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蔣介石是否曾下令張學良不抵抗？

　　——蔣介石日記揭秘“九·一八事變”

　　◎ 周天度

　　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

　　“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等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發電報請示南京政府，南京方麵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還說，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電文，至今還保存著。

　　這段話言之鑿鑿，說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因此許多人對之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影響甚至波及海上，並由此得出結論：蔣介石是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而張學良不過是執行者，這幾乎成為國內現代史學界的一致看法。

　　人們為了對“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政策探個究竟，早些年日本廣播協會和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等人，先後訪問了晚年的張學良。張學良的回答是：“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張學良還堅決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等等，這些已為不少人所知，就不多加引用和說明了。

　　但是，也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張學良所處眾所周知的特殊環境關係，他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蔣介石），隻能由自己承擔，因而不得不如此說。其實，關於不抵抗問題，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張學良與某外報記者談話時，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宣稱：九月十八日夜，日軍“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敢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軍驅逐出營。”“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複行動。故當日軍開槍與機關槍，並用炮轟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複行為。”始終張學良心口如一，勇於承擔責任，從不違心地委過於人，這點值得欽佩。

　　盡管張學良前後如此表白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但現在依舊有人說蔣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

　　關於不抵抗命令的問題，張學良是“受令者”的重要一方，他當年和晚年的表述，已經足夠把問題澄清。那麽另一甚至比張學良更重要的“授令者”蔣介石一方當年的情況如何呢？除了上述曾翻閱報刊查證事變發生時蔣並不在南京外，今年乘來美國加州探視女兒之際，前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查閱了剛對外開放不久的蔣介石日記。現將“九·一八”事變前後幾天日記一些有關的重要情節和語句一字不漏地抄錄如下，並略加分析，供讀者研判，以彌補對這個問題探討的不足。

　　？誗九月十六日：上午批閱。後到政治會議。第五十二師昨天方石嶺遇匪，損失第九師，在九寸嶺告急。下午心頗煩悶。

　　？誗九月十七日：接第五十二師遇仗潰敗之報，韓師長與旅團長想必無生還之望，不勝憂慮。

　　？誗九月十八日：早起批閱。與妻竭陵告辭。九時半登永綏艦，下關街中水深三尺，甚為憂慮。艦中無侶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劃對粵對匪策略。……

　　？誗九月十九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沈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沈陽與長春，並有占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粵逆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

　　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

　　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誗九月二十日：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沈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

　　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嚐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誗九月二十一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

　　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餘主張：日本占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麵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

　　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隻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誗九月二十二日：雪恥，人定勝天。

　　上午到市黨員大會，餘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餘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餘複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餘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誇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

　　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餘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餘交出政權之意。

　　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誗九月二十三日：雪恥，人定勝天。

　　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

　　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麵幹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

　　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誗九月二十五日：雪恥，人定勝天。

　　電天翼來京，電漢卿來京，組織緊急委員會與外交顧問會。

　　？誗九月二十六日：雪恥，人定勝天。

　　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從上述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幾天的日記，可以看出如下幾點事實：

　　一、從九月十八日起蔣介石就離開了南京到達南昌，二十日才離開南昌，於二十二日下午返回南京。二、九月十九日蔣介石是從上海和南京方麵獲悉“九·一八”事變發生。事實上上海、南京的報紙，也隻是在十九日才報道了日本攻襲沈陽的消息。三、蔣介石得知這一事變後，他在日記中記下的心情是：“雪恥”“倭寇無故攻擊沈陽兵工廠，……侵略東省矣。”“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等等。盡管當時蔣介石也有軟弱的一麵，如幻想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幫助中國；日記表白的也大於實際實行的，但也絕無虛偽造作之詞，顯然與所謂命令不準抵抗，任由日本為所欲為的說法大相逕庭。

　　從上麵的分析查證，可以得出結論，“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曾十幾次電令張學良不抵抗是不大可能的。 ■

　　(摘自《團結報》)

　　中國和日本誰了解誰？

　　日本是我們的近鄰，兩國的交往已有千年，如今，究竟誰對誰更了解呢？下麵兩則材料可給我們提供一個答案——

　　日本人的“知華”

　　資中筠先生在《隨筆》上發表了《有感於日本“知華”與中國“知日”的差距》一文，其中提到了她父親資耀華回憶錄中的一個情節：

　　先父生於一九○○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於湖南耒陽縣深山老林的半山腰，隻有羊腸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難，信息閉塞。全村一共幾百戶，連村名都沒有，因為都姓一個姓，就稱“資家坳”。據說是祖先因避禍而舉族遷徙於這窮鄉僻壤，真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時代過的還是差不多自給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織，要買油鹽醬醋以及雜貨和藥都要到十幾裏外的山下去趕集。但是這山坳裏有一種寶藏，就是地下的無煙煤，質量特優，燒起來無味、無煙，隻留下一點白灰。村民用來取暖做飯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三十多裏外的一個水路碼頭去賣高價，發點小財。由於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規模運出去，也沒有外人來大規模開采，所以中國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這種煤，幾乎很少人知道。無論在多大、多詳細的地圖上都不可能有這個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後來父親留學日本，竟發現日本人已經將此礦藏記錄在案！那是在日本圖書館看到，日本的同文書院對中國各省調查記錄報告中，記載有湖南耒陽田心鋪（他們甚至知道這個小地名）某山上有無煙煤礦！這使他既欽佩日本人，又感到觸目驚心。

　　日本同文書院對中國各省調查是何時、如何進行的，本人無從考察，父親是一九一七年用退還的庚款餘額赴日留學的，這份報告至少應該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時沒有衛星觀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麽手段得到的資料。不論目的如何，日本對中國研究之深、之細，由來已久，而且是一貫的。各國都有“漢學家”和研究中國的“專家”，但論“知華”人士之數量和對中國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還是略遜一籌。總之，不論為敵、為友，是崇敬還是鄙夷，目的是政治還是經濟，或者隻是客觀的學術興趣，日本人對中國的過細研究是無可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