地和人口，是最好的買賣。這時的禪讓，自然不是主動地授予，而是被迫無奈的選擇。自然不是讓給賢者，而是讓給強者。

　　當曹操或司馬氏成為強勢集團，強過所有反對的大臣和皇帝的時候，禪讓就自然而然的了。這裏的“自然而然”有兩層含義：一是禪讓必然發生；二是以和平的方式，不必政變，更不必革命。

　　別有意思而又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曹丕的受禪於漢，與司馬炎的受禪於魏，就其表演形式而言，如出一轍。曹操於公元220年死於正月，同年十月，曹丕受禪為魏帝。公元265年八月，司馬炎去世，同年十二月，曹魏帝國即“天祿永終，曆數在晉”。真是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昨日你為君，今朝我稱王。

　　本書有關曹操的相關文字中說過，曹操有如西瓜籽，在東漢王朝這個西瓜的哺育下，漸漸地成熟。西瓜籽成熟之後，分泌一種遞質或激素，這種遞質或激素，對西瓜瓤是有毒的，起一種反向的催化作用。西瓜瓤漸漸地腐爛，西瓜皮也漸漸地破損。最後，成熟的西瓜籽破皮而出，在來年的春天，又長成碧綠的西瓜苗。

　　如此說來，當曹操成為西瓜的時候，司馬懿父子成為曹西瓜的籽，曹西瓜的生命就準備著進入下一個周期。隻不過，這個周期稍有不同。在曆史功能和作用上，司馬氏父子應該算是一代人，相當於曹操。晉武帝司馬炎，應該是司馬氏的第二代，相當於魏文帝曹丕。

　　西瓜哺育西瓜籽，西瓜籽否定西瓜，西瓜籽長成新的西瓜，新的西瓜又哺育新的西瓜籽……

　　還有一個問題，曹操的西瓜與司馬懿的西瓜有什麽不一樣嗎？

　　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說，曹氏建立的是法家寒族之政權，司馬氏建立的是儒家士族之政權，司馬氏取曹氏而代之，是儒家士族對法家寒族的勝利。

　　的確，到了曹丕的手上，士族重新壟斷了仕途。這是士族對寒族政治資源壟斷權的一次勝利。司馬氏的專權及篡魏，標誌這士族奪權的徹底勝利。

　　但陳寅恪先生的這個論點還有一層意思，即曹氏、司馬氏建立的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政權。後來的很多學者都讚賞陳先生的這個意見。

　　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

　　自從有了階級以來，政權的本質屬性就是階級性。奴隸製社會的政權，無論是夏、商，還是西周，都是是奴隸主階級的政權。封建社會的政權，無論是秦、漢，還是明、清，都是地主階級的政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權，無論是英、法，還是老美，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某某政權是屬於某某階級的，而不是屬於某個階層的（階級和階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階層（比如知識分子）沒有足夠的力量建立一個政權。

　　儒家士族或法家寒族，是一個階級嗎？顯然不是。無論是儒家士族還是法家寒族，都是地主階級的一個階層，屬於地主階級的統治階層，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統治階層得勢。地主階級包括皇族、外戚、官僚、士族、普通地主等，能說士族建立自己這個階層的政權嗎？

　　這顯然是個概念錯誤。

　　準確的說法是，曹操與袁紹、司馬氏的不同，不在於他們所建立的政權不同，他們建立的都是地主階級的政權。曹操與袁紹、司馬氏的不同在於體製，即政府（政權的載體）的組織形式和國家治理模式。

　　曹操的理想，是實行丞相製，袁紹、司馬氏要的模式是三公製。東漢實行的三公製，要麽皇帝大權獨攬，壟斷國家的治權，要麽外戚或宦官代替皇帝壟斷國家治權。拿現在的話來說，這是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管辦不分的一種模式，董事長就是總經理。

　　曹操要的是管辦分離的一種模式，董事長和總經理各行其職。在這種模式下，總經理自然要起用、使用一批能幹的、有真才實學的人，至於這些人屬於法家還是儒家，是士族還是寒族，在所不問。曹操要的是能幹活、能打仗，能幫他取得最後勝利的人。同時，這些能幹的人，在亂世中容易生存，容易勝出。真實的情況是，曹操集團的重量級人物，如荀彧叔侄、崔琰、陳群等都屬於士族。說曹操代表什麽寒族，其實是無綱無線，卻非要上綱上線的做法。中國人向來喜歡這個做法。

　　曹操所處的時代，是亂世中的亂世。治亂世須用重典，亂世中取勝須用權謀，這是一般通理，這也是曹操取得最終勝利的原因。曹操的所謂“法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治，即使站在封建法治的立場上，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治。拿現在的話來說，曹操的“法治”就是嚴格管理、賞罰分明的意思。

　　說曹操代表法家路線，同樣是上綱上線。

　　到了曹丕時代，北方已經統一，三國已經鼎立，“國際”上雖然亂哄哄一團糟，但已經是大動亂的尾聲。在曹魏帝國國內，已經是安定團結。這個時候，客觀上不需要那些能幹的、打打殺殺的謀臣武將，按照陳群的“九品中正製”選拔幹部，是自然而然的了。其實，“九品中正製”的實行，標誌著一個庸才當道的時代的來臨，也標誌著一個太平盛世的即將來臨——可惜被後來晉王朝的白癡皇帝司馬衷斷送。

　　有學者認為，“九品中正製”的實行，標誌著做官權被士族壟斷，曹丕如此這般地向士族妥協，才做成了皇帝，而曹操不妥協也就沒做成皇帝。

　　其實，如果曹操自己想做皇帝，誰也阻止不了他。曹操的不做皇帝，是因為曹操懂得順其自然，順勢而為，並不是什麽阻力的問題。即使曹操做了皇帝，他也會實行“九品中正製”，隻是時間早晚而已。因為國內安定團結的局麵，客觀上需要一個官員的產生機製和政府的運行機製。

　　在當時，沒有科舉製、沒有選舉製，隻能是“九品中正製”。當然，曹操的“九品中正製”，可以不叫“九品中正製”，形式也可能稍有不同，但不管怎麽說，事還是那麽一回事。

　　所以說，曹操的西瓜和司馬氏的西瓜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西瓜還是西瓜，隻不過，這個西瓜與那個西瓜形狀不同，顏色各異。

　　不管什麽形狀、什麽顏色的西瓜，一旦成熟，總是要爛的。要麽，被自己哺育的西瓜籽否定而腐爛；要麽，被野獸吃掉、被行人踩碎而腐爛。自行腐爛總比被踩碎好，這樣可以留下種子。

　　一個政權也是如此。遲早，內部成長的力量或來自外部的力量要將它否定。改朝換代，政權嬗遞，不流血、少流血總比流血、多流血好。尤其是芸芸眾生不流血、少流血，那就更好。

　　如果中國封建王朝的曆史，一直以這種不流血、少流血的方式輪流執政，再學一點別國的經驗，解放前的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樣子？

　　§§第8章 禰衡、嵇康之死——自殺的第二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