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29章 昨日的世界汪家明

　　現在我們知道，茨威格是歐洲二十世紀上半葉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他還曾是一九三。年代以前在德語國家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可是在那以後，幾十年裏，無論在歐洲還是東方，他銷聲匿跡，整一代人不知茨威格為何人。在歐洲，起於納粹的對他的書的禁令：在中國，則因極左思潮把他的小說列為‘靡靡之音”。直到一九八一年。茨威格誕辰一百周年。好像是突然間。人們記起他來。德國費舍爾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中國出版界也有響應。

　　茨威格的代表作是中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熱帶癲狂症患者》、《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象棋的故事》和長篇小說《同情的罪》。他一生中最信服的朋友是弗洛伊德，深受弗氏精神分析學的影響。羅曼·羅蘭曾說，茨威格是一個‘靈魂的獵者”。他計劃寫一組‘鏈條小說”，每一部都由多篇小說組成。第一部《初次經曆》通過青春萌發期兒童的眼睛來看被情欲所左右的成人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灼人的秘密”；第二音部《熱帶癲狂症患者》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製的成年男女的心態，它們在潛意識的驅使下犯了所謂的“激情之罪”；第三音部《感情的混亂》的主人公都是已經滄桑的中年人，茨威格的關注點是這些人物在遭到意外打擊時心靈的震顫和潛意識的流動過程。

　　《灼人的秘密》講述一位尋花問柳的男爵，為了接近正在度假的少婦，而和她的小男孩親近，贏得孩子狂熱的愛。孩子看到母親避開自己和男爵在一起，十分不解乃至嫉妒，沒想到男爵和他母親一起欺騙他。他吃驚地發現：男爵和自己好，原本隻是為了接近母親。友情被利用的義憤使他喪失理智，他以超常的勇氣跟蹤他們，和他們展開心理戰，為製止他們親熱而攻擊男爵。過後母親要他寫信向男爵道歉，他與母親爭執，慌亂中打了母親並憤然出走，獨自乘火車回到祖母家。母親隨後趕到。父親盛怒，問其原因，母親暗地裏以手勢哀求他保守秘密。他感動於母親的信賴，沒有說出真相。母親從此斷了風流的欲念，他也好像突然長大了……整部小說幾乎就是弗洛伊德的研究報告，兒童心理的發展、轉變、突進都極典型。

　　《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的故事很傷感：十三歲的維也納少女暗戀鄰居、青年作家亞爾，後隨母親搬家去了另一個城市，但她一直在心裏愛著亞爾，買了他的全部著作，在報上尋找他的行蹤。五年後她重返維也納，每天到他窗下等候，被他誤認為賣笑女郎。兩人度過了三個良宵，亞爾有事離開維也納。從此他們再未見麵，這三夜給她留下了一個兒子。她一個人默默承擔著一切，直到他倆的兒子得病夭折，她自己也身患重病即將辭世，才寫下這封沒有具名的長信，講述了這個動人的故事。我還記得初讀這篇小說時的感受，那種一見傾心、不求回報、如飛蛾撲火般的愛，在茨威格的筆下展開得多麽充分、婉轉、字字幹鈞而又淒美萬分啊！說它驚心動魄，也不為過。怪不得高爾基讀後給茨威格寫信說：“其動人的誠摯語調、對女人超常的溫存、主題的獨創性以及隻有真正的藝術家才具有的奇異的表現力，使我深為震動。讀著這篇小說我高興地笑了起來——您寫得真好！由於對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於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動得難以自製。我竟然毫不羞恥地哭了起來。”

　　《同情的罪》是茨威格小說裏最長的作品，譯成中文約十二萬字，從篇幅上可以說是小長篇，但以我之見，無論社會生活的廣度還是思想的深度，它都不具備一部長篇小說的要素。從故事本身講，與茨威格的其他小說沒什麽特別不同，隻是寫得更充分、更細致而已：輕騎兵少尉第一次到富有的地主家做客，冒失地請主人的女兒跳舞，殊不知那女孩兒腿有殘疾，鬧了一個大誤會。雙方都怕無意間傷了對方的自尊心，結果很快成為朋友。少尉因為同情這個漂亮的少女，加之全家人熱情歡迎他來做客，總是把他奉為上賓，所以來得很勤。結果少女愛上了他。當他明白這一點時，已經晚了。在他那個騎兵隊裏，如果他與這個姑娘結合，就會被視為貪圖財富，出賣自己。偏偏他優柔寡斷，在同情心的促使下舉棋不定，而這少女是一個剛烈性子，無法接受同情，如果得不到真正的愛，寧願選擇死。故事就這樣一直被推到波峰上，懸在半空中，最終少女從高台上飛身而下。這是茨威格描寫情欲的心理分析小說的最後一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茨威格在給弗洛伊德的信中說：“我在寫一本心理小說，描述那種不願作出最後犧牲的不徹底的同情，它遠比暴力更致人死命。這是回歸到您的世界。”

　　《象棋的故事》在茨威格的小說中可說是另類。一位象棋世界冠軍乘船去阿根廷參加比賽，在船上遇到一位無名棋手。那棋手走第一步時，就預見到後麵十幾步的走法，所以，離“將死”對方還有許多步，他就宣稱“贏了”，而世界冠軍苦思冥想後，隻能承認失敗。可是下第二盤時，他已不能忍受世界冠軍每步棋看十分鍾的做法，在焦急等待中，精神錯亂了……原來，此人曾被納粹逮捕，為了逼供，納粹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把他關在一間幾乎是真空的屋子裏，聽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東西，久而久之，這種絕對的孤獨和空虛使他精神快要崩潰了。在一次例行提審時，他從候審室牆上掛的大衣兜裏偷了一本書，一本有一百五十盤對局的象棋譜。百無聊賴中，他按照棋譜在心裏對局，最後把一百五十盤對局倒背如流。在新的空虛中，他發明自己跟自己對弈，既做黑方，又做紅方。然而，後來無論是哪方贏，他都生氣，終於引發了精神分裂……出獄後，醫生囑咐他再不可下棋。

　　茨威格的小說構思都很奇特。《熱帶癲狂症患者》中的醫生要挾請他打胎的清高女子。女子拒絕他的條件離去後。他卻死死追隨，直至付出生命；《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中極有教養的中年女人為了挽救素昧平生的年輕賭徒，居然以身相許；《看不見的收藏》中失明的收藏家，不知道家人為生活所迫已經將他的藏品賣光，領著古董商去隻剩下畫框的倉庫，自豪地介紹一件件已經不存在的傑作……他把小說的場景和情節壓縮到極為單純的空間，既不承擔深刻的思想，也不反映社會和曆史。全力刻畫人心靈深處隱秘的情感和欲望。也許這就是他的小說能夠跨越時代的原因？

　　茨威格在寫作藝術上是下了苦功的。年輕時他接受朋友的意見，通過翻譯外國大作家的作品來練筆：後來他又通過寫傳記的方式接近心目中的大師。為此他差不多用了兩年時間翻譯比利時詩人維爾哈倫的作品，足有三大卷；他寫了《三大師：巴爾紮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魔鬼搏鬥：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尼采》、《三作家：卡薩諾瓦，司湯達，托爾斯泰》、《精神療法：梅斯默爾，瑪麗·貝克爾一埃迪，弗洛伊德》等一係列的傳記作品，最終，他的傳記作品字數遠遠超過了小說作品，成為世界公認的傑出傳記作家之一。他的傳記作品注重客觀敘述，而不在乎所謂重大主題，至今還有著眾多讀者。

　　茨威格那個時代的歐洲藝術家。尤其是他這樣的猶太作家，命運都很坎坷。他生於一八八一年的維也納，一生中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羅斯革命、希特勒的反猶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與弗洛伊德、裏爾克、羅曼·羅蘭、托馬斯·曼、高爾基等交往很深，與他們共同經曆著現實生活的大起大落，經曆著精神世界的歡欣和哀傷。盡管誰都不願意經曆這樣的艱難時世，但不可否認正因此造就了這些藝術大師……然而，這代價是否太大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夜裏，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流亡巴西的茨威格寫下絕命書後，與妻子吞藥自殺。在這封冷靜的絕命書中，他寫道：“年過六十，要想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漫長的流浪歲月中已經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最好是及時地和不失尊嚴地結束這個生命，結束這個認為精神勞動一向是最純真的快樂、個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寶貴的財富的生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願他們在漫長的黑夜之後還能見得到朝霞！而我，一個過於性急的人先他們而去了。”

　　關於茨威格的自殺，曆來有多種猜測。其實最重要的原因來自與他一生若即若離的憂鬱症。作為一個視精神勞動為最高快樂，視個人自由為最寶貴財富的人，他用母語寫的文章已經沒有人能讀到，他有家不能回：他特別看重友情，可是他視為精神依靠的朋友們相繼離去：高爾基死於一九三六年，弗洛伊德死於一九三九年，托馬斯·曼、羅曼·羅蘭已經年老並疏遠：他仍愛著前妻，但已有新妻……這一切對他敏感的心靈無疑是嚴酷的打擊。他深感已了無生趣。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他突然決定開始寫早已打算的回憶錄，幾十萬字的一本書，僅用了一兩個月就完成了。起初的題目擬定為《歲月已逝》、《無法追回的歲月》等，後定名為《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其實這也是他的絕命書，他以最後的精神力量向昨日告別，向自己的人生告別。

　　我是在一九八二年接近這位藝術家的，並把最初得到的兩種集子（沉櫻譯的《同情的罪》、高中甫等譯的《茨威格小說集》）作為枕邊書，與《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等放在一起，讀了許多遍。我認為這是人性揭示的極致了。我甚至對兩種譯本做了細致比較（其中有9篇是相同的），發現，沉櫻的譯本似更精妙，比如《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百花版譯作《巫山雲》；信的首句，沉櫻譯作“你，永遠不知道我的你”，百花版則是“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當故事中的“他”對陌生女子來信感到好奇後，沉櫻譯“一直讀下去”，百花版則譯作“開始念道”……兩種翻譯之間的感情強度是不一樣的。這篇小說還有人譯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沉櫻認為，“一個”和‘一位”有尊敬程度的區別，“女人”和‘女子”則有已婚和未婚的區別。茨威格是懷著對這位癡情女子十分尊敬和同情的感情寫作的，沉櫻也是以這樣的感情來翻譯的。

　　二〇〇八年底，我又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名著名譯插圖本”叢書中張玉書譯的《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選》，其中的二十幅插圖顯然出自不同畫家，有現代風格，也有傳統風格，但都讓人喜歡。這樣我就有了三種茨威格小說的譯本了。此外還有他的傳記作品五六種。然而，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才發現，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對茨威格還是缺乏了解。在中國，茨威格從來就不是一個轟動的作家，他的作品的傳播似乎無聲無息——不過，可以說無聲勝有聲。

　　大約兩年前，聲望卓著的法蘭西學院和法國金石典籍學院聯合舉辦了一個隆重的國際會議，學界名人耆宿聚集一堂，紀念一個‘小偷”和‘文化盜賊”，而這個盜賊偷盜的東西是中國的無價國寶。大概我們駐法國的記者們消息閉塞，這樣一個公然的挑釁行為居然在中國的媒體上沒有任何報道。如果當時在國內的大小報紙和網上有所提及，肯定會激發起比拍賣圓明園的獸頭所導致的更狂熱的抗議浪潮。

　　然而，這次也可能不是駐法記者們集體失職，因為這個偷盜案本身也頗有說不清的地方。

　　法國人紀念的是他們的文化英雄，漢名伯希和，然而正是這個被稱為曆來最博學的漢學家犯下了難以得到中國人寬恕的偷盜罪，因為他偷盜的是比圓明園的那些獸型水龍頭珍貴何止萬倍的敦煌文書。國內至今發表和出版的任何關於敦煌的文章書籍，都眾口一詞地稱他為‘文化盜賊”，“以欺騙手段從王道士那裏騙去了珍貴文物”。而且，還有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話最具權威性地給整個事件下了定論：“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傷心者，蓋因寶物遭竊流落海外也，則伯希和之罪明矣，這句名言現在鐫刻在敦煌研究院門口的巨石上，在世人眼裏，是把包括伯希和在內的敦煌盜寶者的罪行昭示天下了。

　　不過，陳寅恪的這句話雖然都被引用爛了，引用者們大概都沒有讀過其出處的原文。如果把原文《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讀一下，我們會看到，陳寅恪寫下這句話的原意竟不是我們的引用者們想要它表達的意思。在這句話前陳先生寫道：“或日，”這是傳統文章作法的老套路，他是在假設別人的意見或例舉流行的看法，以轉折引出自己的論點。所以陳先生接著馬上說：“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要表達的意見恰恰是，不必妄自傷心，留在國內的敦煌文卷也不是別人檢盡的垃圾，其中不乏富有研究價值的珍貴史料。陳先生作此文時恐怕夢想不到後人會把他所否定的意見當作他的語錄大書特書。

　　不過，論者會說，盡管陳寅恪認為留存國內的敦煌文書也非常有價值，他並沒有否定寶物遭過劫呀！另一位陳先生的著作的題目不是明示有大劫嗎？敦煌無疑是遭受過大劫，隻是盜賊是誰呢？誰應該為敦煌的劫難負責呢？

　　起伯希和於地下，他或許會辯解說，他是花了五百兩銀子從王道士那裏買到了六幹卷敦煌文書，所花的錢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十三萬左右。當然，這個價格現在看起來低得可笑，但是伯希和挺委屈的，當時他沒少為這筆經費的支出受法國國內輿論的責難，他的同胞指斥他浪費國家大筆經費買來了假古董。伯希和還會說，他在做這筆買賣時確也沒有仗勢欺市。雙方是兩廂情願成交的。如果現在有人在潘家園花兩百元買到了一部宋版書，別人會指責買家是騙子嗎？

　　當然這樣的辯解是說服不了人的，問題不是付的價格的高低，而是把我們的寶貝運到國外去了。我們國家是禁止古物出境的。不過，將出土文物定為國家財產而禁止外人收購的法律是中國政府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才頒布的，能以幾十年後生效的法律來控告伯希和在一九〇八年的行為嗎？沒有一個律師和法官會這麽認為。不過，說到底，伯希和一案實際上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感情問題。

　　在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後，他也曾報官，他也曾風塵仆仆地將那些古代抄本送給當地的士紳達人們看，沒人認為這些陳紙爛卷有什麽價值。最先聞到風聲的斯坦因從曆史的久遠明白這是一個寶庫，盡管他的漢學學識並不能讓他真正認識這些古文書的學術價值，他還是肯出兩百兩銀子來買走藏經洞裏的八幹卷文書，當時卻沒有一個中國人想到這樣做。既不是名人字畫，又沒有古版善本，值得那麽費心費力嗎？

　　伯希和的來到一下子改變了敦煌古卷在國人心中的地位。他沒有像斯坦因那樣漠視敦煌背後的老大帝國，帶著他的斬獲從漠北一走了事。伯希和特地到北京展示他得到的敦煌古卷，並和中國的學者交流他的讀卷心得。寫敦煌史的人常常作誅心之論，說伯希和急著向中國學術界顯示他的成果是為了提高他在學術界的聲望地位。但這至少表明這個法國人很在乎中國學者的意見和看法，而當時中國第一流學者如羅振玉等人正是因為伯希和的來到才震驚於敦煌古卷罕世無雙的價值，急忙向政府呼籲保護國寶，這才有了敦煌古卷在中國的收藏和研究。

　　伯希和得到的敦煌古卷是敦煌寶藏中的精華，他將這六幹卷古文書視若拱璧，纖毫未損地帶到了法國，法人將它們奉為國寶，什襲珍藏。至今是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專藏。

　　那些沒有給伯希和帶走的卷子的命運如何呢？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後，他經常選一些精品送人以引起有權勢人士對這些中古文書的重視，陸陸續續一直有卷子散出敦煌落到當地的士紳官吏手裏。伯希和在北京顯示了敦煌文書的真正價值後，中國政府終於下令將所有剩下的寶貝運到首都來收藏，這時大家知道這些破文書的價值了，災難也就接著來了。好多精美完整的寫本被壓下不上交，以便以後牟利：漫長的運送路上，捆載在大車上的古卷不斷被盜：更可惡的是兩個押運官員監守自盜，到了北京先將貨物存在自己的家裏，偷得個不亦樂乎，想偷的都偷完了後才上交給官府收藏，總共四萬多卷敦煌古文書，最後隻剩下八幹餘卷入藏。所有這些被中國人自己偷盜走的敦煌文書現在大多都沒有了，消失了。我們沒法知道那裏麵有多少珍貴的古書抄本或有什麽可以改變當今研究結論的史料文件。這是兩名給敦煌古文書造成真正不可逆轉的巨大損害的盜賊。但是今天在為敦煌遭劫而痛心憤慨的國人中有幾個人能說出這兩個中國盜賊的名字？

　　然而，有人或許還是會說，這裏有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的寶貝，我們自己撕掉燒掉毀掉都可以，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外國人拿去珍藏。如果這樣想，那就不是個感情問題而是一個情緒問題了。

　　伯希和買走我們的寶物，確實令人痛心。但是，讓我們假使一下，倘若伯希和沒有去敦煌。我們的這些寶貝又會遇到什麽樣的命運呢？

　　它們先是會在無人重視的狀況下漸漸流散。倘若靠著量多，七八年後在敦煌的洞裏還存有不少古文書的話，那麽，當一九二一年那五百名流亡的白俄大兵被中國地方官員安排暫居到敦煌洞窟時，他們拆佛窟的門窗燒火，塗抹壁畫砍削雕像取樂，當然不會放過那堆舊書卷，準定會把藏經洞裏的舊紙卷用來取火。

　　即便能躲過白俄士兵粗野的手，以後的幾十年裏還有一場接一場的戰亂等著在那裏肆虐，中國的土地上從來就不缺像孫殿英這樣的兵匪，隻要聞到了財寶的氣息，一個小連長就能把洞裏的貨物搶掠得幹幹淨淨。

　　如果熬到了一九四九年，天下太平了，兵火之災是沒有了。但是倘若這些寫卷沒有被國家圖書館收藏而是留在私人收藏家的手裏的話。它們能逃過紅衛兵的一把火嗎？它們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的宣傳品，該當成為革命的對象。

　　假定所有這一切災難竟都沒有毀掉我們的敦煌寶貝，假如敦煌文書幸而都早早地入藏到了當地的某個圖書館博物館裏了，這些稀世珍寶肯定就能保全下來了。可是也正是因為它們太珍貴了，當代的研究者們愛好者們能不能想看就看得到它們了呢？經濟要發展，文化來搭台，收藏者按照目下的慣例，對來查閱的，對來聯係影印出版的，都會課以高額資料使用費。有項目經費的或有善款資助的專業研究者和出版者，或許還有法可想，貧寒學子，那可隻好望庫興歎了。也難怪收藏者們這樣忘義逐利，國家對文化事業的撥款少，從業者要吃飯，就得因藏製宜了。

　　以上都是假使，伯希和去了敦煌的事實是改變不了了，不過，他拿去的敦煌文書倒也沒有就此與國人無緣了。目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伯希和敦煌寫卷八幹多卷都被製成數字化的圖像放在他們的網站上，無論你在哪裏，都可以隨時上網免費瀏覽研讀這些千年古卷。而且，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合作出版法藏敦煌文書的規劃也已完成，當年伯希和捆載而去的所有古寫本以影印本的形式回到我們的書架上了。

　　有趣的是，伯希和在我們國家裏背著“盜賊”的惡名，他在西方的漢學界裏的外號卻是‘警察”，因為學界的同道們對他的嚴厲學術評判都且敬且懼。以伯希和驚人的博學，任何虛假或低劣的學術成果都難逃他尖刻而無情的批判，西方漢學能達到高水準，和伯希和在他主編的《通報》學刊裏維持的學術高標準分不開。同樣博學而眼界高的我們的陳寅恪先生對這位伯希和先生也是頗為尊重的。

　　自伯希和登上敦煌的幹佛洞以來已有一個多世紀了，在這一個世紀裏中國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何止於敦煌文書，何止於江河上下幾千年積累的文物寶藏，這痛失國粹的責任該歸之於誰呢？歸罪於外國人，憤怒聲討帝國主義的侵略，那是最方便也是最能安撫傷口的做法，但是這就真正能把曆史厘清了嗎？在把一切外國勢力和絕大多數的外國人都趕出了中國的一九六六年，北京地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物普查時確定的六幹八百四十三處文物，兩個月裏被毀掉了四千九百二十二處，現在有幾個人還記得這瘋狂的破壞呢？當然，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進步了。然而，一個民族成熟與否的標誌，是看它有沒有勇氣和理智來直麵自己的曆史，來承擔起屬於自己的曆史責任。伯希和是個過去的人物，不管他在西方漢學界有什麽樣的崇高地位，在中國現代曆史的大進程中畢竟隻扮了個微小角色，怎樣評介他並不重要，知道我們應該為敦煌傷心什麽才是更重要的。