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3節 北伐敗什麽

　　北伐挫敗，多數曆史學者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曹魏非速亡之國。二、益州非進取之地。三、諸葛亮非將略之才。

　　我們來逐條分析，這些說法是否有道理，並看看能不能發現一些什麽新的說法。

　　蛇吞象

　　根據現代政治學的理論，一個政權、一個國家亡不亡，一看其政治基礎，二看其綜合實力。

　　一個政權的政治基礎，一看其合法性，二看其內部各大利益集團是否平衡協調。

　　就曹魏帝國的合法性而言，在劉備、諸葛亮的心目中，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是反動的。曹丕篡漢自立，大逆不道，是非法的。現實情況是，曹操在幾十年的奮鬥過程中，借助皇帝和中央政府這個殼，生了一大堆自己的蛋，這些蛋終於孵出了一窩又一窩姓曹的小雞。到了他兒子曹丕手上，通過政權“禪讓”，終於順利地借殼上市。拿易中天先生的話來說，這隻新股票還頗為暢銷，是事實上的績優股。曹丕在他父親死後，通過實行“九品官人法”，與儒家、士族妥協並合作，在國內已獲得了穩固的政治基礎。

　　東漢王朝實際上是被曹丕篡奪的。但在形式上、法理上，曹魏帝國的政權是禪讓而來的。誰也不能否認，禪讓是政權更迭的一種合法形式。在國內，曹魏帝國的統治，已有充足的合法性（能得到各大實力派的認可，就是所謂的合法性）；各大利益集團之間，基本上能和諧相處。

　　蜀漢帝國這邊，劉備擁有一個縹縹緲緲的皇族身份，靠奪取其他皇族成員的地盤，建立了一個隻擁有一個州的帝國，也稱為漢。然而，蜀漢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國內的少數民族，反抗不斷；那些外來的冠冕堂皇又精打細算的讀書人（儒家知識分子）以及那些刀頭舔血又唯利是圖的豪強軍閥，恐怕早已不相信什麽“複興漢室，還於舊都”了。

　　諸葛亮的北伐口號且不說國外，就在國內，有多少人相信呢？也就劉備和諸葛亮開大會、作報告時，揮舞著拳頭對台下的聽眾叫叫而已。就曹魏政權的合法性而言，諸葛亮隻能“望魏興歎”。諸葛亮複興漢室的理想，已是鏡中花、水中月。

　　就綜合實力而言，其實不用多說。戰爭年代，軍事實力是綜合國力的主要體現。蜀、魏之間的實力對比，舉兩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

　　諸葛亮的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東吳帝國都在東方策應。公元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曹真在隴右，司馬懿在荊州（曹魏帝國的“荊州”，治所在宛城，今河南南陽市），曹休在揚州（曹魏帝國和東吳帝國都有各自的“揚州”，曹魏帝國“揚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在中國地理南北分界線上，擺開三大軍團，阻擋吳蜀兩國的同時進攻。

　　東吳大都督陸遜率軍攻擊皖城（廬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潛山縣），他的對手、曹魏揚州刺史曹休所屬步騎兵就有十萬之多。在荊州的司馬懿，不僅派兵攻擊江陵（公元219年關羽失“荊州”後，東吳帝國的“荊州”治所設在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企圖叛變的新城郡（治所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太守孟達。西線的曹真，派部將張郃在街亭一戰擊潰蜀軍，馬謖身敗名裂。

　　《三國誌》所說的“關中響震”，不過是虛驚一場。看看，吳、蜀兩國聯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好好地玩他一把，狠狠地撈他一票，曹魏帝國方麵呢，灑灑水啦。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東吳帝國派三路大軍攻魏，策應諸葛亮。陸遜攻襄陽，孫韶攻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孫權禦駕親征，攻居巢（今安徽省巢湖縣）。西邊，諸葛亮望敵興歎；東邊，孫權三軍敗績。這就是實力。什麽叫實力？實力就是實實在在的力量。

　　曹魏本來就是非速亡之國，說它非速亡之國，說了等於白說。說北伐挫敗，是因為曹魏非速亡之國，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是，相對於蜀漢，曹魏是個龐然大物，要亡也不會亡在蜀漢手裏。

　　羊腸小道

　　這個“益州非進取之道”，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地形地勢、後勤保障。

　　諸葛亮的北伐，是從漢中平原越過秦嶺山脈，進入關中。

　　漢中到關中，有四條道路可走。從東往西依次為子午穀、儻駱穀、褒斜穀、祁山道。前三條道都以“穀”命名，道如其名，要經過深山峽穀，峽穀中隻能以棧道通行。西邊的祁山道，雖有道可行，卻向西繞了一個大彎，經陳倉這一險關，才能進入關中。長途跋涉的蜀軍步兵，仰攻以逸待勞、居高臨下的魏軍騎兵，勝敗有憑，其勢可料，其局可知。

　　另一方麵，通過棧道或繞個大圈運糧，後勤保障是個巨大的問題。戰爭是高成本、高風險的買賣。且不說別的，僅後勤供應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蜀國就難以支付。

　　說到後勤供應，確實體現了諸葛亮的聰明才智。為了解決糧草運輸的問題，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這兩種運輸工具。

　　木牛、流馬到底是什麽玩意，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有學者考證，木牛就是有前轅的小車（幾輪小車？），流馬則是一種人推的獨輪車。根據小時候在家鄉山區砍柴燒炭、拉板車、采鬆脂的經驗以及對史載資料的理解，結合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我對木牛、流馬的描繪，可能比較接近客觀實際。

　　首先肯定一個概念，木牛、流馬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是車，不是人造的四隻腳的牛馬（央視版電視劇《三國演義》和許多曆史學者的複原物，都是四足的牛、馬模樣）。

　　再明確一個概念，諸葛亮發明的這個東西，不管它是什麽東西，應該是行駛的物件，而非行走的物件。行走，無論是雙肢行走還是四肢行走，每個肢體必須至少有三個關節（如人的髖關節、膝關節、踝關節）。在那個時代，以木材、鋼鐵為原料，造出當代機器人般活動自如的四肢、關節，是不可思議的。

　　根據物理學的基本原理，運輸是要做功的，做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謂的永動機隻在神話裏存在。三國時代沒有利用核物理能和化學能的動力裝置，隻能利用生物能，即使用畜力或人力從事陸地運輸。

　　蜀國缺少人力和畜力，牛車、馬車也比較適合平原運輸，不適合山地運輸。因為，牛、馬拉車在前，對後方方向的把握很差，在山路、棧道上容易翻車或墜入深淵。於是，諸葛亮苦思冥想，奇思妙想，發明了一種新型的運輸車輛。

　　《諸葛亮集》記載：“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裏，群行者二十裏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

　　古人敘事說理，喜歡用比喻的方法。對木牛、流馬的比喻，首先應該明白，“牛”是牽的，人在前；“馬”是驅的，人在後。“轉者為牛足”，說明木牛的“足”指車輪；“一腳四足”中的“腳”不是指動物行走的器官，而是指器物的底部（如牆腳），即車的底盤。很多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對“一腳四足”這句話中的“足”和“腳”的理解有問題。

　　在流馬的具體製作方法中，諸葛亮提到“頭入領中”、“方腹曲頭”是說，車轅與底盤之間有一個頸形（凹陷縮小）的連接部，連接部的前端（頭）彎向前下方（這樣拉車省力），兩個車轅之間有一個橫置的拉杆。底盤之上裝糧食的車廂是方形的。這裏的“舌”可能是一種刹車裝置，連接在底盤上。這種刹車裝置有一個隱蔽機關，把這個機關移動或旋轉到某個位置，就將車輪刹死，無法啟動。這就是《三國演義》裏魏軍來搶糧卻推不動車子的原因。

　　如果這樣理解正確的話，木牛就是一種一個人拉的四輪車（也不排除後麵有人推）。可能在使用過程中，一人拉車，人前車後，不好把握車輪的方向，遂改為人推的，車前人後，叫做流馬。

　　總之，據我的理解，諸葛亮的木牛、流馬，應該是古代的人力汽車。順便一提，曹操在官渡與袁紹作戰時使用的“霹靂車”——發石機，也就是古代的人力大炮，隻不過炮膛裏裝的不是火藥，而是石頭、碎鐵片。秦始皇時代的方士，就是現代的化學家；方士們練的仙丹，就是現代的保健品或偉哥。

　　世事各異，古今同理，這就是讀書的精髓所在。

　　之所以沒人想到或相信木牛、流馬是四輪車，除了理解上的偏差外，還因為人們相信，山地不適合四輪車行走。理論上的確如此。

　　但考察事物、探究真相，不能理論脫離實際。諸葛亮北伐，所經之處，要麽是山路，要麽是棧道，棧道的成分還要多些。棧道是在梁上鋪木板的（至少有一點五米寬吧），其實就是平地。山地盡管崎嶇不平，但軍隊是有工兵的，工兵在山地上開出一條寬一米多的道路來，也不會太難。

　　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諸葛亮發明的人力汽車——木牛、流馬，僅供棧道使用。上文說過，棧道就是最好的平地上的康莊大道。而且，棧道占蜀軍糧草運輸線長度的大部分。有可能，在山地上，用肩扛人挑，把糧食大量地聚集到棧道的入口，則改用木牛、流馬運輸，出棧道口以後，又改為肩扛人挑。

　　木牛、流馬是不是諸葛亮個人發明的，不能肯定，也可能他手下有一幫高級工程師。也可能，他那個奇醜無比的老婆幫了忙。據野史記載，黃婉貞對機械是很有研究的。但至少，知識產權是諸葛亮的。

　　看來，男人怕投錯行，女人怕嫁錯郎，一點不錯。要是諸葛亮不去當什麽丞相，或當了丞相不去搞什麽徒勞無益的北伐，專心發明創造，靠賣專利就能過上大康生活。

　　男人投錯行

　　這個觀點，最早是陳壽在他的《三國誌》裏提出來的：“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意思是說，諸葛亮的才幹特點，在訓練軍隊、行軍布陣方麵有特長；在用兵打仗方麵，卻不善於奇謀詭計。治理民眾方麵，有突出才幹，這方麵的才能，明顯優於他的兵謀將略。

　　後世的一些膜拜諸葛亮的曆史學者，對陳壽的這一觀點大肆攻擊，甚至有學者認為陳壽有私仇公報之嫌。

　　陳壽的父親曾是馬謖的部下，馬謖被斬後，陳壽的父親也被處以髡刑（剃光頭發，古代的一種人格刑）的處罰。陳壽本人是畢業於蜀國太學的才子之一，在諸葛亮之子諸葛瞻手下為官，也鬱鬱不得誌。

　　陳壽是個嚴謹、正直的曆史學者，說他借著書立說之機，私仇公報，可能性不大。

　　其實，用不著為諸葛亮的才幹特點爭論不休，更用不著懷疑陳壽先生，看看諸葛亮幹了些什麽，幹得怎麽樣，也就一目了然。事實勝於雄辯嘛。

　　對於諸葛亮最適合幹什麽，劉備最有發言權。我們來看看，諸葛亮投奔劉備以後，劉老板派他幹了些什麽。

　　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後，荊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加上河南省南部）被曹（代表中央政府）、劉、孫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劉備向孫權“借荊州”（實際上是荊州的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長江北岸部分，治所在江陵）。

　　公元211年，劉備率領誌願軍入川“幫助”劉璋防張魯（實際上是防更北方的曹操），以龐統為隨軍軍師，留諸葛亮協助關羽和張飛守備、治理、穩定荊州。

　　公元214年龐統戰死，劉備攻占綿竹後，調諸葛亮、張飛、趙雲入川。實際上，劉備調他們三人入川，主要的是借張、趙兩員猛將的兵威，以威懾劉璋，促其投降，若威懾無效，則武力解決。

　　劉備占領益州後，留諸葛亮治理益州，以法正為隨軍軍師，攻打漢中（公元219年）。劉備稱帝（公元221年）後，攻擊東吳的搏命一戰（夷陵之戰），也是諸葛亮留守，以馬良、程稽等參謀軍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劉備對諸葛亮的工作安排相當於劉邦對蕭何的安排。

　　諸葛亮掌握軍權，親任統帥，是劉備去世以後的事。當然，劉備去世以後，連士兵二十大棒以上的軍法處置，都要諸葛大丞相親自斟酌決定了。

　　看得出來，劉備去世之前，諸葛亮幹的大多是行政工作、參謀工作，或者說文職工作。請注意，曆史上真實的劉備並不是《三國演義》中一哭二鬧三上吊，靠擤鼻涕、抹眼淚過日子的窩囊廢。劉備不僅意誌堅定，屢敗屢戰，還善於籠絡人心，善於識人、用人。否則，劉備不可能在艱難困苦中成就一番事業，也不可能有一幫鐵杆兄弟始終追隨他。

　　既然善於識人、用人的劉老板在生前多數時候派一些行政工作（當然，行政工作也很重要，重要不重要與適合不適合是兩回事）給諸葛亮幹，說明諸葛亮的行政管理能力是深得劉備賞識的。進益州、奪漢中，劉備帶的隨軍軍師分別是龐統和法正，諸葛亮留守後方，說明諸葛亮的行政能力在龐統、法正之上，而軍事能力在他們之下。“諸葛一生惟謹慎”，這是曆代史學家的共識。太過謹慎的人是不適合當司令官的。兵凶戰危，戰爭的環境瞬息萬變，戰機的隱現變幻莫測，勝利的把握須當機立斷。戰爭有時要敢於冒險，善於冒險。

　　由此觀之，諸葛亮謹小慎微的性格顯然不是很適合戰爭。如果劉備去世後，諸葛亮自己留守成都，負責處理政務，訓練士卒，保障供給；自己運籌帷幄之內，魏延決勝千裏之外；自己統攝國政，讓魏延統軍北伐，結果會如何呢？

　　這隻能是個懸念。

　　也有人會說，劉備對諸葛亮的工作安排，隻證明諸葛亮長於行政，不能反證他拙於軍事。

　　這樣說的確有道理。那麽，我們就來看看，諸葛亮的將謀兵略到底如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先看第一次北伐。

　　史載，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出發之前，在漢中大本營開過一次軍事會議。會上，魏延提出，曹魏帝國沒有想到我們會突然攻擊他們，他們的西線守備空虛，東方的軍隊集結並馳援長安需要時間；鎮守長安的是曹操女婿、花花公子夏侯楙；關中地區官方和民間儲糧豐富，足供支持一段時間，我們的部隊不必攜帶大批糧草，可輕裝前進。

　　魏延建議諸葛亮親統大軍，大張聲勢，由褒斜穀進軍，魏延則率五千戰鬥部隊、五千後勤人員，從褒中（陝西省漢中市西北）出發，於秦嶺南麓折向東，經東線的子午穀（長約三百裏，行程約十日）北上，奇襲、徑取長安（長安在子午穀的正北方，距離漢中最近，行程最短，但道路最險要），諸葛亮率大軍經郿縣（今陝西省眉縣）與魏延會師於長安。諸葛亮認為此計過於冒險，拒絕采納。從此戰的結果反過來看，“子午穀奇謀”是可行的。

　　當時曹魏帝國沒有料到蜀國會有大規模的北伐行動，沒有做好思想上和軍事上的準備。真正有戰鬥力的隻有曹真的部隊，在褒斜穀出口處的郿縣駐防，魏延出子午穀後，即使不能占領長安，也能牽製住長安守軍，阻擋魏軍東方來援的部隊，甚至可以與出褒斜穀的諸葛亮主力部隊夾擊曹真；即使不能夾擊曹真，諸葛亮的大軍也能擊破曹真軍（在魏國東方援軍到來之前）。

　　諸葛亮不采納魏延“子午穀奇謀”的後果，是向西北繞一個大大的彎，經祁山，繞至隴山的北出口街亭，讓魏國東方部隊有時間馳援西線，等張郃率領五萬大軍進至隴山之後，即使馬謖不犯錯誤，第一次北伐失敗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如果實施魏延的“子午穀奇謀”，占領關中和隴右地區，是很可能的。至於能否長期占領關中和隴右，並向東方發展，完成“複興戰爭”第二階段的“西方戰役”，則是另外一個話題。

　　諸葛亮實際的打法是這樣的：請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諸葛亮“布疑兵於箕穀”，也就是派趙雲經今天的陝西省留壩縣，進兵太白縣，疑惑性地威脅駐軍今眉縣的魏軍主力曹真部，做出要正麵攻打曹真的樣子。

　　諸葛亮自己則率領主力部隊，從今天的陝西省漢中市出發，經甘肅省成縣、禮縣、天水市、秦安縣，抵達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就在這裏的街亭，馬謖一敗塗地。而先鋒魏延部，則到達更遠的甘肅省鎮原縣。

　　我沒打過仗，曹真的行為我看得懂，他的主力駐軍今陝西省眉縣，是有道理的。

　　諸葛亮的目標是長安，從漢中進攻長安的最佳路線是褒斜穀，眉縣正好是褒斜穀的北出口。若諸葛亮經此而來，曹真正好當麵鑼對麵鼓地幹一場；若諸葛亮放棄此道，向西經散關（地在今陝西省寶雞市）或街亭（地在今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迂回進攻長安，曹真可立即機動策應。

　　我看不懂的是，諸葛亮把疑兵趙雲部布置在曹真的眼皮底下，卻繞一個大大的圈子去消滅曹真這個敵人。

　　正確的做法應與諸葛亮的做法相反。把疑兵布置在散關或街亭，當駐在眉縣的曹真主力向西分兵時，閃電般地出兵占領眉縣，長安就指日可待了。

　　諸葛亮的不善奇謀，還體現在他的第五次北伐上。公元221—233年，諸葛亮推廣農耕，擴充軍備，為了解決山區運輸困難，用木牛、流馬將大量的糧食運送至褒斜穀南穀口，又修複褒斜穀的棧道，次年從褒斜穀進軍。

　　看看，還沒有出發，就將自己的軍事意圖和進軍路線明白地告訴敵人，有這樣打仗的麽？換了我這個庸才，明裏把這條道修好了，暗地裏卻偏偏從那條道上幹他一票。

　　劉備的老祖宗劉邦，就玩過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戲。即使不講什麽創新，依照老祖宗的葫蘆畫個瓢，總是不難的吧？

　　的確有些可惜，如果魏延當統帥，如果魏延的“子午穀奇謀”被采納，如果諸葛亮按老古我的謀劃去做，可惜曆史沒有“如果”。

　　以上三條導致北伐挫敗的原因，的確算得上是原因。隻不過是諸葛亮北伐挫敗的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技術層麵的而不是戰略層麵的，表麵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原因。

　　上麵已說過，北伐之戰，是政治和形勢的需要，是蜀國統治集團壓製國內反對勢力的手段，同時也是諸葛亮與劉禪的君臣相處之道。

　　所以，諸葛亮根本不太在乎北伐成功還是失敗，他隻是要北伐而已。這就很好解釋，雖然不可能成功，還是要打下去，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玩完老命拉倒。

　　如果諸葛亮真心真意地北伐，我們就應從更深層次去尋找北伐失敗的原因。

　　毛澤東說過，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因素。反過來說，政治路線不正確，再好的幹部也枉然。那麽，我們就倒過來看看，諸葛亮和劉備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

　　路線問題

　　劉備和諸葛亮的“政治路線”體現在《隆中對》中。我們來看看《隆中對》全文。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以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和劉備探討他們的發展大計時，估計隻是口頭討論，是不成文的。隻是後來諸葛亮或他的秘書將它整理成文字，形成一篇千古奇文，讓千千萬萬讀書人吟誦不絕。

　　拿現代的話來說，《隆中對》是一個發展戰略的規劃。

　　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的發展戰略是其政治路線的具體體現。一個完整的發展戰略應包括發展目標、發展道路、發展步驟、外部條件、內部條件和發展動力幾個部分。其中發展目標和發展動力兩項是最重要的。我們以現代管理學的視角，來看看諸葛亮幫劉備製定的發展戰略如何。

　　發展目標：圖霸業，興漢室，統一中國。

　　發展道路：先占荊州，再占巴蜀，建立穩固的根據地；條件成熟時分兩路北伐中原。

　　發展步驟：兩階段、三步走。第一階段：包括兩步，先占荊州為立足點，再據有益州，並治理好這兩個地方。第二階段：北伐中原，一統天下，恢複漢室。

　　外部條件：安撫南方少數民族，東與孫權結盟，並等待北方地區出現動亂或重大自然災害的發生。

　　內部條件：治理好並穩定益州和荊州，積蓄力量。

　　發展動力？此處“發展動力”後麵用的是問號，而不是省略號。諸葛亮在他的發展戰略中，其他要件考慮得相當全麵和完善，對發展動力這一最重要的問題也有所考慮，但考慮得並不是那麽周詳。

　　如今什麽偉大的企業家或什麽天才的規劃大師，關起門來，神秘莫測地謀劃什麽發展戰略，弄得神秘兮兮的，還要掙那些冤大頭的大把鈔票。其實，製定一個發展戰略再簡單不過。

　　就比如你開車回家。家（戰略目標）是你的前進目標；要走哪條道（發展道路）；轉幾個彎（發展步驟），車的性能、道路狀況、氣候條件要正常（外部條件）；司機要掌握基本的駕駛技能（內部條件）；當然，最重要的，油箱裏要灌滿汽油（發展動力）。

　　戰爭的動力是什麽？是資源，包括精神資源（即軟實力，主要是指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後者又包括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並不是沒有考慮到發展動力的問題。政治資源方麵，劉備“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物力資源方麵，荊州“利盡南海”，益州“沃野千裏”。這種分析，是靜止的、片麵的，並不全麵、客觀。我們來分析劉備占領益州（包括漢中，劉備占領漢中，同時關羽也就失去了荊州）後三國的力量對比。

　　從國土麵積上看，曹操集團占有今天的華中大部、華北、西北以及東北的西南部、華東的東北部。孫權集團占有今天的華東大部、華中小部分以及廣東、廣西大部。劉備集團占有今天的四川、重慶、雲南以及陝西南部。曹操集團占有當時已開發國土麵積的大部分。當時北方的經濟要比南方發達，長江下遊地區的經濟要比中上遊地區發達。

　　從人口來看，三國各自立國之際，全中國的人口從東漢的5000萬降到約1000萬。其中，曹操集團擁有人口約500萬，孫權集團約260萬，劉備集團100多萬。必須注意，一般狀態下，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曹操集團人口的增長潛力遠遠不止於劉備集團的五倍。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盡管諸葛亮考慮了發展動力的問題，但隻考慮自身，而沒有考慮對手，沒有對比的概念。政治上，劉備有個皇室遠支的身份，曹操卻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號施令，“挾天子以令諸侯”，哪個更有號召力，哪個更有權威？物質資源方麵，隻考慮物力資源，而沒有考慮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的考量，也沒有對比的概念。

　　這就像兩兄弟想開一家民營石油公司，關起門來一合計，市場前景看好，自身也擁有不少的資源和優勢，於是，一拍桌子，不經工商局批準，立馬就鳴炮掛牌。營業之後，才突然發現，還有中石化、中石油等幾個龐然大物，原來石油是國家壟斷的，世界五百強中的好些外國公司還虎視眈眈。

　　發展戰略不能閉門造車，要進行深入、細致、廣泛、全麵的市場調查，還要橫向比較、動態考察；也不能隻撿自身的優越條件以資鼓勵，對自身的不足和對手的優勢視而不見。否則，一單買賣做下來，可能會虧光血本。

　　當然，戰爭與做生意也不完全一樣。大多數生意現金回流快，隻要公司的現金流不斷，生意就能做下去，公司就有轉機的可能。戰爭從長遠看，當然是有收益的，否則，沒有人會發動戰爭。但在戰時，在國家和政府的層麵，主要是甚至純粹是消耗——消耗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將軍們則肯定發橫財）。誰消耗得起、消耗得最持久，誰堅持到最後，誰就是戰爭的勝利者。

　　戰爭的勝敗道理就是這麽簡單。與劉備相比，曹操不僅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還擁有巨大的物質資源。蜀漢的政治資源和物質資源怎麽樣？諸葛亮忘記了或不願意進行比較。

　　從《隆中對》來看，諸葛亮的戰爭理論素養存在明顯的缺陷。也有可能，諸葛亮將他的《隆中對》獻給劉備，作為晉身之階，這本身就是一筆交易；既然是做買賣，當然隻把自己產品最優的一麵展現給買家。如果是諸葛亮戰爭理論素養導致《隆中對》的錯，一代代的中國人把他捧為一流戰略家就有些奇怪了。連一個戰略規劃都做得不及格的人，稱為一流戰略家，即使不奇怪，至少有些勉強吧？

　　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很發達，而管理學則停留在經驗階段，即使存在一些管理理論，也是經驗總結，並與哲學混為一談，也談不上理論升華，更沒有實驗依據。我們不能以現代管理學的理論高度來要求古人，這裏也隻是用現代管理學的理論來分析諸葛亮《隆中對》這一戰略規劃的得失。

　　可以說，諸葛亮為劉備製定的發展戰略從一開始就是不正確的，表現為其中規劃的戰略目標太高，不切實際；與統一全國的目標相對照，發展動力嚴重不足。

　　一個切合實際的發展戰略，對組織目標的實現，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當客觀環境尤其是發展動力明顯地不足於實現發展目標的時候，就應對發展目標進行修正，否則，發展目標隻能胎死腹中。

　　比如你開車走高速公路回家，家在一千公裏之外，車上隻有半箱油，而高速公路上又沒有加油站，你最好往前開了三百公裏就離開高速公路，加滿油後再往前開，或者找個地方住下來。如果你一味蠻幹，不顧一切在高速公路上往前開，最後，汽車肯定拋錨在高速公路上，等待排障車拖走。

　　諸葛亮年輕時，對自己製定的《隆中對》應該是充滿信心的。因為他製定這個戰略規劃時，發展動力似乎是充足的。這就涉及“荊州”這一概念。

　　從《隆中對》全文中的語境來看，諸葛亮所說的“荊州”，應該是東漢後期行政區劃意義上的荊州，包括今湖南、湖北省以及河南省南部、重慶市東北部。

　　黃巾起義以及此後的北方戰亂，使中國北方民生凋敝，而荊州則在溫和派地方軍閥劉表的治理下相對安定，大批富裕的、高素質的北方人逃離家園，安家落戶於此（主要在南陽郡）。南陽郡在當時屬於發達地區。

　　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後，荊州被曹、孫、劉三家瓜分。

　　公元210年，劉備向孫權“借”荊州，實際上是把周瑜在赤壁之戰中奪取的江陵（南郡的小部分，南郡大部分仍被曹操占領）讓給劉備駐防。

　　公元215年，孫權向劉備索還“荊州”，幾乎大打出手。隻是曹操於此時占領漢中，劉備不得不妥協，以湘水為界，兩家重分荊州的江南四郡，湘江以西歸劉備，湘江以東歸孫權。

　　公元219年關羽發動襄樊之戰前，曹、孫、劉三家都有自己的“荊州”。荊州的北部（南陽和南郡大部）屬曹操，東南部（江夏、長沙、桂陽三郡）屬孫權，西南部（南郡小部、武陵、零陵）屬劉備。曹操的勢力未突破長江，吳、蜀的勢力也僅局限於長江中上遊，未突破漢水中遊。公元219年襄樊之戰後，蜀國徹底失去了“荊州”。

　　從荊州腹地進入中原，西有武當山脈，東有桐柏山脈。所以，《隆中對》規劃的兩路北伐，其東路必經襄陽、樊城這漢水中遊南北兩岸的兩座軍事重鎮。襄陽、樊城的確是北伐很好的根據地和策源地，地理上在魏國本土——中原——的邊緣，接近北方政治中心洛陽，形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赤壁之戰後，公元219年之前，劉備和諸葛亮的“荊州”隻是荊州的西南部，是荊州最落後、最不利於向北進攻的一小部分，包括襄、樊兩座軍事重鎮的整個南陽郡，牢牢地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要從劉備的“荊州”出發，北伐中原，隻有等到二十世紀才能辦到：飛機轟炸，大炮開路。

　　到公元219年，關老爺幹脆把巴掌大的“荊州”也弄丟了。諸葛亮想從東路，即經襄、樊北伐，飛機加大炮也沒用，隻能動用導彈了。也就是說，《隆中對》的不切實際，還要加上一條：前提錯誤，這是一個假設條件下而不是現實條件下的戰略規劃。

　　更現實、更嚴峻的問題是，憑蜀漢的力量，不可能占領荊州全境。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東吳也絕不會讓蜀漢單獨占有荊州全境。因為劉備一旦占有荊州全境，三國均衡的形勢立刻向東南傾斜，最先被吃掉的，肯定是孫權。關羽襄樊之戰時，呂蒙背信棄義，偷襲江陵、公安，就是明證。

　　也就是說，赤壁之戰結束，三家瓜分荊州後，根據劉備所占荊州的方位和份額，諸葛亮就應該認識到，《隆中對》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因為，他和劉備擁有的荊州不是《隆中對》中的“荊州”；關羽失“荊州”之後，在天時、地利、人和盡失的形勢下，實現《隆中對》的戰略目標，更是無異於癡人說夢。

　　連我都認識到這一點，聰明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明白。那諸葛亮為什麽還要不停地打？這就回到本集前麵的話題：不能不打呀，不打曹魏，蜀漢沒理由活，也活不了呀。

　　話又說回來，凡事不能絕對化。戰爭中（這裏說的是戰爭，不是戰役，戰役中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曆史上比比皆是），弱小的集團戰勝強大的集團，不是沒有可能，也不是沒有先例。

　　秦末漢初，劉備的老祖宗、漢中王劉邦與西楚霸王項羽的楚漢戰爭，是弱小勝強大的光輝典範。雖然劉邦身上有些流氓習氣，但此人有堅強的信念、堅忍的意誌（這點劉備有些類似於他的老祖宗），屢敗屢戰，同時使用了三個天才：張良、韓信、蕭何。

　　劉邦在滎陽之戰中，自己與項羽苦苦糾纏，卻派韓信轉戰趙、燕、齊諸國，開辟河北戰場；又指示彭越襲擊項羽的補給線，黥布騷擾西楚的大後方。漸漸地，死纏爛打的小流氓劉邦，由弱轉強，最後垓下一戰，使驕傲的沒落貴族、強大的西楚霸王四麵楚歌，自刎烏江。

　　從上麵幾個範例可以看出，戰爭層麵（不是戰役層麵）的以弱勝強，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必須有堅強的信念或有滅種的危險。

　　第二，必須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有開辟第二戰場的餘地。

　　第三，政治、軍事天才的存在。

　　第四，對方有機可乘，如重大自然災害、大規模動亂或統治集團內部火並、外族入侵等。

　　用以上四個條件對照當時的蜀國，似乎一個條件也不具備。

　　首先，蜀國與魏國的戰爭，就像兩兄弟打架，不會往死裏打（上文已述），信念不足；有亡國的可能，卻沒有滅種的危險。

　　其次，蜀國可以借助的第三方力量——東吳，其實是心懷鬼胎的牆頭草，孫權像一個短視的商人一樣急功近利；又像一個莊園主，隻顧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旱澇收成。

　　同時，關羽失“荊州”後（哪怕“荊州”不失），蜀國沒有在魏國後方開辟第二戰場的餘地。

　　再次，蜀國人才凋零，沒有出奇製勝的天才。諸葛丞相是行政人才，魏大將軍是軍事人才，但都不是天才，其他人物更是泛泛之輩，與司馬懿父子、徐晃、張郃、郭淮等能征善戰之將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最後，諸葛亮北伐期間，曹魏帝國也沒有可乘之機，諸葛亮並沒有可乘之機。

　　所以說，諸葛亮的北伐成功，蜀漢帝國戰勝曹魏帝國，沒有“例外”，沒有“如果”。

　　如果諸葛亮把北伐當成蜀漢帝國統治合法性的一種手段，當成他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他繼續執行這一早已注定無果而終的戰略規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諸葛亮心知肚明，所謂的北伐，隻不過是漢帝國統治合法性的需要，隻不過是蜀漢帝國君臣之間的一種相處之道。如果諸葛亮北伐，真的是為了實現他的偉大理想，這就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認識問題，也可以說是水平問題，累死了，還是水平問題。

　　世間的許多事，曆史上的許多事，說不清是態度問題，還是認識問題，抑或是水平問題。如果搞不清是什麽問題，最好，就不要搞出那麽多問題，安生過日子的好，安穩睡大覺的好，一切順其自然的好。

　　§§第3章 襄樊之戰——真正的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